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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深夜，没有风，静悄悄的，好像所有的生物都睡着了，连狗都不叫一声。只有那寻春的猫儿，有时发出几声和它那柔媚的身姿极不相称的嗥叫，让人感到夜更深了。
满洲省委新任工会负责人谢万春的老伴儿谢大嫂坐个木板凳，脸儿紧贴在外屋地的房门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刚一合上眼睛，就又看见一九三二年松花江发大水的情景：大水冲开了离她家只有半里地的堤坝，浊黄色的巨浪翻滚着，吼叫着向他们那条破烂的街道涌来。她背着只有四岁的小女儿，从小破房里冲出来，在街道上狂奔。天下着瓢泼的大雨，狂风加紧了雨势，满街都是像她一样狂奔的老人、妇女和小孩。他们一边跑一边张大嘴用尽全身力气呼喊着——妇女喊着孩子，孩子喊着妈妈，没有什么喊的也直着嗓子在叫唤，是叫天？还是呼地？谁也听不清楚。当动物的生命突然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大概都会发出这种本能的绝望的呼号。
喊声、风声、雨声，夹杂着从人群后面追逐而来的洪水声，真让人感到那黑沉沉的天就要塌下来，人类要毁灭了，世界到了尽头。
谢大嫂拼命地跑着，跑着，明明知道跑不出去也要跑。后面的浪头打过来，她在浊水里挣扎着。一块木板冲过来，直撞在她的腰上，木板把她撞倒了，但她又飞快地抓住了木板，她就着水势趴在木板上。木板在浊水里一起一伏，木板边上隆起一个用旧铁皮包着的玩意儿，有半尺长，两头低，中间鼓鼓着，鼓鼓的地方还有个窟窿。谢大嫂一把就抓住了这个玩意儿，她抓得牢牢的。手握在窟窿里不大不小，正可手。她真像抓住一个救生圈一样，把全身力量都集中在这只手上，只要不松手，她和她的小女儿就能得救。水一过去，她又可以回到她那小房子里，和她那出门在外的老头子她刚想到这里，忽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感觉从她的手上传过来，她就像触电一样忙向那旧铁皮包的玩意儿望去。天哪！这不是自己家里的门把手吗！她又飞快地瞥了一眼身下的木板，呀！正是自己家外屋地的房门，天哪！莫不是它成了气候，成了精灵，撵过来，搭救自己不，不是，她忽然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家那遮风挡雨，赖以生存的小房完了！
谢大嫂一下惊醒过来了。她的脸在门板上贴得冰凉，她的手正抓在那旧铁皮包的门把手上。她把手从门把手上拿下来，拽了拽披在身上快要滑下去的薄棉袄，又抓住了门把手，门把手上的铁皮还热热乎乎的，她也感到一阵温暖。从那次大水以后，她就和这块门板，这个门把手，结下了患难与共的生死之缘。大水把她的小房冲倒了，所有的东西都冲没了，只有这块载着她和小女儿死里逃生的门板，还和她在一块儿。当她们随着一批难民，在南岗下坎搭起现在这片避难房的时候，这块门板就又为她家看宅守户了。
谢大嫂挺了挺腰板，又歪着头向里屋看了看。里屋门关着，一线幽暗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稳约地可以听见男人的话语声。谢大嫂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暗自嘱咐自己：可不能再粗心大意地睡过去了！
里屋她的老伴儿谢万春正在讲话，声音不高，听不清楚说什么。但是只要听着这声音，她就觉得心里踏实，有了主心骨，好像天要塌下来，有这个老头子在身边也压不着自己，他的肩膀能抗得住啊！
谢大嫂名叫迟素芬，她和谢万春同是喝呼伦池水长大的。两家的小草房脊连脊的盖在池边小镇旁；两家的大人手连手地扯着一条渔网讨生活；两家的儿女从会跑就在一块儿抓鱼摸虾，而他俩也就在风吹浪打中一齐长大了，并且长得那么般配，那么和谐。如果真要想在世界上找到“天生一对”的伴侣的话，那么除了他俩还有谁呢？
两家的父母早就有意结亲，两家的邻居也都极力玉成。只要年龄一到，这对小情人就可以在茅屋下拜天地了。但在那年月穷人总是和厄运结缘，有几家穷人手里能拿着称心如意的算盘，任自己扒拉呢哪时沙俄帝国正把侵略的血手伸进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修筑一条血路——中东铁路。说它是血路，就是因为它是用中国劳动人民的鲜血铺成的。翻开俄国人修筑中东铁路的纪念大画册看看，屠杀中国人的血淋淋的画面竟成了沙俄帝国侵略胜利的标记：在枯树枝上高悬着中国劳动人民的头颅；在草地上横陈着中国人民的无头尸体。有一幅照片，竟照下了刽子手挥刀砍人那惨不忍睹的一刹那：大刀砍下去，人头刚刚离开颈项，血还往下流俄国人把当时最高超的摄影技术用来记录屠杀中国人民。
在那些无辜被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当中就有谢大嫂——迟素芬的生父。那条血路的路基占了他家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她父亲和同乡们红着眼睛起来拼命。一阵排枪扫过来，她父亲倒在俄国人的枪口下，素芬不顾死活地扑上去，两个俄国“骚达子”——大兵抓住了她。兽性发作的老毛子，把十七岁的姑娘拖进高粱地，正在危急万分的时候，谢万春手持砍刀闯来了。一阵砍杀，两颗黄头发的脑袋滚进了垄沟里，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被中国人杀个痛快！如果谢万春也有照相机，这倒真应该记录下来，贴到中国人民反侵略纪念画册上去。但是谢万春非但不能照这样的相，还受到了危险的追捕。他只好拜别了父母，和迟素芬双双逃出了家门。茫茫大地，湛湛青天，他们逃向哪里？
这时哈尔滨已经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大批农民涌入当时还叫傅家甸的道外区。历尽千辛万苦死里逃生的万春和素芬，也随着成帮的农民来到了哈尔滨。那时哈尔滨到处盖楼房，修马路，横跨松花江的大铁桥动工了，停泊火轮船的道外码头也破土了，只要是肯卖力气，不愁没活于。刚满二十岁的谢万春长得虎背熊腰，粗眉大眼，经年在太阳暴晒下的皮肤像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红色，使他往工夫市上一站，真像座用紫檀木雕成的力士。领工的小把头总是一眼就相中他，头一批就被领走。迟素芬则靠着勤劳的双手，给人家洗衣服和缝缝补补。两个人口挪肚攒，积下了几个钱，就在道外靠码头的地方（后来形成了街道，叫道外三道街），盖了两间小房。这对患难的伴侣，从一座小店的男女大炕上，搬进了新居。他们没拜天地就成了夫妻，用新名词讲叫同居，用旧话讲叫合房，不论怎样叫，内容都是一样的。最质朴的形式中饱含着最纯洁的爱情，在旧中国刚刚兴起的新式自由恋爱，却在两个还不懂这名词的青年中发生了。在搬进新居的那天晚上，谢万春特地买了两支红蜡烛，打了两壶酒（他本来连一壶也喝不了，但新婚什么都要成对成双，不能“要单”呀），炒了四个菜，小夫妻点上红烛，穿起仅有的两件新衣，双双面向北方跪下，向家乡父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坐在新炕席上，在红烛高照下，共进这对他们来说是最豪华的晚餐，共享这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刻。
婚后，谢万春觉得卖小工做零活终非长久之计，他要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这时有一个叫老巴夺的波兰籍犹太人，在离他小房不远的地方，开设了一座制作烟卷的手工作坊。谢万春经常从这作坊前面路过，天长日久，就被那精明的犹太人老巴夺注意上了。他那切烟丝和制造大白杆纸烟嘴的机器都是手摇的，劳动力越强机器转动得越快，像谢万春这样浑身是劲的棒小伙子，对他那手摇机器来说简直就是一台不用电力的马达。他在寻找机会，要把这台“马达”安到自己那手摇机上，让他像有名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样为自己出力。
这愿望在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中实现了。有一天，老巴夺坐着一辆老毛子赶的大洋马车回作坊，路旁一个顽童正蹲在地上放高升炮。炮身没坐稳，药捻儿刚点着，炮身就向马路方向斜射过去。轰然一响，带着一溜烟火的半截高升炮，不偏不斜地正打在拉车的大洋马那长嘴巴子上。大洋马一声嘶叫，前蹄往起一坚，马尾往高一撅，又猛往前一蹿，四蹄一蹬，发疯般地向前冲去。赶车的老毛子一下子被从前边的高座上掀到后边的车厢里，正砸在被软座弹起来的老巴夺前胸上。还多亏这一砸，不然的话那个老巴夺很可能被甩到马路上去，摔个半死。这时那吓昏了头的老巴夺猛伸双手抱住了高声吼叫的老毛子，就像被惊吓的小猴子抱住老猴子一样，缩头拱背不肯撒手。赶了一辈子马车的老毛子，虽然被摔下高座，手里的缰绳却没放，就像久经沙场的战士临死还紧握着钢枪一样。这老毛子在被老巴夺紧紧搂住难以脱身的情况下，还紧拽缰绳，拼命地喊着，叫着。他那极度惊恐的黄眼睛瞪得和发疯的马眼睛一样大，他的嘴竟也和马嘴一样冒着白沫子。他声嘶力竭地想让马像往常一样听他的喝令，但是兽性大作的洋马再也不肯听他那洋话了。这匹发狂的奔马像离弦的弩箭一样向前冲去，真比那鸣着警号飞驰而来的救火车还有威势。街上的人流像逃避洪水猛兽一般呼叫着、狂奔着向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躲去；有的滚进了污水沟，有的钻进了垃圾箱，有的跳上了窗户台，有的踢翻了杂货摊，小媳妇跑掉了绣花鞋，老太太甩散了疙瘩髻，有一个少女竟扑迸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怀里
那狂奔的大马车在拐弯的街角处没有拐弯，竟风驰电掣地向人行道上冲去，直对奔马的人行道上正有一群小孩在抓“瞎糊”一个小孩的眼睛上绑着老奶奶的黑腿带子，张着小手向四处摸着。围着他嬉笑叫喊的小孩一见马车冲过来，都惊叫着四散逃去，只有那个被蒙住双眼的小孩还张着小手向前摸着他后面是一座正在修建的楼房，脚手架上还站着砌砖的工人，一摞摞青砖摆在离地四五米高的跳板上呼啸着的马车正对准这小孩和脚手架冲去，再有一瞬间那惨不忍睹的悲剧就要发生了。老巴夺已经闭起双眼，高喊一声“主啊！”等着去见上帝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小伙子像闪电一样猛冲过来，腾身一跃一把抓住马笼头，赶车的老毛子就势用尽全身力气一勒缰绳，大洋马前蹄离地，整个身子竖了起来。小伙子也随着腾空而起，他非但没松手，却又抬起另一只手，牢牢地抱住了马脖子。只见他双腿在空中用力一蹬，马的前蹄落地了，小伙子就势向下一坠，马的前腿向下一弯，就跪在地上了。小伙子迅速地一换手，另一只大手紧接在马头上，马嘴啃着地皮，鼻孔的粗气喷起一股烟尘，马一动不动了
满街上那惊魂乍定的人群奔过来了，脚手架上的工人跑下来了。层层的人群向着小伙子欢呼，一个个大拇指向着小伙子伸来。那已经准备去见上帝的老巴夺和赶车的老毛子从车上跳下来，老巴夺伸开双臂，把小伙子紧紧拥抱在怀里，张着嘴就向小伙子那紫檀木一样的脸上啃去，泪珠随着热气扑在小伙子的脸上。赶车的老毛于在一旁不住声地喊着“尚高！合洛勺！”
惊恐化为欢乐，灾难变成喜庆。小伙子谢万春成为老巴夺的座上客，又从座上客成为老巴夺卷烟作坊的工人。这个老巴夺既具有一般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本能，又有一般人类感恩不忘的品德。在手摇机面前谢万春是他剥削的对象，是他花钱买来的不用电的“马达”；在生活中又是他的救命恩人，遇着他欢宴嘉宾的时候总把谢万春请去，而且总要讲一通谢万春舍身救人的事迹，用以表示他的感恩不忘。逢年过节——这个老巴夺自己过洋人的节日，但对中国工人，却是按着中国的习惯办——总是用红纸包一个钱包，塞到谢万春的手里，工资也给得很优厚。谢万春也总是来者不拒，你给我就要。他要钱既不是积累财富，也不是供生活享用，他日子过得仍然那样清苦。他把一部分钱寄给家乡的父母和迟素芬的妈妈（随着岁月的流逝，追捕他的势头已经过去了）。另一部分钱都用来帮助那些吃上顿没下顿的穷哥们，在他周围团结起来的穷哥们越来越多了。
老已夺和谢万春那复杂的东伙关系并没有继续多久。他们的特殊关系是在一件偶然事件中开始的，又在一系列必然事件中改变了。
老巴夺像许多精明干练的犹太商人一样，是一个很会聚集财富的家伙。他那独具一格的大白杆纸烟很快就风行全哈尔滨市了。所谓大白杆纸烟就是在纸烟的一头，多延伸出半寸长的硬纸嘴，样子就像今天的过滤嘴香烟一样，不同的是延伸出来的那部分是空的。虽然是空的，也就与众不同了，与众不同的商品总是受人欢迎的。这样，老巴夺的卷烟事业就飞快地发展起来了。从只雇佣七八个中国工人的小作坊（谢万春就是这时来的），很快就发展成为七八十人的小工厂，产品销路也冲出了哈尔滨市区的范围，从满洲里直至奉天、大连都有人抽老巴夺的大白杆了。
老巴夺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把工厂搬到比道外整洁的道里中国十二道街。他盖起了新厂房，从英国买进了电动的切烟机（装烟还是用人工），工人从七八十人又发展到四五百人。财富使老巴夺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残忍。他数着一万想两万，数着两万想四万，他的工厂本可以用飞快发展来形容了，但他还嫌慢，他恨不得一下就变成一个大型的烟草托拉斯，和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相竞争。他拼命地盖厂房，添机器。道里的厂址他嫌小，又搬到南岗山街。无限的扩展和几次的折腾，使他的财政收支失去了平衡，他的现金都用没了，连买原料的钱都成问题了。怎么办呢？只有在另一种商品——工人身上打主意了。他想方设法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压低工人的工资，把发放工资的时间从月初延迟到月末。如果说他在开小作坊的时候还能和工人握手的话，这时他手里拿的却是敲骨吸髓的棍棒了。
物极必反，不平则鸣，工人们起来斗争了。开始是自发的，零星的，此起彼伏的。可是很快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把斗争的旗帜举起来了，使自发的零星的斗争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大规模的斗争。很快就发展成为全体总罢工，老巴夺卷烟厂停产了。
在这场斗争中谢万春始终和工人弟兄站在一起，冲锋陷阵。开始，老巴夺还想利用他们间的特殊关系争取他、软化他，甚至收买他。但谢万春是生根在工人之中的，是和群众血肉相连的。他不但严词拒绝了老巴夺，还当众揭露了他。谢万春很快就成了群众的领头人。
当工厂因为罢工而停产以后，老巴夺找到了谢万春，愤恨地说：“当初你救了我的命，现在你又要掐死我，恩仇两顶，我和你从此一刀两断！”
谢万春说：“当初我不是为了救你一个犹太人，现在我也不打算掐死你这个老已夺，我和你没有个人恩仇。我只是要你不把我们中国工人当成机器！用我们的口号来说：我们要生存的权利！”
“等着吧，明天我就给你！”
第二天，工厂大门口贴出了一张开除工人的告示，在一长串人名中第一名就是谢万春。
但是这张告示等于一张废纸，因为财源枯竭的老巴夺，已经没有力量再使机器转动起来了。他出这张告示只是为了泄愤而已。
老巴夺犹如一条病鱼，正在他翻腾挣扎的时候，一条大鱼游过来了，大嘴一张，滋溜一声，老巴夺被吞进去了。这条大鱼就是英美烟草公司。
英美烟草公司是英、美两国资本家合办的烟草托拉斯，总公司设在伦敦，子公司分工厂和销售机关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的分总公司设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都有分号。他们对突然崛起的老巴夺烟厂早已注意上了。正当他们对老巴夺那咄咄逼人之势感到威胁的时候，老巴夺忽然在工潮的声浪中停产了。细一打探，原来他钱光脉断，只剩下一个空壳。于是他们就乘虚而入，经过一段紧张的谈判，老巴夺原有的工厂、机器等折价四十万元，英美公司投入现金六十万元，按四六分成。为照顾老巴夺的面子，老巴夺的厂名仍旧保留，但前面要加上英商二字，这样全名就成为“英商老巴夺父子烟草有限公司”所以又添上父子二字，是因为谈判一完，老老已夺就上巴西治内伤去了，把儿子小老巴夺留下了。
挂上新牌子的烟草公司为笼络工人，不但撤回了老老巴夺开除工人的告示，还答应了工人的起码要求。工人们复工了，谢万春也又进了烟厂，在激烈的斗争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风雨飘摇中一直于到现在。现在他和他的老伴谢大嫂——当年的迟素芬，头发都花白了，可是精力还很旺盛，他们觉得越活越有意思了。
初夏的深夜，没有风，静悄悄的，好像所有的生物都睡着了，连狗都不叫一声。只有那寻春的猫儿，有时发出几声和它那柔媚的身姿极不相称的嗥叫，让人感到夜更深了。
满洲省委新任工会负责人谢万春的老伴儿谢大嫂坐个木板凳，脸儿紧贴在外屋地的房门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刚一合上眼睛，就又看见一九三二年松花江发大水的情景：大水冲开了离她家只有半里地的堤坝，浊黄色的巨浪翻滚着，吼叫着向他们那条破烂的街道涌来。她背着只有四岁的小女儿，从小破房里冲出来，在街道上狂奔。天下着瓢泼的大雨，狂风加紧了雨势，满街都是像她一样狂奔的老人、妇女和小孩。他们一边跑一边张大嘴用尽全身力气呼喊着——妇女喊着孩子，孩子喊着妈妈，没有什么喊的也直着嗓子在叫唤，是叫天？还是呼地？谁也听不清楚。当动物的生命突然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大概都会发出这种本能的绝望的呼号。
喊声、风声、雨声，夹杂着从人群后面追逐而来的洪水声，真让人感到那黑沉沉的天就要塌下来，人类要毁灭了，世界到了尽头。
谢大嫂拼命地跑着，跑着，明明知道跑不出去也要跑。后面的浪头打过来，她在浊水里挣扎着。一块木板冲过来，直撞在她的腰上，木板把她撞倒了，但她又飞快地抓住了木板，她就着水势趴在木板上。木板在浊水里一起一伏，木板边上隆起一个用旧铁皮包着的玩意儿，有半尺长，两头低，中间鼓鼓着，鼓鼓的地方还有个窟窿。谢大嫂一把就抓住了这个玩意儿，她抓得牢牢的。手握在窟窿里不大不小，正可手。她真像抓住一个救生圈一样，把全身力量都集中在这只手上，只要不松手，她和她的小女儿就能得救。水一过去，她又可以回到她那小房子里，和她那出门在外的老头子她刚想到这里，忽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感觉从她的手上传过来，她就像触电一样忙向那旧铁皮包的玩意儿望去。天哪！这不是自己家里的门把手吗！她又飞快地瞥了一眼身下的木板，呀！正是自己家外屋地的房门，天哪！莫不是它成了气候，成了精灵，撵过来，搭救自己不，不是，她忽然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家那遮风挡雨，赖以生存的小房完了！
谢大嫂一下惊醒过来了。她的脸在门板上贴得冰凉，她的手正抓在那旧铁皮包的门把手上。她把手从门把手上拿下来，拽了拽披在身上快要滑下去的薄棉袄，又抓住了门把手，门把手上的铁皮还热热乎乎的，她也感到一阵温暖。从那次大水以后，她就和这块门板，这个门把手，结下了患难与共的生死之缘。大水把她的小房冲倒了，所有的东西都冲没了，只有这块载着她和小女儿死里逃生的门板，还和她在一块儿。当她们随着一批难民，在南岗下坎搭起现在这片避难房的时候，这块门板就又为她家看宅守户了。
谢大嫂挺了挺腰板，又歪着头向里屋看了看。里屋门关着，一线幽暗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稳约地可以听见男人的话语声。谢大嫂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暗自嘱咐自己：可不能再粗心大意地睡过去了！
里屋她的老伴儿谢万春正在讲话，声音不高，听不清楚说什么。但是只要听着这声音，她就觉得心里踏实，有了主心骨，好像天要塌下来，有这个老头子在身边也压不着自己，他的肩膀能抗得住啊！
谢大嫂名叫迟素芬，她和谢万春同是喝呼伦池水长大的。两家的小草房脊连脊的盖在池边小镇旁；两家的大人手连手地扯着一条渔网讨生活；两家的儿女从会跑就在一块儿抓鱼摸虾，而他俩也就在风吹浪打中一齐长大了，并且长得那么般配，那么和谐。如果真要想在世界上找到“天生一对”的伴侣的话，那么除了他俩还有谁呢？
两家的父母早就有意结亲，两家的邻居也都极力玉成。只要年龄一到，这对小情人就可以在茅屋下拜天地了。但在那年月穷人总是和厄运结缘，有几家穷人手里能拿着称心如意的算盘，任自己扒拉呢哪时沙俄帝国正把侵略的血手伸进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修筑一条血路——中东铁路。说它是血路，就是因为它是用中国劳动人民的鲜血铺成的。翻开俄国人修筑中东铁路的纪念大画册看看，屠杀中国人的血淋淋的画面竟成了沙俄帝国侵略胜利的标记：在枯树枝上高悬着中国劳动人民的头颅；在草地上横陈着中国人民的无头尸体。有一幅照片，竟照下了刽子手挥刀砍人那惨不忍睹的一刹那：大刀砍下去，人头刚刚离开颈项，血还往下流俄国人把当时最高超的摄影技术用来记录屠杀中国人民。
在那些无辜被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当中就有谢大嫂——迟素芬的生父。那条血路的路基占了他家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她父亲和同乡们红着眼睛起来拼命。一阵排枪扫过来，她父亲倒在俄国人的枪口下，素芬不顾死活地扑上去，两个俄国“骚达子”——大兵抓住了她。兽性发作的老毛子，把十七岁的姑娘拖进高粱地，正在危急万分的时候，谢万春手持砍刀闯来了。一阵砍杀，两颗黄头发的脑袋滚进了垄沟里，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被中国人杀个痛快！如果谢万春也有照相机，这倒真应该记录下来，贴到中国人民反侵略纪念画册上去。但是谢万春非但不能照这样的相，还受到了危险的追捕。他只好拜别了父母，和迟素芬双双逃出了家门。茫茫大地，湛湛青天，他们逃向哪里？
这时哈尔滨已经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大批农民涌入当时还叫傅家甸的道外区。历尽千辛万苦死里逃生的万春和素芬，也随着成帮的农民来到了哈尔滨。那时哈尔滨到处盖楼房，修马路，横跨松花江的大铁桥动工了，停泊火轮船的道外码头也破土了，只要是肯卖力气，不愁没活于。刚满二十岁的谢万春长得虎背熊腰，粗眉大眼，经年在太阳暴晒下的皮肤像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红色，使他往工夫市上一站，真像座用紫檀木雕成的力士。领工的小把头总是一眼就相中他，头一批就被领走。迟素芬则靠着勤劳的双手，给人家洗衣服和缝缝补补。两个人口挪肚攒，积下了几个钱，就在道外靠码头的地方（后来形成了街道，叫道外三道街），盖了两间小房。这对患难的伴侣，从一座小店的男女大炕上，搬进了新居。他们没拜天地就成了夫妻，用新名词讲叫同居，用旧话讲叫合房，不论怎样叫，内容都是一样的。最质朴的形式中饱含着最纯洁的爱情，在旧中国刚刚兴起的新式自由恋爱，却在两个还不懂这名词的青年中发生了。在搬进新居的那天晚上，谢万春特地买了两支红蜡烛，打了两壶酒（他本来连一壶也喝不了，但新婚什么都要成对成双，不能“要单”呀），炒了四个菜，小夫妻点上红烛，穿起仅有的两件新衣，双双面向北方跪下，向家乡父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坐在新炕席上，在红烛高照下，共进这对他们来说是最豪华的晚餐，共享这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刻。
婚后，谢万春觉得卖小工做零活终非长久之计，他要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这时有一个叫老巴夺的波兰籍犹太人，在离他小房不远的地方，开设了一座制作烟卷的手工作坊。谢万春经常从这作坊前面路过，天长日久，就被那精明的犹太人老巴夺注意上了。他那切烟丝和制造大白杆纸烟嘴的机器都是手摇的，劳动力越强机器转动得越快，像谢万春这样浑身是劲的棒小伙子，对他那手摇机器来说简直就是一台不用电力的马达。他在寻找机会，要把这台“马达”安到自己那手摇机上，让他像有名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样为自己出力。
这愿望在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中实现了。有一天，老巴夺坐着一辆老毛子赶的大洋马车回作坊，路旁一个顽童正蹲在地上放高升炮。炮身没坐稳，药捻儿刚点着，炮身就向马路方向斜射过去。轰然一响，带着一溜烟火的半截高升炮，不偏不斜地正打在拉车的大洋马那长嘴巴子上。大洋马一声嘶叫，前蹄往起一坚，马尾往高一撅，又猛往前一蹿，四蹄一蹬，发疯般地向前冲去。赶车的老毛子一下子被从前边的高座上掀到后边的车厢里，正砸在被软座弹起来的老巴夺前胸上。还多亏这一砸，不然的话那个老巴夺很可能被甩到马路上去，摔个半死。这时那吓昏了头的老巴夺猛伸双手抱住了高声吼叫的老毛子，就像被惊吓的小猴子抱住老猴子一样，缩头拱背不肯撒手。赶了一辈子马车的老毛子，虽然被摔下高座，手里的缰绳却没放，就像久经沙场的战士临死还紧握着钢枪一样。这老毛子在被老巴夺紧紧搂住难以脱身的情况下，还紧拽缰绳，拼命地喊着，叫着。他那极度惊恐的黄眼睛瞪得和发疯的马眼睛一样大，他的嘴竟也和马嘴一样冒着白沫子。他声嘶力竭地想让马像往常一样听他的喝令，但是兽性大作的洋马再也不肯听他那洋话了。这匹发狂的奔马像离弦的弩箭一样向前冲去，真比那鸣着警号飞驰而来的救火车还有威势。街上的人流像逃避洪水猛兽一般呼叫着、狂奔着向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躲去；有的滚进了污水沟，有的钻进了垃圾箱，有的跳上了窗户台，有的踢翻了杂货摊，小媳妇跑掉了绣花鞋，老太太甩散了疙瘩髻，有一个少女竟扑迸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怀里
那狂奔的大马车在拐弯的街角处没有拐弯，竟风驰电掣地向人行道上冲去，直对奔马的人行道上正有一群小孩在抓“瞎糊”一个小孩的眼睛上绑着老奶奶的黑腿带子，张着小手向四处摸着。围着他嬉笑叫喊的小孩一见马车冲过来，都惊叫着四散逃去，只有那个被蒙住双眼的小孩还张着小手向前摸着他后面是一座正在修建的楼房，脚手架上还站着砌砖的工人，一摞摞青砖摆在离地四五米高的跳板上呼啸着的马车正对准这小孩和脚手架冲去，再有一瞬间那惨不忍睹的悲剧就要发生了。老巴夺已经闭起双眼，高喊一声“主啊！”等着去见上帝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小伙子像闪电一样猛冲过来，腾身一跃一把抓住马笼头，赶车的老毛子就势用尽全身力气一勒缰绳，大洋马前蹄离地，整个身子竖了起来。小伙子也随着腾空而起，他非但没松手，却又抬起另一只手，牢牢地抱住了马脖子。只见他双腿在空中用力一蹬，马的前蹄落地了，小伙子就势向下一坠，马的前腿向下一弯，就跪在地上了。小伙子迅速地一换手，另一只大手紧接在马头上，马嘴啃着地皮，鼻孔的粗气喷起一股烟尘，马一动不动了
满街上那惊魂乍定的人群奔过来了，脚手架上的工人跑下来了。层层的人群向着小伙子欢呼，一个个大拇指向着小伙子伸来。那已经准备去见上帝的老巴夺和赶车的老毛子从车上跳下来，老巴夺伸开双臂，把小伙子紧紧拥抱在怀里，张着嘴就向小伙子那紫檀木一样的脸上啃去，泪珠随着热气扑在小伙子的脸上。赶车的老毛于在一旁不住声地喊着“尚高！合洛勺！”
惊恐化为欢乐，灾难变成喜庆。小伙子谢万春成为老巴夺的座上客，又从座上客成为老巴夺卷烟作坊的工人。这个老巴夺既具有一般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本能，又有一般人类感恩不忘的品德。在手摇机面前谢万春是他剥削的对象，是他花钱买来的不用电的“马达”；在生活中又是他的救命恩人，遇着他欢宴嘉宾的时候总把谢万春请去，而且总要讲一通谢万春舍身救人的事迹，用以表示他的感恩不忘。逢年过节——这个老巴夺自己过洋人的节日，但对中国工人，却是按着中国的习惯办——总是用红纸包一个钱包，塞到谢万春的手里，工资也给得很优厚。谢万春也总是来者不拒，你给我就要。他要钱既不是积累财富，也不是供生活享用，他日子过得仍然那样清苦。他把一部分钱寄给家乡的父母和迟素芬的妈妈（随着岁月的流逝，追捕他的势头已经过去了）。另一部分钱都用来帮助那些吃上顿没下顿的穷哥们，在他周围团结起来的穷哥们越来越多了。
老已夺和谢万春那复杂的东伙关系并没有继续多久。他们的特殊关系是在一件偶然事件中开始的，又在一系列必然事件中改变了。
老巴夺像许多精明干练的犹太商人一样，是一个很会聚集财富的家伙。他那独具一格的大白杆纸烟很快就风行全哈尔滨市了。所谓大白杆纸烟就是在纸烟的一头，多延伸出半寸长的硬纸嘴，样子就像今天的过滤嘴香烟一样，不同的是延伸出来的那部分是空的。虽然是空的，也就与众不同了，与众不同的商品总是受人欢迎的。这样，老巴夺的卷烟事业就飞快地发展起来了。从只雇佣七八个中国工人的小作坊（谢万春就是这时来的），很快就发展成为七八十人的小工厂，产品销路也冲出了哈尔滨市区的范围，从满洲里直至奉天、大连都有人抽老巴夺的大白杆了。
老巴夺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把工厂搬到比道外整洁的道里中国十二道街。他盖起了新厂房，从英国买进了电动的切烟机（装烟还是用人工），工人从七八十人又发展到四五百人。财富使老巴夺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残忍。他数着一万想两万，数着两万想四万，他的工厂本可以用飞快发展来形容了，但他还嫌慢，他恨不得一下就变成一个大型的烟草托拉斯，和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相竞争。他拼命地盖厂房，添机器。道里的厂址他嫌小，又搬到南岗山街。无限的扩展和几次的折腾，使他的财政收支失去了平衡，他的现金都用没了，连买原料的钱都成问题了。怎么办呢？只有在另一种商品——工人身上打主意了。他想方设法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压低工人的工资，把发放工资的时间从月初延迟到月末。如果说他在开小作坊的时候还能和工人握手的话，这时他手里拿的却是敲骨吸髓的棍棒了。
物极必反，不平则鸣，工人们起来斗争了。开始是自发的，零星的，此起彼伏的。可是很快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把斗争的旗帜举起来了，使自发的零星的斗争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大规模的斗争。很快就发展成为全体总罢工，老巴夺卷烟厂停产了。
在这场斗争中谢万春始终和工人弟兄站在一起，冲锋陷阵。开始，老巴夺还想利用他们间的特殊关系争取他、软化他，甚至收买他。但谢万春是生根在工人之中的，是和群众血肉相连的。他不但严词拒绝了老巴夺，还当众揭露了他。谢万春很快就成了群众的领头人。
当工厂因为罢工而停产以后，老巴夺找到了谢万春，愤恨地说：“当初你救了我的命，现在你又要掐死我，恩仇两顶，我和你从此一刀两断！”
谢万春说：“当初我不是为了救你一个犹太人，现在我也不打算掐死你这个老已夺，我和你没有个人恩仇。我只是要你不把我们中国工人当成机器！用我们的口号来说：我们要生存的权利！”
“等着吧，明天我就给你！”
第二天，工厂大门口贴出了一张开除工人的告示，在一长串人名中第一名就是谢万春。
但是这张告示等于一张废纸，因为财源枯竭的老巴夺，已经没有力量再使机器转动起来了。他出这张告示只是为了泄愤而已。
老巴夺犹如一条病鱼，正在他翻腾挣扎的时候，一条大鱼游过来了，大嘴一张，滋溜一声，老巴夺被吞进去了。这条大鱼就是英美烟草公司。
英美烟草公司是英、美两国资本家合办的烟草托拉斯，总公司设在伦敦，子公司分工厂和销售机关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的分总公司设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都有分号。他们对突然崛起的老巴夺烟厂早已注意上了。正当他们对老巴夺那咄咄逼人之势感到威胁的时候，老巴夺忽然在工潮的声浪中停产了。细一打探，原来他钱光脉断，只剩下一个空壳。于是他们就乘虚而入，经过一段紧张的谈判，老巴夺原有的工厂、机器等折价四十万元，英美公司投入现金六十万元，按四六分成。为照顾老巴夺的面子，老巴夺的厂名仍旧保留，但前面要加上英商二字，这样全名就成为“英商老巴夺父子烟草有限公司”所以又添上父子二字，是因为谈判一完，老老已夺就上巴西治内伤去了，把儿子小老巴夺留下了。
挂上新牌子的烟草公司为笼络工人，不但撤回了老老巴夺开除工人的告示，还答应了工人的起码要求。工人们复工了，谢万春也又进了烟厂，在激烈的斗争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风雨飘摇中一直于到现在。现在他和他的老伴谢大嫂——当年的迟素芬，头发都花白了，可是精力还很旺盛，他们觉得越活越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