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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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端丽一个月一个月地开病假，但她自己不再亲自送去，总打发咪咪或者阿姨送去。有一次，阿姨带来了梁阿姨的一张条。梁阿姨说，现在待业青年很多，又有从外地回沪的青年要安排，工场间人手很够了。她身体实在不行，可以把工作退掉。如同意，让阿姨过去讲一声就行了。阿姨是刚从扬州乡下来的，很老实。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等端丽回话。端丽笑笑说：“等会儿再说吧！”端丽把阿姨打发走，准备等文耀回来再商量。可文耀回来时，带了一架日本索尼的四喇叭收录机，全家欢腾。多多为了邓丽君，来来为了英语，咪咪既为邓丽君，也为英语，心中尚有个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所为，则是为听听自己说话的声音。这孩子不知怎么，土头土脑的。姐姐叫她“阿乡”给她一件衣服，她叠好收起来舍不得穿；让她一个人出去吃点心，她只吃一碗阳春面。端丽也高兴，是为了家用电器的日益齐全。大家商量着如何安置这个四喇叭，端丽便把要同文耀商量的事忘了。第二天想起时，又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无须这么认真。随他们去，将她除名，无所谓；给她留职，也无所谓。
家里事很多，都在为文影的婚姻问题忙。如今，有了一份数量可观的陪嫁的文影，已不乏追求者了，轮到文影挑挑拣拣。文影对自己估价很高，却没想到自己年近三十，再如何保养，也要见出点老气。再加上前几年生的那场病，服的药似有些副作用，据说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她过早地发胖了，体形不再象过去那样苗条秀气，显出了蠢笨。因而造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前几天，端丽的一个小姊妹又为文影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在某科研单位工作的，长相很体面，魁梧，健壮，又很斯文，家里也是颇有些底子的。文影很喜欢，可那男的态度却不甚明朗。往来几次后，还是断了。文影很不开心，似有些要犯病的样子。家里人极担心，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散心。婆婆陪她去了一次苏州。回来后精神好了点，端丽趁机劝她：“妹妹，你快三十岁了，不要拖的太久了。”
“我也不想拖，可总要找个称心如意的。”
“当然。但眼光稍稍放平一点，要实事求是。”
“什么叫实事求是？我的要求并不过高，对男的条件总要对得起我自己才行。”
“那自然。不过，身外的条件究竟是次要的，主要是看人品。”
“人要好，条件也要好。”
“条件不是主要的，还是要感情好。”端丽想起文影曾经过的爱情波折，她应该懂得势利眼的可恶。怎么还如此看不破，实在是白白病了一场。可端丽却忘了多多—她让多多与那位工人出身的男友断了关系。她对多多说：“凭你现在的条件，可以随你挑，随你拣。”果然，多多找到了个极好的：父母在国外，早晚要出去接受遗产。
“条件为什么不重要？”文影说，异样地盯着端丽的眼睛“你当初不也是看着我哥哥有钱才嫁过来的？”
端丽的脸刷地红了：“妹妹，你可不要这样说话。我跟你哥哥享了福，可也受了苦。‘文化大革命’”
“爸爸不是补偿你了？给了你那么多。我这个亲身女儿也不过比你多一半。”文影刻薄地说。
端丽脸白了，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她站起来转身就走了。回到家里，她不由得哆嗦了起来。原来小姑这么在看待自己。当然，她和小姑的这类纠纷，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常常发生。虽没有这么粗鲁地面对面拌嘴，可私下却没少生气。可这会儿，她感到不习惯，无言以对，不知道该怎么辩驳小姑。她一整天都憋着气，胸口起伏着，焦灼地等待文耀回来，好向他倾诉一切。然而她等不及了，等多多下班回来，统统告诉了多多。多多是任性惯了的，一听气得火冒三丈，一定要找小娘娘去讲清楚。端丽说过之后，气平了不少，倒反劝起女儿来：“算了算了，不和她一般见识。”多多不想算，找着机会把话说给娘娘听。
早上多多去上班，走到二楼门前，端丽趴在楼梯上嘱咐了一句：“骑车子小心。”多多新买了一辆台湾小轮子车，进进出出，哪怕只一百米也要以车代步，弄得端丽好不提心吊胆。
多多听了妈妈的话，站住脚，大声说：“妈妈，你又要多管闲事，管了也不会落好的！要是你不管，人家现在作乡下媳妇，多少有劲！”
文影在屋里隔着门说：“闲事不是白管的，有报酬，何乐而不为。”
于是一句来，一句去，没完没了了。
这样的摩擦越来越多，连端丽都觉得无聊了，可又无力解脱，心情十分不好。文影也忒气人，端丽或是多多，每买一件东西，她知道了都要闹，闹过之后，总要得到一件同样的或不同样的东西才能解气。而每回她向父母要东西要不着，也必定迁怒到嫂嫂身上，用端丽得到的那份额外的财产压父母。她越来越难伺候，满足，婆婆一个人都对付不了了。而端丽认定了，不再去管闲事，一句嘴不插。只是心里奇怪：文影为何不与插队落户那情那景比较比较？总该有一番忆苦思甜吧？当她责备着文影时，却丝毫没想起自己。实也应该好好地“忆苦思甜”一番。她都把那十年忘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没有了。有时候，端丽常常会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怅惘，但她从不追究那怅惘从何而来。
面对着这矛盾，各人的态度均不相同。公公骂文影忘恩负义；婆婆责备端丽得了便宜还不肯让人；文耀很乐观，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矛盾，等妹妹出了嫁便会解决；文光很淡泊，认定这是有闲阶级无聊生活的反映。看见嫂嫂为此烦恼，便劝说道：
“何必，这都是吃饱了饭撑的。生活没有意义，各自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寄托。”
“你又有什么寄托呢？”端丽没好气地顶他。
“没有什么，每天上下班，做满八小时，月初领工资，一切都不用费心，一切都是现成。我们只需吃了做，做了吃。”
“你不也一样的无聊！”
“当然，所以我想着，把工作退了。”
端丽点点头笑道：“是啊，吃饱饭了，又要想出花样来了。”
“爹爹给我的钱，足够做本钱了。现在政府不是鼓励个体经济吗？我想开个西餐厅。”
“发疯！”端丽想到他连炒鸡蛋都不会。
“我是觉着自己要发疯了。我们活着，就只为了活着。我们对谁都没有责任。”文光忽然变得忧郁起来。
端丽缓缓地劝他：“你能有今天，很不容易，要知足了。”
“是的”他闷闷地说“省心，又省力。吃了做，做了吃，平行的循环，而生活应该是上升的螺旋。”
端丽不理他了，只是摇头。
“嫂嫂，那年我去黑龙江，你陪我去买东西，还记得吗？”
“记得。”
“路上，你对我说的话，我这会儿感到很有哲理。”
她吓了一跳：“请你不要寻我的开心。”
“不不，是真的。我问你，人为什么要活着。你说：吃，穿！当时我觉得庸俗，可现在我想透了。就是为了吃，穿。我们劳动是为了吃穿得更好，更好地吃穿，是为了更努力地劳动，使吃和穿进一步。人类世界不就是这么发展的？”
“你想的总是很好。”端丽肯定他。
“所以我想，不要那铁饭碗，自己创造新大陆。”
端丽仔细地看看他，摇了摇头：“我劝你就这么想想说说算了，千万别动手去做。你做总是做不到底的。”
“何以见得？”文光不服气。
“你和爹爹划清界限，没划到底；去黑龙江建设边疆，也没建到底。”
“那时太幼稚，现在成熟了。”
端丽还是摇头。
“你等着看。”文光说。
端丽等了不少日子，见他并无什么动静，每天上下班，不高兴了就请半天病假，躺在床上捧着一大堆杂志看小说。如今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任他怎么看也看不完的。那开西餐馆的念头也许已自生自灭了。或许，这正是他成熟的标志？端丽心中暗暗好笑，但在内心对他倒有了一点好感，觉得这些年他毕竟有过一些思考，因此也有了一些长进，尽管只停留在口头。她想起了小姑，她这十年的长进，不过是从从小姐脾气发展成了老小姐脾气，越发难弄。看到多多和她的男朋友走进走出，都要说几句闲话。多多完全能意识到自己的优越，索性不理小娘娘，不屑于和她拌嘴。她觉得自己迟早要离开家，有一种临时观点，经常迟到，早退，旷工。端丽看不过去，有时说她：“你不去也要请个假。病假还是事假，总要有个说法。我在路上碰到你同事都不好意思说话了。”
多多噎妈妈：“你自己不也不去上班？让他们把我开除好了。”
端丽气得说不出话来，发现多多的脾气和十年前一样的坏了，娇纵，任性，爱打扮。她忽然十分想念“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个下乡回来，皮肤黑黝黝，叫她“亲爱的妈妈”的多多。她叹了一口气，心想，这十年家里苦虽苦，感情上却还是有所得的。熬出头来了，该吸取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吧！生活难道就只是完完全全地恢复？
生活在恢复，连更早一点的交谊舞会都恢复了。虽然没有舞厅，可是大学里，工厂里，机关里，甚至自己家里，都开起了舞会。文耀常常带着端丽和孩子去朋友家跳舞，有时在自己家里开。来来的复习迎考到了最紧张关键的阶段，他从不参加。咪咪只是坐在旁边看，土里土气地傻笑。她真土，居然还扎着两根牛角辫，穿着黑布鞋。新衣服，皮鞋，她总不穿，好好地收着。多多警告她：“再不穿，式样就要过时了，想穿也穿不出去了。”她仍不穿，有点乡下人的派头，小家子气。
多多很快就学会了跳舞，但总有一些变异，肩膀、腰，随着节奏扭着，并觉得古典的交谊舞已经满足不了，年轻人都去学新式的扭摆舞。端丽这一辈人是不欣赏的。端丽的舞姿是最最古典、最最标准的，含蓄、优雅，有点懒懒的，却又是轻盈的。当她随着圆舞曲旋转时，会忘了自己四十多岁的年龄，她以为回到了大学生的舞会上，她和文耀这一对，总是舞会中心的漩涡。
每一个舞会，都是欲罢不能，直到深夜、凌晨才结束。人的兴奋有着惯性，当这惯性终于消失，随之即来的却是寂寥，这寂寥使人疲倦，疲倦得烦躁。端丽惧怕这种寂寥，因此总不愿舞会结束，而拖延得越久，则越感到寂寥，疲倦感也越发强烈。弄到后来，她简直怕人家邀请她参加舞会了。她既抵不住舞会的吸引力，又抵不住跳毕之后的寂寥和倦怠。真不知如何是好。
自从有了舞会以后，端丽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准确地说应该是恢复了这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她都是这么着的。十点钟才起床，喝一杯咖啡，两片夹心饼干当早餐。也不换衣服，只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最怕这时候来客人了，于是感到房间不够用，就去找婆婆商量。
“姆妈，‘四人帮’打倒有两年了，我们再去催催房管处，把楼下的房间要回来，可以做客餐厅。现在，爹爹、文耀的朋友都来往起来了，没个客餐厅不方便啊！”“这几天，你公公也在叨咕这件事，不晓得能不能要回来呢，下面人家不知足得很，条件提得越来越高。也不想想过去住的是草棚棚。”
“去催总比不催好吧！”
公公又去催了几次，房管处迫不得已，加紧与楼下两家谈判，又过了一个月，总算谈妥，楼下人家要搬了。
端丽想起阿毛娘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倒有点过意不去，买了一只蛋糕，表示恭贺乔迁之喜。阿毛娘不接蛋糕，眼睛望着别处，冷冷地说：
“还是老板有钱，住洋房，工人穷得响叮当啊！”端丽不知说什么才好，站了一会儿，把蛋糕放在已搬上卡车的一张小桌子上，上楼了。她站在三楼窗前，默默地看着一筐筐煤饼、劈柴，一件件破烂的家什搬上卡车。最后，卡车“嘟”的一声，走了。
她走下楼，推进门去。房间很干净，地板拖得发白了，墙壁用石灰刷得惨白，墙上还留着一张新崛起的电影明星的画片。他们尽自己所能保护这房子，装饰这房子。她想起阿毛娘说过：他们从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她又想起，当咪咪听说他们原先住草棚子，老气横秋地说：“作孽！”这时，心中升起一丝歉意，她想，现在他们搬到哪儿去了？但愿不再是棚户区。
不几天，房管处来人将两间房间打通，恢复原样。墙壁糊了贴墙布，地板上打了蜡。沙发买来了，三人的，双人的，单人的，茶几买来了，宽的、窄的、长条的；立灯、窗幔都买来了。客餐厅重新建设起来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切，都恢复了。
当端丽重新习惯了这一切的时候，她的新生感却慢慢儿消失尽了。她不再感到重新开始生活的幸福。这一切都给了她一种陈旧感，有时她恍惚觉得她退回了十几年，可镜子里的自己却分明老了许多。于是，她惆怅，她忧郁，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她自己都没有意识清楚，也不知这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觉着百无聊赖：宴会，吃腻了；舞，跳累了；逛马路，够了；买东西，烦了。她想干点什么，却没什么可干的。这会儿，她倒开始羡慕文光。文光看小说看入了迷，居然学着动手作起小说来。他将他没有勇气实践的一切都交给小说中的东西去完成。这些东西居然发表了一二篇，还收到几个傻里傻气的中学生的来信。他越起劲了，请了长假在家里写作。多少年来苦恼着他的问题解决了，经过这么些折腾，他总算为自己找到了一点事情做，这是一桩非常适合他的事情。他不再感到空虚，不再悲哀了。开始，认为他是回避，可后来也服气了，他毕竟还能想出来，并能写下来，这也是不容易的。她读过他的小说，那只是一片透明的幻想，倒也给人一种安慰。端丽也很想找点事来做做，她太无聊了。
在这烦闷的日子里，来来的大学录取通知来了，是全国第一流的重点大学。来来捧着通知的手直颤抖，半晌也没平静下来。其他人的高兴都很适当，不过分。张家并不缺少大学生，只要没有意外事故，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受到大学程度的教育。到了八月底，来来要报到住校，端丽为他收拾行李。买蚊帐、买床单，买箱子，买卧式的录音机，一眨眼，三百元钱就出手了。她不由想起在那动乱的日子里，为文光、文影整理的两份行装。那时真难啊！多多把一分一分从嘴里挖出来的钱都奉献了。想起这些，端丽疲倦地地坐了下来。光是想想，也吃力，也后怕。当时自己是多么能干，多么有力量。那个能干的女人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呢？而且，究竟那个能干的女人是不是自己呢？她恍恍惚惚的，心里充满了一种迷失的感觉。她象一个负重的人突然从肩上卸下了负荷，轻松极了，轻松得能飘起来，轻松得失重了。
人生轻松过了头反会沉重起来，生活容易过了头又会艰难起来。
来来欢天喜地地去了学校，多多欢天喜地地出了嫁，家里更加冷清了。文耀见端丽闷闷不乐，以为家里客人多，送往迎来的太累了，便提议趁国庆三天假去杭州玩玩。端丽也以为自己是累了，想出去散散心，或许情绪能好转。她同意了，并建议带咪咪一起去。
“人都说咪咪小家子气重得很，怪我们不带她出去见世面。”
“这孩子命苦，一生下来不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该让她多享点福。”文耀也说。
可是咪咪不愿意：“我不去，我要复习功课。这次测验，代数只得了八十分。”咪咪学习很巴结，可是也许学习方式有问题，成绩总是平平。端丽可怜她，认为她大可不必费那么大劲读书。
“功课回来也有时间复习的。你不是还没去过杭州？”
“回来又要上新课了。今年升高中要考，代数没把握考一百分，就没希望进重点中学高中。”
“进不了就不进，我们不和人家争。现在家里好了，不会让你吃苦的。”端丽说的是真心话，她觉得咪咪和来来不同，她不是个读书的料，读起来吃力不讨好，何苦拼命呢！她怜惜地抚摸着咪咪的头发“你跟着爸爸妈妈吃了不少苦，现在有条件了，好好玩玩吧！”
咪咪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妈妈：“妈妈，我们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有钱了？”
“爷爷落实政策了嘛！”
“那全都是爷爷的钱？”
“爷爷的钱，就是爸爸的钱”端丽支吾了。
“是爷爷赚来的？”
“是的，是爷爷赚来的。但是一个人用不完，将来你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靠这钱过一辈子。”
“不工作，过日子有什么意思？”咪咪反问道。她从小苦惯了，是真的不习惯悠闲的生活。
端丽说不出话了，怔了一会儿，淡淡地说：“你实在不愿去就不去吧。”
“好的！”咪咪解脱了似的重又埋下头去做功课。端丽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了咪咪一眼，她后脑勺上两根牛角辫冲着天花板，一笔一划都贯注下去，十二分地兴趣和认真。她从来就是这样，干每件事都很认真，很仔细，很有兴味。她喜欢做事情，无论端丽让她干什么，她都欢天喜地，似乎这些琐事有着无穷的趣味。有一次，端丽让她排队买西瓜，队伍很长，太阳很辣，两小时之后，端丽才去换她。她汗流满面，却兴致勃勃。看到妈妈高兴地说：“只有九十八个人了。”九十八个人仍是一列很长的队伍，但总是在慢慢地缩短，接近目的地了。咪咪从小习惯的是在日头下，流着汗，一小步一小步地接近目标，获得果实。这十年的艰苦岁月，在咪咪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岁月，毕竟不会烟消云灭，逝去得那么彻底，总要留下一些什么。要想完完全全地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情那景，是不可能的。端丽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好象是安慰，又好象是悲哀，她对杭州之行的兴趣淡漠了许多。
在杭州的三天，还是愉快的，跟着旅游车，凡事不用操心，可以尽兴地玩乐。三天之后，旅游车返回上海，车上那几对新婚夫妇，随之感叹：
“好了，再会了，杭州。明天又要上班了，唉！”他们叹着气，但那表情却并不悲哀。端丽不由地羡慕起他们来。他们回去了还有事干，尽管也许是极苦极脏极费力的事。自己确不用辛苦，没有什么事等着她，她可以自由地安排时间，想干什么干什么。然而，干什么呢？她沉默地望着越来越远的西湖，心里空落落的。
“是呀，明天要上班了。”文耀也说“你看，还是你惬意。”
端丽愠怒地看了他一眼，她以为他是在嘲笑她，气她。过后又觉得自己可笑，神经过敏。然而一想，自己难道已经无聊得有点神经质了吗？不觉又害怕起来，极力使自己愉快。她试图轻松起来：
“过年，我们到宁波去玩吧！”
“对了！宁波的小镇很有风味，还可以从普陀山绕道去烧柱香。”文耀对游玩的路线总是十分明确。
前后左右几个小青年把脑袋靠拢过来听着：
“普陀山是佛教圣地，据说现在又修复了，每日里，朝山进香的人络绎不绝”
一个新郎官说：“我们也去。”
他的小爱人，一个很清秀的女孩子白了他一眼：“啥地方来这么多钞票？”
“加几个班，不缺勤，年终奖金肯定够去一次。”
新上任的小主妇认真地核算了一下，点头批准了：“这倒是够了。”
端丽又悲凉起来，她老是羡慕人家，使得自己的心情越来越糟。
到家了，一进门，阿姨就告诉她，工场间梁阿姨来过了，讨她的回话，请她无论如何要在这个星期决定了。
“阿姨，去烧洗澡水吧！”文耀吩咐，转头对妻子说“退了吧，爽气点。”
“退了，”端丽怔怔地看着丈夫“就没有工作了。”
“没有就没有，不就几十块钱吗？”
“这倒不光是为了钱。”端丽说。
“不为钱是为什么？”文耀脱外套，换拖鞋。
“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呢？”
文耀笑了起来：“要再来就亡党亡国了。”
“这倒是。”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彻底过去了，再也不会有了。”
“是过去了。”端丽同意，可是她却想，要真是这么一无痕迹，一无所得地过去，则是一桩极不合算的事。难道这十年的苦，就这么白白地吃了？总该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吧！难道，我们这些大人，还不如咪咪吗？
“你不要心有余悸了。”
“先生，水开了，浴缸也擦了。”阿姨说。
“好，好，”文耀答应着“哎，阿姨，你去工场间，讲一声”
“不！”端丽叫了一声。
“怎么？你还要去工作？有福不享。”
“你不要管我。”端丽心烦地说“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你主意也太大了，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过去我倒蛮想听听你的主意的，可你有过什么主意吗？”
文耀真的恼了：“好了，不要吵了。阿姨你去讲，欧阳端丽明天就去上班。”
“阿姨，我自己去讲。”端丽说。心里却有一点发虚，真要她明天就去上班，她能去吗？那阴冷的石库门房子，惨白的日光灯，绕不完的线圈，粗俗的谈吐，轻薄的玩笑，阿兴流着口涎的微笑她软弱地又说了一声：“明天我自己去讲。”
晚上，她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前的小花园里，望着天上幽远的星星出神。秋夜的天空又高远又宁静，给人一种空明的心境。
“嫂嫂。”有人叫她。
“哦，是文光，吓了我一跳，还没睡？”
“已经躺下了，可脑子里忽然升上一个念头，就再也睡不着了。”文光靠着落地窗，抽着烟，烟头一明一暗。
“是来了灵感？”
“也许。有一个人，终生在寻求生活的意义，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人生的真谛实质是十分简单，就只是自食其力。”
星星在很高很远的天上一闪一闪，端丽忽然想哭，她好久没哭了，生活里尽是好事，高兴的事，用不着眼泪。
“用自己的力量，将生命的小船渡到彼岸”
眼泪沿着细巧的鼻梁流入嘴中，咸而且苦涩。她好久没尝过这滋味了，她如今什么味也尝不到。
“这一路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尝到的一切甜酸苦辣，便是人生的滋味”
“你说的总是很好，可实际上做起来却多么难呵！”端丽在心里说。
端丽的头发湿了，天，开始下露水。夜，深了。丁香花香更加浓郁，客厅里的大钟“当当当”地打着。时间在过去，悄悄地替换着昨天和明天。它给人们留下了露水、雾、蓓蕾的绽开，或者凋谢。然而，它终究要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它不会白白地流逝。
end
八
端丽一个月一个月地开病假，但她自己不再亲自送去，总打发咪咪或者阿姨送去。有一次，阿姨带来了梁阿姨的一张条。梁阿姨说，现在待业青年很多，又有从外地回沪的青年要安排，工场间人手很够了。她身体实在不行，可以把工作退掉。如同意，让阿姨过去讲一声就行了。阿姨是刚从扬州乡下来的，很老实。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等端丽回话。端丽笑笑说：“等会儿再说吧！”端丽把阿姨打发走，准备等文耀回来再商量。可文耀回来时，带了一架日本索尼的四喇叭收录机，全家欢腾。多多为了邓丽君，来来为了英语，咪咪既为邓丽君，也为英语，心中尚有个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所为，则是为听听自己说话的声音。这孩子不知怎么，土头土脑的。姐姐叫她“阿乡”给她一件衣服，她叠好收起来舍不得穿；让她一个人出去吃点心，她只吃一碗阳春面。端丽也高兴，是为了家用电器的日益齐全。大家商量着如何安置这个四喇叭，端丽便把要同文耀商量的事忘了。第二天想起时，又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无须这么认真。随他们去，将她除名，无所谓；给她留职，也无所谓。
家里事很多，都在为文影的婚姻问题忙。如今，有了一份数量可观的陪嫁的文影，已不乏追求者了，轮到文影挑挑拣拣。文影对自己估价很高，却没想到自己年近三十，再如何保养，也要见出点老气。再加上前几年生的那场病，服的药似有些副作用，据说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她过早地发胖了，体形不再象过去那样苗条秀气，显出了蠢笨。因而造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前几天，端丽的一个小姊妹又为文影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在某科研单位工作的，长相很体面，魁梧，健壮，又很斯文，家里也是颇有些底子的。文影很喜欢，可那男的态度却不甚明朗。往来几次后，还是断了。文影很不开心，似有些要犯病的样子。家里人极担心，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散心。婆婆陪她去了一次苏州。回来后精神好了点，端丽趁机劝她：“妹妹，你快三十岁了，不要拖的太久了。”
“我也不想拖，可总要找个称心如意的。”
“当然。但眼光稍稍放平一点，要实事求是。”
“什么叫实事求是？我的要求并不过高，对男的条件总要对得起我自己才行。”
“那自然。不过，身外的条件究竟是次要的，主要是看人品。”
“人要好，条件也要好。”
“条件不是主要的，还是要感情好。”端丽想起文影曾经过的爱情波折，她应该懂得势利眼的可恶。怎么还如此看不破，实在是白白病了一场。可端丽却忘了多多—她让多多与那位工人出身的男友断了关系。她对多多说：“凭你现在的条件，可以随你挑，随你拣。”果然，多多找到了个极好的：父母在国外，早晚要出去接受遗产。
“条件为什么不重要？”文影说，异样地盯着端丽的眼睛“你当初不也是看着我哥哥有钱才嫁过来的？”
端丽的脸刷地红了：“妹妹，你可不要这样说话。我跟你哥哥享了福，可也受了苦。‘文化大革命’”
“爸爸不是补偿你了？给了你那么多。我这个亲身女儿也不过比你多一半。”文影刻薄地说。
端丽脸白了，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她站起来转身就走了。回到家里，她不由得哆嗦了起来。原来小姑这么在看待自己。当然，她和小姑的这类纠纷，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常常发生。虽没有这么粗鲁地面对面拌嘴，可私下却没少生气。可这会儿，她感到不习惯，无言以对，不知道该怎么辩驳小姑。她一整天都憋着气，胸口起伏着，焦灼地等待文耀回来，好向他倾诉一切。然而她等不及了，等多多下班回来，统统告诉了多多。多多是任性惯了的，一听气得火冒三丈，一定要找小娘娘去讲清楚。端丽说过之后，气平了不少，倒反劝起女儿来：“算了算了，不和她一般见识。”多多不想算，找着机会把话说给娘娘听。
早上多多去上班，走到二楼门前，端丽趴在楼梯上嘱咐了一句：“骑车子小心。”多多新买了一辆台湾小轮子车，进进出出，哪怕只一百米也要以车代步，弄得端丽好不提心吊胆。
多多听了妈妈的话，站住脚，大声说：“妈妈，你又要多管闲事，管了也不会落好的！要是你不管，人家现在作乡下媳妇，多少有劲！”
文影在屋里隔着门说：“闲事不是白管的，有报酬，何乐而不为。”
于是一句来，一句去，没完没了了。
这样的摩擦越来越多，连端丽都觉得无聊了，可又无力解脱，心情十分不好。文影也忒气人，端丽或是多多，每买一件东西，她知道了都要闹，闹过之后，总要得到一件同样的或不同样的东西才能解气。而每回她向父母要东西要不着，也必定迁怒到嫂嫂身上，用端丽得到的那份额外的财产压父母。她越来越难伺候，满足，婆婆一个人都对付不了了。而端丽认定了，不再去管闲事，一句嘴不插。只是心里奇怪：文影为何不与插队落户那情那景比较比较？总该有一番忆苦思甜吧？当她责备着文影时，却丝毫没想起自己。实也应该好好地“忆苦思甜”一番。她都把那十年忘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没有了。有时候，端丽常常会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怅惘，但她从不追究那怅惘从何而来。
面对着这矛盾，各人的态度均不相同。公公骂文影忘恩负义；婆婆责备端丽得了便宜还不肯让人；文耀很乐观，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矛盾，等妹妹出了嫁便会解决；文光很淡泊，认定这是有闲阶级无聊生活的反映。看见嫂嫂为此烦恼，便劝说道：
“何必，这都是吃饱了饭撑的。生活没有意义，各自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寄托。”
“你又有什么寄托呢？”端丽没好气地顶他。
“没有什么，每天上下班，做满八小时，月初领工资，一切都不用费心，一切都是现成。我们只需吃了做，做了吃。”
“你不也一样的无聊！”
“当然，所以我想着，把工作退了。”
端丽点点头笑道：“是啊，吃饱饭了，又要想出花样来了。”
“爹爹给我的钱，足够做本钱了。现在政府不是鼓励个体经济吗？我想开个西餐厅。”
“发疯！”端丽想到他连炒鸡蛋都不会。
“我是觉着自己要发疯了。我们活着，就只为了活着。我们对谁都没有责任。”文光忽然变得忧郁起来。
端丽缓缓地劝他：“你能有今天，很不容易，要知足了。”
“是的”他闷闷地说“省心，又省力。吃了做，做了吃，平行的循环，而生活应该是上升的螺旋。”
端丽不理他了，只是摇头。
“嫂嫂，那年我去黑龙江，你陪我去买东西，还记得吗？”
“记得。”
“路上，你对我说的话，我这会儿感到很有哲理。”
她吓了一跳：“请你不要寻我的开心。”
“不不，是真的。我问你，人为什么要活着。你说：吃，穿！当时我觉得庸俗，可现在我想透了。就是为了吃，穿。我们劳动是为了吃穿得更好，更好地吃穿，是为了更努力地劳动，使吃和穿进一步。人类世界不就是这么发展的？”
“你想的总是很好。”端丽肯定他。
“所以我想，不要那铁饭碗，自己创造新大陆。”
端丽仔细地看看他，摇了摇头：“我劝你就这么想想说说算了，千万别动手去做。你做总是做不到底的。”
“何以见得？”文光不服气。
“你和爹爹划清界限，没划到底；去黑龙江建设边疆，也没建到底。”
“那时太幼稚，现在成熟了。”
端丽还是摇头。
“你等着看。”文光说。
端丽等了不少日子，见他并无什么动静，每天上下班，不高兴了就请半天病假，躺在床上捧着一大堆杂志看小说。如今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任他怎么看也看不完的。那开西餐馆的念头也许已自生自灭了。或许，这正是他成熟的标志？端丽心中暗暗好笑，但在内心对他倒有了一点好感，觉得这些年他毕竟有过一些思考，因此也有了一些长进，尽管只停留在口头。她想起了小姑，她这十年的长进，不过是从从小姐脾气发展成了老小姐脾气，越发难弄。看到多多和她的男朋友走进走出，都要说几句闲话。多多完全能意识到自己的优越，索性不理小娘娘，不屑于和她拌嘴。她觉得自己迟早要离开家，有一种临时观点，经常迟到，早退，旷工。端丽看不过去，有时说她：“你不去也要请个假。病假还是事假，总要有个说法。我在路上碰到你同事都不好意思说话了。”
多多噎妈妈：“你自己不也不去上班？让他们把我开除好了。”
端丽气得说不出话来，发现多多的脾气和十年前一样的坏了，娇纵，任性，爱打扮。她忽然十分想念“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个下乡回来，皮肤黑黝黝，叫她“亲爱的妈妈”的多多。她叹了一口气，心想，这十年家里苦虽苦，感情上却还是有所得的。熬出头来了，该吸取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吧！生活难道就只是完完全全地恢复？
生活在恢复，连更早一点的交谊舞会都恢复了。虽然没有舞厅，可是大学里，工厂里，机关里，甚至自己家里，都开起了舞会。文耀常常带着端丽和孩子去朋友家跳舞，有时在自己家里开。来来的复习迎考到了最紧张关键的阶段，他从不参加。咪咪只是坐在旁边看，土里土气地傻笑。她真土，居然还扎着两根牛角辫，穿着黑布鞋。新衣服，皮鞋，她总不穿，好好地收着。多多警告她：“再不穿，式样就要过时了，想穿也穿不出去了。”她仍不穿，有点乡下人的派头，小家子气。
多多很快就学会了跳舞，但总有一些变异，肩膀、腰，随着节奏扭着，并觉得古典的交谊舞已经满足不了，年轻人都去学新式的扭摆舞。端丽这一辈人是不欣赏的。端丽的舞姿是最最古典、最最标准的，含蓄、优雅，有点懒懒的，却又是轻盈的。当她随着圆舞曲旋转时，会忘了自己四十多岁的年龄，她以为回到了大学生的舞会上，她和文耀这一对，总是舞会中心的漩涡。
每一个舞会，都是欲罢不能，直到深夜、凌晨才结束。人的兴奋有着惯性，当这惯性终于消失，随之即来的却是寂寥，这寂寥使人疲倦，疲倦得烦躁。端丽惧怕这种寂寥，因此总不愿舞会结束，而拖延得越久，则越感到寂寥，疲倦感也越发强烈。弄到后来，她简直怕人家邀请她参加舞会了。她既抵不住舞会的吸引力，又抵不住跳毕之后的寂寥和倦怠。真不知如何是好。
自从有了舞会以后，端丽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准确地说应该是恢复了这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她都是这么着的。十点钟才起床，喝一杯咖啡，两片夹心饼干当早餐。也不换衣服，只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最怕这时候来客人了，于是感到房间不够用，就去找婆婆商量。
“姆妈，‘四人帮’打倒有两年了，我们再去催催房管处，把楼下的房间要回来，可以做客餐厅。现在，爹爹、文耀的朋友都来往起来了，没个客餐厅不方便啊！”“这几天，你公公也在叨咕这件事，不晓得能不能要回来呢，下面人家不知足得很，条件提得越来越高。也不想想过去住的是草棚棚。”
“去催总比不催好吧！”
公公又去催了几次，房管处迫不得已，加紧与楼下两家谈判，又过了一个月，总算谈妥，楼下人家要搬了。
端丽想起阿毛娘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倒有点过意不去，买了一只蛋糕，表示恭贺乔迁之喜。阿毛娘不接蛋糕，眼睛望着别处，冷冷地说：
“还是老板有钱，住洋房，工人穷得响叮当啊！”端丽不知说什么才好，站了一会儿，把蛋糕放在已搬上卡车的一张小桌子上，上楼了。她站在三楼窗前，默默地看着一筐筐煤饼、劈柴，一件件破烂的家什搬上卡车。最后，卡车“嘟”的一声，走了。
她走下楼，推进门去。房间很干净，地板拖得发白了，墙壁用石灰刷得惨白，墙上还留着一张新崛起的电影明星的画片。他们尽自己所能保护这房子，装饰这房子。她想起阿毛娘说过：他们从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她又想起，当咪咪听说他们原先住草棚子，老气横秋地说：“作孽！”这时，心中升起一丝歉意，她想，现在他们搬到哪儿去了？但愿不再是棚户区。
不几天，房管处来人将两间房间打通，恢复原样。墙壁糊了贴墙布，地板上打了蜡。沙发买来了，三人的，双人的，单人的，茶几买来了，宽的、窄的、长条的；立灯、窗幔都买来了。客餐厅重新建设起来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切，都恢复了。
当端丽重新习惯了这一切的时候，她的新生感却慢慢儿消失尽了。她不再感到重新开始生活的幸福。这一切都给了她一种陈旧感，有时她恍惚觉得她退回了十几年，可镜子里的自己却分明老了许多。于是，她惆怅，她忧郁，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她自己都没有意识清楚，也不知这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觉着百无聊赖：宴会，吃腻了；舞，跳累了；逛马路，够了；买东西，烦了。她想干点什么，却没什么可干的。这会儿，她倒开始羡慕文光。文光看小说看入了迷，居然学着动手作起小说来。他将他没有勇气实践的一切都交给小说中的东西去完成。这些东西居然发表了一二篇，还收到几个傻里傻气的中学生的来信。他越起劲了，请了长假在家里写作。多少年来苦恼着他的问题解决了，经过这么些折腾，他总算为自己找到了一点事情做，这是一桩非常适合他的事情。他不再感到空虚，不再悲哀了。开始，认为他是回避，可后来也服气了，他毕竟还能想出来，并能写下来，这也是不容易的。她读过他的小说，那只是一片透明的幻想，倒也给人一种安慰。端丽也很想找点事来做做，她太无聊了。
在这烦闷的日子里，来来的大学录取通知来了，是全国第一流的重点大学。来来捧着通知的手直颤抖，半晌也没平静下来。其他人的高兴都很适当，不过分。张家并不缺少大学生，只要没有意外事故，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受到大学程度的教育。到了八月底，来来要报到住校，端丽为他收拾行李。买蚊帐、买床单，买箱子，买卧式的录音机，一眨眼，三百元钱就出手了。她不由想起在那动乱的日子里，为文光、文影整理的两份行装。那时真难啊！多多把一分一分从嘴里挖出来的钱都奉献了。想起这些，端丽疲倦地地坐了下来。光是想想，也吃力，也后怕。当时自己是多么能干，多么有力量。那个能干的女人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呢？而且，究竟那个能干的女人是不是自己呢？她恍恍惚惚的，心里充满了一种迷失的感觉。她象一个负重的人突然从肩上卸下了负荷，轻松极了，轻松得能飘起来，轻松得失重了。
人生轻松过了头反会沉重起来，生活容易过了头又会艰难起来。
来来欢天喜地地去了学校，多多欢天喜地地出了嫁，家里更加冷清了。文耀见端丽闷闷不乐，以为家里客人多，送往迎来的太累了，便提议趁国庆三天假去杭州玩玩。端丽也以为自己是累了，想出去散散心，或许情绪能好转。她同意了，并建议带咪咪一起去。
“人都说咪咪小家子气重得很，怪我们不带她出去见世面。”
“这孩子命苦，一生下来不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该让她多享点福。”文耀也说。
可是咪咪不愿意：“我不去，我要复习功课。这次测验，代数只得了八十分。”咪咪学习很巴结，可是也许学习方式有问题，成绩总是平平。端丽可怜她，认为她大可不必费那么大劲读书。
“功课回来也有时间复习的。你不是还没去过杭州？”
“回来又要上新课了。今年升高中要考，代数没把握考一百分，就没希望进重点中学高中。”
“进不了就不进，我们不和人家争。现在家里好了，不会让你吃苦的。”端丽说的是真心话，她觉得咪咪和来来不同，她不是个读书的料，读起来吃力不讨好，何苦拼命呢！她怜惜地抚摸着咪咪的头发“你跟着爸爸妈妈吃了不少苦，现在有条件了，好好玩玩吧！”
咪咪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妈妈：“妈妈，我们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有钱了？”
“爷爷落实政策了嘛！”
“那全都是爷爷的钱？”
“爷爷的钱，就是爸爸的钱”端丽支吾了。
“是爷爷赚来的？”
“是的，是爷爷赚来的。但是一个人用不完，将来你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靠这钱过一辈子。”
“不工作，过日子有什么意思？”咪咪反问道。她从小苦惯了，是真的不习惯悠闲的生活。
端丽说不出话了，怔了一会儿，淡淡地说：“你实在不愿去就不去吧。”
“好的！”咪咪解脱了似的重又埋下头去做功课。端丽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了咪咪一眼，她后脑勺上两根牛角辫冲着天花板，一笔一划都贯注下去，十二分地兴趣和认真。她从来就是这样，干每件事都很认真，很仔细，很有兴味。她喜欢做事情，无论端丽让她干什么，她都欢天喜地，似乎这些琐事有着无穷的趣味。有一次，端丽让她排队买西瓜，队伍很长，太阳很辣，两小时之后，端丽才去换她。她汗流满面，却兴致勃勃。看到妈妈高兴地说：“只有九十八个人了。”九十八个人仍是一列很长的队伍，但总是在慢慢地缩短，接近目的地了。咪咪从小习惯的是在日头下，流着汗，一小步一小步地接近目标，获得果实。这十年的艰苦岁月，在咪咪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岁月，毕竟不会烟消云灭，逝去得那么彻底，总要留下一些什么。要想完完全全地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情那景，是不可能的。端丽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好象是安慰，又好象是悲哀，她对杭州之行的兴趣淡漠了许多。
在杭州的三天，还是愉快的，跟着旅游车，凡事不用操心，可以尽兴地玩乐。三天之后，旅游车返回上海，车上那几对新婚夫妇，随之感叹：
“好了，再会了，杭州。明天又要上班了，唉！”他们叹着气，但那表情却并不悲哀。端丽不由地羡慕起他们来。他们回去了还有事干，尽管也许是极苦极脏极费力的事。自己确不用辛苦，没有什么事等着她，她可以自由地安排时间，想干什么干什么。然而，干什么呢？她沉默地望着越来越远的西湖，心里空落落的。
“是呀，明天要上班了。”文耀也说“你看，还是你惬意。”
端丽愠怒地看了他一眼，她以为他是在嘲笑她，气她。过后又觉得自己可笑，神经过敏。然而一想，自己难道已经无聊得有点神经质了吗？不觉又害怕起来，极力使自己愉快。她试图轻松起来：
“过年，我们到宁波去玩吧！”
“对了！宁波的小镇很有风味，还可以从普陀山绕道去烧柱香。”文耀对游玩的路线总是十分明确。
前后左右几个小青年把脑袋靠拢过来听着：
“普陀山是佛教圣地，据说现在又修复了，每日里，朝山进香的人络绎不绝”
一个新郎官说：“我们也去。”
他的小爱人，一个很清秀的女孩子白了他一眼：“啥地方来这么多钞票？”
“加几个班，不缺勤，年终奖金肯定够去一次。”
新上任的小主妇认真地核算了一下，点头批准了：“这倒是够了。”
端丽又悲凉起来，她老是羡慕人家，使得自己的心情越来越糟。
到家了，一进门，阿姨就告诉她，工场间梁阿姨来过了，讨她的回话，请她无论如何要在这个星期决定了。
“阿姨，去烧洗澡水吧！”文耀吩咐，转头对妻子说“退了吧，爽气点。”
“退了，”端丽怔怔地看着丈夫“就没有工作了。”
“没有就没有，不就几十块钱吗？”
“这倒不光是为了钱。”端丽说。
“不为钱是为什么？”文耀脱外套，换拖鞋。
“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呢？”
文耀笑了起来：“要再来就亡党亡国了。”
“这倒是。”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彻底过去了，再也不会有了。”
“是过去了。”端丽同意，可是她却想，要真是这么一无痕迹，一无所得地过去，则是一桩极不合算的事。难道这十年的苦，就这么白白地吃了？总该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吧！难道，我们这些大人，还不如咪咪吗？
“你不要心有余悸了。”
“先生，水开了，浴缸也擦了。”阿姨说。
“好，好，”文耀答应着“哎，阿姨，你去工场间，讲一声”
“不！”端丽叫了一声。
“怎么？你还要去工作？有福不享。”
“你不要管我。”端丽心烦地说“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你主意也太大了，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过去我倒蛮想听听你的主意的，可你有过什么主意吗？”
文耀真的恼了：“好了，不要吵了。阿姨你去讲，欧阳端丽明天就去上班。”
“阿姨，我自己去讲。”端丽说。心里却有一点发虚，真要她明天就去上班，她能去吗？那阴冷的石库门房子，惨白的日光灯，绕不完的线圈，粗俗的谈吐，轻薄的玩笑，阿兴流着口涎的微笑她软弱地又说了一声：“明天我自己去讲。”
晚上，她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前的小花园里，望着天上幽远的星星出神。秋夜的天空又高远又宁静，给人一种空明的心境。
“嫂嫂。”有人叫她。
“哦，是文光，吓了我一跳，还没睡？”
“已经躺下了，可脑子里忽然升上一个念头，就再也睡不着了。”文光靠着落地窗，抽着烟，烟头一明一暗。
“是来了灵感？”
“也许。有一个人，终生在寻求生活的意义，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人生的真谛实质是十分简单，就只是自食其力。”
星星在很高很远的天上一闪一闪，端丽忽然想哭，她好久没哭了，生活里尽是好事，高兴的事，用不着眼泪。
“用自己的力量，将生命的小船渡到彼岸”
眼泪沿着细巧的鼻梁流入嘴中，咸而且苦涩。她好久没尝过这滋味了，她如今什么味也尝不到。
“这一路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尝到的一切甜酸苦辣，便是人生的滋味”
“你说的总是很好，可实际上做起来却多么难呵！”端丽在心里说。
端丽的头发湿了，天，开始下露水。夜，深了。丁香花香更加浓郁，客厅里的大钟“当当当”地打着。时间在过去，悄悄地替换着昨天和明天。它给人们留下了露水、雾、蓓蕾的绽开，或者凋谢。然而，它终究要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它不会白白地流逝。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