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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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书的写作背景
我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都与本书内容没有直接关系。有很多年，虽然工作非常繁忙，我却保持了乱读书的习惯，不仅是为了学习，也是一种放松方式，一个业余爱好。2003年，我辞去了工作。在一个炎炎夏日在校读中看到“炎炎夏日”四个字时，不知恁地，忽然联想起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一章中，白日鼠白胜卖酒时的唱词：“赤日炎炎似火烧”夏天，梁山好汉们上山打劫不义之财，我却躲在陋室中胡编乱写。行动者和思考者的差别就是如此之大。，一觉醒来，独坐无聊，在汗流浃背之余，突发奇想，无事生非地决定写一点东西。结果当然是自讨苦吃，但如同上了贼船，欲罢不能，只好断断续续地坚持下来。在那一天突发奇想拿起笔之时，没有计划，没有预谋，而且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组织支持。——没有任何官方给予或认证的头衔或职务，比如助教或科长什么的，所以，按照中国目前的状况，我没有资格自称为学者，我也没有兴趣僭取这样一个头衔。尽管在2003-2009年之间打过几次零工，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都是全力以赴，是一个无业者，或美其名曰自由职业者。生活清贫，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直接给予的福利，没有领过失业救济，更没有领过美元据瞭望周刊2009年第四期文章中国智库锋芒待砺报道，在过去20年中，美国福特基金会在中国投资4亿美元，用于中国学者和智库的研究，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的观点。2008年3月，福特基金会为在华工作9年的首席代表送行，举行了招待会，有400多人出席“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他们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智库接受美元或卢布不是问题，问题是资金来源如此集中，而智库又是如此趋之若鹜，研究结果必然会失去公正，影响到国家的决策和利益。同样据这篇报道，国内智库完全按照领导的意愿修改数据——这是另一个问题，福特基金会也许还不致如此，因为揭发他们搞鬼没有风险。同样可悲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因为中国智库不发达，影响了“人权”、“自由”、“民主”的定义权和使用权。他的意思无非是要官府拿出纳税人的钱，由他们把不是白的甚至是黑的说成是白的。按常规，结论是预定的。这居然还是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项目。福特基金会算是智库的好金主。与福特基金会相比，这样的国家基金会实在太等而下之了。照此，中国的学术不会有出路。总而言之，中国的“学术界”确实不太经常与学术有关。、卢布、英镑，或其他任何种类的外国货币。除了在日常消费中间接缴纳各种税费之外，偶尔打些零工，挣几张中国人民的币，仍须照章纳税。因此，作为一名纳税人，我可以假装对国家的事情有发言权。欺骗自己比欺骗别人容易得多——虽然自己知道真相。
无业状态当然不是因为我懒惰，那只是为了多一小点个人自由而自愿付出的代价。因为有了这点争取来的自由，我能够写出自己的观点，虽然不免忌讳，却完全不用说套话、空话、废话、假话以及一切无用的话。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一介寒士“算个屁呀”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语。2008年秋，在深圳的一家饭店，林让一位陌生的11岁女孩领他去厕所，然后卡住女孩的脖子往厕所里拖。女孩挣脱了。当同在饭店吃饭的孩子父母找到林质问时，林扬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大。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其狂妄与无耻令人耳目一新。此后多有自觉地自称为“屁民”的屁民。网络上有评论说，林公仆的“屁”论说破了一个两千年的公开秘密。信哉斯言！事实往往很简单，掩盖事实的谎言却被制作得非常复杂。！探讨“肉食者谋”的地缘战略，肯定有不自量力之嫌。虽然这样提醒自己，但我也知道古人的担忧：
设使食肉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宁得无肝胆涂地于中原之野与？说苑？善说，刘向。“藿”豆叶。这话是东郭祖朝对晋献公说的。当然，肉食、藿食都是比喻。早年的“肉食者”现在已经不再以食肉为满足了。另外，提前自我揭发一下：我几乎每天都吃肉。
现在所说的“为国家肝胆涂地”是一个比喻，类似“鞠躬尽瘁”这和流民在战乱中真正的肝胆涂地是大不一样的。在以上引文中，言者的意思是，一旦统治者失计，百姓就会流离失所，死无葬身之地。肉食者“失计”是常态，买单者当然是藿食者。况且肉食者要做许多事情，思考许多计谋，比如像深圳市长（以及其他一些市长）那样买官卖官。他们未必有时间为民生“计”因此，藿食者似乎不得不越俎代庖。幸运的是，国家几十年来已有了些许进步，大概或许好像似乎可能还不至于因为某个“屁民”说了一小点点真话就把他打翻在地，再像千百条蜈蚣一样踏上无数只脚。于是，我斗胆前行了。这本书是我对我的国家（真是我的国家吗？这样说难道不是太贪婪了吗？）所尽的一点匹夫之责——更准确地说，屁夫之责。我时刻卑谦地牢记“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训——前面两个字和后面两字都不敢稍有遗忘。
本书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本人自费购买的图书、自费上的互联网，以及在街头报摊上购买的报刊。所有费用都是本人合法劳动所得，书中的观点都是自己思考和阅读所得。读者可以看出，本书引用书籍的作者大多是中国古人和西方学者，很少有中国现代的学者。我并没有任何回避引用现代国人的念头，这个结果实在是无可奈何，每每念及，不禁感慨万千。不过，既然生长在中国，我的许多观点肯定是在这个背景的潜移默化中接受的，其中有一些或许受中国现代学者的间接影响。另外，我几乎每天都要上国内的中文网站，在观点上和学识上都从网上文章中获益不浅——这些文章的作者肯定大都是现代中国人。不过，网络论坛上的文章大都是转贴，或几经转贴。读者既不能确定发帖者就是原创者，也很难了解网络作者的真实身份——这却是人们敢于发表真知灼见的最大原因。有时，某条新闻或某篇文章后的简短跟帖使我击节赞叹，或者仰天大笑。我欣赏写者的思考、敏锐、幽默或大胆，又遗憾不能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无法在此列举给我启发者的姓名，只能对那些隐名埋姓的原创者表示感谢和歉意，对转贴者的劳动表示感谢。
自孔子以降，私人著述在中国蔚然成风。但进入20世纪之后，思想禁锢之严厉前所未有，只是到了近些年才有些松动。对于个人，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一本书仍然有些艰难。从2003年开始，这本书断断续续地写了近6年，其中真正用来写作的时间加起来大约是3年。其余的时间或为琐事、或为口而奔波，有时一年多没有写过一个字——这样的时候有过两次。虽然我经常可以心不在焉地同时做两三件事情，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却必须专心才可以写出东西，不能过于为第二天的柴米油盐发愁。一旦因事中断写作，往往需要重新酝酿好几天才能够接上原来的思路。因此，处于良好状态的时候不多，整个写作过程的效率很低。
书中许多引文出自出版时间较近的书籍，引用了时间较近的新闻事件，但这不代表我最初写那一段文字的日期也较近，而很可能是我把新的想法、新的资料加进原有的文字中去了。读书如同堆劈柴，也是“后来居上”另外，拖延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好处之一是可以使用许多新的资料，或者早已有之的、但作者新近才知道的观点和资料。如果知识和见识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而且减少了一点愚昧，也算在人生岁月无可奈何逝去之时的一个慰藉吧。但无论用多长时间学习，孤陋寡闻都不可避免，有待于大方者指正。
二、致谢和免责
首先感谢我的弟弟。他一直照顾年迈的父母，使我免去许多后顾之忧。我常年漂泊在外，生活无着。如果没有弟弟留在家乡，我真不知道如何能够照应父母。尽管他们一再表示一切都很好，不需要我操心，但我也知道，他们生病的时候从来都瞒着我，就像我瞒着他们一样。
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有些艰辛，今天回首甚至觉得有些不堪。不过，幸运的是，虽然有时快一些，有时慢一些，但我从来都不缺少想法，或对想法不能确定。写作一直都比较顺利，从来没有遇到难过的坎。最大的艰辛不在写作本身，而是把想法和论据记下来的时间太久，长时期支付体力和精力的消耗。我本来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真不知道这么长时间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或许冥冥之中有力量在引导和鼓励我吧。当然，家人和朋友的鼓励、关心和期待，也是我能够完成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不过，我只与少数几位朋友大略说起过一些粗浅的想法，而且大多是比较早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刚开始写这本书，我自己都不知道最后会写成什么样子。朋友对我的关心是出于友谊和信任，不表明他们支持我的观点和立场。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关心的是我本人（主要是表现不佳的健康和财务状况），而不是我在写的东西。当然，有几位朋友相信我的能力，他们说过我的书一定会很出色。但他们的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听我多闲谈几句，而我也很少有这样的兴致。我曾经为周围无人切磋而略感遗憾，也曾经为长期独居陋室而稍感孤寂。如果不是因为这两点，本书或许可以写得更好、更快一些。不管怎样，现在终于写完了。我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谋生口去也。
感谢杨宁、黄蔚、金鸥、杨锐、王跃华、夏志伟、王子哲、高菁等朋友以及曾经的家人。他（她）们都热情地说过“你如果需要钱，请告诉我”这样的话。名字的顺序以我记忆中他（她）们说这话的时间先后为依据。感谢侯奕萌、潘莉、蒋卫国热心帮助我联系出版事宜。他们还推荐零工给我。有了他们的承诺和实际帮助，我知道在写完最后一个字之前总会有一碗饭吃，因此略微安心了一点。毫无疑问，书中所有内容一概由我本人负完全责任，其他任何人都不承担任何责任（编辑例外，他要承担放过我的错字、漏字、衍字、病句的责任，包括引文）。
我不揣谫陋写了这本书。本来没有奢望能够承担如此重任，现在居然坚持到完工。这本书的内容可能有些庞杂，但与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相比，还是太简单了。据华严经，在帝释天宫有一张宝珠结成的网，因陀罗网，网上的每一颗珠子都映现其他所有珠子，也映现珠子中的一切映现。我希望本书的各个部分、章节都是开放系统，不仅彼此映照、呼应，同时也对读者开放。如何理解本书的内容是读者的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如果能够诱发读者诸君已有的仁智之心，有抛砖引玉之功，本书就算成功了。
几年前，在一个边疆小城的郊外，一个人在飞快地奔跑，同时作扬鞭状，并不停地喊：“得儿，驾！”那是一个有些寒意的凌晨，天刚刚亮，还有薄雾，宽阔的马路上空空荡荡，四周也没有人家。只有这一辆“马车”在驱驰。这个人不是我。一辆汽车从他身边超过，我坐在车里。几年来，我竟不能忘记他跳跃的身姿，高高举起又落下的手臂。我有时想，如果能够像他一样驾车或驱马（我不能确定他的交通工具）奔跑，当是人生一大乐趣。他如此潇洒、自在，实在令我向往不已，又自叹不如。这位“赶车人”或许是通常所说的“精神病”这是一个猜想。然而，我们的精神状态很可能不比他的更好。我努力地向前挪动，把我的书献给大家。读者诸君看到的这本书就是我的马——或蹇驴。我在奔跑（不是裸奔），不惧向大家献丑。我知道，我比那位“赶车人”还差了很多，不能彻底放松——这是常见的心理病症。
恳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教。遥拜致谢。
丁力2009年5月
一、关于本书的写作背景
我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都与本书内容没有直接关系。有很多年，虽然工作非常繁忙，我却保持了乱读书的习惯，不仅是为了学习，也是一种放松方式，一个业余爱好。2003年，我辞去了工作。在一个炎炎夏日在校读中看到“炎炎夏日”四个字时，不知恁地，忽然联想起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一章中，白日鼠白胜卖酒时的唱词：“赤日炎炎似火烧”夏天，梁山好汉们上山打劫不义之财，我却躲在陋室中胡编乱写。行动者和思考者的差别就是如此之大。，一觉醒来，独坐无聊，在汗流浃背之余，突发奇想，无事生非地决定写一点东西。结果当然是自讨苦吃，但如同上了贼船，欲罢不能，只好断断续续地坚持下来。在那一天突发奇想拿起笔之时，没有计划，没有预谋，而且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组织支持。——没有任何官方给予或认证的头衔或职务，比如助教或科长什么的，所以，按照中国目前的状况，我没有资格自称为学者，我也没有兴趣僭取这样一个头衔。尽管在2003-2009年之间打过几次零工，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都是全力以赴，是一个无业者，或美其名曰自由职业者。生活清贫，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直接给予的福利，没有领过失业救济，更没有领过美元据瞭望周刊2009年第四期文章中国智库锋芒待砺报道，在过去20年中，美国福特基金会在中国投资4亿美元，用于中国学者和智库的研究，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的观点。2008年3月，福特基金会为在华工作9年的首席代表送行，举行了招待会，有400多人出席“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他们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智库接受美元或卢布不是问题，问题是资金来源如此集中，而智库又是如此趋之若鹜，研究结果必然会失去公正，影响到国家的决策和利益。同样据这篇报道，国内智库完全按照领导的意愿修改数据——这是另一个问题，福特基金会也许还不致如此，因为揭发他们搞鬼没有风险。同样可悲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因为中国智库不发达，影响了“人权”、“自由”、“民主”的定义权和使用权。他的意思无非是要官府拿出纳税人的钱，由他们把不是白的甚至是黑的说成是白的。按常规，结论是预定的。这居然还是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项目。福特基金会算是智库的好金主。与福特基金会相比，这样的国家基金会实在太等而下之了。照此，中国的学术不会有出路。总而言之，中国的“学术界”确实不太经常与学术有关。、卢布、英镑，或其他任何种类的外国货币。除了在日常消费中间接缴纳各种税费之外，偶尔打些零工，挣几张中国人民的币，仍须照章纳税。因此，作为一名纳税人，我可以假装对国家的事情有发言权。欺骗自己比欺骗别人容易得多——虽然自己知道真相。
无业状态当然不是因为我懒惰，那只是为了多一小点个人自由而自愿付出的代价。因为有了这点争取来的自由，我能够写出自己的观点，虽然不免忌讳，却完全不用说套话、空话、废话、假话以及一切无用的话。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一介寒士“算个屁呀”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语。2008年秋，在深圳的一家饭店，林让一位陌生的11岁女孩领他去厕所，然后卡住女孩的脖子往厕所里拖。女孩挣脱了。当同在饭店吃饭的孩子父母找到林质问时，林扬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大。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其狂妄与无耻令人耳目一新。此后多有自觉地自称为“屁民”的屁民。网络上有评论说，林公仆的“屁”论说破了一个两千年的公开秘密。信哉斯言！事实往往很简单，掩盖事实的谎言却被制作得非常复杂。！探讨“肉食者谋”的地缘战略，肯定有不自量力之嫌。虽然这样提醒自己，但我也知道古人的担忧：
设使食肉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宁得无肝胆涂地于中原之野与？说苑？善说，刘向。“藿”豆叶。这话是东郭祖朝对晋献公说的。当然，肉食、藿食都是比喻。早年的“肉食者”现在已经不再以食肉为满足了。另外，提前自我揭发一下：我几乎每天都吃肉。
现在所说的“为国家肝胆涂地”是一个比喻，类似“鞠躬尽瘁”这和流民在战乱中真正的肝胆涂地是大不一样的。在以上引文中，言者的意思是，一旦统治者失计，百姓就会流离失所，死无葬身之地。肉食者“失计”是常态，买单者当然是藿食者。况且肉食者要做许多事情，思考许多计谋，比如像深圳市长（以及其他一些市长）那样买官卖官。他们未必有时间为民生“计”因此，藿食者似乎不得不越俎代庖。幸运的是，国家几十年来已有了些许进步，大概或许好像似乎可能还不至于因为某个“屁民”说了一小点点真话就把他打翻在地，再像千百条蜈蚣一样踏上无数只脚。于是，我斗胆前行了。这本书是我对我的国家（真是我的国家吗？这样说难道不是太贪婪了吗？）所尽的一点匹夫之责——更准确地说，屁夫之责。我时刻卑谦地牢记“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训——前面两个字和后面两字都不敢稍有遗忘。
本书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本人自费购买的图书、自费上的互联网，以及在街头报摊上购买的报刊。所有费用都是本人合法劳动所得，书中的观点都是自己思考和阅读所得。读者可以看出，本书引用书籍的作者大多是中国古人和西方学者，很少有中国现代的学者。我并没有任何回避引用现代国人的念头，这个结果实在是无可奈何，每每念及，不禁感慨万千。不过，既然生长在中国，我的许多观点肯定是在这个背景的潜移默化中接受的，其中有一些或许受中国现代学者的间接影响。另外，我几乎每天都要上国内的中文网站，在观点上和学识上都从网上文章中获益不浅——这些文章的作者肯定大都是现代中国人。不过，网络论坛上的文章大都是转贴，或几经转贴。读者既不能确定发帖者就是原创者，也很难了解网络作者的真实身份——这却是人们敢于发表真知灼见的最大原因。有时，某条新闻或某篇文章后的简短跟帖使我击节赞叹，或者仰天大笑。我欣赏写者的思考、敏锐、幽默或大胆，又遗憾不能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无法在此列举给我启发者的姓名，只能对那些隐名埋姓的原创者表示感谢和歉意，对转贴者的劳动表示感谢。
自孔子以降，私人著述在中国蔚然成风。但进入20世纪之后，思想禁锢之严厉前所未有，只是到了近些年才有些松动。对于个人，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一本书仍然有些艰难。从2003年开始，这本书断断续续地写了近6年，其中真正用来写作的时间加起来大约是3年。其余的时间或为琐事、或为口而奔波，有时一年多没有写过一个字——这样的时候有过两次。虽然我经常可以心不在焉地同时做两三件事情，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却必须专心才可以写出东西，不能过于为第二天的柴米油盐发愁。一旦因事中断写作，往往需要重新酝酿好几天才能够接上原来的思路。因此，处于良好状态的时候不多，整个写作过程的效率很低。
书中许多引文出自出版时间较近的书籍，引用了时间较近的新闻事件，但这不代表我最初写那一段文字的日期也较近，而很可能是我把新的想法、新的资料加进原有的文字中去了。读书如同堆劈柴，也是“后来居上”另外，拖延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好处之一是可以使用许多新的资料，或者早已有之的、但作者新近才知道的观点和资料。如果知识和见识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而且减少了一点愚昧，也算在人生岁月无可奈何逝去之时的一个慰藉吧。但无论用多长时间学习，孤陋寡闻都不可避免，有待于大方者指正。
二、致谢和免责
首先感谢我的弟弟。他一直照顾年迈的父母，使我免去许多后顾之忧。我常年漂泊在外，生活无着。如果没有弟弟留在家乡，我真不知道如何能够照应父母。尽管他们一再表示一切都很好，不需要我操心，但我也知道，他们生病的时候从来都瞒着我，就像我瞒着他们一样。
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有些艰辛，今天回首甚至觉得有些不堪。不过，幸运的是，虽然有时快一些，有时慢一些，但我从来都不缺少想法，或对想法不能确定。写作一直都比较顺利，从来没有遇到难过的坎。最大的艰辛不在写作本身，而是把想法和论据记下来的时间太久，长时期支付体力和精力的消耗。我本来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真不知道这么长时间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或许冥冥之中有力量在引导和鼓励我吧。当然，家人和朋友的鼓励、关心和期待，也是我能够完成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不过，我只与少数几位朋友大略说起过一些粗浅的想法，而且大多是比较早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刚开始写这本书，我自己都不知道最后会写成什么样子。朋友对我的关心是出于友谊和信任，不表明他们支持我的观点和立场。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关心的是我本人（主要是表现不佳的健康和财务状况），而不是我在写的东西。当然，有几位朋友相信我的能力，他们说过我的书一定会很出色。但他们的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听我多闲谈几句，而我也很少有这样的兴致。我曾经为周围无人切磋而略感遗憾，也曾经为长期独居陋室而稍感孤寂。如果不是因为这两点，本书或许可以写得更好、更快一些。不管怎样，现在终于写完了。我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谋生口去也。
感谢杨宁、黄蔚、金鸥、杨锐、王跃华、夏志伟、王子哲、高菁等朋友以及曾经的家人。他（她）们都热情地说过“你如果需要钱，请告诉我”这样的话。名字的顺序以我记忆中他（她）们说这话的时间先后为依据。感谢侯奕萌、潘莉、蒋卫国热心帮助我联系出版事宜。他们还推荐零工给我。有了他们的承诺和实际帮助，我知道在写完最后一个字之前总会有一碗饭吃，因此略微安心了一点。毫无疑问，书中所有内容一概由我本人负完全责任，其他任何人都不承担任何责任（编辑例外，他要承担放过我的错字、漏字、衍字、病句的责任，包括引文）。
我不揣谫陋写了这本书。本来没有奢望能够承担如此重任，现在居然坚持到完工。这本书的内容可能有些庞杂，但与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相比，还是太简单了。据华严经，在帝释天宫有一张宝珠结成的网，因陀罗网，网上的每一颗珠子都映现其他所有珠子，也映现珠子中的一切映现。我希望本书的各个部分、章节都是开放系统，不仅彼此映照、呼应，同时也对读者开放。如何理解本书的内容是读者的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如果能够诱发读者诸君已有的仁智之心，有抛砖引玉之功，本书就算成功了。
几年前，在一个边疆小城的郊外，一个人在飞快地奔跑，同时作扬鞭状，并不停地喊：“得儿，驾！”那是一个有些寒意的凌晨，天刚刚亮，还有薄雾，宽阔的马路上空空荡荡，四周也没有人家。只有这一辆“马车”在驱驰。这个人不是我。一辆汽车从他身边超过，我坐在车里。几年来，我竟不能忘记他跳跃的身姿，高高举起又落下的手臂。我有时想，如果能够像他一样驾车或驱马（我不能确定他的交通工具）奔跑，当是人生一大乐趣。他如此潇洒、自在，实在令我向往不已，又自叹不如。这位“赶车人”或许是通常所说的“精神病”这是一个猜想。然而，我们的精神状态很可能不比他的更好。我努力地向前挪动，把我的书献给大家。读者诸君看到的这本书就是我的马——或蹇驴。我在奔跑（不是裸奔），不惧向大家献丑。我知道，我比那位“赶车人”还差了很多，不能彻底放松——这是常见的心理病症。
恳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教。遥拜致谢。
丁力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