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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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均原是我家邻居，我喊他“三伯”刘三伯是我们生产队最贫穷的人，他最值得纪念的，也许就是这个“穷”字了。
他的穷要追溯到他的父辈——一位性子很倔的山东老汉。山东老汉认为自己的儿子不灵透，娶个伶俐媳妇说不定会红杏出墙，便自做主张，用八人抬的大轿把一个傻媳妇给儿子抬进洞房。傻三婶傻得不透气，只能吃，不能做，连衣服都需人帮着穿。两年后又给他添了个傻儿子，傻儿子长大了，也不能去生产队干活，一是干不来，二是社员们老拿他找乐儿，耽误生产。再以后傻三婶又生了一男一女，一家人五张嘴，只扛在刘玉均一个人身上。按当时人民公社的经济效益，沦为赤贫，当是没得说了。
刘玉均三伯住在我家通往生产队的路旁，我上工下工要从他家门前路过。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从他家那两间极矮极小的土坯房里窜出来的滚滚浓烟。那烟奔腾着，汹涌着，带着一股腐朽的气味，刺激着过路人的鼻孔与肺管。小土屋里传出不间断的剧烈咳嗽声。刘三伯家没人拾柴草，烧的是棺材板。那些年处处开垦荒草野洼，挖掘坟墓，刘三伯把棺材板背回家，在当院码了一个大垛。
一个月黑的夜晚，我去大队开四类子弟会，回家路过刘三伯家门口，影影绰绰，只见一个人像是背着什么沉重的东西钻进屋门。可怜的刘三伯终于“觉悟”了，心眼活泛了！我心里竟然感到几分欣慰，好奇地凑近窗口，想看看他究竟从生产队的地里弄回家什么东西。天哪，我只匆匆看了一眼，便捂住鼻孔落荒而逃：在昏黄的油灯下，在傻三婶和几个孩子兴致勃勃、垂涎三尺的围观下，刘三伯正轮圆板斧，朝一头百来斤重的黑毛猪猛砍猛剁，那头猪死于传染病，被附近部队派人埋入野地时，我们正在那里平整土地，亲眼看到了！
刘三伯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腰间常年代替腰带的是一截草绳，或者一绺稻草。但是，因为发生了后来的事，刘三伯值得我纪念的，便不仅仅是“穷”了。在他的心目中，有远比穷更让人嫌恶的事；也有远比果腹暖身，更值得拼命争取的事。事情是：生产队长发现苇垛的苇子见少，就留心侦察，一天在刘三伯家屋门后见到一小捆苇子，便勃然变色，说到底抓住了偷苇子的贼。刘三伯一劲儿分辩没偷，那苇子是从前分的，舍不得一下子烧完，留着引火用，因为棺材板没有苇子烧不起来。队长不信。周围人越聚越多，嘁嘁嚓嚓，说什么的都有。刘三伯嘴笨，越辩越语无伦次，情急之下骂开了大街。他生性厚道，不骂偷苇子的，骂开了自己：“我要偷了苇子，是大伙揍的！我要偷了苇子，是闺女养的！我要偷了苇子，老天爷打雷劈了我！”庄稼人最重视赌咒发誓，他们迷信，相信迟早会应验。到了这个分儿上，没人不相信刘三伯是清白的，队长软下来，承认自己错怪了刘三伯。刘三伯讨回清白，喜极而泣，而狂，竟然躺在地上，牛吼一般哭起来，哭声直贯苍穹，半拉村子的人都能听到。
有人认为五六十年代是冰清玉洁的君子时代，其实不确。公社后期，饥饿终于使人们“觉醒”使人们多长出一只手，往衣袋里装萝卜，往裤腰里别玉米。偷窃的萌芽，一遇适时的气候，终于蓬蓬勃勃、热热闹闹疯长起来，长成一个“大家拿，拿大家”的相声时代，一个笑贫不笑娼、笑穷不笑“拿”的摩登时代。明着拿冒险，有失风度，小打小闹拿不多，不如搞“曲线救国”先拿到权，再拿权钓。有的拿光了国营企业；有的拿光了村上的耕地；有的把手长在嘴上“拿”掉了机关办公楼；有的拿物资采购回扣。拿走了百姓脸上的红润只剩下菜色，拿光了百姓的热心暖意从此怨声载道，民怨沸腾。这些“官拿”民脂民膏的人，是否像刘玉均那样穷得吃病猪肉、烧棺材板呢？非也。他们俸禄就已经可以保证一家老小安享小康了，却偏偏置刘三伯拼死躲避的丢脸现眼、万人耻骂于不顾，一心拿成富翁，住别墅，乘宝马，养外室，出国定居于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夜，我更加怀念刘玉均三伯，撰文纪念他的人格，他的骨气，他的视“失节”之辱甚于贫穷，他的视丧失尊严、节义不如暴死。当年我是那么同情他，哀矜他，假如我看到他偷生产队一口袋稻谷，一定会当他的助手，帮他放哨，帮他装袋子，像搀扶我的父亲一样，搀扶着他走过一道道沟沟坎坎。一口袋稻谷，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他实在太需要它了。
我帮人偷盗的念头恐怕不会得到读者的认同。那么，请听我讲讲刘玉均的结局：长期的生活拖累，挨饿，半生不熟地吃，他得了胃溃疡，我在家乡劳动时，暑天中午休息，见他专门趴在向阳的盐碱地上，烙饼一般地焐着胃部，豆大的汗珠把头下的地打湿一片。我离乡后，打听他的消息，得知他的溃疡终至穿孔，拉到医院，医院说得花一大笔钱动手术，他没钱，又不肯借钱，明白即便治好了病，那钱也还不起了，就让人拉回家，躺在炕上“折饼”一边折饼—边喊叫：“老天爷，疼死我啦，疼死我啦！”声音一天比一天小，一天终于消失了。——您还能指责我动念帮他行窃吗？
而他偏偏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到死都没白拿别人的东西，哪怕一根芦苇。
2000年2月22日
刘玉均原是我家邻居，我喊他“三伯”刘三伯是我们生产队最贫穷的人，他最值得纪念的，也许就是这个“穷”字了。
他的穷要追溯到他的父辈——一位性子很倔的山东老汉。山东老汉认为自己的儿子不灵透，娶个伶俐媳妇说不定会红杏出墙，便自做主张，用八人抬的大轿把一个傻媳妇给儿子抬进洞房。傻三婶傻得不透气，只能吃，不能做，连衣服都需人帮着穿。两年后又给他添了个傻儿子，傻儿子长大了，也不能去生产队干活，一是干不来，二是社员们老拿他找乐儿，耽误生产。再以后傻三婶又生了一男一女，一家人五张嘴，只扛在刘玉均一个人身上。按当时人民公社的经济效益，沦为赤贫，当是没得说了。
刘玉均三伯住在我家通往生产队的路旁，我上工下工要从他家门前路过。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从他家那两间极矮极小的土坯房里窜出来的滚滚浓烟。那烟奔腾着，汹涌着，带着一股腐朽的气味，刺激着过路人的鼻孔与肺管。小土屋里传出不间断的剧烈咳嗽声。刘三伯家没人拾柴草，烧的是棺材板。那些年处处开垦荒草野洼，挖掘坟墓，刘三伯把棺材板背回家，在当院码了一个大垛。
一个月黑的夜晚，我去大队开四类子弟会，回家路过刘三伯家门口，影影绰绰，只见一个人像是背着什么沉重的东西钻进屋门。可怜的刘三伯终于“觉悟”了，心眼活泛了！我心里竟然感到几分欣慰，好奇地凑近窗口，想看看他究竟从生产队的地里弄回家什么东西。天哪，我只匆匆看了一眼，便捂住鼻孔落荒而逃：在昏黄的油灯下，在傻三婶和几个孩子兴致勃勃、垂涎三尺的围观下，刘三伯正轮圆板斧，朝一头百来斤重的黑毛猪猛砍猛剁，那头猪死于传染病，被附近部队派人埋入野地时，我们正在那里平整土地，亲眼看到了！
刘三伯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腰间常年代替腰带的是一截草绳，或者一绺稻草。但是，因为发生了后来的事，刘三伯值得我纪念的，便不仅仅是“穷”了。在他的心目中，有远比穷更让人嫌恶的事；也有远比果腹暖身，更值得拼命争取的事。事情是：生产队长发现苇垛的苇子见少，就留心侦察，一天在刘三伯家屋门后见到一小捆苇子，便勃然变色，说到底抓住了偷苇子的贼。刘三伯一劲儿分辩没偷，那苇子是从前分的，舍不得一下子烧完，留着引火用，因为棺材板没有苇子烧不起来。队长不信。周围人越聚越多，嘁嘁嚓嚓，说什么的都有。刘三伯嘴笨，越辩越语无伦次，情急之下骂开了大街。他生性厚道，不骂偷苇子的，骂开了自己：“我要偷了苇子，是大伙揍的！我要偷了苇子，是闺女养的！我要偷了苇子，老天爷打雷劈了我！”庄稼人最重视赌咒发誓，他们迷信，相信迟早会应验。到了这个分儿上，没人不相信刘三伯是清白的，队长软下来，承认自己错怪了刘三伯。刘三伯讨回清白，喜极而泣，而狂，竟然躺在地上，牛吼一般哭起来，哭声直贯苍穹，半拉村子的人都能听到。
有人认为五六十年代是冰清玉洁的君子时代，其实不确。公社后期，饥饿终于使人们“觉醒”使人们多长出一只手，往衣袋里装萝卜，往裤腰里别玉米。偷窃的萌芽，一遇适时的气候，终于蓬蓬勃勃、热热闹闹疯长起来，长成一个“大家拿，拿大家”的相声时代，一个笑贫不笑娼、笑穷不笑“拿”的摩登时代。明着拿冒险，有失风度，小打小闹拿不多，不如搞“曲线救国”先拿到权，再拿权钓。有的拿光了国营企业；有的拿光了村上的耕地；有的把手长在嘴上“拿”掉了机关办公楼；有的拿物资采购回扣。拿走了百姓脸上的红润只剩下菜色，拿光了百姓的热心暖意从此怨声载道，民怨沸腾。这些“官拿”民脂民膏的人，是否像刘玉均那样穷得吃病猪肉、烧棺材板呢？非也。他们俸禄就已经可以保证一家老小安享小康了，却偏偏置刘三伯拼死躲避的丢脸现眼、万人耻骂于不顾，一心拿成富翁，住别墅，乘宝马，养外室，出国定居于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夜，我更加怀念刘玉均三伯，撰文纪念他的人格，他的骨气，他的视“失节”之辱甚于贫穷，他的视丧失尊严、节义不如暴死。当年我是那么同情他，哀矜他，假如我看到他偷生产队一口袋稻谷，一定会当他的助手，帮他放哨，帮他装袋子，像搀扶我的父亲一样，搀扶着他走过一道道沟沟坎坎。一口袋稻谷，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他实在太需要它了。
我帮人偷盗的念头恐怕不会得到读者的认同。那么，请听我讲讲刘玉均的结局：长期的生活拖累，挨饿，半生不熟地吃，他得了胃溃疡，我在家乡劳动时，暑天中午休息，见他专门趴在向阳的盐碱地上，烙饼一般地焐着胃部，豆大的汗珠把头下的地打湿一片。我离乡后，打听他的消息，得知他的溃疡终至穿孔，拉到医院，医院说得花一大笔钱动手术，他没钱，又不肯借钱，明白即便治好了病，那钱也还不起了，就让人拉回家，躺在炕上“折饼”一边折饼—边喊叫：“老天爷，疼死我啦，疼死我啦！”声音一天比一天小，一天终于消失了。——您还能指责我动念帮他行窃吗？
而他偏偏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到死都没白拿别人的东西，哪怕一根芦苇。
2000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