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暑假江城探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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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982年我所任教学班“小升初”考试过后不久，便迎来了那一年的暑假。6月中旬的一天，从贵章哥写给我的家书中得到三个喜讯：
第一个喜讯：是贵章哥被分配到江城市郊区九站第三十六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原本他们这届联大毕业生都必须无条件地去江城市外五县的乡村学校支教，后因贵章哥领着母亲到江城市人事局和教育局以“家中母亲体弱多病生活上无大龄子女照顾”为由总算把贵章哥留在了距江城市区仅6公里的九站三十六中工作，且每天在临江门乘市内一路公交车到火车站再换火车通勤上下班基本能够得上。
第二个喜讯：是我的五弟陈会章上半年在江城市劳动局组织的招工考试中一举考入了江城市毛纺厂，成了一名响当当的国企机修工。按说，凭老五在数理化等学科的实力考入公检法或税务等穿制服的热点部门和单位没有一点问题，但他这个人往往在关键时间节点“没正事，不着吊”，才使天赐良机与命运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尤令全家人扼腕痛惜和他本人抱憾终身的是，一次在参加江城市政法系统招干考试前两天，他还再与毛纺厂同事在临江门老宅当院下象棋，结果连学习不如他的毛纺同事侯广志都考进法院成了一名无尚荣光的人民法官，而他却名落孙山了。老五的事例再次证明：一个人把握自己的命运并不难，难的是你在心里是否真正树立起把握和珍视天赐良机的强烈主观意识。倘若老五能像我把握和珍视农场公招“以工代干”老师那样去对待这次“法院招干”考试，那么他肯定能跟侯广志一样成为一名令人羡慕不已的“人民法官”。据老六久章后来跟我说，做为弟弟他实在气不过他五哥在临考前两天还再下象棋，所以他不仅?了棋盘，而且还把棋子都撇进了我家门前的松花江。
第三个喜讯：是我的六弟陈久章凭一己之力考入了江城市江北化工技工学校。在我看来，这是六弟在驾驭自我人生运程中跨出的实质性一步。迈出这一步也就等于跨进了吉化公司大门。这在当时可是无数待业青年梦寐以求的天大美事。日后的事实证明，正因有了这个奠基的步骤，才让老六成了化建三公司的一名技工。随后他又带薪读了“职大”并晋升为公司的一名管理干部。也正因有了这段人生历练，后经他个人努力和我的全力助推，才使他日后成了一名腰缠万贯的建筑和房地产开发商。活生生的实例再一次证明：“有志者，事竟成”；“苦难的人生是一个人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生活喜讯似乎与“海洛因”同样具有令人“兴奋不已”的提神功效。自从得知综上“三大喜讯”后，我的内心也一下变得更加豁亮，脚步也变得更轻快了。此时，我想最高兴的还是我的母亲和淑峰姐。因为只有她们娘俩才是为我们这个巅沛之家“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人。此刻，她俩一定笑得比我更开心，其内心深处想必早已是“百卉争妍，春意盎然”的万千气象了……
在暑假去往江城的路上，应挚友曲学军和张金梅夫妇之约，我专门去镇赉镇他家走了一趟。婚后的学军和金梅就在其娘家院里盖了两间砖挂面的土坯房。室内收拾得整齐、干净，住着也宽敞、舒适。他二人约我前来是想给我相看一个对象。当时，我同意跟女方见面的原因是，如果江城回不去，能借对方之力进入镇赉县城也算一个不错的选项，因返城受身份制约，调转难度大；大庆二舅那边回信说办不了。所以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我是第二天中午在学军家与女方见面的。女方乔某女是学军工作在镇赉县医院的二妹夫乔建华的堂妹，时年22岁，是镇赉中医院的出纳员。她面容清丽，身材佼好，杏眼桃腮，肤白貌美，胖瘦适中，水灵可人，衿持傲气。一眼看去，就是个性格乖张，话锋犀利，有一定文化修为的“冰美人”。
见我们二人相对落座之后，学军、金梅和乔建华陆续闪身去了金梅母亲家的上屋。
乔某女不愧是工作在城镇的女孩。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举止大方，谈吐不凡，一颦一笑无不透出令人心生忐忑的咄咄傲气。
好在我也不是地道的乡下人，并未被她的美貌和咄咄气势所慑服。依然不卑不亢，游刃有余地从容应对着。
我们彼此首先从各自的职业谈起。做为男方我主动先谈了对文卫工作的感知和认识：
“小乔，其实你我从事的职业从国家对行业划分角度看是被统称为文教卫生事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从事的又都是人类社会既文明又高尚的工作。医院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载体；学校是教书育人，改造人类灵魂的施教平台。说白了，你我所干的都是与救人和育人息息相关的职业。由此可鉴，因职业性质的相邻与相近，我们首先就具备了便于沟通的主观与客观基础。这一点对于正处在找寻生活另一半的年轻男女来说尤为重要。”
乔某女一边听着我的侃侃而谈，一边用眼角余光审视着我的从头到脚。看得出，她一直在用我和她以前见过的多个对象快速地作着心里上的比对。但不论她怎么比，我自信她在听了我刚才的一番表述后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
只见她沉吟片刻，然后以清晰口齿和颇有文采的表述说道：
“陈老师，您真不愧是当老师的。您的职业观令我钦佩；您的口才让我欣赏。看来您是一个有深厚文学修养的人。倘若我们有缘走到一起，除去职业相邻相近因素外，相同的文学爱好也是拉近我们心与心距离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小乔，您说得真好！您的修为和学识也非一般女孩可比。那么您愿意和我相处下去吗？”我问道。
只见乔某女用对我颇有好感的语气说道：“陈老师，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我同意和您先保持书信沟通和联系。”
接着，我们彼此互留了通信地址，然后便送乔某女走出了学军的家。这时，学军、金梅、乔建华正在院里唠嗑。于是我们三人一起把乔某女和乔建华送到了张金梅家门前的大街上……
回到屋里，我把跟乔某女初次相见的全过程向学军两口子复述了一遍。我们共同得出的结论是：成功概率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倘若我的经济条件优越并能单方解决工作调转问题，婚事可成，否则绝对没戏。
日后的情况证明，我和学军、金梅的判断一点没错。我跟乔某女在连续通过两封信后，她很委婉地断绝了与我的书信往来。因跟她仅一面之缘，故同她分手对彼此均未留下任何遗憾。有趣的是1985年元月，当我跟张春英在四平农机校中师班读书放寒假回农场途经镇赉县城，在一个饭店吃饭时意外邂逅了乔某女。熟人相见，我非常礼貌地给乔某女和春英相互作了介绍。就二人年龄、职业、颜值相比，春英要远远超过乔某女。1998年5月学军爱人张金梅从江城回镇赉办事时又一次偶遇了乔某女。据金梅说她还特意打听了一下我的情况。金梅跟她说我不仅当上了城建局长，而且家里的日子也过得非常好，弄得人家追悔莫及。
这一事例从另一个侧面告诉处于择偶阶段的年轻女孩们：在选择自己终身伴侣时必须把对方“智商学识、职业及行为能力、形象和家庭背景”等进行综合考量，切勿为目光短视或以貌择偶惯性思维所左右，留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终生遗憾。若非如此，当今人类社会或许也就不会广为盛传“女怕嫁错郎”这句老生常谈了。因为婚姻是关乎女孩一生幸福的大事。选对了惠及终老；选错了殃及一生。
在镇赉县城曲学军家相看完对象的当天晚上8点半我即乘火车于第二天中午赶回了江城市西关临江门老宅。走进家门只有10岁的小妹于丽一人在家看家。见是自己兄长从外地回家，小妹才高兴地把从里边反锁的房门给我打开，否则任何陌生人叫门母亲叮嘱她都千万不能开门。
进了屋子后，室内的一切还是老样子没有任何新变化，但对我来说依旧还是那般亲切。在与小妹无意间的一问一答中得知了三个新情况：
其一是，时年30岁的三哥贵章自到江城市36中当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后工作顺心，且深得该校卢校长的赏识。另外，他还先后相看过两个对象，但均因种种原因不合双方心愿而告吹。
其二是，自从今年春节前“熬夜拔皂糖”母亲落下“冠心病”病根后身体大不如前了。为了缓解母亲的病情，这次回来之前我还专门去鹿场求台砚亭给我特意用“砍头鹿”鹿心贝干加工成一份优质“鹿心粉”。据说“用鹿心粉和朱砂泡酒”长期饮用是治疗“冠心病”相当不错的一个“偏方”。
其三是，就在不久前的七月初，母亲驾驭“倒骑驴”（卖雪糕流动车）在江城西关通往二监狱返程坡路上往下放大坡时发生了一次现在想起来都令人后怕的险情。关于这件事待晚上母亲回来后我就相关细节进行了仔细询问，具体经过着实令人惊心动魄。整件事儿的过程大致如下：
1982年7月15日，那是一个烈日炎炎，气温高达33摄氏度的大热天。在头天晚上听广播时母亲就知道第二天是个卖“雪糕”难得一遇的好天气。其实，做“冷饮生意”的人没有一个不盼“桑拿天”的。天热做买卖的人的确老遭罪了，但那可是真卖货呀！一天几乎可抵得上阴凉天10天所挣的钱数。故老妈从零晨三点便赶到了红旗雪糕厂排队一下上了2000只雪糕后便赶去了西关距离城区7公里外的江城第二监狱的大门口售卖点。当天因雪糕上得超多，在爬去往监狱道路一个大缓坡时她累得突发冠心病，再也骑不动“倒骑驴”了，无奈在吃过“救心丸”后，只好求一位过路菜民帮她把车推上了坡顶。按说，一个有冠心病的人是不宜再卖“雪糕”的，但母亲这个人又一向太过刚强，不论再苦再累她都从不把自己最难受的一面暴露给自己的孩子，总是茹苦含辛地一个人硬撑着。
那天，母亲总共卖了4000只雪糕，上午一车，下午一车。大概不到晚上6点就把“雪糕”全部卖光，乐得她连嘴都合不拢了。当天即净赚达百元，相当于那时月薪70余元的监狱管理干部一个半月的工资收入。此外，母亲干事还有股子犟劲儿：即恨债、赚钱不要命。若非这般犟性她也不会老早就把自己的健康给过早地透支掉了。
给我的感觉是，那时省内劳改系统好像毎年七、八月份都要发“防暑补贴”的，加之那时的狱警办公室和监区普遍都没安装空调，故只能采取这种最简易的方式消暑了。听母亲说，监管狱警一买就是几十只或上百只“雪糕”，生意做得老“过瘾了”。
就在那天晚上母亲蹬着“倒骑驴”从二监狱返回市区的路上，由于太过疲惫，母亲在脚踩“倒骑驴”车闸往下放大坡时因一时不慎，突然把车闸踩“秃鲁”了，结果导致整车失控，“倒骑驴”象穿箭似的连人带车从坡顶向坡下飞去……，亏着天近黄昏，迎面没有机动车驶来，外加坡路两边都是菜地且没有深沟，所以当“倒骑驴”歪向路边菜地时，接连在莱地里翻了好几个滚翻后才最终扣到了菜地里。值得庆幸的是，就在“倒骑驴”翻第一个个子的时候，母亲首先被顺势甩到了路边的茄子地里，接着被甩出去的是空雪糕箱子。据母亲描述，当时连人带车从坡顶放下来的那一瞬间，她以为这回算是彻底完了，所以只能把眼睛一闭任凭车子飞行……呼呼的风声在耳边作响……一任听天由命了……
被最早甩出去的母亲，在菜地里躺了好长一会儿功夫，当她恢复理智后先动了动两只胳膊和两条腿，一看没大事，于是又翻动了一下腰也无大碍，接着便从地上慢慢站了起来，结果浑身哪都没受硬伤……，只有两只胳膊受了点轻微的皮外伤。此时，迷信的母亲开始默默地在心里面向苍天和大地祷告道：拜地君赐福！谢老天爷保佑！
接着，母亲去查看甩出10米开外的空雪糕箱，一看除擦掉几片蓝铅油外，基本完好无损；再看一看扣在20米开外地里的“倒骑驴”，上前转动了一下两只车轮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损伤。看到这些，母亲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而一场突发的大祸就这样在瞬间竟被有惊无险地化解了。
这个世界还是好心人居多。当母亲正犯愁找不到帮手的时候，有一对路过此地的农民夫妇主动前来帮忙了。很快，车被从地里抬到路边，接着又把雪糕箱也弄到车上固定好后才起身离去……
若用“唯心论”的观点分析看待这件事：或可谓之“祖上积德”或叫“善有善报”。但不管咋说，这都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
自从得知母亲出了那档子险事后，一向心思较重的我开始时常挂念起母亲的安危了。回家的第二天，我抽空儿去船营街道北“志诚利药房”给母亲买来了“朱砂”，并把带回的“鹿心粉”兑酒配好了那个治疗冠心病的“偏方”，并督促母亲每晚睡觉前喝上一小盅。
几乎和往常一样，只要我回江城度寒暑两假，淑峰姐家的两个外甥女金巍、金迪就肯定会跟我到临江门老宅来。我也非常喜欢和两个外甥女外加妹妹于丽等三个小家伙在一起度过这21天的暑假。
在我家老宅的左前面和靠东山墙外，有两块加在一起足有300平米的地块可以辟成菜园的。因在家呆着没事，故我把开辟这两畦菜地做为一件正当事集中大干了一周。当时，贵章哥和久章仅把老宅左前方的那块地种了点茄子和豆角，但因伺弄得不到位长得也不大好看。
我先是在东山墙根新建了一个面积足有20平方米的柴禾棚子，用于专门盛装燃煤、堆放引柴、放置散乱杂物和停放母亲卖雪糕的“倒骑驴”。同时在紧挨张森家的木板墙外又新建了一处茅厕。当时挨着厕所的外边是个塌了盖的菜窖大坑，我费了很大气力把大坑填平并把东山墙外这块地弄得平平整整，然后起垄种上了各种应季小菜和大萝卜、白菜等秋菜；最后是将这块地的东南两面夹上了整齐的木板杖。与此同时，我对老宅左前方靠江边种有茄子和豆角的菜地也重新?了一圈木板杖，使整个院落形成了“一廊两园”的新形院落布局。
待上述整治工程完工后，一时令西屋老唐家、后院老金家和张森一家羡慕坏了。眼气得周边邻居没有一家不嫉妒的。说句实在话，住在堂堂都市里谁不想拥有一畦菜地？而我家却一门独享近300平米菜地，岂能不令人眼红？
记得当我在度罢暑假离吉西行之时，菜园里的各种蔬菜长势尤为喜人，一些家常菜完全可以满足包括江南淑峰姐和我们两家一起吃都吃不完。
1982年8月10日，赚钱不要命的母亲又一次拉开了拼命的驾式。在头天晚上我就听她叨咕，说8月10日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队要在北山“黑沙岭刑场”集中枪决6名死刑犯。这对母亲来说无疑是难得一遇的商机。考虑到蹬着“倒骑驴”去北山“黑沙岭”必然要爬越山路大缓坡，为避免发生去江城二监狱那样的险情，我说什么都不让母亲一个人去第二次历险了。故第二天清晨3点我蹬着“倒骑驴”陪母亲一同去红旗雪糕厂排队上了2000只雪糕。
果然如我所料，若无外人帮忙别说一个56岁的老太太，就连我一个大小伙子也休想独自把盛有2000只雪糕的“倒骑驴”推上越山路大缓坡的。在爬越山路大坡时，我让母亲在后边掌控“倒骑驴”往前推车；我则在前把母亲早就备好的一根绳索挎于肩膀在前面拉车。经过20分钟像蜗牛一样地缓缓爬行终于登上了越山路坡顶。然而，但当登顶之后，我身穿的一件衬衫几乎已被汗水浸得透湿。稍事歇息过后，我们很快就赶到了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沙岭法场”。
此时也就6点半光景，行刑时间是上午9点半。那年月很多人出于好奇都想亲眼目睹在法场枪毙人的那一幕场景。故一大早一帮帮半大小子和年轻人便老早来到“黑沙岭法场”外围等候。也正是这群人才形成了集中消费“雪糕”的市场群体。
8月10日那天是个假阴天，虽非烈日当头，但天气依然闷热闷热的。总的来说还基本不太影响卖“雪糕”。当我跟母亲找了一处地势稍高一点的地方把车停稳后，三三两两的人们就开始来买雪糕了。大约到了8点半的时候，在“黑沙岭法场”安全距离以外足足云集了2万余人。而此时我跟母亲上的2000只雪糕已经卖出了一多半。
行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约在上午9点，法院的行刑车队开进了“黑沙岭法场”。前面是法警车开道，接着是一台载有6名死囚的解放牌敞蓬汽车，其中，在汽车驾驶楼的后面由4名武警押着两名被五花大绑，挂着名字上打了红叉的男性“抢劫杀人犯”；车的左侧是4名武警押着两名被五花大绑的死囚，其中一个是“纵火杀人犯”，另一个是“强奸杀人犯”；车的右侧也是4名武警押着两名五花大绑的死囚，两人都是“强奸杀人犯”。紧随其后是一车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待行刑车队依次停稳后，首先是最后一车上的20名武警下车列队，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跑向外圈做警戒站位，以防有死囚家属情绪失控冲进法场。接下来，是12名武警陆续押着6名死囚依次下车走去他们各自应该跪立于地的位置。
我和母亲停放“倒骑驴”的地方是一处很理想的观望点，可大致看清每名死囚下车时的神态和情绪波动情况。给我的感觉，6名死囚中只有一名“抢劫杀人犯”还算挺有钢条，且在下车那一瞬间没“堆缩”，其余5位几乎腿软得是被两个武警硬给架过去的。通观6位死囚的表情，一个个面色如土，没有一点血色，脸上普遍挂满了绝望的神色……
由此可见，对于生命而言如果哪个人敢说他不畏惧死亡，那绝对是假话。站在人性本能的角度看，当一个人明知自己生命行将终结，大限即将来临那一刻，只要他还是个人，那么就没有谁不想多吸一口这个世界的空气和多看一眼这个世界的太阳。
行刑的时间到了。随着行刑队指挥长的一声令下，但听6声清脆的枪声响过后，那6位死囚纷纷大头朝前扑倒于地。随后是一名提着手枪的武警对尚未死去的囚犯执行验尸补枪。在我的记忆里那名武警只对一名囚犯补开了一枪。
似乎就在行刑枪声响起的同时，那些站在围观人群中的死囚的家属也随之发出了一片撕心裂肺般的哭嚎之声……
事实说明：目睹法院对死囚的行刑全过程，那就是上了一堂再直观不过的法制课。对于青少年来说，我们虽不提倡光临法场观看，但起码应在课堂加放这类短片。因为只有让青少年看到血溅七步的场景，才能让他们深以为鉴并在心中产生对于国家法纪的敬畏。
短暂的1982年暑假在不知不觉中一晃又过去了。就在昨晚睡觉前，我跟母亲一直谈到很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是告诫母亲：孩子们陆续都自立了，你身体又大不如前，就不要再拼命赚钱了，否则我远在镇赉也不会安心的。
听了我牵肠挂肚的告诫，母亲不时地频频点头。但我心明镜似的，她这个人一旦走上大街，骑上“倒骑驴”，进入生意场立马就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冠心病”患者。若非如此，那就根本不是她了。记得唐诗中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名句，打这以后时常挂记母亲安危反倒成了我“每至夜静倍思母”的一块“心病”。
继1982年我所任教学班“小升初”考试过后不久，便迎来了那一年的暑假。6月中旬的一天，从贵章哥写给我的家书中得到三个喜讯：
第一个喜讯：是贵章哥被分配到江城市郊区九站第三十六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原本他们这届联大毕业生都必须无条件地去江城市外五县的乡村学校支教，后因贵章哥领着母亲到江城市人事局和教育局以“家中母亲体弱多病生活上无大龄子女照顾”为由总算把贵章哥留在了距江城市区仅6公里的九站三十六中工作，且每天在临江门乘市内一路公交车到火车站再换火车通勤上下班基本能够得上。
第二个喜讯：是我的五弟陈会章上半年在江城市劳动局组织的招工考试中一举考入了江城市毛纺厂，成了一名响当当的国企机修工。按说，凭老五在数理化等学科的实力考入公检法或税务等穿制服的热点部门和单位没有一点问题，但他这个人往往在关键时间节点“没正事，不着吊”，才使天赐良机与命运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尤令全家人扼腕痛惜和他本人抱憾终身的是，一次在参加江城市政法系统招干考试前两天，他还再与毛纺厂同事在临江门老宅当院下象棋，结果连学习不如他的毛纺同事侯广志都考进法院成了一名无尚荣光的人民法官，而他却名落孙山了。老五的事例再次证明：一个人把握自己的命运并不难，难的是你在心里是否真正树立起把握和珍视天赐良机的强烈主观意识。倘若老五能像我把握和珍视农场公招“以工代干”老师那样去对待这次“法院招干”考试，那么他肯定能跟侯广志一样成为一名令人羡慕不已的“人民法官”。据老六久章后来跟我说，做为弟弟他实在气不过他五哥在临考前两天还再下象棋，所以他不仅?了棋盘，而且还把棋子都撇进了我家门前的松花江。
第三个喜讯：是我的六弟陈久章凭一己之力考入了江城市江北化工技工学校。在我看来，这是六弟在驾驭自我人生运程中跨出的实质性一步。迈出这一步也就等于跨进了吉化公司大门。这在当时可是无数待业青年梦寐以求的天大美事。日后的事实证明，正因有了这个奠基的步骤，才让老六成了化建三公司的一名技工。随后他又带薪读了“职大”并晋升为公司的一名管理干部。也正因有了这段人生历练，后经他个人努力和我的全力助推，才使他日后成了一名腰缠万贯的建筑和房地产开发商。活生生的实例再一次证明：“有志者，事竟成”；“苦难的人生是一个人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生活喜讯似乎与“海洛因”同样具有令人“兴奋不已”的提神功效。自从得知综上“三大喜讯”后，我的内心也一下变得更加豁亮，脚步也变得更轻快了。此时，我想最高兴的还是我的母亲和淑峰姐。因为只有她们娘俩才是为我们这个巅沛之家“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人。此刻，她俩一定笑得比我更开心，其内心深处想必早已是“百卉争妍，春意盎然”的万千气象了……
在暑假去往江城的路上，应挚友曲学军和张金梅夫妇之约，我专门去镇赉镇他家走了一趟。婚后的学军和金梅就在其娘家院里盖了两间砖挂面的土坯房。室内收拾得整齐、干净，住着也宽敞、舒适。他二人约我前来是想给我相看一个对象。当时，我同意跟女方见面的原因是，如果江城回不去，能借对方之力进入镇赉县城也算一个不错的选项，因返城受身份制约，调转难度大；大庆二舅那边回信说办不了。所以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我是第二天中午在学军家与女方见面的。女方乔某女是学军工作在镇赉县医院的二妹夫乔建华的堂妹，时年22岁，是镇赉中医院的出纳员。她面容清丽，身材佼好，杏眼桃腮，肤白貌美，胖瘦适中，水灵可人，衿持傲气。一眼看去，就是个性格乖张，话锋犀利，有一定文化修为的“冰美人”。
见我们二人相对落座之后，学军、金梅和乔建华陆续闪身去了金梅母亲家的上屋。
乔某女不愧是工作在城镇的女孩。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举止大方，谈吐不凡，一颦一笑无不透出令人心生忐忑的咄咄傲气。
好在我也不是地道的乡下人，并未被她的美貌和咄咄气势所慑服。依然不卑不亢，游刃有余地从容应对着。
我们彼此首先从各自的职业谈起。做为男方我主动先谈了对文卫工作的感知和认识：
“小乔，其实你我从事的职业从国家对行业划分角度看是被统称为文教卫生事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从事的又都是人类社会既文明又高尚的工作。医院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载体；学校是教书育人，改造人类灵魂的施教平台。说白了，你我所干的都是与救人和育人息息相关的职业。由此可鉴，因职业性质的相邻与相近，我们首先就具备了便于沟通的主观与客观基础。这一点对于正处在找寻生活另一半的年轻男女来说尤为重要。”
乔某女一边听着我的侃侃而谈，一边用眼角余光审视着我的从头到脚。看得出，她一直在用我和她以前见过的多个对象快速地作着心里上的比对。但不论她怎么比，我自信她在听了我刚才的一番表述后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
只见她沉吟片刻，然后以清晰口齿和颇有文采的表述说道：
“陈老师，您真不愧是当老师的。您的职业观令我钦佩；您的口才让我欣赏。看来您是一个有深厚文学修养的人。倘若我们有缘走到一起，除去职业相邻相近因素外，相同的文学爱好也是拉近我们心与心距离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小乔，您说得真好！您的修为和学识也非一般女孩可比。那么您愿意和我相处下去吗？”我问道。
只见乔某女用对我颇有好感的语气说道：“陈老师，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我同意和您先保持书信沟通和联系。”
接着，我们彼此互留了通信地址，然后便送乔某女走出了学军的家。这时，学军、金梅、乔建华正在院里唠嗑。于是我们三人一起把乔某女和乔建华送到了张金梅家门前的大街上……
回到屋里，我把跟乔某女初次相见的全过程向学军两口子复述了一遍。我们共同得出的结论是：成功概率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倘若我的经济条件优越并能单方解决工作调转问题，婚事可成，否则绝对没戏。
日后的情况证明，我和学军、金梅的判断一点没错。我跟乔某女在连续通过两封信后，她很委婉地断绝了与我的书信往来。因跟她仅一面之缘，故同她分手对彼此均未留下任何遗憾。有趣的是1985年元月，当我跟张春英在四平农机校中师班读书放寒假回农场途经镇赉县城，在一个饭店吃饭时意外邂逅了乔某女。熟人相见，我非常礼貌地给乔某女和春英相互作了介绍。就二人年龄、职业、颜值相比，春英要远远超过乔某女。1998年5月学军爱人张金梅从江城回镇赉办事时又一次偶遇了乔某女。据金梅说她还特意打听了一下我的情况。金梅跟她说我不仅当上了城建局长，而且家里的日子也过得非常好，弄得人家追悔莫及。
这一事例从另一个侧面告诉处于择偶阶段的年轻女孩们：在选择自己终身伴侣时必须把对方“智商学识、职业及行为能力、形象和家庭背景”等进行综合考量，切勿为目光短视或以貌择偶惯性思维所左右，留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终生遗憾。若非如此，当今人类社会或许也就不会广为盛传“女怕嫁错郎”这句老生常谈了。因为婚姻是关乎女孩一生幸福的大事。选对了惠及终老；选错了殃及一生。
在镇赉县城曲学军家相看完对象的当天晚上8点半我即乘火车于第二天中午赶回了江城市西关临江门老宅。走进家门只有10岁的小妹于丽一人在家看家。见是自己兄长从外地回家，小妹才高兴地把从里边反锁的房门给我打开，否则任何陌生人叫门母亲叮嘱她都千万不能开门。
进了屋子后，室内的一切还是老样子没有任何新变化，但对我来说依旧还是那般亲切。在与小妹无意间的一问一答中得知了三个新情况：
其一是，时年30岁的三哥贵章自到江城市36中当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后工作顺心，且深得该校卢校长的赏识。另外，他还先后相看过两个对象，但均因种种原因不合双方心愿而告吹。
其二是，自从今年春节前“熬夜拔皂糖”母亲落下“冠心病”病根后身体大不如前了。为了缓解母亲的病情，这次回来之前我还专门去鹿场求台砚亭给我特意用“砍头鹿”鹿心贝干加工成一份优质“鹿心粉”。据说“用鹿心粉和朱砂泡酒”长期饮用是治疗“冠心病”相当不错的一个“偏方”。
其三是，就在不久前的七月初，母亲驾驭“倒骑驴”（卖雪糕流动车）在江城西关通往二监狱返程坡路上往下放大坡时发生了一次现在想起来都令人后怕的险情。关于这件事待晚上母亲回来后我就相关细节进行了仔细询问，具体经过着实令人惊心动魄。整件事儿的过程大致如下：
1982年7月15日，那是一个烈日炎炎，气温高达33摄氏度的大热天。在头天晚上听广播时母亲就知道第二天是个卖“雪糕”难得一遇的好天气。其实，做“冷饮生意”的人没有一个不盼“桑拿天”的。天热做买卖的人的确老遭罪了，但那可是真卖货呀！一天几乎可抵得上阴凉天10天所挣的钱数。故老妈从零晨三点便赶到了红旗雪糕厂排队一下上了2000只雪糕后便赶去了西关距离城区7公里外的江城第二监狱的大门口售卖点。当天因雪糕上得超多，在爬去往监狱道路一个大缓坡时她累得突发冠心病，再也骑不动“倒骑驴”了，无奈在吃过“救心丸”后，只好求一位过路菜民帮她把车推上了坡顶。按说，一个有冠心病的人是不宜再卖“雪糕”的，但母亲这个人又一向太过刚强，不论再苦再累她都从不把自己最难受的一面暴露给自己的孩子，总是茹苦含辛地一个人硬撑着。
那天，母亲总共卖了4000只雪糕，上午一车，下午一车。大概不到晚上6点就把“雪糕”全部卖光，乐得她连嘴都合不拢了。当天即净赚达百元，相当于那时月薪70余元的监狱管理干部一个半月的工资收入。此外，母亲干事还有股子犟劲儿：即恨债、赚钱不要命。若非这般犟性她也不会老早就把自己的健康给过早地透支掉了。
给我的感觉是，那时省内劳改系统好像毎年七、八月份都要发“防暑补贴”的，加之那时的狱警办公室和监区普遍都没安装空调，故只能采取这种最简易的方式消暑了。听母亲说，监管狱警一买就是几十只或上百只“雪糕”，生意做得老“过瘾了”。
就在那天晚上母亲蹬着“倒骑驴”从二监狱返回市区的路上，由于太过疲惫，母亲在脚踩“倒骑驴”车闸往下放大坡时因一时不慎，突然把车闸踩“秃鲁”了，结果导致整车失控，“倒骑驴”象穿箭似的连人带车从坡顶向坡下飞去……，亏着天近黄昏，迎面没有机动车驶来，外加坡路两边都是菜地且没有深沟，所以当“倒骑驴”歪向路边菜地时，接连在莱地里翻了好几个滚翻后才最终扣到了菜地里。值得庆幸的是，就在“倒骑驴”翻第一个个子的时候，母亲首先被顺势甩到了路边的茄子地里，接着被甩出去的是空雪糕箱子。据母亲描述，当时连人带车从坡顶放下来的那一瞬间，她以为这回算是彻底完了，所以只能把眼睛一闭任凭车子飞行……呼呼的风声在耳边作响……一任听天由命了……
被最早甩出去的母亲，在菜地里躺了好长一会儿功夫，当她恢复理智后先动了动两只胳膊和两条腿，一看没大事，于是又翻动了一下腰也无大碍，接着便从地上慢慢站了起来，结果浑身哪都没受硬伤……，只有两只胳膊受了点轻微的皮外伤。此时，迷信的母亲开始默默地在心里面向苍天和大地祷告道：拜地君赐福！谢老天爷保佑！
接着，母亲去查看甩出10米开外的空雪糕箱，一看除擦掉几片蓝铅油外，基本完好无损；再看一看扣在20米开外地里的“倒骑驴”，上前转动了一下两只车轮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损伤。看到这些，母亲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而一场突发的大祸就这样在瞬间竟被有惊无险地化解了。
这个世界还是好心人居多。当母亲正犯愁找不到帮手的时候，有一对路过此地的农民夫妇主动前来帮忙了。很快，车被从地里抬到路边，接着又把雪糕箱也弄到车上固定好后才起身离去……
若用“唯心论”的观点分析看待这件事：或可谓之“祖上积德”或叫“善有善报”。但不管咋说，这都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
自从得知母亲出了那档子险事后，一向心思较重的我开始时常挂念起母亲的安危了。回家的第二天，我抽空儿去船营街道北“志诚利药房”给母亲买来了“朱砂”，并把带回的“鹿心粉”兑酒配好了那个治疗冠心病的“偏方”，并督促母亲每晚睡觉前喝上一小盅。
几乎和往常一样，只要我回江城度寒暑两假，淑峰姐家的两个外甥女金巍、金迪就肯定会跟我到临江门老宅来。我也非常喜欢和两个外甥女外加妹妹于丽等三个小家伙在一起度过这21天的暑假。
在我家老宅的左前面和靠东山墙外，有两块加在一起足有300平米的地块可以辟成菜园的。因在家呆着没事，故我把开辟这两畦菜地做为一件正当事集中大干了一周。当时，贵章哥和久章仅把老宅左前方的那块地种了点茄子和豆角，但因伺弄得不到位长得也不大好看。
我先是在东山墙根新建了一个面积足有20平方米的柴禾棚子，用于专门盛装燃煤、堆放引柴、放置散乱杂物和停放母亲卖雪糕的“倒骑驴”。同时在紧挨张森家的木板墙外又新建了一处茅厕。当时挨着厕所的外边是个塌了盖的菜窖大坑，我费了很大气力把大坑填平并把东山墙外这块地弄得平平整整，然后起垄种上了各种应季小菜和大萝卜、白菜等秋菜；最后是将这块地的东南两面夹上了整齐的木板杖。与此同时，我对老宅左前方靠江边种有茄子和豆角的菜地也重新?了一圈木板杖，使整个院落形成了“一廊两园”的新形院落布局。
待上述整治工程完工后，一时令西屋老唐家、后院老金家和张森一家羡慕坏了。眼气得周边邻居没有一家不嫉妒的。说句实在话，住在堂堂都市里谁不想拥有一畦菜地？而我家却一门独享近300平米菜地，岂能不令人眼红？
记得当我在度罢暑假离吉西行之时，菜园里的各种蔬菜长势尤为喜人，一些家常菜完全可以满足包括江南淑峰姐和我们两家一起吃都吃不完。
1982年8月10日，赚钱不要命的母亲又一次拉开了拼命的驾式。在头天晚上我就听她叨咕，说8月10日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队要在北山“黑沙岭刑场”集中枪决6名死刑犯。这对母亲来说无疑是难得一遇的商机。考虑到蹬着“倒骑驴”去北山“黑沙岭”必然要爬越山路大缓坡，为避免发生去江城二监狱那样的险情，我说什么都不让母亲一个人去第二次历险了。故第二天清晨3点我蹬着“倒骑驴”陪母亲一同去红旗雪糕厂排队上了2000只雪糕。
果然如我所料，若无外人帮忙别说一个56岁的老太太，就连我一个大小伙子也休想独自把盛有2000只雪糕的“倒骑驴”推上越山路大缓坡的。在爬越山路大坡时，我让母亲在后边掌控“倒骑驴”往前推车；我则在前把母亲早就备好的一根绳索挎于肩膀在前面拉车。经过20分钟像蜗牛一样地缓缓爬行终于登上了越山路坡顶。然而，但当登顶之后，我身穿的一件衬衫几乎已被汗水浸得透湿。稍事歇息过后，我们很快就赶到了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沙岭法场”。
此时也就6点半光景，行刑时间是上午9点半。那年月很多人出于好奇都想亲眼目睹在法场枪毙人的那一幕场景。故一大早一帮帮半大小子和年轻人便老早来到“黑沙岭法场”外围等候。也正是这群人才形成了集中消费“雪糕”的市场群体。
8月10日那天是个假阴天，虽非烈日当头，但天气依然闷热闷热的。总的来说还基本不太影响卖“雪糕”。当我跟母亲找了一处地势稍高一点的地方把车停稳后，三三两两的人们就开始来买雪糕了。大约到了8点半的时候，在“黑沙岭法场”安全距离以外足足云集了2万余人。而此时我跟母亲上的2000只雪糕已经卖出了一多半。
行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约在上午9点，法院的行刑车队开进了“黑沙岭法场”。前面是法警车开道，接着是一台载有6名死囚的解放牌敞蓬汽车，其中，在汽车驾驶楼的后面由4名武警押着两名被五花大绑，挂着名字上打了红叉的男性“抢劫杀人犯”；车的左侧是4名武警押着两名被五花大绑的死囚，其中一个是“纵火杀人犯”，另一个是“强奸杀人犯”；车的右侧也是4名武警押着两名五花大绑的死囚，两人都是“强奸杀人犯”。紧随其后是一车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待行刑车队依次停稳后，首先是最后一车上的20名武警下车列队，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跑向外圈做警戒站位，以防有死囚家属情绪失控冲进法场。接下来，是12名武警陆续押着6名死囚依次下车走去他们各自应该跪立于地的位置。
我和母亲停放“倒骑驴”的地方是一处很理想的观望点，可大致看清每名死囚下车时的神态和情绪波动情况。给我的感觉，6名死囚中只有一名“抢劫杀人犯”还算挺有钢条，且在下车那一瞬间没“堆缩”，其余5位几乎腿软得是被两个武警硬给架过去的。通观6位死囚的表情，一个个面色如土，没有一点血色，脸上普遍挂满了绝望的神色……
由此可见，对于生命而言如果哪个人敢说他不畏惧死亡，那绝对是假话。站在人性本能的角度看，当一个人明知自己生命行将终结，大限即将来临那一刻，只要他还是个人，那么就没有谁不想多吸一口这个世界的空气和多看一眼这个世界的太阳。
行刑的时间到了。随着行刑队指挥长的一声令下，但听6声清脆的枪声响过后，那6位死囚纷纷大头朝前扑倒于地。随后是一名提着手枪的武警对尚未死去的囚犯执行验尸补枪。在我的记忆里那名武警只对一名囚犯补开了一枪。
似乎就在行刑枪声响起的同时，那些站在围观人群中的死囚的家属也随之发出了一片撕心裂肺般的哭嚎之声……
事实说明：目睹法院对死囚的行刑全过程，那就是上了一堂再直观不过的法制课。对于青少年来说，我们虽不提倡光临法场观看，但起码应在课堂加放这类短片。因为只有让青少年看到血溅七步的场景，才能让他们深以为鉴并在心中产生对于国家法纪的敬畏。
短暂的1982年暑假在不知不觉中一晃又过去了。就在昨晚睡觉前，我跟母亲一直谈到很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是告诫母亲：孩子们陆续都自立了，你身体又大不如前，就不要再拼命赚钱了，否则我远在镇赉也不会安心的。
听了我牵肠挂肚的告诫，母亲不时地频频点头。但我心明镜似的，她这个人一旦走上大街，骑上“倒骑驴”，进入生意场立马就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冠心病”患者。若非如此，那就根本不是她了。记得唐诗中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名句，打这以后时常挂记母亲安危反倒成了我“每至夜静倍思母”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