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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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以天下论，那么凡事向前进步的，墨家便支持。若不进反退，便要打着让他进步。此为义战，便无国别之分。墨家非一国之墨，乃天下之墨。”
吴起闻言不语，低头沉思。
此时天下诸国并不讳言谈及兼并和战争，可春秋礼仪尚有存余，像是韩国趁着会盟偷袭郑国灭郑这样的事也只能发生在战国。
可是在这战国之初，各国至少还多少要点“脸”，将求个师出有名，既要有名，这名便要有个基础，那就是礼。没有礼，就没法说对错，也就没法说出是有名之师、无名之师。
三晋伐齐，那还是借公孙孙之乱，田氏有弟弑兄的嫌疑。三晋与齐，还要走个周天子的形式。
可是墨家这番话，分明就是说：墨家自有自己的规矩和逻辑，礼即规矩，墨家守自己的礼，不守此时已有的礼，只要不合于义，墨家便可能与之战。
而义……天下如今能够对义持有解释权的，只有墨家。天下论战，各家一败涂地，儒家尚未与黄老之学融合天命之说，更难在君侯之间传播，于民间因为铁器火药牛耕带来的分封制的物质基础不再，也日趋势微。
法家初兴，但是少了对未来的描诉，也少了一根根本的内涵，只是术而不是道，只是给出了变法的合理性支持，但却没有说清楚变法的根源。
吴起虽然腹诽墨家将战争也能说得如此“合于大义”，脑海中回忆了一下这些年墨家抨击各国政策的小册子，又暗暗点头。
自从墨家出版了关于天下财富总和的来源与增加的小册子之后，对于各国的经济政策一直都是以那本小册子为基础，在规矩之内从未逾越。
言行如一，又能恰如其分地解释评判，这便是可惊可怖之处。
对于秦地的变革，墨家也是有批判有支持，如索卢参的批判，那是站在到底农业才是唯一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还是工商业的劳动也能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的争论。
而对于支持，墨家也认为秦地的情况特殊，不论怎么样，相对于以前的井田阡陌与贵族封田，秦地的变革还是解放了生产力的，尤其若是配合牛耕垄作，这绝对是高于原本的制度的。
这一切都源于二十年前适加入墨家，逐渐将墨家的道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正如之前的儒家，仲尼有“礼”可依，于是可以按照礼来衡量这件事的对错，合乎与礼的便支持、不合于礼的便反对。
而墨家在二十年前，谈利谈义，谈天志，但是合乎天志的天下，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
墨子没有指出，或者说指出了一个过于遥远的、数百年内都不可能达到的“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以及最终的“兼爱”天下。
使人各的所长，使人所作的劳动都会自己所喜欢的……这对于战国而言，太过遥远，这是人类的终极自由梦想。
但是适出现在墨家之后，以九重乐土之说，融合墨家三表之一的天下富，指出现如今要追求的乐土应该是种什么样的制度。
儒墨相争，儒家原本有礼可依，这是古已有之，依照已有的东西对照对错，因而儒家可以更容易站住脚。
这是向后看，走过的路是有经验的，于是更容易让人接受，人们更喜欢接受直观的东西。
墨家的天志，是向前看，当理论不丰富而且内部体系不完善的时候，想要理解很难，因为人们很难接受不直观的、需要逻辑的事务。
但是当墨家的体系逐渐形成统一之后，演变成现在的这个模样，儒家唯一的优势也就没有了。
固然有礼可依，更为直观；但墨家如今也有天志乐土可论，也是直观。
如今方兴未艾的法家，讲究的是“不法古”，但是他们的目的性只是强兵争天下，至于天下安定之后怎么样，也只留下一句“不法古”，天下既定，争天下之政便是“古”，可惜他们没有描述将来到底应该什么样，缺乏一个“主义”可供参照。
君言即法的基础之下，“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却又会矛盾的，君言即法，如何能够做到君从法？这是法从君而非君从法，因为墨家在逻辑辩论上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的墨家大聚，适着重解决了墨子所说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问题。
这些话若是只取半句，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没有任何区别。
“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无法解决时代之下信息传播速度过慢和物质基础不足的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体系和逻辑，在逻辑之内，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时可以让“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同时，又能集众义集权，以施政。
在物质基础不足的时候，这是唯一一种可能变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究就是一句空话。墨家一直认为，以利导人，方为大义，让天下人从天下得利，才能够最终做到“天下兴亡天下人必愿负责”。
这一切又需要开启民智，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譬如吴起曾看到的村社里的人讨论“是否给从宋国进口的粮食加税”这种事，就是在鼓动民众争取自己的利益，明白此时的国到底应该是个什么。
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最终才能潜移默化，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便会明白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才会去主动争取。
墨家至今为止的一切政策和评论，又都紧扣“天下”与“利天下”这两个问题，并无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过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过印刷术和辩论，牢牢地保持着“义”与“利天下”的解释权，甚至于对于“英雄”这样的词汇，都让市井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定义。
于义与利天下，天下诸子如今莫能与墨家争。
于天下财富总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天下制度莫能与泗上相较。
于广大百姓之利，墨家如今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世卿贵族是蠹虫，尽可能地团结了商人、手工业、农奴的利益支持，并且提出了一个没有世卿贵族的乐土构想。
于文化制度，墨家终究是中原学派，与儒家争得是“服丧三年”还是“服丧三日”；争的是“视死如生”还是“节葬节用”；争的是“黄钟大吕”还是“下里巴人之乐”。归其根本，那是内部的文化之争，不是夷狄与中原之争。
这种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宣传鼓动、持续了二十年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在吴起身上就可见一斑。
若二十年前，吴起不会对自己的抱负产生任何的怀疑。
不做卿相，誓不回乡。这若在二十年前，确实是说出来可以招致无数人耻笑以为做梦的抱负。
可现在，吴起却觉得这抱负……如同深闺怨妇：旧制度之下，世卿执政，士人难为卿相，于是心生不满，可不满最终所作的决定，却是要在这不合理之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比之墨家所构想的鼎新天下，终究落了下乘。
现在，即便英豪如吴起，受到墨家这些学说的宣传和影响，也开始不可避免地思索自己抱负的意义。
有泗上富庶之珠玉在前，执政治政若想超越墨家太难了，那些原本稍微做一些就可以名垂青史的变革，现在需要做的更多、效果更好才能算得上是施展抱负。
他不是世卿贵族，也没有广袤的封地田产，对于墨家的政策并没有天然的出于阶层利益的本能反感。
但是他知道自己已老，若是自己年轻之时墨家便已如此，他定会投身墨家，以野心施展抱负，执政天下。可现在，他与墨家的规矩不合，所能施展自己抱负的只余秦国。
适谈及到抱负，谈及到英雄，也谈及到了残酷的现实，似乎秦人向西拓展已经是唯一可行的路。
至于说秦地变革能否成功、能够压服那些世卿贵族与公族势力，适似乎信心满满。
毕竟，胜绰等人就算是叛墨，也是有些本事的，如今秦君势力已成，三县之地世卿已经不能胜，再得铁器，又有吴起掌兵，又有民众支持，秦地变革已然是必然。
适只想想要引诱秦国变革之后，向西拓展。若是以往，断无可能。然而现在，铁器已出、马镫已用、火药已燃，又有索卢参西行之举，向西得利已经成了秦国的另一种选择。
此时向西，依靠中原的组织术和技术代差，是吊打小朋友。可向东向南，无论是魏还是南郑之墨，对于秦国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不能成功，便谈不上抱负。
吴起明知道适说这些，为的还是墨家的利，可是适处处讲的都是秦君的利、吴起的抱负，竟似乎只有这一条路可选。
适见吴起在那沉默不言，心中暗笑。
心道，这自然有技术发展带来的代差，向西扩张秦国有利可图。可也多亏你自己在西河多年编练武卒，你自己扼断了秦人二十年内向东的可能，不得不向西。
这天下大势编织成的套索，你明知是套索，却也不钻也得钻，别无他途。
“既以天下论，那么凡事向前进步的，墨家便支持。若不进反退，便要打着让他进步。此为义战，便无国别之分。墨家非一国之墨，乃天下之墨。”
吴起闻言不语，低头沉思。
此时天下诸国并不讳言谈及兼并和战争，可春秋礼仪尚有存余，像是韩国趁着会盟偷袭郑国灭郑这样的事也只能发生在战国。
可是在这战国之初，各国至少还多少要点“脸”，将求个师出有名，既要有名，这名便要有个基础，那就是礼。没有礼，就没法说对错，也就没法说出是有名之师、无名之师。
三晋伐齐，那还是借公孙孙之乱，田氏有弟弑兄的嫌疑。三晋与齐，还要走个周天子的形式。
可是墨家这番话，分明就是说：墨家自有自己的规矩和逻辑，礼即规矩，墨家守自己的礼，不守此时已有的礼，只要不合于义，墨家便可能与之战。
而义……天下如今能够对义持有解释权的，只有墨家。天下论战，各家一败涂地，儒家尚未与黄老之学融合天命之说，更难在君侯之间传播，于民间因为铁器火药牛耕带来的分封制的物质基础不再，也日趋势微。
法家初兴，但是少了对未来的描诉，也少了一根根本的内涵，只是术而不是道，只是给出了变法的合理性支持，但却没有说清楚变法的根源。
吴起虽然腹诽墨家将战争也能说得如此“合于大义”，脑海中回忆了一下这些年墨家抨击各国政策的小册子，又暗暗点头。
自从墨家出版了关于天下财富总和的来源与增加的小册子之后，对于各国的经济政策一直都是以那本小册子为基础，在规矩之内从未逾越。
言行如一，又能恰如其分地解释评判，这便是可惊可怖之处。
对于秦地的变革，墨家也是有批判有支持，如索卢参的批判，那是站在到底农业才是唯一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还是工商业的劳动也能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的争论。
而对于支持，墨家也认为秦地的情况特殊，不论怎么样，相对于以前的井田阡陌与贵族封田，秦地的变革还是解放了生产力的，尤其若是配合牛耕垄作，这绝对是高于原本的制度的。
这一切都源于二十年前适加入墨家，逐渐将墨家的道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正如之前的儒家，仲尼有“礼”可依，于是可以按照礼来衡量这件事的对错，合乎与礼的便支持、不合于礼的便反对。
而墨家在二十年前，谈利谈义，谈天志，但是合乎天志的天下，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
墨子没有指出，或者说指出了一个过于遥远的、数百年内都不可能达到的“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以及最终的“兼爱”天下。
使人各的所长，使人所作的劳动都会自己所喜欢的……这对于战国而言，太过遥远，这是人类的终极自由梦想。
但是适出现在墨家之后，以九重乐土之说，融合墨家三表之一的天下富，指出现如今要追求的乐土应该是种什么样的制度。
儒墨相争，儒家原本有礼可依，这是古已有之，依照已有的东西对照对错，因而儒家可以更容易站住脚。
这是向后看，走过的路是有经验的，于是更容易让人接受，人们更喜欢接受直观的东西。
墨家的天志，是向前看，当理论不丰富而且内部体系不完善的时候，想要理解很难，因为人们很难接受不直观的、需要逻辑的事务。
但是当墨家的体系逐渐形成统一之后，演变成现在的这个模样，儒家唯一的优势也就没有了。
固然有礼可依，更为直观；但墨家如今也有天志乐土可论，也是直观。
如今方兴未艾的法家，讲究的是“不法古”，但是他们的目的性只是强兵争天下，至于天下安定之后怎么样，也只留下一句“不法古”，天下既定，争天下之政便是“古”，可惜他们没有描述将来到底应该什么样，缺乏一个“主义”可供参照。
君言即法的基础之下，“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却又会矛盾的，君言即法，如何能够做到君从法？这是法从君而非君从法，因为墨家在逻辑辩论上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的墨家大聚，适着重解决了墨子所说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问题。
这些话若是只取半句，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没有任何区别。
“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无法解决时代之下信息传播速度过慢和物质基础不足的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体系和逻辑，在逻辑之内，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时可以让“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同时，又能集众义集权，以施政。
在物质基础不足的时候，这是唯一一种可能变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究就是一句空话。墨家一直认为，以利导人，方为大义，让天下人从天下得利，才能够最终做到“天下兴亡天下人必愿负责”。
这一切又需要开启民智，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譬如吴起曾看到的村社里的人讨论“是否给从宋国进口的粮食加税”这种事，就是在鼓动民众争取自己的利益，明白此时的国到底应该是个什么。
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最终才能潜移默化，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便会明白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才会去主动争取。
墨家至今为止的一切政策和评论，又都紧扣“天下”与“利天下”这两个问题，并无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过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过印刷术和辩论，牢牢地保持着“义”与“利天下”的解释权，甚至于对于“英雄”这样的词汇，都让市井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定义。
于义与利天下，天下诸子如今莫能与墨家争。
于天下财富总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天下制度莫能与泗上相较。
于广大百姓之利，墨家如今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世卿贵族是蠹虫，尽可能地团结了商人、手工业、农奴的利益支持，并且提出了一个没有世卿贵族的乐土构想。
于文化制度，墨家终究是中原学派，与儒家争得是“服丧三年”还是“服丧三日”；争的是“视死如生”还是“节葬节用”；争的是“黄钟大吕”还是“下里巴人之乐”。归其根本，那是内部的文化之争，不是夷狄与中原之争。
这种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宣传鼓动、持续了二十年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在吴起身上就可见一斑。
若二十年前，吴起不会对自己的抱负产生任何的怀疑。
不做卿相，誓不回乡。这若在二十年前，确实是说出来可以招致无数人耻笑以为做梦的抱负。
可现在，吴起却觉得这抱负……如同深闺怨妇：旧制度之下，世卿执政，士人难为卿相，于是心生不满，可不满最终所作的决定，却是要在这不合理之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比之墨家所构想的鼎新天下，终究落了下乘。
现在，即便英豪如吴起，受到墨家这些学说的宣传和影响，也开始不可避免地思索自己抱负的意义。
有泗上富庶之珠玉在前，执政治政若想超越墨家太难了，那些原本稍微做一些就可以名垂青史的变革，现在需要做的更多、效果更好才能算得上是施展抱负。
他不是世卿贵族，也没有广袤的封地田产，对于墨家的政策并没有天然的出于阶层利益的本能反感。
但是他知道自己已老，若是自己年轻之时墨家便已如此，他定会投身墨家，以野心施展抱负，执政天下。可现在，他与墨家的规矩不合，所能施展自己抱负的只余秦国。
适谈及到抱负，谈及到英雄，也谈及到了残酷的现实，似乎秦人向西拓展已经是唯一可行的路。
至于说秦地变革能否成功、能够压服那些世卿贵族与公族势力，适似乎信心满满。
毕竟，胜绰等人就算是叛墨，也是有些本事的，如今秦君势力已成，三县之地世卿已经不能胜，再得铁器，又有吴起掌兵，又有民众支持，秦地变革已然是必然。
适只想想要引诱秦国变革之后，向西拓展。若是以往，断无可能。然而现在，铁器已出、马镫已用、火药已燃，又有索卢参西行之举，向西得利已经成了秦国的另一种选择。
此时向西，依靠中原的组织术和技术代差，是吊打小朋友。可向东向南，无论是魏还是南郑之墨，对于秦国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不能成功，便谈不上抱负。
吴起明知道适说这些，为的还是墨家的利，可是适处处讲的都是秦君的利、吴起的抱负，竟似乎只有这一条路可选。
适见吴起在那沉默不言，心中暗笑。
心道，这自然有技术发展带来的代差，向西扩张秦国有利可图。可也多亏你自己在西河多年编练武卒，你自己扼断了秦人二十年内向东的可能，不得不向西。
这天下大势编织成的套索，你明知是套索，却也不钻也得钻，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