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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不为晁错,也不做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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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隗说只有琅琊王司马睿才有足够的威望,镇定江东,更重要的是能够使以琅琊王氏为首的侨客重臣们臣服,倘若换了一个普通官僚,则必然会产生祸乱;而易以别家藩王,同样不行——除了南阳王司马保外,还有谁能够和司马睿名望相若?可是能把司马保放建康去吗?

    裴该当即摇头反问:“琅琊王何如东海王?”

    刘隗对此质问自然也早有腹案,当即答道:“我固知裴公寄望于东海大王也……”东海王司马越是“八王之乱”中笑到最后的一个,关键是得到了包括河东裴、琅琊王等关东诸大姓的拥戴,当时司马睿才只是司马越的小弟而已;况且裴该姑母为司马越之妃,则你自然会看重东海王司马裒,然而——

    “昔之东海大王,与今王不同,今王初冠,尚无名望,且辈分甚低,何以与琅琊大王相提并论啊?”

    裴该笑笑:“卿其轻视天子乎?”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司马裒就理论上而言,当是司马懿的玄孙——即便外继东海王家,为司马越之孙,辈分也没有变——所以刘隗说他辈分低,恐怕难以服众。但裴该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子司马邺也是司马懿的玄孙,跟司马裒同辈,且初冠未久,你说司马裒年纪轻、辈份低,难道是瞧不起天子吗?

    真正诛心之论,刘隗听了不禁面色大变,赶紧俯首道:“天子为国家之主,天命所归,何论行辈?即孺子在朝,吾等亦当俯伏叩拜,岂敢轻视之?裴公遽出此语,隗唯死而已!”

    裴该见他摆出这种仪态来,也知道自己话说得太过了,本意震慑对方,但未免显得自己气量狭小,且故意罗织罪名,于是摆摆手:“无心之言,大连休怪。然以大连看来,东海大王必难以镇定江东么?”

    刘隗说这是当然的——“且东海大王本为琅琊大王之子,虽已出继,血缘不易,乃可逐其父而用其子乎?”

    裴该问道:“使大王归藩而已,何云逐也?”

    刘隗寸步不退地回答:“诸王镇定方面,本武皇帝旧政,今无罪而使归,非逐而何?”

    裴该此前就和梁芬说起过,“八王之乱”最大的诱因,不在贾后擅政,而在于诸王权力过大。魏之藩王,说不上等若囚徒,但本身也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力量,但司马氏篡权后,鉴此前车之覆,却允许藩王掌握兵马,大国五千、中国三千,下国一万五千,且大、中国王还往往挂着都督某州军事的头衔,坐镇要地。所以说藩王不在国内呆着,却任外州都督,本是晋武帝以来的旧例,如今制度未改,旧例未破,你就一定要无罪的司马睿归藩,难道还不是“逐”吗?

    话赶话的,逐渐剥除了种种温文尔雅的表面文章,而深入利益的实质,裴该因此略一沉吟,就打算直指问题核心——他终究不是此世的官僚,实在不习惯啥事都拐着大弯儿说——“卿其不闻晁错之言乎?‘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裴该的意思,如今建康政权势大难制,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了长安的皇权,就如同昔日吴、楚诸国对于汉廷一般。虽然袁盎曾经劝谏汉景帝杀晁错,说“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但后世有几个人说晁错做得不对,藩不可削啊?有谁会认为,倘非晁错建议削藩,则吴、楚必不会反啊?如今的局面,与之差堪仿佛,那我身为朝廷执政,该怎么做?你来说,你来教教我吧。

    刘隗当即回应道:“裴公此例大谬,岂裴公自比为晁错乎?如汉武帝下‘推恩令’,使诸藩自削,乃不为朝廷之祸,何必急于求成?”

    裴该反问道:“若非先定吴、楚,武帝安能用主父之策,坦然削藩?”

    刘隗道:“固然,即无晁错削藩,吴、楚亦必反。然‘治大国如烹小鲜’,事有当缓图者。若汉景帝不急功近利,而缓缓图之,则朝廷之势日固,而吴、楚之谋日分,即便起兵,不能轻过长江,况乎梁地?而今朝廷之力,远不如汉,建康一总江南之政,是并吴与楚,若急迫之,势更急于前汉,即有周亚父,恐亦无以当也……”

    说完这段笼统的对比、分析,赶紧又再加上一句:“且琅琊大王素尊朝廷,绝无刘濞之野心。”

    裴该正色道:“大连,防微杜渐,为宰臣之责,此晁错不惜破家身死,而必谏汉景之意也。且如卿所言,今建康之政,出于王氏,卿可为琅琊大王保,然能为王氏保乎?”

    刘隗当即回答:“不能!”随即在裴该略显惊愕的眼神中,他不卑不亢地解释说:“今王茂弘执建康之政,王处仲手握重兵,朝廷可使诸王归藩,乃可使二子交卸权柄乎?明制琅琊大王易,而制王氏为难。则有琅琊大王在,有我等在,王氏不能为恶,若徙大王,则恐王氏不可复制!裴公三思啊!”

    最终就是这句话触动了裴该。他终于领悟到,对付一个司马睿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江东政权虽然以司马睿为首脑,但真正话事人却并不是司马睿。南渡侨客不思割据者,当会陆续北归,继续留在建康的,则相当大一部分,是打算以江南为家了,这一群体的力量相当强大,若再得土著为辅——虽有嫌隙、龃龉,但因应外部压力,却很有可能暂时联起手来——以自己如今的力量根本就难以撼动。我为了保障后路,就必须要弱化这一群体,而不仅仅是弱化一个司马睿!

    故此,当刘隗请辞之后,裴嶷从屏风后面出来,叔侄二人相商,裴该就说了:“今聆刘大连之言,获益良多。我欲弱建康之力,应自王氏始,而不当使琅琊大王归藩,或扶持他王相拮抗,否则,恐反重王氏之权——叔父以为如何?”

    裴嶷沉吟少顷,便问裴该:“江东之事,文约所知必然比我详尽,今我有三问……”随即竖起一枚手指来:“琅琊大王果无野心者乎?”

    裴该毫不犹豫地颔首确认:“琅琊王仁厚,唯思自保,无问鼎之志。”这本是历代研究晋史的学者们的普遍认知,是基本上可以保证的。

    裴嶷又问:“南渡诸王,果无人可更替之么?”

    裴该答道:“南顿王志大而才疏,若使更易,恐必悖离朝廷——余皆不足论,皆庸碌之辈。且今南渡侨客,皆尊琅琊王,可与之拮抗者,唯东海王而已,惜乎东海王为琅琊王之子,且年纪尚轻,不能服众。”

    裴嶷三问:“刁玄亮、刘大连可能善辅琅琊王,而制约王氏么?”

    ——刘隗在临行前就表过态了,说有我和刁协等纯臣在建康,必要制约、分薄王氏的权柄,使琅琊王安为朝廷藩臣,为国家镇定东南,不起异心。但是他的承诺是否能够兑现,裴该则不敢保证……在原本的历史上,那两位就是想压制以琅琊王氏为首的侨客世家的力量,巩固王权,结果却可耻地失败了。

    不过仔细再一想,刁协、刘隗为啥会失败呢?因为手里没兵啊,结果被王敦一谋叛,兵入建康,再加司马睿首鼠两端,他们便即束手无策了。如今形势不同,我只要命祖逖发数千兵马威胁江上,那王敦还敢起兵往建康去吗?

    即便在原本的历史上,祖士稚若不死,估计王处仲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于是便他对裴嶷说:“若朝廷可为刘、刁之援,则彼等在江东牵绊王氏,当不为难。”你没见他们这回就顺利搞掉了庾亮么?

    裴嶷点点头:“既然如此,还当从刘大连所请。”随即他详细地为裴该谋划道:“如适才刘大连与文约语,今日之形势,仿佛汉与吴、楚,然深究之,其实迥乎不同。建康之政,如吴、楚七国并力,而朝廷之力,远不如汉景,则若为晁错削藩之计,是反促江东之叛,且一旦事发,北征则腹心罹祸,南讨则胡势更炽,实非良策……

    “梁司徒等劝文约谨惕江东,实为此前诸王之乱,嵇侍中之血染而不消,使朝臣无不觳觫、惊骇,恐怕其景复见……”

    嵇侍中就是嵇绍。当年诸王争乱,东海王司马越裹胁晋惠帝往攻邺城,结果被成都王司马颖部将石超大破于荡阴,惠帝几乎不免。当时嵇绍为侍中,护持在惠帝车前,被叛军所杀,鲜血溅染了惠帝的衣襟。乱事平息后,宫人要浣洗血衣,惠帝流泪道:“此嵇侍中血,勿去。”

    裴嶷的意思,诸王争乱殷鉴在前,所以梁芬等朝臣才会担心司马睿变成第二个司马颖甚至于司马伦,提醒裴该要早做防备。但是又该怎么防备呢?

    “大司马(王浚)在幽州,割据自雄,不修职贡,而先帝反加其号,厚赐之,何也?只为鞭长莫及,羁縻之或可制约胡寇,逼迫之反促其反,乃不得不如此。再如汉高祖困于荥阳,而韩信在齐,请为假王,高祖勃然而怒,却为张良、陈平蹑其足,乃云:‘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封韩信为真齐王。汉高尚且屈己以就势,况乎我等?

    “若琅琊大王实有野心,则不可逼迫而促其反;若实无野心,更当厚待之,使其能够制约琅琊王氏。是故我以为,一不可使诸王归藩,二不可别立他王相抗衡,反当重其名,使其有力量侵削王氏之权。”

    裴该点头道:“我知之矣——且待刘大连陛见之后,再与之详谈吧。”

    ——————————

    翌日一早,刘隗便即觐见司马邺,献上贡品。裴该代天子接受贡单,展开来高声念诵,包括:越布百段、青瓷十箧、珍贝与明珠各一匣……基本上是送给裴该私礼的十倍,东西貌似不少,但仍然不符合司马睿藩王和丞相的身份。

    不过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若求黄金千镒、锦缎万疋,司马睿也得掏得出来才成啊——估计王氏家族扫扫仓底存货,倒不难凑齐;若求米谷十万斛呢,终究路途遥远,计点途中损耗,起码得派兵征役上千,并且打出两倍的富裕来……

    所以就只挑了些特产:越布、青瓷都出会稽,明珠出合浦,至于珍贝,沿海各郡皆有。所谓礼轻情义重,关键是要表明拥戴朝廷的态度。

    不过裴该念到最后,发现——竟然还有孔雀一对!我靠这玩意儿可怎么养啊?如今天子局促于长安小城之内,连一亩地的园囿都没有,我得把这俩鸟搁哪儿才好呢?等到问过刘隗,才知道其实不成问题。

    因为刘隗惭愧地回答说:“恐是不服水土之故,途中已双双病死……臣只得拔其尾上大羽,进奉天子……”

    梁芬在旁边捻着胡须说道:“如此,可以饰衣,或者制扇,以使天子常念琅琊大王忠悃之心。”估计他也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司马邺面无表情地开口,嘉勉司马睿——类似词句他早就背熟了,谁来都那一套。随即刘隗退下,裴该就和梁芬、荀崧、华恒、裴嶷等重臣商议,该当如何封赏琅琊王。

    这种事儿,从前索綝当权的时候,都是大家伙儿离开朝堂,回尚书省去开小会;但裴该执政之后,每逢大事,则刻意地把会议地点放到了御前,以示对天子的尊重。即便天子发表不了什么意见,而就算有意见,也会被臣僚们给顶回去,终究让你列席了啊,皇权即使作为摆设,那也确实是存在的,我等绝无架空天子之意——终究司马邺已经行过冠礼,理论上可以亲政了。

    裴该做出这种姿态来,其一是为了向司马邺,以及群臣,乃至天下人展示,自己并非曹操。如今大乱未敉,胡寇仍在,司马保也还割据着秦州,他经常性地会率兵离京,倘若太早与天子产生什么嫌隙,被人趁虚而入,闹出什么董承之乱、金祎之乱来,即便不难平定,也必会牵扯自己太多的精力。而且这也是向关西官僚、士人们表示,我不当权臣,我是有分润官职、权柄的意愿的,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前来依附。

    所以他假模假式先问司马邺:“陛下以为,该当如何封赏琅琊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