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杀人越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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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弋仲眼睁睁瞧着甄随把玉玺逐一收回匣中，并且合上匣盖，他强忍着不敢伸手去索要观看，不禁狠狠咽了一口唾沫。随即便将审讯靳氏兄弟所得，向甄随详细禀报了，并且说：“靳准等人所言，不似作伪，且……人头好寻，仓促间又能从哪里找来七方玉印哪？在某看来，必是真物。”
后世石印、玉印很多，这年月却相对欠奉。因为秦始皇初定制度，唯天子始可攻玉为章，名之为“玺”，其余官民则只能持有金属印章。固自汉代以来，制度不如秦朝严格，然而根据汉制，官方图章也唯天子可用玉玺，诸侯王与三公金印，九卿银印，余皆铜、铁印而已。皇族、豪贵等或有私刻玉印的，但一来数量不多，二来也不能作为正式官印来证明身份。
所以姚弋仲才说，倘若靳氏只是南逃，因逢我军才临时起意，拿一颗假脑袋和几样假货出来虚言搪塞，那不大可能一口气就找齐了七方玉印吧？
——姚弋仲终究是化外羌酋，眼界比较浅，其实如靳氏这般高官显宦，倘若靳准有玩玉的爱好，则私制三五方乃至更多玉印，那还真不叫什么事儿……
随即姚弋仲便建议，可将刘粲首级与七玺交还给靳氏，将军您委派一支兵马，护送他们前往洛阳去……然而瞧甄随拧着眉头，似有不豫之色，便即改口道：“或先送之长安，请大都督上呈朝廷。”
甄随撇了撇嘴，突然间把身子朝前一倾，问姚弋仲：“都说靳准是奸臣，不知如何奸法？”
姚弋仲闻言不禁一愣，犹犹豫豫地回复道：“我也不甚明了……据说他兄弟党同刘粲，谋害了刘乂……”
甄随冷笑道：“刘粲虽然无能，于关中丧师二十万，在某看来，终比刘乂为强……”因为他跟刘粲打过，而跟刘乂，几乎就没正面见过仗，且昔日刘乂之败，全靠陆和、熊悌之悍拒之于阴沟水，遂成二将之名，实话说，甄老爷心里是不怎么服气的。
随即便道：“我也不知靳准因何为奸，但既然人人都说他奸，想必不是什么好货。这般狗头，倘若真的献首、献宝于洛阳，天子必然嘉奖，则这等奸货又将来祸害我晋。吕先生曾说，奸贼到哪里都是奸的，还说除恶当务尽啥的……”
姚弋仲心说你张嘴闭嘴都是吕先生如何说，前两天还跟我说吕先生早有预见，刘粲必将北去，时机绝不可错失，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仿佛吕先生真是神仙一般，呆在解县连门儿都不出，就能明了天下大事……
他跟甄随相处既久，那蛮子可能会出什么妖蛾子，也大致心里有数了，便即试探地问道：“将军之意，莫非要……”说着话，并指如刀，比了一个断头的手势。
甄随笑问：“有何不可？如此一来，这功劳便落到我等头上，岂不比让奸贼得去要好么？”
姚弋仲沉吟少顷，摇头道：“我等即便能于阵前斩获刘粲首级，终究无可获得玉玺啊……若说靳氏实窃玉玺而逃，为我等于途中所杀，但彼等却又携有刘粲的首级，则反正之意甚明。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借口斩杀呢？”
甄随笑道：“汝想得未免太多了。”随即摆摆手：“我自然不将此两般宝货送去洛阳，而要送往长安，由大都督处置。至于大都督如何对朝廷言讲，关我甚事啊？只要大都督将功劳记在我等头上，足矣！”
在甄随想来，靳氏兄弟都是胡人，还是胡人中的大奸贼，这般货色，大都督必定也是厌恶的，故我于此杀之，大都督必不责罚。
关键是若由得靳氏将刘粲首级与七玺献至长安或者洛阳，功劳都是那几个奸贼的，他甄老爷不过途中遭遇，遣人护送而已，又能得着什么赏赐呢？而若杀其人，夺其功，即便谎话编不圆，大都督不信，为了方便向朝廷交代，多半也得把功劳算自己头上吧？
因此乃与姚弋仲商议。
姚弋仲沉吟少顷，建议说：“当请司马来，与之同谋。”
甄随摆摆手，说不必——“司马如何禀报大都督，乃是司马之事，何必与之商议？”
他平素最烦的就是军中司马，也没什么将兵作战的能为，却偏偏什么事都要知道，什么事都要上禀。甄随心说打我跟从老爹占山造反以来，所见晋军，虚报功劳，甚至讳败为胜、杀良冒功，不都是常事么？唯独大都督瞧不过眼，非要安排个司马来监军，单独核算功劳。
其实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纪律略略严明一些，也是必要的；为了大都督可以彻底掌控军队，他将爪牙布置各军、各营，我也能理解，但有必要把军律定得那么严，把为将者的一点点小心思全都给堵死么？
我这回就讳报功劳了，摸摸大都督的底，看他底线何在。倘若不认我这份功劳，那就必须把功劳记在靳氏头上啊，这又岂如大都督所愿呢？
于是下令，将靳氏兄弟及所携亲信部曲、族内男丁，一律处死，剩下些妇孺，暂时押往安邑，等待以后处置。其实甄随的本意，小孩子也不必留，但据说大都督最忌讳杀害幼儿……至于妇人，将来赏赐有功将士可也。
当然啦，在此之前，等老爷我得胜归来，得先过过眼，看有没有值得自家留下的。
靳准兄弟还在懵然无知，只当甄随验看了首级之后，便会释放彼等。谁想姚弋仲去后不久，返归传令，随即那些看押他们的晋兵二话不说，挺起刀来，一刀一个，取了兄弟三人的性命。
靳准也算走运，糊里糊涂就完蛋了，不象刘粲，临死之前还要受内心识人不明，导致亲信背叛的懊悔和煎熬……
普通晋兵都非训练有素的刽子手，不会把犯人摆好姿势，然后再一刀断头，他们都是直接用长刀直刺三靳后心，然后再割下首级来，由姚弋仲携去，与刘粲的脑袋摆在一处。军中诸物齐备，甄随便命用石灰涂抹了，各自盛匣。
至于靳氏的亲信、部曲、家眷等辈，晋军杀了之后，连埋都懒得埋，直接把尸骨往乱草丛里一抛就算完事儿。
随即甄随再度唤来薛宁，对他说：“我曾允诺，若汝助我攻取安邑，便送汝往长安去拜谒大都督，谋求好职。即今将这四颗首级，还有几匣重宝，全都交付于汝，途中切勿有失。”至于都是谁的脑袋，木匣里装的是什么宝货，却并不肯泄露给薛宁知道。
甄随也不去找司马，即让姚弋仲按照自己的授意，写下一封文书，既向裴该推荐薛宁，也备悉言明今日之事，封好了，一并交薛宁带去长安。
——————————
那么平阳胡乱之时，裴该在长安又在做什么呢？
这一日非常罕见的，裴大司马盛排仪仗，亲自跑到去北门外去迎人。城内百姓及中下级的官吏都不禁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不知道是谁值得大司马如此地屈驾往顾——难道是洛阳有天使前来宣诏不成么？
有些看热闹的远远觇望，却见一乘驴车在几名兵丁的护卫下沿着道路，迤逦而来。裴该见了，亲自下马往迎，车帘一挑，下来一名老者，颤颤巍巍地便待向裴该行礼，却被裴该双手搀住。
有认得的，当即遥遥指点：“原来是文博先生，怪不得大司马如此恭迎……”
这老者正是中州大儒董景道，字文博，此前曾经为裴该编纂过《姓氏志》，但裴该几次三番请他出山相助，老先生却总是以自己醉心于学问，无意仕途给婉拒了。因为董景道也知道，当时裴该方致力于破胡定陇，根本没有精力弘扬儒学，则若自己往仕长安，不过是给人家充门面、抬声望而已，并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任用啊。
但等裴该终于稳定了关中之政，暂时外无强敌，乃开始发展文教事业，为此而再请董景道出山，老先生却不便拒绝了。
因为裴该这回请老先生到长安来，是来搞教育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传说时代暂且不论，起码从周代起，就建立起了原始的官学体系。根据记载，西周官学分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设在王都和各诸侯国都邑内，分大学、小学两级，乡学又名序、庠、校、塾等，则分置于王都郊外六乡之内——不过也有一说，所谓乡学，不过是乡老之类听政、议政的场所，跟学校毫无关系。殆至春秋、战国，又生私学。
秦禁私学，而广官学，不但在中央设博士官，在各郡也普设官学，名为“学室”，作为基础官吏的养成所。汉代的中央官学更为发达，不但有传统的太学，还有文艺专科学院“鸿都门学”，有外戚集团创办的贵族学校“四姓小侯学”，等等。
至于地方官学，汉初本不设学室，直到文翁治蜀郡，因为蜀地文化落后，乃选派官吏至长安向博士学习，归蜀后于成都市上辟学舍，不过数年，竟使蜀郡文风可比齐鲁。武帝有感于此，下诏“天下郡国皆立官学校”；逮平帝时，正式规定各郡国设“学”，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而聚设“序”。
当然啦，那年月必然没有国民教育，官学都是为贵族子弟准备的……
姚弋仲眼睁睁瞧着甄随把玉玺逐一收回匣中，并且合上匣盖，他强忍着不敢伸手去索要观看，不禁狠狠咽了一口唾沫。随即便将审讯靳氏兄弟所得，向甄随详细禀报了，并且说：“靳准等人所言，不似作伪，且……人头好寻，仓促间又能从哪里找来七方玉印哪？在某看来，必是真物。”
后世石印、玉印很多，这年月却相对欠奉。因为秦始皇初定制度，唯天子始可攻玉为章，名之为“玺”，其余官民则只能持有金属印章。固自汉代以来，制度不如秦朝严格，然而根据汉制，官方图章也唯天子可用玉玺，诸侯王与三公金印，九卿银印，余皆铜、铁印而已。皇族、豪贵等或有私刻玉印的，但一来数量不多，二来也不能作为正式官印来证明身份。
所以姚弋仲才说，倘若靳氏只是南逃，因逢我军才临时起意，拿一颗假脑袋和几样假货出来虚言搪塞，那不大可能一口气就找齐了七方玉印吧？
——姚弋仲终究是化外羌酋，眼界比较浅，其实如靳氏这般高官显宦，倘若靳准有玩玉的爱好，则私制三五方乃至更多玉印，那还真不叫什么事儿……
随即姚弋仲便建议，可将刘粲首级与七玺交还给靳氏，将军您委派一支兵马，护送他们前往洛阳去……然而瞧甄随拧着眉头，似有不豫之色，便即改口道：“或先送之长安，请大都督上呈朝廷。”
甄随撇了撇嘴，突然间把身子朝前一倾，问姚弋仲：“都说靳准是奸臣，不知如何奸法？”
姚弋仲闻言不禁一愣，犹犹豫豫地回复道：“我也不甚明了……据说他兄弟党同刘粲，谋害了刘乂……”
甄随冷笑道：“刘粲虽然无能，于关中丧师二十万，在某看来，终比刘乂为强……”因为他跟刘粲打过，而跟刘乂，几乎就没正面见过仗，且昔日刘乂之败，全靠陆和、熊悌之悍拒之于阴沟水，遂成二将之名，实话说，甄老爷心里是不怎么服气的。
随即便道：“我也不知靳准因何为奸，但既然人人都说他奸，想必不是什么好货。这般狗头，倘若真的献首、献宝于洛阳，天子必然嘉奖，则这等奸货又将来祸害我晋。吕先生曾说，奸贼到哪里都是奸的，还说除恶当务尽啥的……”
姚弋仲心说你张嘴闭嘴都是吕先生如何说，前两天还跟我说吕先生早有预见，刘粲必将北去，时机绝不可错失，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仿佛吕先生真是神仙一般，呆在解县连门儿都不出，就能明了天下大事……
他跟甄随相处既久，那蛮子可能会出什么妖蛾子，也大致心里有数了，便即试探地问道：“将军之意，莫非要……”说着话，并指如刀，比了一个断头的手势。
甄随笑问：“有何不可？如此一来，这功劳便落到我等头上，岂不比让奸贼得去要好么？”
姚弋仲沉吟少顷，摇头道：“我等即便能于阵前斩获刘粲首级，终究无可获得玉玺啊……若说靳氏实窃玉玺而逃，为我等于途中所杀，但彼等却又携有刘粲的首级，则反正之意甚明。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借口斩杀呢？”
甄随笑道：“汝想得未免太多了。”随即摆摆手：“我自然不将此两般宝货送去洛阳，而要送往长安，由大都督处置。至于大都督如何对朝廷言讲，关我甚事啊？只要大都督将功劳记在我等头上，足矣！”
在甄随想来，靳氏兄弟都是胡人，还是胡人中的大奸贼，这般货色，大都督必定也是厌恶的，故我于此杀之，大都督必不责罚。
关键是若由得靳氏将刘粲首级与七玺献至长安或者洛阳，功劳都是那几个奸贼的，他甄老爷不过途中遭遇，遣人护送而已，又能得着什么赏赐呢？而若杀其人，夺其功，即便谎话编不圆，大都督不信，为了方便向朝廷交代，多半也得把功劳算自己头上吧？
因此乃与姚弋仲商议。
姚弋仲沉吟少顷，建议说：“当请司马来，与之同谋。”
甄随摆摆手，说不必——“司马如何禀报大都督，乃是司马之事，何必与之商议？”
他平素最烦的就是军中司马，也没什么将兵作战的能为，却偏偏什么事都要知道，什么事都要上禀。甄随心说打我跟从老爹占山造反以来，所见晋军，虚报功劳，甚至讳败为胜、杀良冒功，不都是常事么？唯独大都督瞧不过眼，非要安排个司马来监军，单独核算功劳。
其实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纪律略略严明一些，也是必要的；为了大都督可以彻底掌控军队，他将爪牙布置各军、各营，我也能理解，但有必要把军律定得那么严，把为将者的一点点小心思全都给堵死么？
我这回就讳报功劳了，摸摸大都督的底，看他底线何在。倘若不认我这份功劳，那就必须把功劳记在靳氏头上啊，这又岂如大都督所愿呢？
于是下令，将靳氏兄弟及所携亲信部曲、族内男丁，一律处死，剩下些妇孺，暂时押往安邑，等待以后处置。其实甄随的本意，小孩子也不必留，但据说大都督最忌讳杀害幼儿……至于妇人，将来赏赐有功将士可也。
当然啦，在此之前，等老爷我得胜归来，得先过过眼，看有没有值得自家留下的。
靳准兄弟还在懵然无知，只当甄随验看了首级之后，便会释放彼等。谁想姚弋仲去后不久，返归传令，随即那些看押他们的晋兵二话不说，挺起刀来，一刀一个，取了兄弟三人的性命。
靳准也算走运，糊里糊涂就完蛋了，不象刘粲，临死之前还要受内心识人不明，导致亲信背叛的懊悔和煎熬……
普通晋兵都非训练有素的刽子手，不会把犯人摆好姿势，然后再一刀断头，他们都是直接用长刀直刺三靳后心，然后再割下首级来，由姚弋仲携去，与刘粲的脑袋摆在一处。军中诸物齐备，甄随便命用石灰涂抹了，各自盛匣。
至于靳氏的亲信、部曲、家眷等辈，晋军杀了之后，连埋都懒得埋，直接把尸骨往乱草丛里一抛就算完事儿。
随即甄随再度唤来薛宁，对他说：“我曾允诺，若汝助我攻取安邑，便送汝往长安去拜谒大都督，谋求好职。即今将这四颗首级，还有几匣重宝，全都交付于汝，途中切勿有失。”至于都是谁的脑袋，木匣里装的是什么宝货，却并不肯泄露给薛宁知道。
甄随也不去找司马，即让姚弋仲按照自己的授意，写下一封文书，既向裴该推荐薛宁，也备悉言明今日之事，封好了，一并交薛宁带去长安。
——————————
那么平阳胡乱之时，裴该在长安又在做什么呢？
这一日非常罕见的，裴大司马盛排仪仗，亲自跑到去北门外去迎人。城内百姓及中下级的官吏都不禁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不知道是谁值得大司马如此地屈驾往顾——难道是洛阳有天使前来宣诏不成么？
有些看热闹的远远觇望，却见一乘驴车在几名兵丁的护卫下沿着道路，迤逦而来。裴该见了，亲自下马往迎，车帘一挑，下来一名老者，颤颤巍巍地便待向裴该行礼，却被裴该双手搀住。
有认得的，当即遥遥指点：“原来是文博先生，怪不得大司马如此恭迎……”
这老者正是中州大儒董景道，字文博，此前曾经为裴该编纂过《姓氏志》，但裴该几次三番请他出山相助，老先生却总是以自己醉心于学问，无意仕途给婉拒了。因为董景道也知道，当时裴该方致力于破胡定陇，根本没有精力弘扬儒学，则若自己往仕长安，不过是给人家充门面、抬声望而已，并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任用啊。
但等裴该终于稳定了关中之政，暂时外无强敌，乃开始发展文教事业，为此而再请董景道出山，老先生却不便拒绝了。
因为裴该这回请老先生到长安来，是来搞教育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传说时代暂且不论，起码从周代起，就建立起了原始的官学体系。根据记载，西周官学分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设在王都和各诸侯国都邑内，分大学、小学两级，乡学又名序、庠、校、塾等，则分置于王都郊外六乡之内——不过也有一说，所谓乡学，不过是乡老之类听政、议政的场所，跟学校毫无关系。殆至春秋、战国，又生私学。
秦禁私学，而广官学，不但在中央设博士官，在各郡也普设官学，名为“学室”，作为基础官吏的养成所。汉代的中央官学更为发达，不但有传统的太学，还有文艺专科学院“鸿都门学”，有外戚集团创办的贵族学校“四姓小侯学”，等等。
至于地方官学，汉初本不设学室，直到文翁治蜀郡，因为蜀地文化落后，乃选派官吏至长安向博士学习，归蜀后于成都市上辟学舍，不过数年，竟使蜀郡文风可比齐鲁。武帝有感于此，下诏“天下郡国皆立官学校”；逮平帝时，正式规定各郡国设“学”，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而聚设“序”。
当然啦，那年月必然没有国民教育，官学都是为贵族子弟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