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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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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该问金韬,你有没有给孩子们留出玩耍的时间啊?金韬茫然不知所对。裴该当即将脸一板,说:“都是些少年,小者不过六七岁,岂能不使玩耍?少时不耍,长大了将灵性俱失!”

    金韬心说还有这么一说吗?我自己记忆中的玩耍,也就到五岁而已,过了五岁,家人就勒逼读书,过了七岁,还得帮忙去田间送饭,以及拾柴、喂鸡等事,终日皆不得闲——他家算是富农——难道说我如今毫无灵性了么?

    然而既然是大都督所言,想来必是有理的,即便无理,我也要当他有理。金韬急忙躬身应命:“是末将疏忽了,大都督既有此命,每日当与孩童们一个时辰玩耍。”

    裴该心说我就知道你把孩子们都管教得跟木偶似的,不给他们玩耍的时间。因为他一眼望去,这些孩子衣服都很干净,身上、脸上,也不见什么伤——衣服可能是刚换的,但半大男孩,打闹起来不知轻重,怎么可能不带伤呢?虽说他们还要参加军事训练,终究训练之伤是可控的,打闹之伤却控制不住啊。

    脑海中突然间灵光一现,心说前世看过的很多穿越小说里,主角都会“发明”足球,或者橄榄球,用来辅助练兵,我琢磨不清此事是否有弊,不敢遽行,不如先拿这些孩子来做个试验吧。只是这球要怎么做,弹性才好,还得找空跟徐渝麾下那些匠人们商量商量。

    于是便对金韬说:“我有一游戏,可强身健体,复可玩耍,过几日教授于汝,以娱众儿。”

    转过头来,即将诸将之子,一并托付给了金韬。本来他是想让这些孩子直接充入“孤儿营”的,还是荀灌娘提醒他:“诸将之子,终非孤儿,岂能久拘,不使与家人相见啊?而若使其常与家人相见,则真孤儿又会有何种想法?见人有我无,念及身世,岂不孤清?且由此不同,彼等或将排斥诸将之子……”

    裴该觉得妻子所言有理,于是就跟诸将说定,每半年使适龄孩童加入孤儿营,做为期一月的“集训”,吃用与孤儿相同,但一个月后,便准其返家,待下半年再来。此举虽然不可能彻底避免孤儿与诸将之子之间产生矛盾,或者可以稍稍消减之。

    ——————————

    视察完孤儿营之后,裴该返归长安城内,顺便再往“学校”而来。

    学校对外的宣传口径,是讲授经学,推广圣人之教,提高士人的儒学修养,而且倘若学有所成,能得校长举荐,还可直接在行台出仕为官。不过就目前的状况,裴该不认为学校里真能教出什么经世济民的大才来——儒家其实重于修身,对于治国的手法相对粗劣——若是董老先生真有所荐,也一律塞进秘书班底去,负责文书工作可也。

    根据裴该和董景道商议的结果,最终颁行了招生制度七条、考勤制度及校律三十二条,以及考核制度十三条。虽然是行台下属的学宫,却面对“全世界”召生,不限制学生的籍贯和民族——当然啦,外国人是不可能千里迢迢到长安来就学的,如今终非大唐盛世,但即便胡、羯、氐、羌,只要有一定的学术底子,也准其应试入学。

    倘若刘渊、刘聪仍在,相信以他们的学问,是足可以进入学校学习的。

    自然,若外族而入长安学校,自然等同于归化;同时,就目前为止,尚无外族前来报名——终究外族中中国化程度较深,少年即苦学经典的,估计也就屠各刘姓显贵,眼下差不多已经被裴该和洛阳政权杀光了……

    学校才刚开始招生,入学的多为雍州士人子弟——有世家,也有寒门。根据报上来的统计数字,已有学生三十七名,普遍而言,凡寒门出身者多数已经成年,世家子弟则以十六七岁者居多。

    因为即便关中的二三流家门,其族内师资力量、学习资源都比较充分,若非慕董老先生之名,未必肯让子弟去读这种寄宿学校。而且虽然裴该开始颁行考试制度,世家的仕宦门路仍比寒门为广——大不了由亲朋援引,去洛阳任官好了——且在祖纳的关注下,洛阳也已重开太学,距离虽远,终究是国家一流学府啊,岂是才开张的行台学宫可比?

    若为寒门,则往往书籍难寻,良师难觅,普遍三四十都不能通读一经的大有人在。且即便学富五车,也未必就能做官,一旦错过了上次考试,就只能先跑学校来寻求门路啦。

    董老先生不打算把行台学宫办成初等学校,他认为初级教育,那是各县各乡自己的事儿,岂可全都推诿给长安行台呢?裴该倒是有普及教育的意图,但因为经费局促,目前也只能暂依老先生所言。

    所以入学考试,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问经,不求有多么高深的见解,你起码得能通读一经,于其非繁难之处,可以大致讲解吧;二是试文,诗赋皆可,要求文通字顺,而且书法可观。两试通过,即可入学,然后按照水平的高低,分成上、中、下三舍。

    下舍而通晓一经者,可升中舍;中舍而能兼习两经者,可升上舍;上舍品学兼优,乃可望出仕。为了避免学生只是来学校混吃混喝的,学律定得很严,且若下舍三年不能升中舍,或中舍三年不能升上舍,或上舍三年不能得到校长推荐的,一律开革。

    讲课还是按照这年月官学或私学的习惯,只说五经——在裴该的一再要求下,多加了一门史学——分经授课。每日定下课程,午前或午后,由某师于某室说某经,学生不必报名,到时候揣着书籍,提着坐垫,抱着水杯去听讲就是了。坐席有规定,上舍生在前,中舍生在中,下舍生只能坐后排甚至于靠边儿站。

    古时授课,往往先生端坐于前,摇头晃脑,只是干讲,裴该特意“发明”了黑板和粉笔——用石灰加水制成,彩笔不易搞,白笔则易制——以授董老先生。不过先生既然是坐着讲课的,转身写板书实在麻烦,所以后来逐渐形成了几种不同的风格:

    一种先生干脆立而不坐,于黑板前往来踱步,方便板书,导致学生也必须站着听课——否则就是不敬先生啊;一种先生会预先把自己所要讲的重点写在黑板上,省得到时候再往起站;一种先生会指定某个自己赏识的上舍生,呆在边儿上,帮忙板书;当然也有几位先生仍旧按老规矩,教授竟日,不着一字……

    此外,先生当然也会给自己器重的学生上小课;学生若前去求教先生问题,先生多半会看人下菜碟——我不喜欢的学生就不教,你自己听大课,或者找同学问去。

    长安学校目前师资力量并不强,但先生数量足够,校长董景道以下,竟达十六名之多,基本上一天排六到八堂课——肯定在时间上会有冲突,好在学生有限,教室不缺。先生五日一休,其它时间,即便没排课也都要到校,等着学生上门好解答疑难——大部分情况下,则只是读书、假寐而已,倒也轻松愉悦。

    学生的食宿费全免,由学校统一安排,不过少数贵家子弟,还是习惯每日让家中送饭来,而且隔三岔五便离校别居。此外,裴该还印刷了一批经书——虽说他并不感冒儒学,但基于现状,前两年印刷工坊新开,就先刻的是五经之版,所印行销关中、河南等地,每套价至两千钱——分发给学生,但声明只是租借,离校要还,破损要赔。纸张、笔墨等物,学校也免费提供,但有定额,超出部分自己解决。

    所以很多穷学生,日常还是惯用简牍,虽说简牍本身比纸张价贵,终究拿刀削削,还能二遍甚至更多遍重复使用啊。

    裴该来到学校大门前,守吏赶紧跪下行礼,然后就要入内通报。裴该摆摆手,说你别打扰学生们听课,也不必让董校长出门来迎,我自己进去就行了。乃将部曲皆留于校外,自己光带着一个裴熊,负手而入。

    他在院中一站,侧耳倾听两侧厢房内的声音。左面传出来的声音颇为老成,应该是先生在授课——“既言兄弟,复言友朋,又云丧乱既定之后,兄弟反不如友朋,何也?树之有阴、阳,其果有甘、涩,即便一母同胞,贤与不肖,未必相同。而君子相交,性情投契,反有过于兄弟者也……”

    哦,这是《棠棣》,在说诗。

    右边传出来的,乃是多人齐声,大概是学生在先生督促下念书:“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

    《秋官司寇第五》,这是礼啊。

    裴该心说我自穿来此世,就基本上没复习过什么经书,想当年在羯营中搜集散佚文字,精神头也都放在诸子、杂家上了,没想到进了学校,尚能一听就懂,这记忆力还是很不错的……哦,不好贪天功为己有,应该是原本这具躯壳的主人,基础打得足够扎实。

    正琢磨着呢,忽见一名仆役扛着扫帚绕墙而来,抬眼见到裴该,不禁大惊,匆忙跪下。裴该急前一步,按住那人的肩膀,说:“勿放高声,免惊诸生。”随即问道:“董校长何在?”

    仆役哆哆嗦嗦地回答道:“在后堂……”

    哦,老先生在校长室——对于学校的内部环境,裴该自然是清楚的,于是不必引领,便直向后堂而去。还没到,先听到董景道的呵斥声:“汝已入学一月有余,每日唯在舍内抄经,而不肯听讲——这难道算是向学之心么?!”

    随即一个年轻的声音响起来:“弟子报名入学,本为聆听先……校长教诲,余皆碌碌,所讲岂能入弟子之耳?但不知校长为何不肯开课哪?”

    董老先生一直没有开课授徒,一则因为诸事才上正轨,他杂务冗繁,没太多空闲时间;但更重要的,他打算先听听先生们的课,评定优劣,好分出薪资高下来。实话说裴该塞进学校来的这群先生,多数是各方所荐,不能不用,却又没有什么经世之才,所以学问是有,但多半是死的,没有自己的见解和阐发,董老先生其实并不满意。

    学校初建,也就只能这样了,但若让这票庸人全都拿一样的俸禄,他实在不甘心哪——还不如省下钱来,再多招点儿学生,或者提高好学生的待遇。

    所以那年轻学生说我之所以不去听课,是等着校长您开课哪,要不是您在,这儿我还不来呢。董老先生对此也无言以对,只好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难道诸先生所讲,都不能入汝之耳么?”

    那学生挺愣,直接回答说:“有若群鸦噪鸣,确实不耐烦听。”

    董景道呵斥道:“休得胡言!既入学校,彼等皆为汝师,若不敬师,岂能名为儒者?!”

    那学生忙道:“校长教诲得是,弟子受教了。”

    董景道便待命其退下,那学生却突然间发问:“请教校长,校长以为,如今裴大司马,究竟何如人也?”

    裴该正打算迈步而入校长室,听到这一问,却不禁顿住了脚步。

    董景道说:“大司马上奉天子,下逐胡寇,朝廷重臣,国家栋梁,何必多言?”

    那学生笑道:“此皆众人皆知之事也,唯校长曾见过大司马,是故弟子请问,其人守礼否?好谈否?日常所言,出乎五经,还是兼杂老庄?”

    “汝此问何意啊?”

    “弟子以为,国家之所以丧乱,皆因士人多背儒而向老庄,如王夷甫辈,唯知谈空论玄,或逞口舌狡诡,而不明圣人真意。遂至上下失序,诸藩并乱,胡、羯纵横。倘若大司马能够刷新时弊,始可称之为国家栋梁也。

    “然观其行,与关中变制,不依先贤之教,不从祖宗成法。固然治乱世须行霸道,然而大司马所为,是无奈是本意啊?即以新设十二部,并无礼仪之部,留长安年许,而无祭祀之行,如此岂能致君尧舜,且使天下太平?先生于此,又如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