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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巧生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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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睁眼醒来,隔着木格子窗户的天光让他感到一阵眩晕。院子里传来“刷刷”的扫地声。他惊讶地发现,四周土墙上贴满了整整一圈儿色彩艳丽的大幅电影明星画像,一张紧挨着一张,有刘晓庆、陈冲、方舒、张瑜,还有张金玲、李秀明等人,个个皓齿明眸,冲他微笑。他这才记起是在爷爷隔壁的二叔家里。他昨天喝得太多,已经不记得是怎么来到这屋里的了。屋里没有生火。继仁平时住在山上果园里,有时回来就在明全老人那边吃饭。建工哈着冷气穿衣服,墙上那一双双直视着他的热辣辣的目光,让他感到难为情。

    回到爷爷家的院子里。东边隔着一道土坯墙,那边还有一个独院。他打开栅栏门进去,院子中央长着些蒙着白霜的瑟缩的菠菜,墙根下斜竖着些干枯的秫秸。透过留着些残余的茅头纸的木格窗子,看见里间有一个粮囤和几件蒙着灰尘的农具家什,墙角上张结着许多蜘蛛网。外间的门框上没上门板,盛满屋子的一堆木料上面,是一口猪血红的笨重的棺材。爷爷笑着说,这是给他自己留着用的。建工心里感到震惊。他并不避讳死亡,并且似乎还因为自己有这样一口棺材而感到些自豪呢。“这两间是你三叔或你四叔的,你爸爸退休回来以后,就住我那三间——我还能活几天?嘻嘻嘻……”

    吃过早饭,继仁穿上黄军大衣带上手电筒又上了山。

    没过一会儿,巧生来请建工到她家去。明全老人说她胖了,长得更俊了。她说博山大叔大婶待她很好。他马下脸,瞅她一眼说:“这还不应该?他要是待你不好,我不让他。”说完又“吧嗒”起他的长烟袋来。她凑近明全老人大声说:“让二兄弟到俺家去玩,你舍得吗?”

    “好!好!怎么不舍得?二嫚真会说话。”说完嘻嘻笑起来。

    圆圆的太阳透过薄云,大片墨绿的麦地上罩着些雾蒙蒙的残霜。对面的地平线上半露着几间模糊低矮的土黄色矮屋。建工回头望了一眼走出来的村子,问这些房屋怎么会这么整齐,她说,前些年公社扩建水库时,统一建造了这个村子,移民搬迁到了这里。“原来咱两家都住在水库那边,俺家跟三爷爷一家是前后院,后来三爷爷一家搬到这里来住,俺家去了小湾村。那时候我还不记事。”

    “哦,也就是说,我父亲到煤矿上之前,是住在水库那边的村子里啊。”

    想到昨天才明白自己跟巧生的关系,他心里涌动着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亲情感:“我原来一直不知道,咱们之间的关系竟然还这么近呢。”

    她微笑着说:“这也可以理解,相隔这么远,原来两家都没有来往,你又没回来过。”她把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她还是穿着昨天那身衣服。早晨的清冷让她白净的面庞更加红润,

    “煤矿上有这边咱们同姓的人,小时候见到他们,父母就让我叫他们爷爷或者老爷爷什么的,我知道那只是因为同姓辈分不同,所以,你在我家里称我父亲叫大叔,称我爷爷叫三爷爷,我也不会想到咱们关系有这么近。”

    “你这次回来就知道了。”她说话带出的白气随即在空中消散。

    他突然问:“三叔全家这次回来还走吗?”

    “不知道。他们在东北那边的房子还没卖掉,家具都没有带回来。听说他们的户口一直还在这边,队里要把地承包给个人,可能是回来先看看这边情况。”

    “哦,是这样……昨晚上三叔又想起了他那个死去的孩子,很伤心。”

    “听大人说,他那个孩子是被狼吃掉的。当时天大黑了,三叔跟三婶都在外面干活儿,都以为对方已经回家了。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玩,狼从栅栏的空隙里钻进去,把他那个大的叼走了。他们在山林里找了一宿,只捡回家一顶帽子。确实很惨!”

    “我还听说过,三叔第一次上东北,顺路去我家的时候,还跟着一个女孩呢。”

    “不是这个三婶吗?”

    “不是。听我母亲讲,那个女孩是这边邻村的,两人是小学时候的同学,很要好,但是女孩家里嫌三叔穷,两人就商量一起去东北。两人刚到我家的时候,三叔说那女孩是他在火车上认识的,也是要上东北去投靠亲戚。两人一起到矿上去玩,还进城到照相馆里去照像。一个礼拜以后,两人从我家返回到鲁中车站要一起上东北去,可那个女孩突然又反悔了,哭着要回家。三叔只好给她买上回来的车票,送她上了火车,然后一个人又回到我家,把事情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了。当时三叔一边讲一边哭,他也哭,我父亲也哭。可能是三叔感到委屈吧?”

    “那是肯定的。三叔也挺不容易的。”

    建工又笑着提到今天早上他在二叔家屋里看到的那些电影明星画像。她说:“这些年大叔他们几个都在外面,二叔一直在家里照顾着老人。他一个人过日子,非常孤独,就是缺少一个一块过日子的女人。”

    说话间来到了村头。巧生说她姐姐放假了,也在家里。建工问她姐干什么工作,她说是在公社的花边站上当站长。

    路边有两个老女人揣着手,站在屋山头的墙根下面,瞪大双眼,毫无遮蔽地盯着他看,一直盯到两人拐弯进了胡同。他浑身感到很不自在。

    跨进院门口的挡板,巧生的母亲和姐妹们拘谨而热情地从屋里迎出来,巧生腼腆地一一给他做了介绍。巧生的母亲身材瘦小,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开朗利落的女人。她见建工很吃力地坐到炕上,赶忙爬上去,拉下一床折叠的褥子,让他坐到上面。她说老家里风俗习惯跟城里不同,有关照不周的地方让他多多担待,又说,巧生这几年住在他家,添了许多麻烦。建工说:“倒是巧生这几年对我家里帮助很大,承担了很多家务,每天下班一回到家,没有不干的活儿,母亲还经常夸她呢!”巧生的母亲接着说:“她是晚辈还不应该吗?别的她还能干得了什么!每次回来她都说大叔大婶待她怎么好怎么好,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激。以后等我身体好点了,一定抽空去博山看望大兄弟和大弟妹!”她又问到建工家的每一个成员,夸吧他们个个都是那么出色。她说话时极力压抑住咳嗽。后来,她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小瓶子,倒出一粒白药片放进嘴里吞了下去。

    巧欣不时给他添茶。她个头比巧生稍矮,但前额突出饱满,眼睛深邃而坚韧。她说话不多,很多时候好像在认真地思考着什么。她问他所学的专业和将来可能从事的工作。

    继礼赶集回来,巧欣母女忙着去做菜。继礼兴奋地讲起当年跟建工的父亲在一起劳动玩耍的情景。上菜后,继礼开始带酒,建工想起昨天三叔提到在东北跟他一起大碗喝酒的事,问他什么时候去过东北。

    巧生的母亲端着菜进来说,是**年全家去的。

    继礼又带下一个酒,催建工夹菜。他说,大跃进时期公社大办食堂,粮食烂在地里没人收,六零年又闹自然灾害。“那个时候,一到春天,许多老人熬不过去,村里几乎每天都死人。提着瓦罐去村头土地庙浇汤的人还得排队呢!**年生活也还是不好,一个人一亩来地,就是光种地瓜也不够吃的。到年底分红一结算,哈哈,反倒还欠队里的钱。过去就常听老人们挂在口头上有这么一句话,叫‘老不去南,少不进京,逼上梁山下关东。”当时你大爷爷家的老大继诚在东北那边,混得还算不赖,我们一家就投奔他去了。去了以后呢,一个人能分到**亩地,另外,自己又开出五六亩荒地来。哈,那黑土地,你就是插上一根木桩子,都能发芽长成树呢!粮食一多,就不愁养不起个猪啊鸡啊什么的了,想吃个鸡蛋了,到柴火垛里随便那么一翻腾,鸡蛋就会自己滚出来。反正,谁家也不计较鸡蛋是谁家的鸡下的,下到谁家的柴火垛里就算是谁家的。”

    “那后来怎么又回来了?”

    巧生的母亲说:“两年以后,巧生她奶奶病重,这边先是去信,接着又发电报,你大伯在这个家里排行老大,下面两个妹妹,又没有兄弟,不回来能成?回来才过了一个月,老人就去世了。临死的时候,躺在床上就想吃上一口那种叫桃酥的点心,可家里又没有粮票,就赶紧去队里开了个介绍信,才买了点粮票,又拿着两票去买点心。嗨,还没等大姑娘买回点心来呢,人也就咽气了。后来,我们跟巧生她爷爷商量一块回东北,可是他死活不肯走。你大伯说,那边树多,就是死上一棵树,怎么还做不了一口棺材?巧生她爷爷说,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外面啊,等我死了以后,随便你们去哪儿!,他不去,我们也去不成。几年以后,她爷爷去世了,六十块钱买了一口棺材,拉了几年的饥荒。这样,上东北的事慢慢就放下了。”

    巧生端着菜进来,放下后又给建工倒茶。继礼笑着说:“巧生刚下了学那会儿,到队里出工,家里连个攫头都不够用的。那会儿就想让她到你家去,找点活儿干。俗话说‘有亲有顾,无亲不顾。’到外面去找点临时工干,总比在家里挣那几个工分要强啊。不过,这几年给你家添了很大麻烦,心里也是很过意不去。”说到这里,一定要让建工代表他的父母接受敬酒。他把杯子都长满,自己先一口干了。建工刚喝下两个,巧欣母女俩又先后敬酒。不知不觉地建工感到支架不住了,眼前的一切都晃动和模糊起来。

    一家人都聚在炕上说笑,见建工醒了过来。巧欣重新把湿毛巾用凉水浸了,又敷到他的前额上。他感到一阵阵头晕,身上发烫,但看到窗外已经是一片漆黑,就要起来回下洼,大家都不让他走,劝他一定要住下,巧生说,刚才她已经去过下洼了,三爷爷答应让他留下住几天。建工为第一次来这家里喝成这样而感到惭愧。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本来就是在自己家里,干嘛还这样客套。建工说,这次要是不回老家来,还真的不知道都是自己家的人呢,想来也真是荒唐。大家也都为之唏嘘感慨起来。在东北出生的四姑娘说,每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家族的人全都到三爷爷家去供家谱、磕头,场面可热闹啦。三姑娘接着说,她曾经在三爷爷家见过一套线装的家谱书,上面都有自己家这些人的名字。后来,巧生姐妹们陪着建工到西屋去说话。彼此亲情融融,恨不得一个晚上把这么多年来流失的亲情全都弥补回来。

    吃早饭的时候,巧生的母亲歉疚地说,他们全家人早就盼他回来看看了,可乡下不比城里,拿不出像样的饭菜来招待他,让他担待一些。又问他喜欢吃什么,好让巧欣去买。巧欣说,想吃的这里也都能买得到。建工说都是自己家的人,甭客气。又笑着说:“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要不然,回去以后家乡饭想吃还吃不到了呢!”

    大家都笑了。巧欣说:“想吃家乡饭好说嘛,以后经常回来就是啦!”

    大家感到建工一点城里人的架子都没有,打心眼儿里喜欢。巧生的母亲又说:“眼下这里没什么景儿,等你夏天再回来,山上、地里到处都是绿睁睁的,村头河里的水满满的,湛清湛清的。”

    建工问到附近那个水库。巧生的母亲说,过一会儿让巧欣带他去看看。巧生接着到邻居家去给他借自行车去了。

    向西过了一个村庄,又向北,老远就闻到潮润的水汽扑面而来。后来,两人把车子停放到高高的台阶下面,登上了宽阔的堤坝。浅灰色的阴云之间露出些蓝天的罅隙。向东望去,明晃晃颤巍巍的水面极力向远处伸展,一只渺小的木舟像是停在上面一动不动。建工在微风中兴奋地疾步前行,全身心就像飘了起来。“哈,太壮观啦!”他回头朝落在后面的巧欣大声喊道。

    巧欣指着东北方向说,他们两家原来的村子就在刚好被水淹没的地方。

    她讲起了扩建水库时的亲身所见:“……全公社的人都来参加“会战”,农民、部队战士、公社机关人员,还有学校师生,连续干了好几个冬天。抬土的抬土,拉车的拉车,砌石的砌石。中国缺什么也不缺人,哈,真是人山人海,就像一窝一窝的蚂蚁,到处彩旗飘飘,喇叭声声……”她的眼睛里熠熠生辉,宛如又回到了那个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火红的年代。建工说,他从纪录片中看到过类似的情景。

    “为了保证按时完工,上面一声令下,咱们村里所有的房屋,一天之内全都推倒了,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各家各户,男女老少,都住在了工地上。”

    走下台阶,来到堤坝后面。眼前是一条深不见底的壕沟,两边陡峭的赭红色悬崖遥遥相对。她感到一阵眩晕,把身子抽了回来。他问悬崖上那许多小孔是怎么来的。她说:“那是当年修水库时搭架子留下来的。这条沟原来只有现在一半的宽度,全凭人工开和用炸药炸出来的。你家咱二叔就是在那边悬崖上排哑炮的时候,右胳膊给炸掉了。他那时在共青团队里,是劳动积极分子,现在身体不行了,这些年队里一直照顾他,让他在山上看林子。”

    “听二叔说,春节以后,山林要承包给个人了。——像他这种情况,没有工伤补贴什么的吗?”

    “哈,农民还有补贴吗?摊到谁身上谁倒霉就是了。当年在这里筑坝开石死了好几个人呢,二叔能活下来就算是命大啦!”

    建工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我们同学对家庭联产承包制有争议。你怎么看?”

    “你说是承包责任制吗?我觉得,承包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没有偷懒耍滑的了,反正,多打的粮食是归你个人的,村干部管理也省劲了。还有,就是农民必原来自由了。”

    “那这样的话,巧生如果回来会怎样?会不会比在外面干更划算呢?”

    “她回来除了种地还能做什么呢?这边没有什么副业和企业,承包以前队里没有她的口粮,承包后,她分得的田地由我们帮着管理,这样,她现在在外面干着,倒是更划算。”

    “哦,是这样……”

    “前些年,上边有政策,限制农民外流,这种人有个名称叫‘盲流'。”

    “盲流?那上东北去的人也都算是盲流吗?”

    她苦笑着说:“说得难听一点,也算是盲流吧。盲流,就是指那些进城的农民。这些人没有城镇户口,虽然在城里打工,但不是国家正式工人,就像巧生这样的人。”

    “我似乎听说过这个词儿,不过,在我印象中,称为‘盲流’的人,都是一些不正干的人啊!可像巧生这样的人,怎么能算是盲流呢?”建工看她一眼,随即又把眼光移开。他注意到,她的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光点,那里面藏着无奈和难堪,甚至还有一种自怜的成分。

    “那时候农村人连饭都吃不饱,不外出又有什么办法?一些贫困严重的地区,还都专门设立了劝阻站,城里还有收容所。跑出去的这些人被认为是危害社会治安,影响农业生产。你想,农村人口多土地少,干上一年,除去上交部分,口粮都不够吃的,遇到旱涝灾害,就更不用提啦。他们当然不如进城去打工合算呀!他们也是实属无奈。其实,他们到城里去打工,生活也不稳定。”

    “巧生的户口不好转吗?”

    “我也曾经帮她打听过,不可能的事。这些年,国家对户籍管理一直非常严格。据说,有一种情况可以迁,比如说,城里有这样一个人,没有妻子儿女,身边需要有个将来为他养老的亲戚,而这个亲戚如果家是农村的,就可以落到他的城镇户口上了。——哈!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城里亲戚?”

    建工也被她说笑了。她后来又说:“家庭联产承包制好倒是好,不过有些事我还是感到困惑,你眼界比我开阔,知道的比我多,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她的前额饱满漂亮,眼光犀利、深邃,微风吹散的几缕细发在飘动着,“一,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自私自利,不顾大局呢?如果少了这种人,那社会主义不是发展得更顺利吗?哈,你看,我这人很单纯是吗?二,人民公社搞了这么多年,难道说就全错了吗?农民勒紧裤腰带辛辛苦苦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不都是在人民公社这个大前提下干的吗?”她眉头紧皱,两手向外张开。

    他一时被问住,但又觉得自己必须立即回答她,就说:“就说第一个问题吧……当人们一直都在满怀信心地付出,而又总看不到个人生活改变的时候,那谁还愿意继续付出呢?其实,承包制度没有把公与私截然对立起来,也不否认自私的合理性,而是兼顾了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比如说,农民个人同样都是为国家做贡献,为什么就不可以同时得到更多的好处呢?我们过去大概是习惯于用非此即彼的一点论的方法看待问题,似乎只能讲奉献,而不能讲个人利益。中国有八亿农民,他们好不起来,空谈让国家好起来,这有多大的意义呢?”他为自己这种从未有过的想法脱口而出而感到惊诧。

    她低头认真思考着:“哦……你说的,或许有道理。我这人就是太单纯了。那你说第二个问题呢?”

    “这个嘛……”

    “还有,也就是第三个问题,承包确实带来了粮食多收,可一个人只有一亩来地,多余的粮食又能卖几个钱呢?光靠种地,农民永远都不会富起来。”

    “农民有了自由,可以搞多种经营,办企业啊!”

    “如果大家都去种植果树的话,那果农还能挣钱吗?办企业,得需要资源、需要有钱来投资,还需要技术,这些从哪里来呢?就说我们花边站吧,个人农闲的时候在家里编织,也就只收入个十元八元。可如果有钱的话,就可以用机器生产地毯,进行大量出口。可是,这些想法都不现实,想也无济于事。”

    两人来到了堤坝南头,上面是长长的土丘。她说花边站就在山坡后面的乡政府所在地。

    他说:“像如发达国家,农业技术和机械化程度水平高,一户人家可以管理几百亩甚至上千亩土地。那时更多的农民就可以当工人了。”

    “哈哈,下去一百年能实现吗?”

    “我坚信,那是早晚的事。”

    “那可真是太渺茫啦!那个时候,你和我都在哪里呢?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自嘲地笑了。

    “农民,永远都是农民。就拿我们村上来说吧,村办学校的设施和教师工资、整修路面,都要从提留里面出钱。还要上缴各种名堂的税。这些且先不说,农民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养老金,家里没有男孩的,还要为将来养老担忧。另外,还要盖房子呢?哪一样不需要钱?”继而她又笑了:“我们跟你们工人没法相比。人不能不讲命,你命好,一下生就是在优越的工人家庭里。你应该感到幸运。”她看着他笑了。

    他一时记不得在哪里听说过这样的话了。不知怎么的,一想到出生,他心里就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不快。

    她突然问:“你信命吗?”

    “我没想过,信命,应该属于唯心主义吧?”

    “不过,我信命。我敢说,你即便现在不信,将来也一定信。”

    天色比刚才暗淡了。她的脸就像天上的冬云一样阴沉下来。

    “是吗?或许吧……”

    “我敢跟你打赌。”她盯着他,低沉而自信地说。

    “不过,我不信这个世界上有神灵。”他似乎看到一个神秘而支配自己的东西隐藏在某一个角落里,但又不知道那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不认为,信命就是唯心主义。”

    两人走上台阶,又来到坝堤的高处,水面上泛着粼粼白光,一直延伸到天边。

    听说建工喜欢吃米饭,巧生的母亲就让四姑娘去磨房兑换些大米,顺便磨点小米面。恰好巧生去邻居家送自行车回来,四姑娘不满地看她一眼,别过脸朝屋里走去。巧生笑了笑,就去猪栏跟前的墙根下推小铁车,巧欣扛着一袋玉米出来放到上面。建工跟出来要跟巧生一块去。母女三人极力阻拦,但他还是坚持把小铁车抢了过去。来到村北头的磨坊里排上号,两人又来到院子里说话。她问去水库玩的怎样,他说巧欣是个善于思考的人,跟她很谈得来。巧生说,她从在学校里就当干部,是那种追求上进的人。

    “不过,她年龄不大,但却信命。”他不解地说。

    她说,她姐姐这几年不大顺。他问是不是个人感情问题。她刚要说什么,那个戴着口罩满身粉尘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在隆隆的机器噪音中大声喊她,她转身跑了进去。

    晚饭后突然停电了,屋里顿时一片黑暗。巧欣笑着说,这里停电是很正常的事,每过几天如果不停电反倒觉得不习惯。她点上油灯,约建工一起去西屋说话。巧生随后把茶具端进来。建工想到白天巧生说她不顺的话,就好奇地问起她的经历来。巧生放下门帘出去了。她坐到靠门口一边的炕上,斟上茶,沉吟片刻,就说了起来。

    “我这人怎么说呢?就是太单纯,太幼稚了。我从小就觉得,热爱集体,克己奉公,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上级和广播里的宣传,我从来都不怀疑,对各种会议和学习活动中所讲的那些道理,我从来不认为有半点儿虚假,我照着那样去做,也觉得别人也都应该去那样做。发展农业就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发展了个人自然也就有了——这个道理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桌上的油灯静静地摇曳着。她的身影映在身后的墙上,随她的动作夸大而变形地晃动着。她幽深的眼睛里现出一种抑郁的东西,而又不失清澈。她述说的时候一直在看着建工,但更内视着过去的那个自己。她带领“铁姑娘队”抢种、抢收、修水渠,她们“铁姑娘队”跟男劳力干同样的活儿,后来成了全县的典型。县里的负责人和各公社各村的领导纷纷前来向她们学习。不久,她被选拔为县里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成员,一年以后,工作任务尚未结束,她又被确定为“三不脱离干部”的培养对象。公社里一共确定了三个人选,正常情况下,一年期满她就可以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了。

    “那时候,我非常单纯。一切看起来,我也并没有什么不顺利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工作非常出色。”

    “像我这种情况,无论在谁看来,都认为已成定局,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但我只有一个信念,只想一门心思干好工作。我到各公社进行调查研究和学习,指导基层工作。很快一年就过去了,填表、体检。不久,那两名转正了,可是我没接到通知。正当我感到疑惑的时候,县委组织部找我谈话了,说我因为得过腿风湿病,体检没有通过。虽然他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失落是自然的。我顺路去公社找到跟我一直挺要好的一位组织委员,把这事告诉了他。他也是咱这个村的,他说事先他已经耳有所闻,就安慰我,还为我抱不平。我听他说话支支吾吾的,感到他好像对我隐瞒了什么,就一再追问。他这才把实情告诉了我,原来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把我给顶了,是支部书记的外甥、我们公社的书记给帮他找了上面的人。我当时非常惊讶,那个支部书记并不是培养对象中的三人之一啊!那位组织委员说,其实公社书记早就答应过要给他这个舅舅转干了,但听说从下一年起,国家要取消这种干部推荐形式,所以就硬把我给顶下来了。”

    “也就是说,你以后再没有转正的机会了?”

    她点点头说:“是这样的。——组织委员还告诉我,有人竟然私下议论,说我没转干的原因是男女作风问题。我猜到他们所指的,是我的一个男上级,因为当时我俩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原来所谓的事实真相,靠的仅仅是一张嘴巴。我竟然在别人眼里完全成了另外一类人。如果没有这件事发生,我也不会认识到:我们人类善于归类的逻辑思维方式是多么可怕!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推理看似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可是,可能的事情跟事实真相之间可以划等号吗?……我感到无话可说,我被彻底击垮了。当时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一片恍惚,羞辱、委屈、幽愤、无助……那种错综复杂的感觉简直难以言说。当我听到那个“合情合理”的谣言之后,就什么人都不想见了,连自己的家人都感到难以面对。那天我走出机关大院,一个人去了水库,在大坝上走来走去,走了很长时间,天黑下来了,都似乎没有察觉到。大坝后面是几十米深的沟壑,当时真想……要不是那天晚上那位组织委员到我家去,我爸爸和三姑娘又去找到我的话,可能……那个阶段,我就感到好像是——被人强X了的感觉。整整一个月我都没出门,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精神恍惚,真像是大病了一场。”

    建工在极度压抑中感到无话可说。他问:“后来呢?”

    “哈!后来就去了花边站,理由就是说我有一定能力。”她似乎觉得这很可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