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错进武汉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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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说是阴差阳错进三中呢？这还得从初中的事说起。
我就读的初中是武汉市晴川阁中学。初一下时，该校的专职团干李开金便找我谈话，准备吸收我加入共青团。她是一位蓄着齐耳短发，眼睛清彻明亮的年轻女子。我当时涉世未深，谈话时，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地将头低在桌沿下。话毕，她给我一张入团申请表填写。从那时起，家庭出身就像一块磨子压在了我的身上。这以后，虽多次填写入团申请表，但直至10多年后，在参加工作后，到极限的年龄时，我才被吸收入团。
临近初中毕业时，我得过一场伤寒，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出院后，明显得地感到体力不支，打算复读一年。金刚老师不允。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备考。在填报志愿时，李开金又将我找去谈话。她说，你填报高中吧，只要你填报了高中，团组织就会吸收你入团。在老师和专职团干的动员下，我填报了高中。
我的第一志愿当时填报的是省重点高中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出榜后，比我少几分的同班同学，反而进了十四中，而我却被分配到三中，那时三中刚改成男校。升上高中，与有些同学相比，我算是幸运的。那些同学平时成绩很好，却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原因只有一个，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有较严重的历史问题。有海外关系的，也只能读很差的技校。
我父亲算是明智的，他深知共产党对待俘虏、投诚、起义在政策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审时度势，投奔到傅作义将军麾下，参加了北平起义。但就这样，在重提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仍逃不脱“家庭出身不好的”的厄运。读高中后，想着不能有读大学的奢望，学习也不那么刻苦了。
1964年9月，进校之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生宿舍。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男生宿舍的：“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沾着已发霉生毛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十几厘米厚”三中的宿舍虽不是像他描写的那样，但那尿桶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的学生宿舍怎么就没有厕所。走道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木制尿桶，学生起夜时，便对着那尿桶撒。早上起来，不仅尿桶里是满满一桶尿，还溢出流在地板上，到处是尿渍，走道上充满了难闻的臊味。住宿的学生要轮流值日，将尿桶抬下楼去倒掉。见这情形，我仅仅住了一个星期的学生宿舍。
入学后，由班主任黄慎昌“钦点”了几个出身好的同学担任班干部。我、王仲春、张耀明，在班上是家庭出身较差的，则安排在同级初中班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由王仲春任组长。在担任少先队队辅导员期间，有一次，同级初中班的同学李江的父亲来到学校。我作为辅导员参与了会见其父。李的父亲李迎希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总参谋长。驶进学校的是一辆黑色小轿车。李副司令员身着便服，里面是黑呢制服，外面套的是黑呢大衣，头戴黑色鸭舌帽。在校操场上，与我们会面后，交谈了几句，感谢学校对李江的教育。说完后，便匆忙地上了小轿车。
我们的任课老师中，除了班主任黄慎昌外，有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的英语老师刘昌浩和化学老师郑茂业；有刚从华师大毕业的高材生、物理老师夏述焕；还有教立体几何、代数的一对夫妇杨振珊、韦明英老师；教三角函数的陈，政治老师的杨祥驹
班主任黄慎昌教我们的语文课。上课时满口的江西普通话，讲话声音很小，板书的字写得很漂亮、规范，上课时照本宣科，不敢任意发挥，为人谨慎，老实，中规中矩。
刘昌浩和郑茂业老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因教龄长，经验丰富，课讲得好，有些看不起其他人，但他们两人出入却经常在一起。从两人的体形看，有很大的反差，但两人很投缘。刘昌浩老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不乱方寸”的，走路甚至于不跑一步。有一次，同学中看到他上厕所跑了几步，还笑了好一段时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对我们学生一字一板、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说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郑茂业老师上课时，一脸的严肃像，极富有教师责任感。当时的化学实验室条件还不错。在一个小院庭里，中间是绿化带，两边是教室。教室的课桌是用的黑油漆，也就是棺材用漆，据说有防腐作用。
夏述焕老师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的近视眼镜，稀疏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他原本是三中的高材生，也因某种原因没进成清华，只能屈就华中师大了。毕业后，仍回三中任教。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朝气的年轻教师，课讲得生动。他的板书和肢体语言，都显得极到位。下课后，还经常坐在我们学生中间，与我们交流，征求对他讲课的意见，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高一上接近尾声时，也就是1965年1月5日晚上，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闭幕了，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声势浩荡的大游行。大家抬着毛泽东、刘少奇的大幅画像，高举着彩旗，行进在汉阳最繁华的大街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由校体操队组成的仪仗队。仪仗队员们一色的体操运动服，戴着白手套。由四人抬着一付双杠，大概上面垫着一块板子，一位体操运动员手举着火把，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上面，十分壮观。文革前，我们三中，可以说是体操之校，在体育老师肖秀仕的精心辅导和培育下，有很多体操尖子生，为学校争得了不少的荣誉。但后来，听说肖老师死得很惨。
念高中后，我与蔡俊、常志杰、杜良怀等同学十分要好。
高一时，有一次到蔡俊家，他妈妈下了一碗面条给我吃，我十分局谨，也不知该怎样道谢。吃完面条后，我红着脸说了一声：“谢谢你家的面”蔡俊的母亲笑过以后，认为我是一个可与她儿子交往的孩子。每天上学、放学，我与蔡俊沿着长江的堤岸，相互追逐、嬉闹着。长江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波光粼粼，给人以幸福感。
常志杰初中便与我是同班同学，家境较好，当时他养父是武昌县医药公司的领导，在那物资十分匮乏之时，他家里却肉、鱼不断。我原本不喜爱吃那油漫漫的肥肉的。每次在食堂吃饭时，他就强迫我吃上几块他从家里带来的肥肉，渐渐地也就对其有所爱了。
杜良怀是个十分聪明的学生。他上课时，不十分听讲，每天抱着一本小说，边听课，边看小说。老师的提问，他十有八九能回答得上来，考试起来也不追求高分，但成绩始终在中上等水平。对于喜爱读课外书籍这点来说，我与杜良怀比较投缘。他与班上的沈真华、邵学信等人都是篮球爱好者，每到快下第四节课时，偶尔能听到碗筷的敲击声，可杜良怀却是手抱着篮球，等待着下课铃声的敲响。有一次，不小心，篮球滚到了地板上，为此，记得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课堂纪律整顿。
班上暗中形成了两派，那些自认为出身苦、思想好、根正、苗红的同学，昂着头进出教室，对我当然是不屑一顾。在讨论我入团问题时，他们说：“他呀，早上过早，左手一个面窝，右手一个面窝，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能入团。”现在想来，真是可笑、可悲，区区两个面窝，二两粮票、八分钱，就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上来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我与班上其他同学比较起来，经济还是比较宽裕的，平均生活费远远地高出了那些近郊的同学。富裕中农出身的唐天赦，周一从家里带来罐腌菜，从周一吃到周六，可他学习却十分吃苦，成绩很好。
1965年，排演大型史诗歌舞剧东方红，应该是三中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看过大型史诗歌舞剧东方红的人都为之而感动。其规模之庞大，气势之恽宏，技术之精湛，影响之深远，是无可比例的。
通过排演东方红，才使我对三中有了更深刻地了解。在我们学校，不仅有像徐善桐那样的物理学权威老师，更有像许瑶卿、陈远培、关正华、彭瑞儒、康或幼等一大批多才多艺的老师。排演东方红，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次走上了舞台。虽说是群众演员，却十分神气。我头戴佩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身穿着蓝色红军军装，小腿肚上打着绑带。我的街仿，汉阳品字横街5号的一位姓熊的女孩，当时在东方红剧中饰演时，扎着丫丫两个小辫，显得十分活泼可爱。可我从来没与她搭过腔，相见如同陌路人。
1965年夏，三中一位姓毕的木工，其女参加了新疆建设边团去支边。这女生，虽然长得不是蛮漂亮，但却充满青春气息，性格活泼。她是校体操队的队员，平时在学校里十分惹眼，身材优美，步履轻盈。我班上有位同学向我道明对其的爱慕之心，并纵容我为其探听通讯地址。可我呢，由此及彼，联想到自己，早晚也得走这条路的。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怎样才能改造好呢？不就得到边缰去么，不就得上山下乡么？
为促进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这期间，在学校后门，也就是汉阳与鹦鹉洲之间的长江故道处，修了一座万人游泳池。我班上沈真华等同学均被聘为游泳池救生员。他们很负责任，穿着三角裤，戴着墨镜，在游泳池中间的小土墩上，警惕地注视着戏水游泳的人们，以防不测。
每年元旦，班上必举行迎新晚会。有一次迎新晚会正进入高潮时，教三角函数的陈老师端着一只白瓷茶杯进了教室。走到讲台上，他要求有一位同学能配合他做一个游戏，做这个游戏时，这位同学必须学着他做动作。于是，童文昌被点上了台。陈老师将手中的茶杯交给童。自己拿了一只粉笔盒，权作茶杯。陈老师用手指蘸一点“杯”中的水，童也蘸一点杯中的水；陈用手指摸一下“杯”底，童也如法摸一下杯底；陈在额上点一下就这样，童的脸成了一个花脸，教室里笑声不止。
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校平静的学习生活被打乱了。三中校园的气氛紧张起来了。记得班上同学首先针对是上政治课的杨老师。有同学认为，他讲的一分为二，其用意是要一分为二我们的党，一分为二社会主义；他还多次将参考消息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言论在课堂上公开宣扬，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接着，是校团委书记朱荣舫，说他在民兵值勤时，偷武器库里的枪，不是试探民兵的警惕性，而是要专无产阶级的政。后来，那些“根子正，苗子红”的同学组成了“红卫兵”剪长辫子、撕考板裤，查抄“黑五类”家，砸乱“封、资、修”这些对于我这个“黑五类”子女来说，一律靠边站。
一次，全校师生正大操上听传达北京革命形势的报告，从北京南下战斗队一下子冲上了讲台。会场上空气立刻紧张起来了。会上，朱荣舫、王活飞、夏家保、孙庆祥等人被“揪出来”戴着高帽子跪在又高又窄的桌子上。这时，我这个“黑五类子弟”也被班上那些红得发紫的同学，那些“红卫兵”们勒令靠墙根站出革命师生之外。这时的我，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下去。当时的情景，真使我刻骨铭心。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时间成了那些“红卫兵”的魔杖。学校里所谓的“牛鬼蛇神”教师上十人，均由夏家保指挥，在校园里规规矩矩地站在教学大楼之间的走道上，唱着似歌无歌，似泣非泣的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
8月中旬“革命大串连”开始后，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被勒令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更不能串联。到10月，学校里人都走空了，我和唐天赦等极个别的“黑五类子女”还留在学校里。常志杰回校后，告诉我，他已经走了大半个中国，再准备去云南。让我不要怕，只管出去串联。在常的一再鼓动下，我与唐天赦才乘上北去的火车，在北京饭店后面的朝阳区副食品公司办公大楼里住下，每天睡在地板上，一日三餐在副食品公司吃。白天到中宣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处抄大字报。在天安门前，手握“红宝书”照了一张像。一直等了20多天，到11月11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也就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时，长安街马路两边全是等待接见的学生。几辆吉普车开过来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坐在车上向我们招手。这时，我的热泪盈眶，忘情地一个劲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手中的“红宝书”不停地向吉普车挥舞着。
从北京回来乘坐的是到广州的车。车上挤满了学生，他们都邀我到广州去串联，但我思家心切，火车一到汉口站，我迫不及待地下了车。回家后，父亲从我的内衣中找到几只虱子，便用棉球蘸上敌敌畏，让我夹在腋下，将身上所有的衣物脱下，用开水烫。就这样，结束了我的串联生涯
“二•八声明”是“香花”还是“毒草”我糊里糊涂的。到长江日报所在地红旗大楼去看了一次，大楼下的街面上，为“香花”、“毒草”争论得十分激烈。常志杰、祝生财等人的大概是“毒草派”的，加入了当时的“东方红兵团”常邀我也参加了这一组织。随后，蔡俊、杜良怀等人成立了“万里风焰战斗队”与常等人在观点上发生了分歧。我也随蔡俊到了“万里风焰战斗队”蔡对我说，你只能作为战斗队的外围队员，怕影响队伍的纯洁性，被人揪了辫子。后来“万里风焰战斗队”又与沈真华组织的一支战斗队合并后归“红岩战斗队”我因性格内向，又背有出身不好的包袱，所以战斗队的同学们都很照顾我“急”、“难”、“险”、“重”的事都避开我，不让我参加。在最危险的时候，甚至还把我撵回家，不让我成为别人的“靶子”可就这样，一个持对立观点的同学还是找上我。在学生宿舍里，当着很多同学面，将一把日本指挥刀刀尖戳到了我的胸口：“你这国民党的狗崽子还能与我为伍。”被王仲春、沈真华、杜良怀等人呵斥住，并质问他凭什么欺负我。
有一次，我与几个同学一起到湖大（今中南财经大学所在地）看大字报时，有人介绍，这是广州执信女中的同学。这大概就是周福生等人与她们交往之初吧。当时，在学校里，争斗、血腥、对峙，统统离我远去。我看到的，只有同学之间的友善与亲密无间。陈宗汉是在被截肢后，推着轮椅，我才看到的。在战斗队里，我结识了谢保安、周福生、陈文年、黄茂华、莫安德、宋德大、袁善鹏、胡启志等很多同学，在家以诚相待，肝胆相照。那时，战斗队的同学今天在这家吃饭，明天在那家吃饭，在当时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每次聚会就像过节一样的热闹。青石桥、显正街、鹦鹉洲几乎学校周围的同学家，我都去到了。吃得不好意思了，在我家举行了一次这样的聚会。
在与战斗队的生活中，我有了看小说的机会。杜良怀把他书箱上的钥匙专给了一把我，我可以随意地将他的书拿回家去看。这是我一个人拥有的特权。这使我接触到了一些像安娜•卡莲娜、斯巴达克斯、克里斯朵夫九三年等名著。记得当时大家讨论最激烈、传阅次数最多的是一本奇书，就是子不语，大概到现在均被列为禁书。我只看了其中最精彩的一节。武则天赏赐群臣沐浴，派仕女进行火力侦察的一节。仅从这节来看，其文字极其精练，不是俗夫凡子所能写得出来的。我认为，实际上子不语反映了中国旧时的文人墨客另一面的生活，长期受到人性桎梏文人另一面的生活。它反映的是真实的具有人性的生活。这本书不应该叫子不语，应该叫做子密语。
在战斗队，要说我做过的事，就是卖了一天的报纸——红岩战斗报第2期。该报4个版面全占满了一篇文章论“九一三”的道路。卖报后的款项我一分钱也没拿，全部交到了战斗队。大家笑我局板，拿钱买点饮料或吃一餐饭很正常。
“七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还算平稳，我们战斗队的百来号人，每天早上在学校大操场上集合，举着战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口号，围着钟家村跑上一圈，再回学校。这样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使得战斗队的名声更响。
1968年8月18日，是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的日子。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坚决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眼看着“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在反复出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坐不住了，我想，我这个“能改造好的子女”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到农村去，我幸运地是，比那些中考落选的同学晚走了几年。于是便背着父母，在姨父家拟写了一张大字报稿，题目大致是握一辈子锄头把，当一辈子农民，第二天，便拿到战斗队办公室里抄写。这时，杜良怀等同学发现了，都阻拦我这样做，杜良怀甚至要撕毁我的底稿。但我决心已下，抄写了两份，一份贴在校园内，一份贴在钟家村汉阳百货大楼的橱窗上。当时，武汉市区内还很少有人贴出这样的大字报，于是有人转抄到汉口、武昌。不少外校的与我联系，让我与他们一起上山下乡，被我一一拒绝。后来接到通知，12月2日，在汉口乘船，下放到宜昌县。
1968年12月2日，我与下乡伙伴们罗汉平、张长林等人乘上船，并在船上相识。这次走，我没有让父母送，也没有让弟妹送，仅几个要好的同学将我送上码头。汉阳铁中同船的知青比较多，哭声一片，但我没有流一滴泪。我们几个人还强打着笑脸，说铁中的伢们没断开奶。
从此以后，离开了母校三中，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战斗队的同学，离开了三槐岭这块有着多少师生情结，又曾经受过“黑五类子女”屈辱的热土。
为什么要说是阴差阳错进三中呢？这还得从初中的事说起。
我就读的初中是武汉市晴川阁中学。初一下时，该校的专职团干李开金便找我谈话，准备吸收我加入共青团。她是一位蓄着齐耳短发，眼睛清彻明亮的年轻女子。我当时涉世未深，谈话时，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地将头低在桌沿下。话毕，她给我一张入团申请表填写。从那时起，家庭出身就像一块磨子压在了我的身上。这以后，虽多次填写入团申请表，但直至10多年后，在参加工作后，到极限的年龄时，我才被吸收入团。
临近初中毕业时，我得过一场伤寒，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出院后，明显得地感到体力不支，打算复读一年。金刚老师不允。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备考。在填报志愿时，李开金又将我找去谈话。她说，你填报高中吧，只要你填报了高中，团组织就会吸收你入团。在老师和专职团干的动员下，我填报了高中。
我的第一志愿当时填报的是省重点高中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出榜后，比我少几分的同班同学，反而进了十四中，而我却被分配到三中，那时三中刚改成男校。升上高中，与有些同学相比，我算是幸运的。那些同学平时成绩很好，却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原因只有一个，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有较严重的历史问题。有海外关系的，也只能读很差的技校。
我父亲算是明智的，他深知共产党对待俘虏、投诚、起义在政策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审时度势，投奔到傅作义将军麾下，参加了北平起义。但就这样，在重提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仍逃不脱“家庭出身不好的”的厄运。读高中后，想着不能有读大学的奢望，学习也不那么刻苦了。
1964年9月，进校之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生宿舍。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男生宿舍的：“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沾着已发霉生毛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十几厘米厚”三中的宿舍虽不是像他描写的那样，但那尿桶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的学生宿舍怎么就没有厕所。走道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木制尿桶，学生起夜时，便对着那尿桶撒。早上起来，不仅尿桶里是满满一桶尿，还溢出流在地板上，到处是尿渍，走道上充满了难闻的臊味。住宿的学生要轮流值日，将尿桶抬下楼去倒掉。见这情形，我仅仅住了一个星期的学生宿舍。
入学后，由班主任黄慎昌“钦点”了几个出身好的同学担任班干部。我、王仲春、张耀明，在班上是家庭出身较差的，则安排在同级初中班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由王仲春任组长。在担任少先队队辅导员期间，有一次，同级初中班的同学李江的父亲来到学校。我作为辅导员参与了会见其父。李的父亲李迎希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总参谋长。驶进学校的是一辆黑色小轿车。李副司令员身着便服，里面是黑呢制服，外面套的是黑呢大衣，头戴黑色鸭舌帽。在校操场上，与我们会面后，交谈了几句，感谢学校对李江的教育。说完后，便匆忙地上了小轿车。
我们的任课老师中，除了班主任黄慎昌外，有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的英语老师刘昌浩和化学老师郑茂业；有刚从华师大毕业的高材生、物理老师夏述焕；还有教立体几何、代数的一对夫妇杨振珊、韦明英老师；教三角函数的陈，政治老师的杨祥驹
班主任黄慎昌教我们的语文课。上课时满口的江西普通话，讲话声音很小，板书的字写得很漂亮、规范，上课时照本宣科，不敢任意发挥，为人谨慎，老实，中规中矩。
刘昌浩和郑茂业老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因教龄长，经验丰富，课讲得好，有些看不起其他人，但他们两人出入却经常在一起。从两人的体形看，有很大的反差，但两人很投缘。刘昌浩老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不乱方寸”的，走路甚至于不跑一步。有一次，同学中看到他上厕所跑了几步，还笑了好一段时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对我们学生一字一板、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说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郑茂业老师上课时，一脸的严肃像，极富有教师责任感。当时的化学实验室条件还不错。在一个小院庭里，中间是绿化带，两边是教室。教室的课桌是用的黑油漆，也就是棺材用漆，据说有防腐作用。
夏述焕老师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的近视眼镜，稀疏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他原本是三中的高材生，也因某种原因没进成清华，只能屈就华中师大了。毕业后，仍回三中任教。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朝气的年轻教师，课讲得生动。他的板书和肢体语言，都显得极到位。下课后，还经常坐在我们学生中间，与我们交流，征求对他讲课的意见，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高一上接近尾声时，也就是1965年1月5日晚上，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闭幕了，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声势浩荡的大游行。大家抬着毛泽东、刘少奇的大幅画像，高举着彩旗，行进在汉阳最繁华的大街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由校体操队组成的仪仗队。仪仗队员们一色的体操运动服，戴着白手套。由四人抬着一付双杠，大概上面垫着一块板子，一位体操运动员手举着火把，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上面，十分壮观。文革前，我们三中，可以说是体操之校，在体育老师肖秀仕的精心辅导和培育下，有很多体操尖子生，为学校争得了不少的荣誉。但后来，听说肖老师死得很惨。
念高中后，我与蔡俊、常志杰、杜良怀等同学十分要好。
高一时，有一次到蔡俊家，他妈妈下了一碗面条给我吃，我十分局谨，也不知该怎样道谢。吃完面条后，我红着脸说了一声：“谢谢你家的面”蔡俊的母亲笑过以后，认为我是一个可与她儿子交往的孩子。每天上学、放学，我与蔡俊沿着长江的堤岸，相互追逐、嬉闹着。长江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波光粼粼，给人以幸福感。
常志杰初中便与我是同班同学，家境较好，当时他养父是武昌县医药公司的领导，在那物资十分匮乏之时，他家里却肉、鱼不断。我原本不喜爱吃那油漫漫的肥肉的。每次在食堂吃饭时，他就强迫我吃上几块他从家里带来的肥肉，渐渐地也就对其有所爱了。
杜良怀是个十分聪明的学生。他上课时，不十分听讲，每天抱着一本小说，边听课，边看小说。老师的提问，他十有八九能回答得上来，考试起来也不追求高分，但成绩始终在中上等水平。对于喜爱读课外书籍这点来说，我与杜良怀比较投缘。他与班上的沈真华、邵学信等人都是篮球爱好者，每到快下第四节课时，偶尔能听到碗筷的敲击声，可杜良怀却是手抱着篮球，等待着下课铃声的敲响。有一次，不小心，篮球滚到了地板上，为此，记得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课堂纪律整顿。
班上暗中形成了两派，那些自认为出身苦、思想好、根正、苗红的同学，昂着头进出教室，对我当然是不屑一顾。在讨论我入团问题时，他们说：“他呀，早上过早，左手一个面窝，右手一个面窝，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能入团。”现在想来，真是可笑、可悲，区区两个面窝，二两粮票、八分钱，就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上来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我与班上其他同学比较起来，经济还是比较宽裕的，平均生活费远远地高出了那些近郊的同学。富裕中农出身的唐天赦，周一从家里带来罐腌菜，从周一吃到周六，可他学习却十分吃苦，成绩很好。
1965年，排演大型史诗歌舞剧东方红，应该是三中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看过大型史诗歌舞剧东方红的人都为之而感动。其规模之庞大，气势之恽宏，技术之精湛，影响之深远，是无可比例的。
通过排演东方红，才使我对三中有了更深刻地了解。在我们学校，不仅有像徐善桐那样的物理学权威老师，更有像许瑶卿、陈远培、关正华、彭瑞儒、康或幼等一大批多才多艺的老师。排演东方红，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次走上了舞台。虽说是群众演员，却十分神气。我头戴佩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身穿着蓝色红军军装，小腿肚上打着绑带。我的街仿，汉阳品字横街5号的一位姓熊的女孩，当时在东方红剧中饰演时，扎着丫丫两个小辫，显得十分活泼可爱。可我从来没与她搭过腔，相见如同陌路人。
1965年夏，三中一位姓毕的木工，其女参加了新疆建设边团去支边。这女生，虽然长得不是蛮漂亮，但却充满青春气息，性格活泼。她是校体操队的队员，平时在学校里十分惹眼，身材优美，步履轻盈。我班上有位同学向我道明对其的爱慕之心，并纵容我为其探听通讯地址。可我呢，由此及彼，联想到自己，早晚也得走这条路的。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怎样才能改造好呢？不就得到边缰去么，不就得上山下乡么？
为促进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这期间，在学校后门，也就是汉阳与鹦鹉洲之间的长江故道处，修了一座万人游泳池。我班上沈真华等同学均被聘为游泳池救生员。他们很负责任，穿着三角裤，戴着墨镜，在游泳池中间的小土墩上，警惕地注视着戏水游泳的人们，以防不测。
每年元旦，班上必举行迎新晚会。有一次迎新晚会正进入高潮时，教三角函数的陈老师端着一只白瓷茶杯进了教室。走到讲台上，他要求有一位同学能配合他做一个游戏，做这个游戏时，这位同学必须学着他做动作。于是，童文昌被点上了台。陈老师将手中的茶杯交给童。自己拿了一只粉笔盒，权作茶杯。陈老师用手指蘸一点“杯”中的水，童也蘸一点杯中的水；陈用手指摸一下“杯”底，童也如法摸一下杯底；陈在额上点一下就这样，童的脸成了一个花脸，教室里笑声不止。
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校平静的学习生活被打乱了。三中校园的气氛紧张起来了。记得班上同学首先针对是上政治课的杨老师。有同学认为，他讲的一分为二，其用意是要一分为二我们的党，一分为二社会主义；他还多次将参考消息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言论在课堂上公开宣扬，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接着，是校团委书记朱荣舫，说他在民兵值勤时，偷武器库里的枪，不是试探民兵的警惕性，而是要专无产阶级的政。后来，那些“根子正，苗子红”的同学组成了“红卫兵”剪长辫子、撕考板裤，查抄“黑五类”家，砸乱“封、资、修”这些对于我这个“黑五类”子女来说，一律靠边站。
一次，全校师生正大操上听传达北京革命形势的报告，从北京南下战斗队一下子冲上了讲台。会场上空气立刻紧张起来了。会上，朱荣舫、王活飞、夏家保、孙庆祥等人被“揪出来”戴着高帽子跪在又高又窄的桌子上。这时，我这个“黑五类子弟”也被班上那些红得发紫的同学，那些“红卫兵”们勒令靠墙根站出革命师生之外。这时的我，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下去。当时的情景，真使我刻骨铭心。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时间成了那些“红卫兵”的魔杖。学校里所谓的“牛鬼蛇神”教师上十人，均由夏家保指挥，在校园里规规矩矩地站在教学大楼之间的走道上，唱着似歌无歌，似泣非泣的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
8月中旬“革命大串连”开始后，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被勒令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更不能串联。到10月，学校里人都走空了，我和唐天赦等极个别的“黑五类子女”还留在学校里。常志杰回校后，告诉我，他已经走了大半个中国，再准备去云南。让我不要怕，只管出去串联。在常的一再鼓动下，我与唐天赦才乘上北去的火车，在北京饭店后面的朝阳区副食品公司办公大楼里住下，每天睡在地板上，一日三餐在副食品公司吃。白天到中宣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处抄大字报。在天安门前，手握“红宝书”照了一张像。一直等了20多天，到11月11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也就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时，长安街马路两边全是等待接见的学生。几辆吉普车开过来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坐在车上向我们招手。这时，我的热泪盈眶，忘情地一个劲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手中的“红宝书”不停地向吉普车挥舞着。
从北京回来乘坐的是到广州的车。车上挤满了学生，他们都邀我到广州去串联，但我思家心切，火车一到汉口站，我迫不及待地下了车。回家后，父亲从我的内衣中找到几只虱子，便用棉球蘸上敌敌畏，让我夹在腋下，将身上所有的衣物脱下，用开水烫。就这样，结束了我的串联生涯
“二•八声明”是“香花”还是“毒草”我糊里糊涂的。到长江日报所在地红旗大楼去看了一次，大楼下的街面上，为“香花”、“毒草”争论得十分激烈。常志杰、祝生财等人的大概是“毒草派”的，加入了当时的“东方红兵团”常邀我也参加了这一组织。随后，蔡俊、杜良怀等人成立了“万里风焰战斗队”与常等人在观点上发生了分歧。我也随蔡俊到了“万里风焰战斗队”蔡对我说，你只能作为战斗队的外围队员，怕影响队伍的纯洁性，被人揪了辫子。后来“万里风焰战斗队”又与沈真华组织的一支战斗队合并后归“红岩战斗队”我因性格内向，又背有出身不好的包袱，所以战斗队的同学们都很照顾我“急”、“难”、“险”、“重”的事都避开我，不让我参加。在最危险的时候，甚至还把我撵回家，不让我成为别人的“靶子”可就这样，一个持对立观点的同学还是找上我。在学生宿舍里，当着很多同学面，将一把日本指挥刀刀尖戳到了我的胸口：“你这国民党的狗崽子还能与我为伍。”被王仲春、沈真华、杜良怀等人呵斥住，并质问他凭什么欺负我。
有一次，我与几个同学一起到湖大（今中南财经大学所在地）看大字报时，有人介绍，这是广州执信女中的同学。这大概就是周福生等人与她们交往之初吧。当时，在学校里，争斗、血腥、对峙，统统离我远去。我看到的，只有同学之间的友善与亲密无间。陈宗汉是在被截肢后，推着轮椅，我才看到的。在战斗队里，我结识了谢保安、周福生、陈文年、黄茂华、莫安德、宋德大、袁善鹏、胡启志等很多同学，在家以诚相待，肝胆相照。那时，战斗队的同学今天在这家吃饭，明天在那家吃饭，在当时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每次聚会就像过节一样的热闹。青石桥、显正街、鹦鹉洲几乎学校周围的同学家，我都去到了。吃得不好意思了，在我家举行了一次这样的聚会。
在与战斗队的生活中，我有了看小说的机会。杜良怀把他书箱上的钥匙专给了一把我，我可以随意地将他的书拿回家去看。这是我一个人拥有的特权。这使我接触到了一些像安娜•卡莲娜、斯巴达克斯、克里斯朵夫九三年等名著。记得当时大家讨论最激烈、传阅次数最多的是一本奇书，就是子不语，大概到现在均被列为禁书。我只看了其中最精彩的一节。武则天赏赐群臣沐浴，派仕女进行火力侦察的一节。仅从这节来看，其文字极其精练，不是俗夫凡子所能写得出来的。我认为，实际上子不语反映了中国旧时的文人墨客另一面的生活，长期受到人性桎梏文人另一面的生活。它反映的是真实的具有人性的生活。这本书不应该叫子不语，应该叫做子密语。
在战斗队，要说我做过的事，就是卖了一天的报纸——红岩战斗报第2期。该报4个版面全占满了一篇文章论“九一三”的道路。卖报后的款项我一分钱也没拿，全部交到了战斗队。大家笑我局板，拿钱买点饮料或吃一餐饭很正常。
“七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还算平稳，我们战斗队的百来号人，每天早上在学校大操场上集合，举着战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口号，围着钟家村跑上一圈，再回学校。这样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使得战斗队的名声更响。
1968年8月18日，是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的日子。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坚决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眼看着“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在反复出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坐不住了，我想，我这个“能改造好的子女”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到农村去，我幸运地是，比那些中考落选的同学晚走了几年。于是便背着父母，在姨父家拟写了一张大字报稿，题目大致是握一辈子锄头把，当一辈子农民，第二天，便拿到战斗队办公室里抄写。这时，杜良怀等同学发现了，都阻拦我这样做，杜良怀甚至要撕毁我的底稿。但我决心已下，抄写了两份，一份贴在校园内，一份贴在钟家村汉阳百货大楼的橱窗上。当时，武汉市区内还很少有人贴出这样的大字报，于是有人转抄到汉口、武昌。不少外校的与我联系，让我与他们一起上山下乡，被我一一拒绝。后来接到通知，12月2日，在汉口乘船，下放到宜昌县。
1968年12月2日，我与下乡伙伴们罗汉平、张长林等人乘上船，并在船上相识。这次走，我没有让父母送，也没有让弟妹送，仅几个要好的同学将我送上码头。汉阳铁中同船的知青比较多，哭声一片，但我没有流一滴泪。我们几个人还强打着笑脸，说铁中的伢们没断开奶。
从此以后，离开了母校三中，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战斗队的同学，离开了三槐岭这块有着多少师生情结，又曾经受过“黑五类子女”屈辱的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