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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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贾飞燕，是河北省阜平县工商局一名普通的公务员，2006年春天因夫妻感情不合而离异，10岁的女儿跟我一起生活，生活虽然过的很清贫，但日子也算平稳。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竟然祸从天降
那是2006年11月12日的下午，我接到孩子班主任的电话，说孩子的腿突然不能走路了，等我赶到学校门口时，只见孩子的班主任老师背着孩子从学校出来，我赶紧带着孩子到县中医院检查，结果说是缺钾，输了两天钾，孩子能走路了。后来我又带她到保定儿童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检查进行了一项又一项，没查出什么毛病，就是缺钾。只要没什么别的大毛病，我也就放心了，回家后让她口服氯化钾，服了一段时间，看她没事了，就停了药。谁知刚过了一星期，她的腿又软了，走路还有点瘸，我就又开始给她服药，就这样反反复复三四次。
到今年的4月4日，我带她到保定市中心第一医院检查，张云良主任让做了个肾上腺ct，4月5日下午结果出来了：孩子肾上腺有鸡蛋大的肿物，怀疑是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我当时一听就懵了，马上电话告知了亲朋好友，并连夜赶回借钱，6日我带着孩子到了北京，在北京儿童医院门诊上整整做了9天的检查后，17日孩子住进了北京儿童医院。
当时孩子血钾很低，只有1。65（正常值3。3-5。5），不能手术，于是天天输液补钾。每隔两天就要抽血化验一次血钾值，孩子很听话，怕我难过，从不流泪不喊疼，看别的孩子出院，她也急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手术，我想家，想同学，想老师，我想回去上学。”
经过一段时间调理。钾到了3。8，终于可以手术了。
5月8日晚上12点戒食戒水，9日下午手术。一上午孩子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离出院不远了，紧张的是有点怕疼，其实我也紧张，可在孩子面前还不能露，强装着无所谓，笑着对孩子说：“打了麻药就睡着了，醒了就全好了。”
2点40分，手术车来接了，护士给孩子插胃管，我真不忍心看一尺来长的管子硬生生从孩子鼻子里塞进胃里，孩子眼望着我怕我急，居然一声没吭，很好地配合护士将管子插了进去，护士说：“这孩子真乖，第一次见这么听话的孩子。”
3点10分送孩子进了手术室，到了门口我本想安慰她两句，给她壮壮胆，话还没到嘴边泪已经流了下来，怕她听出我声音不对，我没和她讲一句话，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推进手术室。一小时后，做手术的大夫从楼梯口上来，说别着急，三个小时就出来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好漫长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手术室的门一动不动，我急了，在手术室的门口踱来踱去，在门缝里使劲往里看，恨不能把门看穿
9点45分，门开了，孩子出来了，她居然睁着眼，脸比蜡还黄，肚子上裹满了纱布，看见我，抓着我的手，虚弱地说：“妈妈，我疼。”孩子一声疼就把我叫哭了
晚上11点一切安排好，孩子身上挂满了线和管子：输入管、止痛棒、氧气管、胃管、导尿管、引流管、监测仪的线，我动都不敢动她
因手术中出血很多输了三袋血，术后即开始出现排异反应——输血热，不能喝水，还不能让温度升的太高，必须用温水不住的给她降温，孩子干的满嘴白沫。接下来三天，孩子不能吃不能喝，不住的高烧。虽说用着止痛棒，可她还是痛，让我给她不住手的揉，三天三夜，我未曾合眼，守着她寸步不离。第四天拔了胃管让喝水了，第五天让吃饭了，第六天让下地活动了，孩子一天一天好起来，脸上也有笑容了。第七天大夫叫我，告诉我病理出来了：恶性，右肾上腺皮质癌，全国罕见，在二期属早期，希望还是很大，要化疗，坚持三年，不管孩子多么难受，一定要坚持。孩子是我唯一的希望，我的天塌了，诊断结果无异于天上掉下来的大石头，砸在我们娘俩头上，我的泪忍不住地流，眼睛哭肿了，孩子看我红红的眼睛问我怎么了，我骗她说：“小虫子飞进眼睛了。”第九天，就是5月18日，我们出院。
6月28日，我们到了保定第三医院（肿瘤医院）开始化疗。第四天，开始出现副作用：恶心、发热、脱发、骨头酸疼。曾一度，孩子的白细胞掉到了1600（正常人4000-12000），可以说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抵抗力，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每天两支升白针，打完后全身骨头酸疼，她不喊疼，就是不停地让我给他按摩双腿。
六月的天，屋里闷热的透不过气来。可在第二个化疗疗程的第三天，孩子突然喊了声：“妈妈，我好冷。”我赶紧给她试体温，刚夹好体温计，她就开始冷的全身哆嗦，盖了两个毛巾被和一床被子，她仍然浑身发抖，塞了退热栓温度仍然降不下来，大夫赶紧组织人员把孩子转到监护室进行抢救，一直到晚上九点才慢慢降下来，不再哆嗦，衣服和被子已经全湿透了。
孩子难受的哭，看她哭我也憋不住地哭，就这样，我们娘俩抱在一起大哭。那一刻，我真想领她回家，不让她再受这罪，我对孩子说：“等白细胞升上来，咱们不做化疗了，妈妈带你回家。”可她的回答却让我镇惊：她说，不，妈妈，要不做化疗了，万一瘤子再长出来怎么办？妈妈你别哭了，我也不哭了。她的话让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掉泪。
随着病情的逐渐稳定，一个不容回避的难题又横在了我面前：为了救孩子，能想的法我已经想尽，能借钱的地方已经借遍，而借到的钱已是所剩无几，如今，负债累累的我，已经实在筹不出下个疗程的医疗费。我一个小小公务员，每月千元的收入如何承受得起这巨额的医疗费？三年的化疗，我拿什么来坚持？。
孩子的化疗方案是一星期化疗一次，三星期一个疗程，因为白细胞升不上来，成了10天化疗一次，一个月一个疗程。化疗一个疗程，需要7000来元，从住院到现在，我们检查、手术、化疗已经化了6万元，我借来的钱已是所剩无几，本来该给她买点抗癌的中药的，医生说中西医结合，副作用小，无痛苦，升白快，效果好，可我怕手里钱化完之后没钱继续第二天的化疗，就一直都没给她买过。每次买饭，我们娘俩只买一份饭，孩子先吃，她剩多我就吃多，她剩少我就吃少，她剩不下我就不吃了。慢慢地，孩子看出来了，不等把肚子吃饱就不再吃，对我说：“妈妈，你吃吧！”我赶忙告诉孩子说：“你快吃，妈妈在减肥呢。”
孩子有病之后，我们工商局党组高度重视，立即号召全体干部职工捐款，孩子学校的全体师生也伸出了温暖的手为孩子捐款，亲戚朋友们在知道孩子的事后纷纷慷慨解囊，有借给我五百的，有借给我一千的，也有借给我两千的。家在乡下靠种地为生的父亲和母亲，在知道孩子得病赶到医院时，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方便面布袋包了一层又一层的三千元钱递到我手里，母亲说：为了凑钱，把家里的鸡和鸡蛋全卖了
现在的我无论见到谁都是最想说一句话：借给我点钱好吗？虽然我一直都在申明是借款，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四处疯狂借钱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能力把现在拉下的饥荒全部还清，大家借给我钱要建立在不影响他们个人正常生活的基础之上。
明天又该开始化疗了，我却不能给孩子一份温馨，一份静谧，因为我要忙着四处借钱。拉着孩子的小手走在古城大街上，我感觉我和我的孩子被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遗弃了，一切的一切离我是那样的遥远，未来是那样的遥不可测，一切的一切又是那样的迷离变幻。紧紧抱住我的孩子，泪水不由自主流满双面，孩子虽然不知道我何以突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然如此失态，但是孩子象和我心有灵犀一样，随即也抱着我哭了起来。就这样，天聋地哑，我们娘俩相拥在车水马龙的繁华中抽噎成一团
孩子的小手一直都在不停地为我擦泪，我心都碎了，恨不能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卖掉给孩子看病，真的，如果能用我的生命去换我孩子的健康，我会义无返顾地去交换，毫不犹豫。都说离地三尺有神灵，跪在地上，我象疯子般地泣叩神灵救救我的孩子，磕头如捣蒜！
哭过之后，在回医院的路上路过天桥时，看到那些坐在过街天桥上靠乞讨过日子的人群，突然，我感觉特别羡慕他们！他们行乞只是为了一日三餐，没有伤痛，没有压力，而我，却连行乞的资格也没有。我没有时间去行乞，因为我要拉着我孩子的小手奔波在病房和化验室之间，我没有资格去行乞，因为我要给我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病，还是要治的；钱，还是要借的。无论多苦多难，无论遭遇何种景遇，我都不能倒下，因为我是孩子心中唯一可以依靠的母亲墙。我要坚强！我要万能！可是我到底能有多坚强？我又有多大能量？漫漫的三年化疗路刚刚启程，而此刻的我却已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
挥笔疾书，我无声呐喊：好心的人们啊，伸出你们温暖的手，救救我可爱可怜的孩子吧！
二00七年七月二十日
我叫贾飞燕，是河北省阜平县工商局一名普通的公务员，2006年春天因夫妻感情不合而离异，10岁的女儿跟我一起生活，生活虽然过的很清贫，但日子也算平稳。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竟然祸从天降
那是2006年11月12日的下午，我接到孩子班主任的电话，说孩子的腿突然不能走路了，等我赶到学校门口时，只见孩子的班主任老师背着孩子从学校出来，我赶紧带着孩子到县中医院检查，结果说是缺钾，输了两天钾，孩子能走路了。后来我又带她到保定儿童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检查进行了一项又一项，没查出什么毛病，就是缺钾。只要没什么别的大毛病，我也就放心了，回家后让她口服氯化钾，服了一段时间，看她没事了，就停了药。谁知刚过了一星期，她的腿又软了，走路还有点瘸，我就又开始给她服药，就这样反反复复三四次。
到今年的4月4日，我带她到保定市中心第一医院检查，张云良主任让做了个肾上腺ct，4月5日下午结果出来了：孩子肾上腺有鸡蛋大的肿物，怀疑是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我当时一听就懵了，马上电话告知了亲朋好友，并连夜赶回借钱，6日我带着孩子到了北京，在北京儿童医院门诊上整整做了9天的检查后，17日孩子住进了北京儿童医院。
当时孩子血钾很低，只有1。65（正常值3。3-5。5），不能手术，于是天天输液补钾。每隔两天就要抽血化验一次血钾值，孩子很听话，怕我难过，从不流泪不喊疼，看别的孩子出院，她也急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手术，我想家，想同学，想老师，我想回去上学。”
经过一段时间调理。钾到了3。8，终于可以手术了。
5月8日晚上12点戒食戒水，9日下午手术。一上午孩子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离出院不远了，紧张的是有点怕疼，其实我也紧张，可在孩子面前还不能露，强装着无所谓，笑着对孩子说：“打了麻药就睡着了，醒了就全好了。”
2点40分，手术车来接了，护士给孩子插胃管，我真不忍心看一尺来长的管子硬生生从孩子鼻子里塞进胃里，孩子眼望着我怕我急，居然一声没吭，很好地配合护士将管子插了进去，护士说：“这孩子真乖，第一次见这么听话的孩子。”
3点10分送孩子进了手术室，到了门口我本想安慰她两句，给她壮壮胆，话还没到嘴边泪已经流了下来，怕她听出我声音不对，我没和她讲一句话，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推进手术室。一小时后，做手术的大夫从楼梯口上来，说别着急，三个小时就出来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好漫长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手术室的门一动不动，我急了，在手术室的门口踱来踱去，在门缝里使劲往里看，恨不能把门看穿
9点45分，门开了，孩子出来了，她居然睁着眼，脸比蜡还黄，肚子上裹满了纱布，看见我，抓着我的手，虚弱地说：“妈妈，我疼。”孩子一声疼就把我叫哭了
晚上11点一切安排好，孩子身上挂满了线和管子：输入管、止痛棒、氧气管、胃管、导尿管、引流管、监测仪的线，我动都不敢动她
因手术中出血很多输了三袋血，术后即开始出现排异反应——输血热，不能喝水，还不能让温度升的太高，必须用温水不住的给她降温，孩子干的满嘴白沫。接下来三天，孩子不能吃不能喝，不住的高烧。虽说用着止痛棒，可她还是痛，让我给她不住手的揉，三天三夜，我未曾合眼，守着她寸步不离。第四天拔了胃管让喝水了，第五天让吃饭了，第六天让下地活动了，孩子一天一天好起来，脸上也有笑容了。第七天大夫叫我，告诉我病理出来了：恶性，右肾上腺皮质癌，全国罕见，在二期属早期，希望还是很大，要化疗，坚持三年，不管孩子多么难受，一定要坚持。孩子是我唯一的希望，我的天塌了，诊断结果无异于天上掉下来的大石头，砸在我们娘俩头上，我的泪忍不住地流，眼睛哭肿了，孩子看我红红的眼睛问我怎么了，我骗她说：“小虫子飞进眼睛了。”第九天，就是5月18日，我们出院。
6月28日，我们到了保定第三医院（肿瘤医院）开始化疗。第四天，开始出现副作用：恶心、发热、脱发、骨头酸疼。曾一度，孩子的白细胞掉到了1600（正常人4000-12000），可以说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抵抗力，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每天两支升白针，打完后全身骨头酸疼，她不喊疼，就是不停地让我给他按摩双腿。
六月的天，屋里闷热的透不过气来。可在第二个化疗疗程的第三天，孩子突然喊了声：“妈妈，我好冷。”我赶紧给她试体温，刚夹好体温计，她就开始冷的全身哆嗦，盖了两个毛巾被和一床被子，她仍然浑身发抖，塞了退热栓温度仍然降不下来，大夫赶紧组织人员把孩子转到监护室进行抢救，一直到晚上九点才慢慢降下来，不再哆嗦，衣服和被子已经全湿透了。
孩子难受的哭，看她哭我也憋不住地哭，就这样，我们娘俩抱在一起大哭。那一刻，我真想领她回家，不让她再受这罪，我对孩子说：“等白细胞升上来，咱们不做化疗了，妈妈带你回家。”可她的回答却让我镇惊：她说，不，妈妈，要不做化疗了，万一瘤子再长出来怎么办？妈妈你别哭了，我也不哭了。她的话让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掉泪。
随着病情的逐渐稳定，一个不容回避的难题又横在了我面前：为了救孩子，能想的法我已经想尽，能借钱的地方已经借遍，而借到的钱已是所剩无几，如今，负债累累的我，已经实在筹不出下个疗程的医疗费。我一个小小公务员，每月千元的收入如何承受得起这巨额的医疗费？三年的化疗，我拿什么来坚持？。
孩子的化疗方案是一星期化疗一次，三星期一个疗程，因为白细胞升不上来，成了10天化疗一次，一个月一个疗程。化疗一个疗程，需要7000来元，从住院到现在，我们检查、手术、化疗已经化了6万元，我借来的钱已是所剩无几，本来该给她买点抗癌的中药的，医生说中西医结合，副作用小，无痛苦，升白快，效果好，可我怕手里钱化完之后没钱继续第二天的化疗，就一直都没给她买过。每次买饭，我们娘俩只买一份饭，孩子先吃，她剩多我就吃多，她剩少我就吃少，她剩不下我就不吃了。慢慢地，孩子看出来了，不等把肚子吃饱就不再吃，对我说：“妈妈，你吃吧！”我赶忙告诉孩子说：“你快吃，妈妈在减肥呢。”
孩子有病之后，我们工商局党组高度重视，立即号召全体干部职工捐款，孩子学校的全体师生也伸出了温暖的手为孩子捐款，亲戚朋友们在知道孩子的事后纷纷慷慨解囊，有借给我五百的，有借给我一千的，也有借给我两千的。家在乡下靠种地为生的父亲和母亲，在知道孩子得病赶到医院时，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方便面布袋包了一层又一层的三千元钱递到我手里，母亲说：为了凑钱，把家里的鸡和鸡蛋全卖了
现在的我无论见到谁都是最想说一句话：借给我点钱好吗？虽然我一直都在申明是借款，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四处疯狂借钱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能力把现在拉下的饥荒全部还清，大家借给我钱要建立在不影响他们个人正常生活的基础之上。
明天又该开始化疗了，我却不能给孩子一份温馨，一份静谧，因为我要忙着四处借钱。拉着孩子的小手走在古城大街上，我感觉我和我的孩子被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遗弃了，一切的一切离我是那样的遥远，未来是那样的遥不可测，一切的一切又是那样的迷离变幻。紧紧抱住我的孩子，泪水不由自主流满双面，孩子虽然不知道我何以突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然如此失态，但是孩子象和我心有灵犀一样，随即也抱着我哭了起来。就这样，天聋地哑，我们娘俩相拥在车水马龙的繁华中抽噎成一团
孩子的小手一直都在不停地为我擦泪，我心都碎了，恨不能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卖掉给孩子看病，真的，如果能用我的生命去换我孩子的健康，我会义无返顾地去交换，毫不犹豫。都说离地三尺有神灵，跪在地上，我象疯子般地泣叩神灵救救我的孩子，磕头如捣蒜！
哭过之后，在回医院的路上路过天桥时，看到那些坐在过街天桥上靠乞讨过日子的人群，突然，我感觉特别羡慕他们！他们行乞只是为了一日三餐，没有伤痛，没有压力，而我，却连行乞的资格也没有。我没有时间去行乞，因为我要拉着我孩子的小手奔波在病房和化验室之间，我没有资格去行乞，因为我要给我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病，还是要治的；钱，还是要借的。无论多苦多难，无论遭遇何种景遇，我都不能倒下，因为我是孩子心中唯一可以依靠的母亲墙。我要坚强！我要万能！可是我到底能有多坚强？我又有多大能量？漫漫的三年化疗路刚刚启程，而此刻的我却已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
挥笔疾书，我无声呐喊：好心的人们啊，伸出你们温暖的手，救救我可爱可怜的孩子吧！
二00七年七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