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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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阴霾，从大草原上刮来的大风阴冷而干燥。
汉军寇北中郎将赵良栋托着一柄单筒望远镜，朝对面的群山眺望，在他身后，一大群参谋军官正忙忙碌碌的在地舆图上标注，山脚下，不计其数的火枪兵排成一条长长的纵列，在山道中艰难行进。
天气很不好，战况也不好。
准葛尔东路军主力紧逼泾县之后，赵良栋即召还了游击外线的骑兵部队，同时修整泾县城防，准备迎接八刺所部的大规模进攻，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不知道是因为兵力不足还是信心不够，蒙古军在发动了几次佯攻之后便再也没有大的动作，汉军的坚固堡垒可能令人望而却步，而两军对峙半旬之后，蒙古军突然分兵东进，绕过汉军的泾县大营，不断派遣小部队骚扰汉军的粮道，一边伏击、抢劫自大同输送而来的军用物资，一边进攻一些已经投诚汉军的山寨，破坏维护通道的烽火台和驿站。
第五军很快作为了反应，大队人马源源不断的从泾县出击，汉军以营级为单位，在民兵以及乡勇、投诚的新附军配合下，竭力阻止蒙古军的破坏骚扰，双方在乌牛山一带连续爆发了小规模激烈战斗，因为山地作战的关系，蒙古铁骑在这种小规模的冲突中并不能占到什么便宜，蒙古马虽然娇小灵便，但乌牛山崎岖的山路显然更适合步兵运动，而游牧民族一贯的凶悍似乎也碰到了铁壁，汉军士兵不论是在作战意志还是凶残程度上都毫不逊色。
根据参谋长崔维雅的分析，蒙古军的战术意图应该是：在无法攻克汉军坚固城防的情况下，利用自身的骑兵优势，派遣小股部队骚扰汉军后方，孤立行动缓慢的汉军主力，疲惫、削弱出击的清剿部队，待到困守泾县的汉军虚弱之后，再集中部队一举消灭第五军主力，达到巩固山西、拒汉军于晋外的战略目的。
这个分析得到了赵良栋的赞同，事实上蒙古军的传统战术一贯如此，丝毫也不令人惊奇，不论是历史书上的记载，还是汉人军队中口口相传的经验，都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蒙古军队的优势就在强大的机动力和士兵的骑射能力，若是在平原地区与他们的作战的话，以步兵为主力的汉军显然非常吃力，所以当八刺收拢主力紧逼泾县的时候，赵良栋非常理智的将部队收缩，摆出一个“刺猬”阵形，将战场主动权让了出击，致使蒙古军在大军对阵的情况下肆无忌惮的分兵侧击。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虽然蒙古军逼近汉军主力驻扎，但赵良栋明白，如果他一旦率军出击的话，蒙古军是绝对不会和养精蓄锐的汉军野外决战，而在保持接触的情况下步步后撤，利用骑兵优势，从容从容的和汉军兜圈子，直到汉军士兵走不动的时候再转过身来一口吃掉第五军。
这是蒙古军自成吉思汗时代就流传下来的经典战术，也是他们的看家法宝，尽管赵良栋非常熟悉这种战术，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没有什么好办法来破解，目前蒙古军拥有一万四千多兵力，而汉军却只有一万两千士兵，加上随军运输辎重的九千民兵和也不过两万许，而在这种大规模的决战中，投降的军队和本地乡绅的壮丁、乡勇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强迫他们参与作战肯定会适得其反，在这种缺乏骑兵部队和没有兵力兵力优势的情况下，汉军根本不敢离开坚固堡垒，与准葛尔大军进行野外决战。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汉军可以眼睁睁的看着蒙古军截断自己的粮道，事实上自从原先的快速出击计划失败之后，赵良栋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维护粮道上来，在前段时间骑兵旅与蒙古军缠战的时候，赵良栋派遣了大批民兵，在本地乡勇的配合下沿着大同至泾县的山道两侧修筑了无数碉堡和烽火台，同时发布了“清野令”，命令乌牛山一带所有的山民、猎户以及耕种山地散户一律迁进山寨，然后强迫各个山寨的头领签署“驱胡告示”，与汉军一起“防匪防胡”，定期派出乡勇沿路巡逻，担负起第五军粮道的预警、和据点防守任务、
在这种态势下，战争进入另一种拉锯状态，起先蒙古军兵进乌牛山的时候，并不大看得上这些本地乡勇，准葛尔东路军主将按照蒙古惯例给各处山寨发去了最后通牒，限令乌牛山山寨各处头领在三日内献寨投诚，否则破寨后鸡犬不留。
夹大军缝隙的本地山寨惊恐万分，他们既不敢得罪汉军，也不敢与蒙古军为敌，不得已，大部分山寨暗地里偷偷给蒙古军送了“犒劳”的猪羊美酒，输款投诚，而对蒙古军的公开投诚要求置之不理，只有靠近山区，在蒙古大军直接威胁下的少数山寨投降了准葛尔大军。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显然令八刺非常恼火，蒙古军于通牒后第四日对拒不投诚的一些山寨发动了进攻，一日夜之后，八刺在付出数百人伤亡的代价下攻克了五个大小山寨，随后率军屠寨，将合寨上下全部杀光。
拉锯战立即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收到消息之后的汉军立即作出了反应，第五军除了派出少数部队支援坚持抵抗的山寨之外，赵良栋调集了一批精干部队，携带小型火炮进攻“汉奸山寨”，在火炮攻势下，火枪部队非常轻松了攻克了这些敌对山寨，随后不分男女老幼，将“汉奸山寨”全部人丁全部杀光，其凶残狠毒，与蒙古军一模一样，绝不逊色半分。
无可避免的，双方小部队在乌牛山区的各个角落发生了激烈战斗，因为地势险峻山路崎岖，双方均无法投入更大建制的部队，这种战斗以连、排级为单位爆发，战斗过程短促而激烈，往往是两军一经接触，随即用火枪、弓箭互相射击，随后冲锋，双方在山涧小路上混战，在各自死伤惨重之后便默契的停止战斗，互相监视着脱离接触，各自回归本军驻地。
相对于大规模野外决战，这种小分队形式的战斗显得更为残酷，往往一场战斗下来，双方都会损失一般以上的兵力，而且很少有逃亡、崩溃的机会，士兵们为了争取生存不得不竭尽全力以死相拼。
这种战斗模式给蒙古军的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相对于之前他们横扫而来的保德、代州等地的中原军队来说，久经洗脑的汉军的坚韧和勇猛实在是令人望而生畏，从战争发动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小部队拉锯战，除了少数重伤昏迷者，蒙古军从来还没有发现过有主动投降的汉军士兵，汉军士兵一直在一种宗教狂热的状态下战斗，而准葛尔的部队却只是为了抢劫而战争，这种精神状态显然对双方的士气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于赛义德的回回兵部队在进入乌牛山之后居然发生了一段小部队投降**。
不过这种小规模的投降活动很快就得到了遏制，但这并非是准葛尔将领统军有方，而是因为汉军士兵拒绝收留俘虏，洗脑运动在这里表现了它的负面影响，虽然中、高层军官三令五申要求部队“善待降俘”，但下层军官和士兵们却根本不理会这一套，军队中大谈特谈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类观点占据了绝对上风，作战部队发明了无数极端残忍的酷刑来对付蒙古俘虏，一般蒙古军士兵一旦被俘，如果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通常会被送到距离最近的山寨，然后山寨头领会在汉军的逼迫下对俘虏执行“剐刑”（即用小刀一块一块切割肌肉），待俘虏疼死之后再枭首，风干头颅浸泡石灰吊在寨墙上，以示与蒙古军势不两立，在犯下“血债”的情况下，这些山寨也就不得不坚定了站在汉军一方与准葛尔军作战。
不过在更多的时候汉军都无法从容的处决俘虏，乌牛山区偏僻少民，而山地作战对士兵体力的消耗极为巨大，若是每次都翻山越岭押送俘虏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事情，所以除了少数精壮顺从者之外，士兵们通常会把用绳子穿过俘虏的肋下，然后系上脚踝，紧紧捆绑在两头壮健的骡马上，然后驱赶牲畜，将俘虏的躯体拉成血淋淋的两段肉块——这种风靡一时的刑罚被命名为“撕”，效果类似于传统的“腰斩”，不过因为操作技术方面的原因，俘虏通常要痛苦得多，人体的脊椎骨坚韧非常，很多时候往往肌肉被剥离了骨头却没有被扯断，躯干会被拉成一张血糊糊的骨头架子，俘虏在极端痛苦情况下哭喊嘶嚎，往往小半个时辰才能血尽而死。
仇恨就这样在残酷的战争中不断叠加，汉军的凶残手段很快引起了蒙古军的报复，双方的酷刑很快从交战士兵蔓延到战区的老百姓身上，战况愈发激烈，在前线士兵的强烈要求下，准葛尔东路军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追加兵力，投入乌牛山的粮道争夺战，待到现在，一万四千多蒙古大军，除了泾县外围的三千铁骑驻留监视之外，竟然全部投入到了这种不能抑制的报复和反报复的拉据战。
随着战斗规模的扩大，赵良栋在很多时候不得不亲自领军作战。就在两天之前，两军外围的一个重要山寨被准葛尔军攻破，全寨两千多口被蒙古军杀得精光。这个山寨位于泾县和大同的粮道中段，地势险峻，扼前卡后，可以直接俯视这条关系汉军生死存亡的交通命脉，而根据斥候游骑兵的侦察，准葛尔东路军的主将把匝穆尔哈喇刺的大营似乎也移到了这里，这次赵良栋经过了十多天的精心准备，调集了第五军的主力，决心一举夺回这个至关重要的据点。
天色阴霾，从大草原上刮来的大风阴冷而干燥。
汉军寇北中郎将赵良栋托着一柄单筒望远镜，朝对面的群山眺望，在他身后，一大群参谋军官正忙忙碌碌的在地舆图上标注，山脚下，不计其数的火枪兵排成一条长长的纵列，在山道中艰难行进。
天气很不好，战况也不好。
准葛尔东路军主力紧逼泾县之后，赵良栋即召还了游击外线的骑兵部队，同时修整泾县城防，准备迎接八刺所部的大规模进攻，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不知道是因为兵力不足还是信心不够，蒙古军在发动了几次佯攻之后便再也没有大的动作，汉军的坚固堡垒可能令人望而却步，而两军对峙半旬之后，蒙古军突然分兵东进，绕过汉军的泾县大营，不断派遣小部队骚扰汉军的粮道，一边伏击、抢劫自大同输送而来的军用物资，一边进攻一些已经投诚汉军的山寨，破坏维护通道的烽火台和驿站。
第五军很快作为了反应，大队人马源源不断的从泾县出击，汉军以营级为单位，在民兵以及乡勇、投诚的新附军配合下，竭力阻止蒙古军的破坏骚扰，双方在乌牛山一带连续爆发了小规模激烈战斗，因为山地作战的关系，蒙古铁骑在这种小规模的冲突中并不能占到什么便宜，蒙古马虽然娇小灵便，但乌牛山崎岖的山路显然更适合步兵运动，而游牧民族一贯的凶悍似乎也碰到了铁壁，汉军士兵不论是在作战意志还是凶残程度上都毫不逊色。
根据参谋长崔维雅的分析，蒙古军的战术意图应该是：在无法攻克汉军坚固城防的情况下，利用自身的骑兵优势，派遣小股部队骚扰汉军后方，孤立行动缓慢的汉军主力，疲惫、削弱出击的清剿部队，待到困守泾县的汉军虚弱之后，再集中部队一举消灭第五军主力，达到巩固山西、拒汉军于晋外的战略目的。
这个分析得到了赵良栋的赞同，事实上蒙古军的传统战术一贯如此，丝毫也不令人惊奇，不论是历史书上的记载，还是汉人军队中口口相传的经验，都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蒙古军队的优势就在强大的机动力和士兵的骑射能力，若是在平原地区与他们的作战的话，以步兵为主力的汉军显然非常吃力，所以当八刺收拢主力紧逼泾县的时候，赵良栋非常理智的将部队收缩，摆出一个“刺猬”阵形，将战场主动权让了出击，致使蒙古军在大军对阵的情况下肆无忌惮的分兵侧击。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虽然蒙古军逼近汉军主力驻扎，但赵良栋明白，如果他一旦率军出击的话，蒙古军是绝对不会和养精蓄锐的汉军野外决战，而在保持接触的情况下步步后撤，利用骑兵优势，从容从容的和汉军兜圈子，直到汉军士兵走不动的时候再转过身来一口吃掉第五军。
这是蒙古军自成吉思汗时代就流传下来的经典战术，也是他们的看家法宝，尽管赵良栋非常熟悉这种战术，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没有什么好办法来破解，目前蒙古军拥有一万四千多兵力，而汉军却只有一万两千士兵，加上随军运输辎重的九千民兵和也不过两万许，而在这种大规模的决战中，投降的军队和本地乡绅的壮丁、乡勇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强迫他们参与作战肯定会适得其反，在这种缺乏骑兵部队和没有兵力兵力优势的情况下，汉军根本不敢离开坚固堡垒，与准葛尔大军进行野外决战。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汉军可以眼睁睁的看着蒙古军截断自己的粮道，事实上自从原先的快速出击计划失败之后，赵良栋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维护粮道上来，在前段时间骑兵旅与蒙古军缠战的时候，赵良栋派遣了大批民兵，在本地乡勇的配合下沿着大同至泾县的山道两侧修筑了无数碉堡和烽火台，同时发布了“清野令”，命令乌牛山一带所有的山民、猎户以及耕种山地散户一律迁进山寨，然后强迫各个山寨的头领签署“驱胡告示”，与汉军一起“防匪防胡”，定期派出乡勇沿路巡逻，担负起第五军粮道的预警、和据点防守任务、
在这种态势下，战争进入另一种拉锯状态，起先蒙古军兵进乌牛山的时候，并不大看得上这些本地乡勇，准葛尔东路军主将按照蒙古惯例给各处山寨发去了最后通牒，限令乌牛山山寨各处头领在三日内献寨投诚，否则破寨后鸡犬不留。
夹大军缝隙的本地山寨惊恐万分，他们既不敢得罪汉军，也不敢与蒙古军为敌，不得已，大部分山寨暗地里偷偷给蒙古军送了“犒劳”的猪羊美酒，输款投诚，而对蒙古军的公开投诚要求置之不理，只有靠近山区，在蒙古大军直接威胁下的少数山寨投降了准葛尔大军。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显然令八刺非常恼火，蒙古军于通牒后第四日对拒不投诚的一些山寨发动了进攻，一日夜之后，八刺在付出数百人伤亡的代价下攻克了五个大小山寨，随后率军屠寨，将合寨上下全部杀光。
拉锯战立即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收到消息之后的汉军立即作出了反应，第五军除了派出少数部队支援坚持抵抗的山寨之外，赵良栋调集了一批精干部队，携带小型火炮进攻“汉奸山寨”，在火炮攻势下，火枪部队非常轻松了攻克了这些敌对山寨，随后不分男女老幼，将“汉奸山寨”全部人丁全部杀光，其凶残狠毒，与蒙古军一模一样，绝不逊色半分。
无可避免的，双方小部队在乌牛山区的各个角落发生了激烈战斗，因为地势险峻山路崎岖，双方均无法投入更大建制的部队，这种战斗以连、排级为单位爆发，战斗过程短促而激烈，往往是两军一经接触，随即用火枪、弓箭互相射击，随后冲锋，双方在山涧小路上混战，在各自死伤惨重之后便默契的停止战斗，互相监视着脱离接触，各自回归本军驻地。
相对于大规模野外决战，这种小分队形式的战斗显得更为残酷，往往一场战斗下来，双方都会损失一般以上的兵力，而且很少有逃亡、崩溃的机会，士兵们为了争取生存不得不竭尽全力以死相拼。
这种战斗模式给蒙古军的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相对于之前他们横扫而来的保德、代州等地的中原军队来说，久经洗脑的汉军的坚韧和勇猛实在是令人望而生畏，从战争发动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小部队拉锯战，除了少数重伤昏迷者，蒙古军从来还没有发现过有主动投降的汉军士兵，汉军士兵一直在一种宗教狂热的状态下战斗，而准葛尔的部队却只是为了抢劫而战争，这种精神状态显然对双方的士气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于赛义德的回回兵部队在进入乌牛山之后居然发生了一段小部队投降**。
不过这种小规模的投降活动很快就得到了遏制，但这并非是准葛尔将领统军有方，而是因为汉军士兵拒绝收留俘虏，洗脑运动在这里表现了它的负面影响，虽然中、高层军官三令五申要求部队“善待降俘”，但下层军官和士兵们却根本不理会这一套，军队中大谈特谈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类观点占据了绝对上风，作战部队发明了无数极端残忍的酷刑来对付蒙古俘虏，一般蒙古军士兵一旦被俘，如果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通常会被送到距离最近的山寨，然后山寨头领会在汉军的逼迫下对俘虏执行“剐刑”（即用小刀一块一块切割肌肉），待俘虏疼死之后再枭首，风干头颅浸泡石灰吊在寨墙上，以示与蒙古军势不两立，在犯下“血债”的情况下，这些山寨也就不得不坚定了站在汉军一方与准葛尔军作战。
不过在更多的时候汉军都无法从容的处决俘虏，乌牛山区偏僻少民，而山地作战对士兵体力的消耗极为巨大，若是每次都翻山越岭押送俘虏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事情，所以除了少数精壮顺从者之外，士兵们通常会把用绳子穿过俘虏的肋下，然后系上脚踝，紧紧捆绑在两头壮健的骡马上，然后驱赶牲畜，将俘虏的躯体拉成血淋淋的两段肉块——这种风靡一时的刑罚被命名为“撕”，效果类似于传统的“腰斩”，不过因为操作技术方面的原因，俘虏通常要痛苦得多，人体的脊椎骨坚韧非常，很多时候往往肌肉被剥离了骨头却没有被扯断，躯干会被拉成一张血糊糊的骨头架子，俘虏在极端痛苦情况下哭喊嘶嚎，往往小半个时辰才能血尽而死。
仇恨就这样在残酷的战争中不断叠加，汉军的凶残手段很快引起了蒙古军的报复，双方的酷刑很快从交战士兵蔓延到战区的老百姓身上，战况愈发激烈，在前线士兵的强烈要求下，准葛尔东路军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追加兵力，投入乌牛山的粮道争夺战，待到现在，一万四千多蒙古大军，除了泾县外围的三千铁骑驻留监视之外，竟然全部投入到了这种不能抑制的报复和反报复的拉据战。
随着战斗规模的扩大，赵良栋在很多时候不得不亲自领军作战。就在两天之前，两军外围的一个重要山寨被准葛尔军攻破，全寨两千多口被蒙古军杀得精光。这个山寨位于泾县和大同的粮道中段，地势险峻，扼前卡后，可以直接俯视这条关系汉军生死存亡的交通命脉，而根据斥候游骑兵的侦察，准葛尔东路军的主将把匝穆尔哈喇刺的大营似乎也移到了这里，这次赵良栋经过了十多天的精心准备，调集了第五军的主力，决心一举夺回这个至关重要的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