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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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我偶然想到的命题，而是我几十年来一直思索的命题。它起源于我的老家一位“著名”的人物身上，到现在，我仍为那“著名”人物的行为所困扰，一直找不到答案。这著名人物——恕我冒昧，没能记住他的名字，因为根本就没人告诉过我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有一个不俗的外号——“崔大先生”也有一个不雅的外号——“崔大吭哧”
我认识“崔大先生”是一九八三年的深秋，那时我任公社农业助理。一连几天的低温之后，公社党委崔书记有些着急，他要我陪他去饮马河沿岸的甸子地走一走，看看庄稼的成色，来到了西孟家。当从国堤上下来走到西孟家后屯的时候，崔书记指着两间低矮的草房对我说：“这住着一位‘大先生’。走，咱们到‘大先生’这看看，跟他唠唠今年的灾情。”崔书记一向是我敬仰的长者，是位有知识有修养的老教员。他偶然提起什么“先生”之类的话，让我一头雾水。
跟着崔书记走进低矮的茅草房，只见里屋炕上坐着一位能有六十多岁的老者，这老者长得瘦小，只有一颗长长的门牙与“大”字沾边。不用崔书记介绍，我知道他就是崔书记要拜访的“大先生”大先生与崔书记很熟，他们很快攀谈起来。“崔大先生”拿来他观测到的星象图来给崔书记和我讲，他讲的头头是道，这更让我不知他的深浅。最后，他告诉崔书记：“今年是个大丰收年，历史上没有。明年是个灾年，历史上也少有。”崔书记一听明年是灾年，不无担心地问道：“明年是什么灾？”“崔大先生”断断续续地回答道：“什么灾说不准，到明年正月了（lǎo），就能看出来。”
“崔大先生”的话我不信。但后来的实际情况告诉我“崔大先生”的预测一点都没错。一九八三年大丰收，包产到户来个开门红；一九八四年先是春旱，后是早霜，粮食大减产。从此我对“崔大先生”关注起来，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听崔书记说“崔大先生”是个土知识分子，自小念过私塾，后在伪满洲前期续读了几年高小，尤喜古文，最善天象。“崔大先生”终生没娶，自己一个人生活着。侄儿们要接他去住，他百般不肯，也不要侄儿们的一分一文，靠生产队给的“五保户”待遇过活。零花钱靠自己在生产队打零工来挣。
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被家乡人传诵的奇事，有四件让我永远也不能忘却。
第一件是到德惠县城卖柴火。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城里缺柴烧，县城周边的人们便在秋日里打些柴火到城里来卖。西孟家虽然距县城五十多里，但也有人不辞辛苦担柴来卖“崔大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一天“大先生”起大早把柴担到德惠的集市上，找来一块木板写上“一角二分一捆”卖起柴来。“大先生”办事认真，他的柴当然是集市中最好的柴，所以比别人卖的柴高出二分钱。当买主来问：“老头儿，这柴火多少钱一捆？”“大先生”不分男女老少一概回答：“牌上有字！”买主皆嗫嚅而去。柴当然没有卖成。在“大先生”的经营策略里根本没有减价处理这一说，他对自己的劳动充满着肯定，不难想像，他一定认为减价是对他的劳动成果的莫大的否定。太阳要落山前“大先生”顺着原路把柴往家担。当他走到四平川时，西孟家生产队的马车从后边赶来，车老板儿一看是“大先生”就把车停下，让他把柴放到车上，想给他捎回去。没想到“大先生”从口中蹦出一句话：“你给我捎回去，那还算是我担来的吗？我不能占生产队的便宜！”于是，他自己挑着柴继续往前走。车老板儿没办法只好打马前行，把“大先生”自然拉在了后边。当“大先生”把柴担到靠山屯前大沟子的时候“大先生”实在担不动了，他掏出火柴把柴点着，让其化成灰烬。
第二件事是争“工分”“大先生”体弱干不了重活，在生产队只能打些零工，干些像看看麦田的活。开始，生产队队长认为这活轻悄，就只给“大先生”记4分的“工分”“大先生”嫌少便和队长理论起来，非要5分“工分”不可。他说：“我不顶整个人，顶个半拉人还行。”过段时间，队长见他兢兢业业，又考虑他是“五保户”反正得生产队照顾就让记工员给他的“工分”长到和壮劳力相同的10分。“大先生”急了，找到了生产队队长，他说队长不尊重人家壮劳力！“给我记10分你们这不是埋汰人家壮劳力吗？这不公平，我个糟老头子怎么能与人家壮劳力比呢？”队长没办法只好仍然给他记5分。
第三件事是关于他捡破烂的事。“崔大先生”喜酒，一天三顿不离酒，但每顿不超过三盅，这盅不得大于七钱，也不能小于七钱。对常人来说，这不算开销，但对他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生产队解体后“大先生”便失去了经济来源，他开始捡破烂，用捡来的废品换些零花钱。左屯右村的人们都知道“大先生”这状况，就把家中不用的旧物想送给他，让他去换钱。但人们知道“大先生”好脸，就假装把东西丢在大门口，等“大先生”来拿。“大先生”见着这些物件一件不取，连一本书都不动。他对人说：“我是捡破烂的，不是要饭的。靠劳动，不靠施舍活命。”逼得人们只好把整件的东西砸个稀吧烂，东丢一块西丢一块等“大先生”来捡。
第四件事是“大先生”的遗嘱。在农村，一般的老人都希望自己在百年之后有一口好的棺椁，可“大先生”不然。他在临终前，让人把村支书叫到跟前，说：“让村民摊钱，就别‘炼’了，别给村民增加负担，用炕席一卷埋到东岭上就行。不用村民摊钱该‘炼’得‘炼’，别搞特殊。但一定要把骨灰撒到东岭上，那地方高。我要看着全村人过上好日子。千万别把我往洼地埋，那不是人呆的地方。人要站在高处，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呀。”最后，村民们把“大先生”的骨灰撒到了东岭上。随“大先生”一起走的，还有“大先生”写就的人们看不懂的“天书”
“崔大先生”一介草民，他的为人为事有些离奇古怪，但骨子里不乏尊严、倔强，还有些许的执拗。这与国人中的“佼佼者”大相径庭，国人中的“佼佼者”走得是“圆滑”的中庸路线，凡事都可卑躬屈膝“曲线救国”他们为达到自身的需求目的，什么原则，什么社会标准都可以尽情地放弃，甚或委曲求全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
有人说“尊严是无价的”但我不知道倔强是否有价；我更不知道像“崔大先生”这样的人，该归于尊严呢，还是该归于倔强。这倔强与尊严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谁能把它们截然地分开？
这不是我偶然想到的命题，而是我几十年来一直思索的命题。它起源于我的老家一位“著名”的人物身上，到现在，我仍为那“著名”人物的行为所困扰，一直找不到答案。这著名人物——恕我冒昧，没能记住他的名字，因为根本就没人告诉过我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有一个不俗的外号——“崔大先生”也有一个不雅的外号——“崔大吭哧”
我认识“崔大先生”是一九八三年的深秋，那时我任公社农业助理。一连几天的低温之后，公社党委崔书记有些着急，他要我陪他去饮马河沿岸的甸子地走一走，看看庄稼的成色，来到了西孟家。当从国堤上下来走到西孟家后屯的时候，崔书记指着两间低矮的草房对我说：“这住着一位‘大先生’。走，咱们到‘大先生’这看看，跟他唠唠今年的灾情。”崔书记一向是我敬仰的长者，是位有知识有修养的老教员。他偶然提起什么“先生”之类的话，让我一头雾水。
跟着崔书记走进低矮的茅草房，只见里屋炕上坐着一位能有六十多岁的老者，这老者长得瘦小，只有一颗长长的门牙与“大”字沾边。不用崔书记介绍，我知道他就是崔书记要拜访的“大先生”大先生与崔书记很熟，他们很快攀谈起来。“崔大先生”拿来他观测到的星象图来给崔书记和我讲，他讲的头头是道，这更让我不知他的深浅。最后，他告诉崔书记：“今年是个大丰收年，历史上没有。明年是个灾年，历史上也少有。”崔书记一听明年是灾年，不无担心地问道：“明年是什么灾？”“崔大先生”断断续续地回答道：“什么灾说不准，到明年正月了（lǎo），就能看出来。”
“崔大先生”的话我不信。但后来的实际情况告诉我“崔大先生”的预测一点都没错。一九八三年大丰收，包产到户来个开门红；一九八四年先是春旱，后是早霜，粮食大减产。从此我对“崔大先生”关注起来，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听崔书记说“崔大先生”是个土知识分子，自小念过私塾，后在伪满洲前期续读了几年高小，尤喜古文，最善天象。“崔大先生”终生没娶，自己一个人生活着。侄儿们要接他去住，他百般不肯，也不要侄儿们的一分一文，靠生产队给的“五保户”待遇过活。零花钱靠自己在生产队打零工来挣。
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被家乡人传诵的奇事，有四件让我永远也不能忘却。
第一件是到德惠县城卖柴火。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城里缺柴烧，县城周边的人们便在秋日里打些柴火到城里来卖。西孟家虽然距县城五十多里，但也有人不辞辛苦担柴来卖“崔大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一天“大先生”起大早把柴担到德惠的集市上，找来一块木板写上“一角二分一捆”卖起柴来。“大先生”办事认真，他的柴当然是集市中最好的柴，所以比别人卖的柴高出二分钱。当买主来问：“老头儿，这柴火多少钱一捆？”“大先生”不分男女老少一概回答：“牌上有字！”买主皆嗫嚅而去。柴当然没有卖成。在“大先生”的经营策略里根本没有减价处理这一说，他对自己的劳动充满着肯定，不难想像，他一定认为减价是对他的劳动成果的莫大的否定。太阳要落山前“大先生”顺着原路把柴往家担。当他走到四平川时，西孟家生产队的马车从后边赶来，车老板儿一看是“大先生”就把车停下，让他把柴放到车上，想给他捎回去。没想到“大先生”从口中蹦出一句话：“你给我捎回去，那还算是我担来的吗？我不能占生产队的便宜！”于是，他自己挑着柴继续往前走。车老板儿没办法只好打马前行，把“大先生”自然拉在了后边。当“大先生”把柴担到靠山屯前大沟子的时候“大先生”实在担不动了，他掏出火柴把柴点着，让其化成灰烬。
第二件事是争“工分”“大先生”体弱干不了重活，在生产队只能打些零工，干些像看看麦田的活。开始，生产队队长认为这活轻悄，就只给“大先生”记4分的“工分”“大先生”嫌少便和队长理论起来，非要5分“工分”不可。他说：“我不顶整个人，顶个半拉人还行。”过段时间，队长见他兢兢业业，又考虑他是“五保户”反正得生产队照顾就让记工员给他的“工分”长到和壮劳力相同的10分。“大先生”急了，找到了生产队队长，他说队长不尊重人家壮劳力！“给我记10分你们这不是埋汰人家壮劳力吗？这不公平，我个糟老头子怎么能与人家壮劳力比呢？”队长没办法只好仍然给他记5分。
第三件事是关于他捡破烂的事。“崔大先生”喜酒，一天三顿不离酒，但每顿不超过三盅，这盅不得大于七钱，也不能小于七钱。对常人来说，这不算开销，但对他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生产队解体后“大先生”便失去了经济来源，他开始捡破烂，用捡来的废品换些零花钱。左屯右村的人们都知道“大先生”这状况，就把家中不用的旧物想送给他，让他去换钱。但人们知道“大先生”好脸，就假装把东西丢在大门口，等“大先生”来拿。“大先生”见着这些物件一件不取，连一本书都不动。他对人说：“我是捡破烂的，不是要饭的。靠劳动，不靠施舍活命。”逼得人们只好把整件的东西砸个稀吧烂，东丢一块西丢一块等“大先生”来捡。
第四件事是“大先生”的遗嘱。在农村，一般的老人都希望自己在百年之后有一口好的棺椁，可“大先生”不然。他在临终前，让人把村支书叫到跟前，说：“让村民摊钱，就别‘炼’了，别给村民增加负担，用炕席一卷埋到东岭上就行。不用村民摊钱该‘炼’得‘炼’，别搞特殊。但一定要把骨灰撒到东岭上，那地方高。我要看着全村人过上好日子。千万别把我往洼地埋，那不是人呆的地方。人要站在高处，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呀。”最后，村民们把“大先生”的骨灰撒到了东岭上。随“大先生”一起走的，还有“大先生”写就的人们看不懂的“天书”
“崔大先生”一介草民，他的为人为事有些离奇古怪，但骨子里不乏尊严、倔强，还有些许的执拗。这与国人中的“佼佼者”大相径庭，国人中的“佼佼者”走得是“圆滑”的中庸路线，凡事都可卑躬屈膝“曲线救国”他们为达到自身的需求目的，什么原则，什么社会标准都可以尽情地放弃，甚或委曲求全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
有人说“尊严是无价的”但我不知道倔强是否有价；我更不知道像“崔大先生”这样的人，该归于尊严呢，还是该归于倔强。这倔强与尊严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谁能把它们截然地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