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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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家说，按照现在农民的生活标准来计算，我父亲赚的钱到我孙子那辈怕也花不完，所以，对我而言，赚钱早已超出了谋生的界限，但父亲却还是让我尝到了赚钱的艰辛，他说，路必须要自己走过，如此才踏实。
赚钱确非易事，除了自身因素之外，外部环境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工商、税务、环保、卫生、公安、银行哪一家不是大爷？稍不留意，随意的一次检查都足以让你头疼不已。
不是我非要违法，有些事情实在迫不得已，譬如卫生，中国人就这邪性，严格按要求做了，他反嫌你邪性不肯来，如了他的意吧，又肯定不顶查，真是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就只能伺候爷。
就那么一次，卫生的一个普通职员到兴高酒楼请客，按照我们内部不成文的规定，他只是我们应该给予照顾的那种。
要挣钱，当然也不在乎他们个人这俩钱，不说他们给予的照顾，单是他们公家掏钱的时候和他们总能给拉来的客户，就足以你只赚不赔。而且，说实话，除了他们这一类，当时一般老百姓到饭店吃饭的终究还是少数。但他们人数实在太多，全都照顾，肯定照顾不了，我不能总是土地爷贩山枣——白赚买卖人吧。所以，便按照职务和他们的实际用途做了划分。
对于象他这种，我们当然也不敢怠慢，适当优惠的价格配之以最优质的服务，原就含了找平的意思。偏他酒醉饭饱之后，念着或许曾经给予的照顾，再与曾经死皮赖脸讨到了照顾自要炫耀一番与己同类的某位一比，感到委屈便嫌这嫌那，后来声音越来越大，竟与服务人员吵了起来。因我不在，服务员一怒之下举报了他。
事后，我自是再三地说明澄清致歉，他还是受到了严厉地处分，作为回应，卫生对酒楼的突击检查明显多了起来，连我不讲道理地辞退了本无过错的举报他的服务员都不行，直到我在县报上公开道歉并交纳了一万元的赞助费才算了事，但关系仍然不冷不热。
这时候，村文书做了支书，我做出了一个他巴不得的决定——以我必须作陪为条件，承包我们村的应酬接待任务。
千万别小瞧了村这一级的应酬，虽然规格不高，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凡叫做上级的不论党委政府还是部门站所，只要来了人，若有需要，必要管饭。这是支书的规定。他说，没有办法，谁叫咱们是下级来？
我说，独咱们没有下级，不对，也有，还有小小老百姓。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调笑道，连你也成了官了，酒官！他笑得很勉强，那一刻，我却觉得独他这勉强的笑最是好看。只听他又庄重地说道，这不光是个能不能吃罪得起的问题，还有面子，再就是，你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所以，都一定要伺候好。
话虽如是说，支书心里必定有一本帐，因为他惯会看客下菜碟，标准高低随时都在变化着，里面必既有职务和重要性的因素也有支书心情的关系，心情好了，他偶尔地也提高标准。
通常，支书都是稳重的甚至可以说拘谨的，只喝酒从不议人是非。换成了平级的那些村支书便不同了，支书也会变得牢骚满腹甚至于骂娘，那些同样被叫做客人的支书自也不客气，牢骚着，骂着，吃了喝了还要再拿着，支书却只笑骂着，拼命地喊着“必要还席”。
我们没有必要多费口舌去说这些既文质彬彬又粗鲁不堪的村支书，只说我那一段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酒陪，不仅需要殷勤地接待每一位来村里办事的人，隔三差五就要醉上一回，当然也不能忘了经常地给支书一点儿好处，要不然，他非要用你？他好打发，三把韭菜两棵葱也能看在眼里。
对于我的做法，父亲虽没有反对，但还是多次地劝过我，酒肉朋友靠不得！
朋友？真是奇怪，为什么非要做朋友？难道就不能有必然地要一部分人专为另一部分人服务的那种关系吗？事实如此，与其把“朋友”一词用得过滥，倒不如现实些，免得弄脏了。
还真的别不服，这也算是我的一个计划？——做不得朋友，我确摆平了与卫生部门的关系，因为这已不是难题，许多人都自告奋勇地帮忙：原来，这些风光场面不可一世的干部，也在谁欠了他们什么似地牢骚满腹，而且象三岁的孩子一样好哄，只要几杯酒几句溢美之辞，就能让他们乐得屁颠屁颠的，掏心窝子的话都要给你，不要都不行，只因为你或许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却让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地威胁与危险，正伯夷之所需，又象斗气解了恨似地。
当然，也不尽这样，也不乏能做朋友的精英，处境却不妙了——其实，所谓的不妙，有时候就是一种感觉，若能跟所说的那些这样，也就无所谓不妙了，徒增一怨夫而已。
乡税务所的所长老侯就是这样一位，虽满腹经纶却从不张扬，许多建议让我受益匪浅。作为答谢，我总想为他做点儿什么，却都被他拒之于门外。可以说，属于真正淡如水的那种交往，别不信，真有。
他不足三十岁，已做了六年所长。在这六年中，原先不被人看好的税务早已变成了香饽饽，而他却怎么也香不起来。醉了酒，他说，老板对我有意见。
我问，得罪了他？
他说，哪里敢？
又问，逢年过节没处理到？
答，处理了，只是不多，不过，也不至于得罪了呀！
建议，为什么不再探听一下？
说，还不是钱的问题吗？有人给我透信，要保住现在的位置得这个数。说着，向我伸出了五个指头。
问，五百吗？
摇了摇头。
再问，五千吗？
又摇了摇头，说，还得加个零，去******，哪里找这么多？我一家老小不吃不喝？我去抢银行？他愤怒了，我也愤怒了。
愤怒也没用，还得正视现实，别犟，给你位置，你却连钱也找不到，岂非太无能了？何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可没说，是你自己想的。不说，比说了还管用！别生气，这样干脆的还是好的，我不说，让你猜，你又怎样？更难了！还显得有水平，都这样说。
对老侯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机会。老侯放弃了，我却不放弃，当然不能告诉老侯，不然，传出去就有罪名了，我吃得起，老侯吃不起。——轻易地，他的位置保住了，不久，又升了县局副局长。
老侯不明就里，善良地认为：莫非老板变了？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暗暗自责着。真是笑人。
老侯功成名就了，我的处境却渐渐不妙起来：家庭迭遭变故、借款全面进入还债期、父亲以折价变股的方式把产业全部传给我之后自己去安享太平了，而此时，我们家除了废品回收站外，其他产业的资产变现都明显下降。
不能倒下去，绝不能倒下去！虽然自接过父亲手中象征着我们家权力的那枚印章起就产生了的“冷嗖嗖地两腿似不能站立”的感觉仍在日甚一日地折磨着我，但我还是这样鼓励着自己，让自己挣扎着。
挣扎是人的底线，最能体现人的生命力，一旦连挣扎也没有了，人的存在就彻底丧失了意义。
正因为挣扎，我才清醒，才能意识到，茫然无措的时候，找最信得过而不是最要好的朋友聊聊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二者是有区别的，最要好的往往因为过于关注而不能控制感情只顾跟着感叹反而让情绪变得更坏，最信得过的有理智常有出其不意的主意刺激人的灵感而让人柳暗花明。人最需要的真的不是金钱，只要一句话，或者一个建议。
我找到了老侯，他在副局长的位置上干得正有滋有味，据说老局长退休后“老板”的位子非他莫属。
春风得意马蹄轻，看得出来，我的意外到来，令他极为兴奋，连呼“福星临门”。
我不想过多地渲染他的兴奋，解决问题才是我的燃眉之急，但他的兴奋无疑感染了我，让我认为：勿需客气，对于朋友。所以，我干脆了当地讲了自己的困境。
这才是真朋友，无愧的的经济学专家！果然，认真地思考过后，他最先想到的不是通常会被认为的钱，而是客观的分析和建议。
根据他的建议，我没有声张，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慌乱，而是逐步地稳妥地采取着措施：整体出租兴高酒楼，借以缓解资金压力；改进植物油的包装，申请了兴高牌商标——由于侯副局长的直接参与，有了牌子的植物油不仅变成了全县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福利，还被县税务局当作礼品送到了各级领导的餐桌上，迅速地以纯正醇厚的独特风味而成为脱销品牌；小商品批发部更名为兴高批发中心，以单张三十元的价格发行一万张会员卡，凡持有会员卡的顾客到中心购买会员商品均可享受八折优惠，会员卡有效期一年，年终统一结算赠送价值三十元的商品。
当然，凡事都有个过程，任何变化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谁都不会想到，竟会有逆转，而且逆转就发生在我和父亲之间的一场最终只能由我无可奈何地妥协的激烈争论上。
那时，我的脱困计划才刚刚见到成效——事情总是事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说是见到成效，其实是仍十分艰难的，久不理事儿的父亲却突然决定：以每亩一百元的高价承包我们村荒弃了多少年没人要的三百亩荒滩栽植速生毛白杨，承包期七十年，承包费分五次缴清，第一次预缴三十年，以后于每个十年的开头缴纳，承包期间的使用权归我父亲。
一笔不小的开支！一件少有的傻事！！但父亲叫起真来，任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他敦促仍不肯相信他这个极端错误的决定的支书召开了村民大会，自是无一反对地通过了他这一荒唐的承包。
大家显然要看他的笑话，而他却甚感动，临散会时又宣布了一个任谁也不会想得到的决定：除了向每家每户各赠送一张兴高批发中心会员卡外，捐助一所敬老院让全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自愿入住，敬老院于来年的四月十四日开工建设。
必是出于一时情之所激！可看他那郑重其事的样子似又不象，村里人原就肯信他，所以，只迟疑了一下，便围了上来，享受着众星捧月的感觉，父亲高兴得手舞足蹈着，哪里会想到或者说顾得上我死灰一样的沮丧。
三年后，形势急转而来，由于受国家土地政策的影响，向农民征用土地变成了乡镇党委政府最为棘手而又不得不做的工作，因为即使再愚蠢的领导也不能眼看着自己费心尽力引来的好项目因为土地问题而被别人顺手拿走。
有一台商相中了父亲所承包的荒滩的风水，非要得到荒滩的使用权用于建工厂。经过讨价还价，父亲才勉强以每亩万元的价格进行了转让，而且还给足了乡长面子。
还在人们沉浸在惊诧中情绪没来得及回拢的时候，父亲已作出了把土地转让费的百分之五十均分给村民的决定，而且提出：愿到兴高各产业入股的，可直接折价入股；愿提取现金的，可直接提取现金。
这一做法，虽争取了舆论上的主动，却为我日后的发展增加了无形的压力，而且惹起了村支书的强烈不满。——这是一个未经过他同意的决定，权威受到了挑战，心态严重失衡了：他以维护集体利益为借口不依不饶，蛮有誓不罢休的尽头。但当我把他的股金提高到五万元并亲自送到他家后，他却只说了一句话：根本没必要分这么多的。说着，竟一脸的惋惜，为我。
以我收回兴高酒楼经营权为标志，我的经营开始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根据侯局长的建议，我对酒楼进行了扩建改造，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区：高档区集洗浴、餐饮、娱乐、会务、客房为一体，向星级发展；中档区着重接待一般性宴会；低档区则以物美价廉为宗旨，面向大众。随着台资工厂的开工建设，酒楼业绩明显回升。
这里有一个现象：顺利与繁忙，居然最容易让人的灵光展现！——在酒楼成功推行承包制之后，又从我表弟多次挪用材料款的现象看到了家族式管理模式的缺陷，着手公司制的引进……虽然同样地不乏困难和障碍，或许这世上永远都不缺，尤其对于想干事而且正努力干事的人来说，但仿佛就在霎那间，我突然象一个写熟了生字的孩子，下笔开始变得顺畅，偶尔的生字难字，也因为对自己能够了然于胸的成绩的信心，不会再茫然无措而能够冷静地思考，直到激活经常会有的一时间突然丧失的记忆，至少也能灵光突现地找到或许该有的最恰当不过的替代。
如此说肯定过于生涩，不妨看我对支书事件的处理：支书的胃口越来越大了，显然已不能再满足于从公司得到的干股分红，竟然冒用兴高的商标做植物油的生意！
对于他这种老鼠一样倒点儿小钱的做法，我自是极为不屑，不仅不放在心上，反而为兴高的品牌优势而高兴——岂非正说明了兴高的强劲？
不料，品牌这东西滥用不得，他的行为无疑已造成了客户对兴高品牌质量的质疑！
这是一个由自己握有主动权的事件，自己握有主动权的感觉实在太妙了，其实，人的追求莫过于此，在一个自己认为最合适最应该的时机，我向县工商局做了举报。
由于证据确凿，事实不难查清，但我没有让机会白白流失，而是一箭三雕——利用省、地、县三级电台对事件进行了连续报到，不仅在挽回影响的基础上让兴高似在无意间就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而在随后的农博会上荣获金奖，而且给足了县工商局面子，他们因打假的战绩而备受各方褒奖，还有更重要的，在对支书做处理时，我反而不可理解地一个劲求情，而且为他垫交了其实已降至最低的罚款，他对我自是更加感激涕零，毕竟是个关乎他官运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的宽容，无疑最暖人心。
总算到了该松一口气的时候，某天，跟妻子杨丽爱过之后，我斜躺在床上，两眼呆呆地瞅着已是豪华的天花板，突然冒上了这样不吉利的念头：我到底为什么赚钱？到底赚多少才算多？
经营家说，按照现在农民的生活标准来计算，我父亲赚的钱到我孙子那辈怕也花不完，所以，对我而言，赚钱早已超出了谋生的界限，但父亲却还是让我尝到了赚钱的艰辛，他说，路必须要自己走过，如此才踏实。
赚钱确非易事，除了自身因素之外，外部环境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工商、税务、环保、卫生、公安、银行哪一家不是大爷？稍不留意，随意的一次检查都足以让你头疼不已。
不是我非要违法，有些事情实在迫不得已，譬如卫生，中国人就这邪性，严格按要求做了，他反嫌你邪性不肯来，如了他的意吧，又肯定不顶查，真是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就只能伺候爷。
就那么一次，卫生的一个普通职员到兴高酒楼请客，按照我们内部不成文的规定，他只是我们应该给予照顾的那种。
要挣钱，当然也不在乎他们个人这俩钱，不说他们给予的照顾，单是他们公家掏钱的时候和他们总能给拉来的客户，就足以你只赚不赔。而且，说实话，除了他们这一类，当时一般老百姓到饭店吃饭的终究还是少数。但他们人数实在太多，全都照顾，肯定照顾不了，我不能总是土地爷贩山枣——白赚买卖人吧。所以，便按照职务和他们的实际用途做了划分。
对于象他这种，我们当然也不敢怠慢，适当优惠的价格配之以最优质的服务，原就含了找平的意思。偏他酒醉饭饱之后，念着或许曾经给予的照顾，再与曾经死皮赖脸讨到了照顾自要炫耀一番与己同类的某位一比，感到委屈便嫌这嫌那，后来声音越来越大，竟与服务人员吵了起来。因我不在，服务员一怒之下举报了他。
事后，我自是再三地说明澄清致歉，他还是受到了严厉地处分，作为回应，卫生对酒楼的突击检查明显多了起来，连我不讲道理地辞退了本无过错的举报他的服务员都不行，直到我在县报上公开道歉并交纳了一万元的赞助费才算了事，但关系仍然不冷不热。
这时候，村文书做了支书，我做出了一个他巴不得的决定——以我必须作陪为条件，承包我们村的应酬接待任务。
千万别小瞧了村这一级的应酬，虽然规格不高，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凡叫做上级的不论党委政府还是部门站所，只要来了人，若有需要，必要管饭。这是支书的规定。他说，没有办法，谁叫咱们是下级来？
我说，独咱们没有下级，不对，也有，还有小小老百姓。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调笑道，连你也成了官了，酒官！他笑得很勉强，那一刻，我却觉得独他这勉强的笑最是好看。只听他又庄重地说道，这不光是个能不能吃罪得起的问题，还有面子，再就是，你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所以，都一定要伺候好。
话虽如是说，支书心里必定有一本帐，因为他惯会看客下菜碟，标准高低随时都在变化着，里面必既有职务和重要性的因素也有支书心情的关系，心情好了，他偶尔地也提高标准。
通常，支书都是稳重的甚至可以说拘谨的，只喝酒从不议人是非。换成了平级的那些村支书便不同了，支书也会变得牢骚满腹甚至于骂娘，那些同样被叫做客人的支书自也不客气，牢骚着，骂着，吃了喝了还要再拿着，支书却只笑骂着，拼命地喊着“必要还席”。
我们没有必要多费口舌去说这些既文质彬彬又粗鲁不堪的村支书，只说我那一段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酒陪，不仅需要殷勤地接待每一位来村里办事的人，隔三差五就要醉上一回，当然也不能忘了经常地给支书一点儿好处，要不然，他非要用你？他好打发，三把韭菜两棵葱也能看在眼里。
对于我的做法，父亲虽没有反对，但还是多次地劝过我，酒肉朋友靠不得！
朋友？真是奇怪，为什么非要做朋友？难道就不能有必然地要一部分人专为另一部分人服务的那种关系吗？事实如此，与其把“朋友”一词用得过滥，倒不如现实些，免得弄脏了。
还真的别不服，这也算是我的一个计划？——做不得朋友，我确摆平了与卫生部门的关系，因为这已不是难题，许多人都自告奋勇地帮忙：原来，这些风光场面不可一世的干部，也在谁欠了他们什么似地牢骚满腹，而且象三岁的孩子一样好哄，只要几杯酒几句溢美之辞，就能让他们乐得屁颠屁颠的，掏心窝子的话都要给你，不要都不行，只因为你或许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却让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地威胁与危险，正伯夷之所需，又象斗气解了恨似地。
当然，也不尽这样，也不乏能做朋友的精英，处境却不妙了——其实，所谓的不妙，有时候就是一种感觉，若能跟所说的那些这样，也就无所谓不妙了，徒增一怨夫而已。
乡税务所的所长老侯就是这样一位，虽满腹经纶却从不张扬，许多建议让我受益匪浅。作为答谢，我总想为他做点儿什么，却都被他拒之于门外。可以说，属于真正淡如水的那种交往，别不信，真有。
他不足三十岁，已做了六年所长。在这六年中，原先不被人看好的税务早已变成了香饽饽，而他却怎么也香不起来。醉了酒，他说，老板对我有意见。
我问，得罪了他？
他说，哪里敢？
又问，逢年过节没处理到？
答，处理了，只是不多，不过，也不至于得罪了呀！
建议，为什么不再探听一下？
说，还不是钱的问题吗？有人给我透信，要保住现在的位置得这个数。说着，向我伸出了五个指头。
问，五百吗？
摇了摇头。
再问，五千吗？
又摇了摇头，说，还得加个零，去******，哪里找这么多？我一家老小不吃不喝？我去抢银行？他愤怒了，我也愤怒了。
愤怒也没用，还得正视现实，别犟，给你位置，你却连钱也找不到，岂非太无能了？何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可没说，是你自己想的。不说，比说了还管用！别生气，这样干脆的还是好的，我不说，让你猜，你又怎样？更难了！还显得有水平，都这样说。
对老侯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机会。老侯放弃了，我却不放弃，当然不能告诉老侯，不然，传出去就有罪名了，我吃得起，老侯吃不起。——轻易地，他的位置保住了，不久，又升了县局副局长。
老侯不明就里，善良地认为：莫非老板变了？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暗暗自责着。真是笑人。
老侯功成名就了，我的处境却渐渐不妙起来：家庭迭遭变故、借款全面进入还债期、父亲以折价变股的方式把产业全部传给我之后自己去安享太平了，而此时，我们家除了废品回收站外，其他产业的资产变现都明显下降。
不能倒下去，绝不能倒下去！虽然自接过父亲手中象征着我们家权力的那枚印章起就产生了的“冷嗖嗖地两腿似不能站立”的感觉仍在日甚一日地折磨着我，但我还是这样鼓励着自己，让自己挣扎着。
挣扎是人的底线，最能体现人的生命力，一旦连挣扎也没有了，人的存在就彻底丧失了意义。
正因为挣扎，我才清醒，才能意识到，茫然无措的时候，找最信得过而不是最要好的朋友聊聊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二者是有区别的，最要好的往往因为过于关注而不能控制感情只顾跟着感叹反而让情绪变得更坏，最信得过的有理智常有出其不意的主意刺激人的灵感而让人柳暗花明。人最需要的真的不是金钱，只要一句话，或者一个建议。
我找到了老侯，他在副局长的位置上干得正有滋有味，据说老局长退休后“老板”的位子非他莫属。
春风得意马蹄轻，看得出来，我的意外到来，令他极为兴奋，连呼“福星临门”。
我不想过多地渲染他的兴奋，解决问题才是我的燃眉之急，但他的兴奋无疑感染了我，让我认为：勿需客气，对于朋友。所以，我干脆了当地讲了自己的困境。
这才是真朋友，无愧的的经济学专家！果然，认真地思考过后，他最先想到的不是通常会被认为的钱，而是客观的分析和建议。
根据他的建议，我没有声张，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慌乱，而是逐步地稳妥地采取着措施：整体出租兴高酒楼，借以缓解资金压力；改进植物油的包装，申请了兴高牌商标——由于侯副局长的直接参与，有了牌子的植物油不仅变成了全县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福利，还被县税务局当作礼品送到了各级领导的餐桌上，迅速地以纯正醇厚的独特风味而成为脱销品牌；小商品批发部更名为兴高批发中心，以单张三十元的价格发行一万张会员卡，凡持有会员卡的顾客到中心购买会员商品均可享受八折优惠，会员卡有效期一年，年终统一结算赠送价值三十元的商品。
当然，凡事都有个过程，任何变化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谁都不会想到，竟会有逆转，而且逆转就发生在我和父亲之间的一场最终只能由我无可奈何地妥协的激烈争论上。
那时，我的脱困计划才刚刚见到成效——事情总是事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说是见到成效，其实是仍十分艰难的，久不理事儿的父亲却突然决定：以每亩一百元的高价承包我们村荒弃了多少年没人要的三百亩荒滩栽植速生毛白杨，承包期七十年，承包费分五次缴清，第一次预缴三十年，以后于每个十年的开头缴纳，承包期间的使用权归我父亲。
一笔不小的开支！一件少有的傻事！！但父亲叫起真来，任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他敦促仍不肯相信他这个极端错误的决定的支书召开了村民大会，自是无一反对地通过了他这一荒唐的承包。
大家显然要看他的笑话，而他却甚感动，临散会时又宣布了一个任谁也不会想得到的决定：除了向每家每户各赠送一张兴高批发中心会员卡外，捐助一所敬老院让全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自愿入住，敬老院于来年的四月十四日开工建设。
必是出于一时情之所激！可看他那郑重其事的样子似又不象，村里人原就肯信他，所以，只迟疑了一下，便围了上来，享受着众星捧月的感觉，父亲高兴得手舞足蹈着，哪里会想到或者说顾得上我死灰一样的沮丧。
三年后，形势急转而来，由于受国家土地政策的影响，向农民征用土地变成了乡镇党委政府最为棘手而又不得不做的工作，因为即使再愚蠢的领导也不能眼看着自己费心尽力引来的好项目因为土地问题而被别人顺手拿走。
有一台商相中了父亲所承包的荒滩的风水，非要得到荒滩的使用权用于建工厂。经过讨价还价，父亲才勉强以每亩万元的价格进行了转让，而且还给足了乡长面子。
还在人们沉浸在惊诧中情绪没来得及回拢的时候，父亲已作出了把土地转让费的百分之五十均分给村民的决定，而且提出：愿到兴高各产业入股的，可直接折价入股；愿提取现金的，可直接提取现金。
这一做法，虽争取了舆论上的主动，却为我日后的发展增加了无形的压力，而且惹起了村支书的强烈不满。——这是一个未经过他同意的决定，权威受到了挑战，心态严重失衡了：他以维护集体利益为借口不依不饶，蛮有誓不罢休的尽头。但当我把他的股金提高到五万元并亲自送到他家后，他却只说了一句话：根本没必要分这么多的。说着，竟一脸的惋惜，为我。
以我收回兴高酒楼经营权为标志，我的经营开始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根据侯局长的建议，我对酒楼进行了扩建改造，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区：高档区集洗浴、餐饮、娱乐、会务、客房为一体，向星级发展；中档区着重接待一般性宴会；低档区则以物美价廉为宗旨，面向大众。随着台资工厂的开工建设，酒楼业绩明显回升。
这里有一个现象：顺利与繁忙，居然最容易让人的灵光展现！——在酒楼成功推行承包制之后，又从我表弟多次挪用材料款的现象看到了家族式管理模式的缺陷，着手公司制的引进……虽然同样地不乏困难和障碍，或许这世上永远都不缺，尤其对于想干事而且正努力干事的人来说，但仿佛就在霎那间，我突然象一个写熟了生字的孩子，下笔开始变得顺畅，偶尔的生字难字，也因为对自己能够了然于胸的成绩的信心，不会再茫然无措而能够冷静地思考，直到激活经常会有的一时间突然丧失的记忆，至少也能灵光突现地找到或许该有的最恰当不过的替代。
如此说肯定过于生涩，不妨看我对支书事件的处理：支书的胃口越来越大了，显然已不能再满足于从公司得到的干股分红，竟然冒用兴高的商标做植物油的生意！
对于他这种老鼠一样倒点儿小钱的做法，我自是极为不屑，不仅不放在心上，反而为兴高的品牌优势而高兴——岂非正说明了兴高的强劲？
不料，品牌这东西滥用不得，他的行为无疑已造成了客户对兴高品牌质量的质疑！
这是一个由自己握有主动权的事件，自己握有主动权的感觉实在太妙了，其实，人的追求莫过于此，在一个自己认为最合适最应该的时机，我向县工商局做了举报。
由于证据确凿，事实不难查清，但我没有让机会白白流失，而是一箭三雕——利用省、地、县三级电台对事件进行了连续报到，不仅在挽回影响的基础上让兴高似在无意间就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而在随后的农博会上荣获金奖，而且给足了县工商局面子，他们因打假的战绩而备受各方褒奖，还有更重要的，在对支书做处理时，我反而不可理解地一个劲求情，而且为他垫交了其实已降至最低的罚款，他对我自是更加感激涕零，毕竟是个关乎他官运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的宽容，无疑最暖人心。
总算到了该松一口气的时候，某天，跟妻子杨丽爱过之后，我斜躺在床上，两眼呆呆地瞅着已是豪华的天花板，突然冒上了这样不吉利的念头：我到底为什么赚钱？到底赚多少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