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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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此便会有分歧，或许也算不得分歧，只是做事的方式不同，他喜欢而且满足于听取汇报，而我则喜欢深入到一线弄清事情的真相，而且我认为乡镇已经是基层，不少事情镇里的领导完全可以也有能力了解到真相，没有必要只满足于听汇报，而且这与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一回事。
那么，之所以除了书记之外还会有人反对，则关键因为减少了环节，必然地要侵害减少了的环节中的既得利益人的利益。所以，分歧便演变成了我们之间矛盾的第一次公开对抗。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个月，直至镇里发生了机关干部集体上访，书记把责任全部归罪到“我的挑唆”上引起了县委的重视才有所改变。——事实总是这样，无论你是不是不屑辩论，只要你不说话，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罪名”。
县委派组织部长亲自前来解决我们镇的上访问题，因为至当时只听说过工人农民上访，机关干部上访在我们县尚属首例。部长是位自乡镇干起的干部，办起事儿来颇有些门道。他没有去接触上访人，而是把我们两个党政一把手叫到了一起。
这是我以镇长的名义参加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也是我第一次面对如此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所以，我很庄重，之前曾认真地整理过自己的仪容。
部长进门便坐到了会议室正中央的国旗下面，说明今天他是最高首长。他黑着脸，半晌不说话，只是把目光不停地从书记转到我，又从我转到书记。
为了缓解这种冷得让人发抖的寂静，书记不停地给部长敬烟，看得出来，他们之间很熟识，但都被部长以严厉的手势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烟空自拿在手上，抽也不是，不抽也不是，一脸地尴尬。
部长仍是不说话，恍若过了许久，他缓缓地拉开随手携带的那只精致的真皮公文包，缓缓地摸出一包香烟来，认真地揭开封皮，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根，而后随意地把烟盒放到桌上，手中的烟却是先放到鼻上用力去闻而不忙着去点，待书记掏出打火机，却未及他给点上，部长已自顾自地打火点燃了，满满地吸了一口，而后烟自口鼻喷涌而出，一时间便把自己笼罩到了烟雾里，更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却还是不说话。
不说话的本身就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无疑加重了他故意要施予的压力。
事实上，直到我的手心出了汗，对了，顺便交代一下，手心出汗是我高度紧张的表现，只要紧张，手心便会止不住地出汗，他才习惯地环视了一下只有我们三人的会议室，仿佛刚醒过来似地开口道，都到齐了，现在开始。说着，他把烟蒂扔进了面前桌上的烟缸内，见仍燃着，便又捡起来，用力地摁灭，仅这么一个动作，我便感觉到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
果然，他又开始说话，声音浑厚却不乏较真儿，而且直奔主题，说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就为咱们镇机关干部上访的问题。这可是个大局，什么是大局，稳定就是大局，离了这个大局，什么也无从谈起。说着，他用目光逐一盯了我和书记一遍，象是在征询我们对他谈话的意见。
其时，我只知有三分之二的机关干部在上访，却并不知其中的缘由，所以虽有同感，却是无法表态，而书记显是刚才受了冷落，心里正烦，低着头，不肯说话。
见无回应，部长接着说道，我今天可是捧着尚方宝剑来的，这样吧，我只问一句，咱们这届班子到底还能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话意明确，意即生杀全凭他临机处置。
虽如此，既不知原因，我也只能沉默以对。
此时，书记抬起了头，态度坚决地说，能，我们向组织保证，一定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我注意到，他说的是我们，而不是我，显然也包括了我。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部长不相信似地把目光转向了我，他看我的目光始终是友善的，这是我做镇长以来的第一次，让我甚是感动，未及思考，便坚决地点了点头。
几天呢？见我们两人都表了态，他的语气友好了些，轻声地追问。
我正思考着，书记已先开口说话了，至少得一个月吧？因为，因为我明天便要出发，到上海开一个招商会，跟县长一起，恐怕得十多天的时间。
提及招商引资，他又变得眉飞色舞起来，因为县委刚到思乡镇开了现场会，重点对思乡镇的山区综合开发项目进行了观摩，并给予了充分地肯定。
由于综合开发项目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工业做支撑，而思乡镇既无资金上的优势又无技术上的优势，所以只能靠招商引资。
尽管其时县委已开始号召招商引资，他却始终认为那是一种卖国行为，并无多大热情，完全是一副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架势便是出了任何问题本人概不负责。一旦项目得到了县委尤其是书记县长的一致肯定，他又把功劳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毕竟他是思乡镇的一把手，功劳自都是他的。
我不得不佩服他态度转换的速度，自那以后，他便把招商引资牢牢地抓到了手中，三天一个招商会，五天一个洽谈会，花了钱，不仅没有招进一个项目，而且据说还受到了正全力抓招商的县委的一致肯定。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次机关干部上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招商引资——花了钱，不见外资，机关干部的工资不长，领导干部专车的档次却在蹭蹭地往上升，美其名曰工作需要，岂不成了搞腐败的挡箭牌？“淘金者”态度激烈，却失之偏颇，其时招商引资确十分不易。
再说部长沉思了一会儿才说，一个月？不行，绝对不行，不过，招商引资也很重要。我曾听说，部长跟县长是同县老乡，自然不会反对县长的决定。于是，象下了最大的决心似地，他继续说，我看还是这样吧，书记抓招商引资，镇长抓稳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书记两手对搓着，似乎还要再说什么，但被部长用眼色制止了。书记自是要反对，他总是对我不放心，唯恐我捅了他的漏子。
我相信，他应该知道，上访主要针对他，正如他向县委所汇报的那样，部长必定认为果真是我煽动起来的，这应该是他来之前而绝不是现在才做出的决定。——谁点的火，就叫谁去灭，是一招妙棋。
那一刻，我的大脑特别灵光，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但这毕竟是我做镇长之后接手的第一项任务，而且是由上级组织部长亲自委派的，组织部长可是吃罪不起的人物，尽管我意识到其中可能有诈，但还是勉强点了头。
见我点了头，部长难得一见地笑了笑，却加重了语气说道，不过，一个月可不行，我只给三天时间，记住了，只三天，至少不能再到县委县府去。说完便欲离去，书记便挽留他吃饭再走，而我却只陪着笑，愣是不说话，因为我上厕所时听到了他秘书与司机的小声议论，说是临镇的书记刚从欧洲回来，中午邀部长前去，让书记作陪。
书记不明就里，死拽硬拉非要强留，部长嘴里说着“忙”，脸上已是不好看了。
我便劝道，吃饭，还是下次吧。
或许因我帮他解了围，部长脸上愧疚稍现便已隐了去，哈哈大笑，说还是镇长明事理，待招商引资和稳定双丰收时，我一定前来，大干三百杯。话里难免夸张，人已是登车而去。
我和书记对视了一下，竟莫名其妙地觉得他有些可怜，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毕竟是他为我创造了一片发挥作用的空间，便善意地冲他笑了笑。
未及回转，他的电话便响了，我自是知道原委，却见他接过电话之后，一脸的神秘，随即又神气起来，道了一声“忙啊”，便登车绝尘而去。
我突然感到好笑，笑他人，也笑自己，便放纵地哈哈大笑起来。
既已应承下来，便要努力做好。这是我一贯的处事原则。我原以为，凭着我和“淘金者”之间的交情，没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事情，尽管我还不知道是谁为何上访，而这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这样我更能保持客观的态度。
先从组织者入手，犹如战争中的“擒贼先擒王”。我很快便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大思路，不仅暗暗自得。先有一个大的框架和具体实施的计划，是我做事的习惯。
或许由于太过顺利的原因，那时候，对于解决农村问题，我不仅不象书记他们那样悲观，反常常为自己解决农村问题的能力而感到自负。
我认为，农村原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大事，因为农村人是善良的淳朴的，只要真心待他们，遇事肯同他们商量，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多尊重他们的愿望，尽管他们的认识水平很低不容易达成一致。
这主要是我们工作的问题，习惯于命令而不屑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其实，只要思想通了，常常会事半功倍，因为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你，心都肯掏给你。这是我当时对于农村工作的一点儿基本看法和做法。
这次却不同了，原因是：按照部长的要求，书记必须把上访情况向我做全面交待，他却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我负责解决上访问题的消息给捅了出去，因为他原就希望我那位做副书记的同学去管，并不希望我插手，我认为，除了我刚才提过的原因，便是他不能让我太过突兀，似乎我的突兀对他是一种威胁。
如此，我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我根本无法了解到真实的信息，他们明显在躲着我，偶尔碰上了，出于交情实在不能不说话，也尽是些吃了喝了哼哼哈哈之类的事儿，从不肯多说点儿什么。
但我坚信，这只能是一时的误解，截然不同于我那位做副书记的同学——他见机最快，我当选镇长后，他是第一个向我表示祝贺的人，尽管我们是在厕所里似乎是偶尔碰上的，但我敢肯定他必定是故意跟来的，因为他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打开了水龙头把水弄得哗哗地直响，他只轻轻地跟我碰了一下，话也只有一句两个字的“祝贺”，他表现得如同做地下工作一样，人也很紧张，或许因为当时刚出了结果，情形还不是很明朗，他在公开场合的面是冷的，似乎我们之间毫无干系，话自也是不肯说的。
及至县委按人代会选举的结果宣布了我的任命，或迫于形势，也可能出于嫉妒，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便形同陌路了，他因此得到了书记的信任，俨俨便在做着镇长的工作，可以说他是实际上的镇长。
迫于无奈，我决定利用晚饭后的时间去找老贺。老贺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对发展山区经济颇有一套，却偏喜说怪话，揭领导短。他们毕业的那个年代，正是人才极度匮乏的时候，他的同学都已纷纷做了领导，唯独他还在原地踏步走。
想到这些，他便心理极端不平衡。因为在他看来，他正是按照自小便接受的“实事求是”的教育去做的，他甚至可以称得上这方面的模范。他想不通，长期养成的习惯又改不了，更何况此时的他早已声名在外，想改也是不可能的了，于是破罐破摔，更加怪话连篇。倘若老贺有一天不说话或者请假一天，人们立马便会觉得咄咄怪事，仿佛缺少了什么似地。
不过，老贺却也为一般干部挣得了不少利益，譬如有一次机关分苹果，由于分管机关的副镇长得了好处，供货商便只给领导们准备了几箱大的，一般干部则只能吃小的了。帮忙卸车的老贺意外地发现了这个秘密，说是意外，其实不少人早就发现了，却都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说，有人便做了个套，故意让老贺“意外”发现。老贺立即大叫起来，迅速地把消息扩散开来，搞得副镇长无地自容，只好要求供货商全换成了大的，暗中自然也要把吃到嘴里的一千元好处费如数退还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既如此，自有不少人暗中支持，老贺更加肆无忌惮了，吃亏的却只有老贺自己。到了书记这一任，倡导自由组合，有人怀疑主要是针对老贺的，因为老贺总是让领导心里犯堵，嘴上又不好说，撵又撵不走，治又治不了，自是让人上火发急。事实是，对于老贺这方面的“特长”，不少人暗中鼓励归鼓励，自由组合却没人肯要，老贺便带着工资失业了。
人其实是世界上最低贱的动物，因为其思想，短时间的无所事事或许还能够逍遥自在，时间一长，问题便来了——有人发现，老贺变得沉默寡言了，终日里只绕着镇政府转，头发白了一片，却也无法：各部门都是自由组合的，没人肯要，除了怨自己不争气，还能怪谁？
恰于此时，我向书记讨了管区主任的差使，便组合了老贺。这当然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老贺感激万分，书记也因为正担心老贺闹事无法处置而打心眼里喜欢。
与老贺一起共事，我才发觉，老贺其实是蛮有思想的，心肠也软，只是说话嘴不应心，略显直露了些。所以我特看重他，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终究远胜于今，他后来果然为山区开发项目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我们成了挚友，尽管他对我说话同样不客气，但作为一名老同志，他打心眼里还是蛮尊重我的，而尊重往往是相互的。
所以，我决定去找老贺，原是有十分把握的。谁知，敲了半晌门，门才开了，见是我又咣地一声关上了。我不明就里，边用力地敲着门，边高喊着老贺。这时候，屋里的灯也灭了，我便疑心他喝了酒，因为他开门时便满面酒气。可只过了一会儿，屋里的灯却又突然亮了，随即又灭了。如此反复了几次，蓦然传来了他婆娘“没良心”的骂声。
老贺在外面人五人六地象条汉子，在家里却是十足的妻管严，这骂声显然是针对他的。山乡的冬夜是寒冷的，冻得我直发抖。原来两口子在吵架！我咕噜着，本欲再次敲门问个究竟，想想两口子的事还是少管为妙，古语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
5
正要离开，院内却响起了老贺一惯地踢踏踢踏地脚步声。临到院门时，他的脚步明显放轻了，但没有开门，而是透过门缝向外张望着，声音也仿佛怕人听见似地压得极低，镇长，你走了吗？
我故意吆喝着，没走，快开门。
他迟疑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镇长，门，我是不能开的，您的来意，我清楚。我正感觉要解释点儿什么，他又接着说，什么也别问了，镇长，我是坚决支持上访的，有什么事儿，你最好明天去问小苏，不过，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镇长，我要睡觉了，对不起啊，害你受冻了啊。临末，他又加了一句，他显然是穿着单衣出来的，我甚至能够听得到他牙齿的不断抖动。说完，他便踢踏踢踏地回屋去了，途中传来一声夸张的喷嚏。
我细细地琢磨着老贺的话，分明已明确地告诉了我，上访的组织者就是小苏。
小苏是跟我调来思乡镇的同一年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据说父亲是县城一家私营企业老板，县城里有房子，住单身，虽然说有些才气，但何以会有如此的号召力，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及至见到他，更让我吃惊不已：只见他不修边幅，胡子不刮，头发未理，与其说是一个朝气蓬勃有文化的年轻人，倒不如说是一个老气横秋的小老头。
此时已近上午十点，他却刚从县城赶回来，据说自从他竞争答辩某站所负责人失利之后，便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仅上班经常迟到，而且对镇里的工作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似乎没有一处能够合他的意。
关于那次答辩，发生在我做管区主任的晚期，曾有人撺掇我去参加，我知道，那是一个握有实权的部门，但同样也是个业务性较强的部门，我是绝对不能胜任的，我从来不去做没有把握的事儿。因此，凡是认识我的人都认为只要我答应了的事儿，可能就是能，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其实不然，前面已提及的后来所发生的事也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儿，只不过我说的少一点，便显得有些高深莫测的样子，水平高低，具有自知之明的人自己还是应该清楚的。
事实上，小苏确是最合适的人选，却被另一位据说是书记不论远近的亲戚占了先。
书记的这位亲戚据说最会走上层路线，群众威信当然不如小苏高。后来又听说，这位亲戚的占先并不是书记亲自出的面，而是由我那位做副书记的同学具体负责操作的。这就象在哄弄傻瓜，傻瓜也知道其中的关窍。
未及我说话，小苏已自问自答地讲起来，态度诚恳，不加任何修饰：是为了上访的事吧？对，我是组织者，而且我发过誓，不达目标不理胡子。
原来他不理胡子居然是效仿一些前辈为了表示决心的，完全的孩子做派，我感到好笑，却仍板着脸，我不能给他好态度，便两眼紧紧地盯着他，我相信自己的目光具有穿透力、震慑力，不少人也这样说，他毕竟不是一般的群众，而是一名干部，此时的我必须给他以足够的压力，我相信自己已收到了这样的效果。
果然，尽管他仍在慷慨激昂地说着，目光里却多了些怯，为了更多地了解其中的原因，我故意不插话，任其竹筒倒豆子说个够：是老贺告诉你的吧？我知道，你们的交情。为了交情，他居然违犯我们关于保密的约定。这老小子！
责备显然并不严厉，或许他顾不上责备，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思路被打断，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思路被打断，不仅需要费脑力，感染力往往也会突然不够了。他仍在说着，我们原打算叫上你的，可你既然做了镇长，虽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但我们还是不想给你惹麻烦，上访毕竟不是光面的事儿，尤其是领导干部，更不能这样做。
后来，我了解到，他说的确是实情，并不单纯有我当时认为的他在讨好我的想法。由我去负责解决他们的上访问题，他们跟我一样，也是事先没有想到的。最让我不能接受的，还是自从他们得知我负责这事后，迅速地便把我从联合对象推到了对立面，而且迅速地订立了攻守同盟，不仅严密地封锁消息，居然还派人跟踪我。这是严重的信任问题！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做派显然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坏印象，他们仍对我一如既往地尊重。
他原想继续说下去，我不满于他的做派，突然打断了他，用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冷得厉害的声音说道，你是有私心的。
他愣了愣，有些难堪。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效果，突然间地打断对方的节奏就象骨头里突然间嵌入了钢钉，往往容易受到这样的效果。
对，我是有私心的，难道他们就没有？他所说的他们指的自然是书记他们，话语开始变得急躁，正中下怀！
他们？先不说他们，先说你自己，年纪轻轻三十不到，头发不理，胡子不刮，还象个机关干部吗？此其一；上班迟到，终日里东游西逛，正事不干，是不是自以为了不起是英雄？此其二；即使我不是你的领导，是一般同志，一个老大哥，便可以派人跟踪？此其三；有了问题，不向组织反映，煽动组织上访，你还有没有点儿组织观念？此其四。……我一、二、三、四地扳着指头讲着，不觉有些激动，激动便容易急躁，但理直便气壮，他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正欲再敲打他一下，让他去做工作，这可是解决****问题屡试不爽的招法。
他却突然昂起了头，再次倔强起来，因为他的支持者此时涌进了****办，把个****办塞得满满的。说起来悲哀，当时，我连办公室也没有，所以只好把他请进了****办，他的支持者自是很容易便找了上来，声援。
****最难解决的便是群访，七嘴八舌，众口难调，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而且群情激昂目标全部对准焦点极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让处理****者大为头疼。
凭着多年农村工作的经验，那一刻，我的头脑突然异常清醒起来，首要的便是要平息情绪，这需要****处理者冷静果断，一招制敌，否则便成了夹生饭，橡皮糖一样嚼不烂扯不断，沾上了你，总让你无法脱身，除非动用****手段，而动用****手段往往只能图一时痛快，容易激化矛盾，不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即使勉强达成妥协，必然也会留下后遗症。
我冷静地观察着乱哄哄的场面，这毕竟是一群素质较高的机关干部，所以我只用目光盯着他们，任他们去说，并不接任何人的腔。这个时候当真是不能接腔的，一旦接腔，最容易演成争论而把局面搅浑，把事情弄大，正顺了群访者的意。
待他们意识到冷清而自动停下来时，我的思考也成熟了。我蓦地大吼了一声，滚出去！
我原是个性格柔弱的人，性格柔弱的人也有发火的时候，这才叫做真正的男人。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我的挚友，从未见我发过如此大的火，事后他们曾玩笑地说，老实人发火其实蛮可爱的，他们最期望的便是我发火，因为他们认为发火是最阳刚气的表现，而我最缺的恰恰是这个。假如我能够发火，至少结局绝不会象现在这个样子。我曾经发过有限几次火，都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这里便不一一列举了，
且说他们愣了愣，由于有人带头，居然慢慢退了出去。我却并没有立即放他们散去，而是让小苏出去选三个代表，由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很快便产生了三位代表，其中居然也包括老贺。有了代表，问题便容易解决了。
与代表们的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没有听清小苏咕噜了句什么，原先始终站在我身边的他已挪过来三把椅子，三人齐唰唰地做到了我办公桌的对面，人员的增加让他习惯性地增加了勇气。他们的用意是明显的，既是谈判代表，地位自是平等的，所以他们必须坐着。刚坐下来，未及我说话，他们已摆出了一副国共谈判的架势。
此时，我在想，只要能坐下来，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就自有应付的招法，尽管我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想法。
正揣摩着他们的心思，居中而坐的小苏抢先开口说话了，只要肯开口说话，事情就好办，最害怕的是不肯说话，只一味地闹事。说话嘛，人人都有张嘴，总不能不让人说话，只要说了话，意图就会暴露无遗。所以，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着，只听他的声音或许仗着人多已恢复了平静，说话也变得条理起来：
其实，我们的目的很简单，既不想找谁麻烦，也不想让谁难堪，就是要讨一说法，说法也不难给，难的是没人给。我们曾先后找过镇里的副职正职，可他们都是左推右挡，没人肯说一句正经话，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最后只能找到了书记，书记这人你知道，没有好处的事儿，他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派。所以，我们只能越级，而且必须群访，你知道，单访是没有人会认真搭理的。
他倒也说出了一些实情，听得出是经过认真准备的，既属实情，便应耐心地听下去，不少人解决不好****问题，恰恰便是因为少了这份耐心，仿佛只要是上访便一切都是错误的，不想听也不屑去听。其实这确是不应该的，既上访是完全错误的，何苦又要费人费财费力设****办这个机构呢。
正不着南北地想着，也劝着自己，只听他又说道，安排您来负责，我们是信得过的，不过，鉴于以往的教训，我们必须先问一句，您真的能够作得了主吗？
他的话看似简单，却着实不易回答，我先是一愣，旋即便涌上了“我当真能作得了主？”的疑问，嘴里却坚决地说，只要让我管，我就作得了主。
这是解决****问题的首要，该坚决的时候，接访者的态度必须坚决，即使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往往也会造成完全相悖的结果。
细品我当时的这句话，也是经不得推敲的，但我语气坚决，我的嗓音原就适合作出“是”或“不是”回答，所以还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既如此，我们便请教两个问题。不过，您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但必须告诉他们，如果不答复我们的问题，我们会一直访下去。
话里使用“您”字，显然是出于对我本人尊重的考虑，而后面则是对我职务权威性的质疑，二者是矛盾的，所以语气里明显带着颤音，这是竭力在掩饰因矛盾而造成的内心慌乱的必然结果。尽管我内心始终是平静的，终究还是为此受到了一点干扰，由于自尊心受损，我脸色一灰，不客气地说，有什么事尽管说出来吧，看我管得管不得。
其一，我想问，有哪一级纪委的文件的哪一章哪一节哪一条规定镇级领导可以坐公车上下班？问的居然是这事，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而且有的尽是反对这方面问题的意见，但这却是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所以我反复思量了好久都觉不好回答。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还是小苏自己，自他调来思乡镇，也不知年纪轻轻的他从哪里鼓捣了如此多的消息，尽管多是关于生活方面的，但在思乡镇这样落后的镇，在开阔大家眼界的同时，无疑给人的思想增加了压力：因为他是南方某大学毕业的，见识不同于一般，他的话尽管尖酸刻薄令人生厌，大家却还是愿意信他。
时间长了，人们便发现他的话有真有假，有时候真的多假的少，有时候真的少假的多，便送他外号“大忽悠”，他并不在乎，仍在不折不扣地忽悠。说来也怪，有一天听不到他的忽悠，有人便会浑身地不自在。所以他成了货真价实的消息源，如果有什么信息的话，不用问就知是他传播的。
其实，这也是经济落后的一种怪病，唯一的办法便是发展经济，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这种病完全可以不治自消。
闲话少说，且说某一天，镇里开始传言说县里的领导准备把县城的房价炒上去，至于原因自是为了政绩，出于对他说话水分的考虑，人们开始还是半信半疑。
那时候，已悄然兴起的“进城热”早已波及到思乡镇。无论渠道咋样，人们都渴望退休后到城里居住。现在这年月，有谁不在为自己打算，倘若有一天退休，城里无房，便只好回到老家，老家虽有些熟人，却毕竟没有共同语言，见日里憋到家里吃喝拉撒睏，岂不活生生地把人闷死？所以，这些问题还是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好。
先是书记在城里买了房，说起来他的房也算不得买，他老婆在县城上班享受房改政策，花不了几个钱；那些副职们却没有这么好运，必须得掏实价去买，却毕竟也先后买了房；最后，连一些眼界开阔的一般干部也到城里置了房。
连同那些副职们在内，买房光靠积蓄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只好按照开发商的要求去银行贷款，条件倒也优惠，只要贷款，交百分之三十的钱便可入住，自然是见不着房权证的，房权证必须交给银行去作抵押。
贷款是必须要还的，众多的还款方式中恐怕对挣工资的人来说，等额还款是唯一的选择，明白的人都知道，这种还款方式的利息是高昂的，但为了住房，必须心甘情愿地去挨宰。
我曾以自己不信谣传为荣，不遗余力地笑他们傻，可事实证明还是我傻，到我进城的时候，房价已翻了三番，远远超出了利息支付的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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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靠贷款买房人的房是要住而不是去卖的，账可以这样算，钱是无法赚的。如此买了房，经济上必然拮据，尤其是对于握有一定权力的干部来说一定不是好事，我坚持这样认为，因为我经常发觉他们由于经济上的压力而象饿狼一样的眼神。这是我竭力反对干部贷款买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既买了房，便要去住，据说房屋就是靠住的，如果长期不住，房屋难保没有损坏。
很快，走读便成了一股热潮，一种时尚，似乎走读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高贵的身份象征，更可笑的，有的人不买房，也宁肯去租一套住，从而享受县城文明和由此而带来的殊荣，还要安上一个“为了孩子读书”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乡镇与县城的教育确有相当的差别，当然也却不乏为了孩子教育而这样做的，为了孩子，家长往往敢于牺牲一切。所以也说不清，到底是孩子上学影响了买房热，还是买房热带动了孩子上学。
如此而已的现实，一方面到镇政府家属院居住的人越来越少，搬走的便空了房子，新调来的尤其是镇级领导，家属多已想方设法安排进了县城，必不肯搬来，而是选择走读。至今仍住在家属院的都是些象我这样观念顽固不化的人，居住的人少，愈不肯修葺，不仅房屋破落不已，而且一到晚上万一出现什么情况，连人也是无法召集的。幸喜那一阵子，思乡镇风平浪静，并没有意外发生。据人说，这是主要领导者的福分。
另一方面，既要走读，便要坐车，坐车便需要钱，尤其象我们这种离县城较远的镇，钱花了，由于车少，迟到的事便常发生。小苏所说的背景大致如此。
实事求是地说，书记并不是个不想事的书记，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镇里便决定买了一辆面包车于周一、周五运送干部，称为班车。人多，车便挤，挤归挤，还是可以坐下的。
这次换届调来的一位副镇长偏不喜欢挤，又不肯去坐书记的车，因为书记的车是不按点儿发的。据说这位副镇长有过得硬的背景，书记得敬他三分，所以他便顺着杆爬，找秘书派专车。那时候，思乡镇除了书记之外，还没有专车，书记的车是任谁也不敢动的，没有人肯自找麻烦。逼得负责排车的秘书无法，便给他派书记的车。书记没车坐，便冲秘书发火，秘书便把责任推给副镇长。书记拿副镇长没法治，便把秘书撤了。
新秘书汲取了前任的教训，拒不肯再给他派车，他便到外面租车，车费拿去找书记报销，因为他认为这是该他享受的待遇，其时镇里正缺钱，书记又要发火，便决定一般干部不再坐班车。
小苏他们便不服，不服者中有了挑头者便容易成为事件，他的问题便是指这个。因为我不是坐班车的人，所以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着实不易回答。凡事总要实事求是，我认为，所以嘴里顺口便说道，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既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便是福利。既是福利，为什么他们能够享受而我们就不能够？难道当官就有特权？他的态度变得激动起来，言辞也变得锐利与冲动。
我不会任其如此嚣张，虽然我认为无论上访者还是被访者都是自私的，隐隐有一种任他们去讨一个说法的冲动，但终究没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这一点儿实际上是每个为官者都必须牢记的，然而，往往因为牢记了这些而让为官者多了些束缚，我用平静却加重了语气的声音说道，我提醒你注意自己的态度，特别是你作为一名干部的身份，为了一己私利，居然……为了突出效果，我故意没有说下去。
私利？谁没有私利？难道只准当官的有私利？什么是私利？难道多数人的私利便比不了少数人的私利？岂非笑话？他的眼神有些虚，眼光缥缈，直往脚下瞄，话却还是说了出来。
难道你比咱们镇至今还没有脱困的山区群众还苦吗？想想你的行为，再看看你的做法，难道就没有良心发现？我有点儿恼，语气也变得严厉起来。
可这毕竟是现实，人毕竟还是需要生存的嘛。他开始变得有些强词夺理。
我失去了耐心，不想再听下去，便仰躺到椅子上，眯起了眼。
既如此，我们便没什么好谈的了。暂时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站起身，带着另外两名代表离去了，其中的老贺走两步便回头看我，却还是跟着走了。
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些浮躁，但绝不是因为他们，我几次都想喊他们回来，却最终也没有喊出口，只听小苏边走边牢骚，真******怪，人一阔，脸就变，说不出人话。
谈判不欢而散，工作却不能停，我不想让书记他们看笑话，重要的是留下口实，所以事情无论如何都得有个结果，而事情总是必然要有个结果，我不喜欢做没有结果的事情。
或许果如小苏所说，原本并不在乎面子的我在不知不觉中已开始为面子所困。——如果不能从正面解决问题，必要另辟蹊径，最终让他们不再上访，便是我当时最想要的结果：利用自己的影响，尽管这样会极大地磨损自己的影响；通过老贺，尽管这样可能会让老贺陷入困境，而且会背叛自己一惯坚持的朋友之道，但为了这个最终的结果，我已在所不辞，成功地运用了分化瓦解术。
这或许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让众多的附合者逐一放弃自己原本就不想参加的上访，从而孤立小苏，使其独木难挑，经过一番挣扎，自觉无趣，求得一句“不受打击报复”的空口许诺后，自动放弃了上访。
正是这个我最想要的结果却让我终日里惴惴不安，我认为，其中必须要有个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来支持。所以，我认真地研究了小苏所说的两个问题中的另一个，便是镇党委决定收取家属院房租和水电费的事儿。
按说住房交房租用水用电交水电费天经地义，本不应该存在什么分歧，偏偏思乡镇从来没有收过，直到近些年财政吃紧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决定做出后，原也风平浪静，待到收款时，分歧便发生了。镇财政所的同志便再三解释，谁知不解释还好，越解释反而把矛盾激化了，立即就有人提出了领导们坐班车的事儿，大家一致拥护，坚持认为，只要领导们按照公共汽车的价格交车费，他们便交，否则，没门。
财政所长偏不信邪，赶去解释财政的困难。
屁话，财政困难？一年几十万的接待费，是你说的吧？没有钱，哪来吃的？
平日里口风不紧的所长被咽了回来，但凡人都有个自尊心，所长不服，欲再作解释，话立即又被“没钱，书记的轿车越换越高档，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堵了回来。
所长急了，便自作主张把财政的账进行了公布。账上记载的，除了招待费之外，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大事，而且有好多笔众所周知的收入支出账上没有记载。这也是所长欺大家不懂账故意做的假，有人不懂便会请人帮忙，所长造假的行为被识破了，更加犯了众怒。狗，天生的狗。人犯了怒，什么脏话都能骂出口。财政困难？为什么困难？还不是因为昏官吗？没有本事，为什么偏要占着茅坑不拉屎？山区综合开发？三年改变状况？那是人家镇长的功，他们去抢什么？抢臭****吧。滚，滚出思乡镇，还有昏官养的狗。
所长被骂成了狗，满腹委屈，嘴里骂着什么狗屁素质，去找书记。他原是书记的红人，终日里目空一切，哪里受得了如此委屈，边说着已流了泪。
岂料书记正因为他自作主张乱公布账目而攒了一肚子火，边骂着“窝囊废”把他免了。
那时候，思乡镇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书记拥有绝对的权威，提谁免谁，全是一句话的事儿，连文件也不用。
其实，这也怨不得某个人，思乡镇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因为镇长不敢说话，有好几位书记都是这样做的。
说句公道话，到这样的镇做书记着实不易，尤其是现在这位书记，镇里大事小事都要他亲自拍板，原也需要些霸气。书记具备这样的霸气，想着这次自己的霸气居然受到了挑战，心里便窝着火。难道反了他们不成？嘴里骂着，当即便指示由会计新提上来的所长扣工资。
凡镇里的干部都要从财政领工资，扣工资自然是一条捷径。既然书记发了话，所长自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访由此而起，更让财政所长犯难的是，众所周知思乡镇的干部经济上困难，可再困难，居然没人去领扣了钱的工资。
综合小苏所反映的两个问题，原都算不得什么大事，全是缺钱惹得祸。当然这里面也有个是非标准的问题，但由于缺钱，是非标准有时也是难分清的。譬如副职们的车费、机关干部的房租和水电费，即使工资里再加上这块，也还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的三分之二。
既是缺钱，便要发展，但发展毕竟是长远之计，解决不了眼下的矛盾，即使已初见端倪的山区综合开发项目，按照协议，正式交税也是三年之后的事儿。所以，可以说矛盾偏偏发生在思乡镇即将脱困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恰恰是人们的忍受力到达极限的时候，在忍受力达到极限的时候，人们即使内心充满了希望，嘴里也是不肯承认的，因为那毕竟还是三年之后的事，必须考虑眼下的困难该怎么解决。
我便动了去企业借一点儿的念头，将来由企业自该上交的税金中抵顶，我知道这无异于杀鸡取卵，但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
书记自是支持这样的做法，而且由我亲自去借，老板还是肯买账的。
钱是借回来了，而且很快花完了，但我所提出的“维持原状”的上访问题解决办法，尽管我再三催促，还是被书记的“等等再说吧”无限期地拖了下来，直至我调离思乡镇。
期间，却再无上访，部长自也没有找我大干三百杯，或许问题解决得不够理想，或许他原就是一句戏言。领导原是不该有戏言的，有人说，这是一门领导艺术，只要你保持了稳定，领导才不会去招惹那些原不该招惹的麻烦哩，可我总是不信，总盼望着能与部长再见一面，总觉得仿佛要跟他说些什么，却一直未能如愿，即使我到了县文化局，也再没有如当初那样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所以，不听领导话的人是傻蛋，百分之百听领导话的人是更大的傻蛋。
维持原状，或许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却被我那位在我调离之后接替我做代理镇长的副书记同学采纳并顺利地实现了，那些始终抗着不肯领工资的人们终于还是经不住紧缺的金钱的诱惑主动去领取了免掉了房租和水电费之后重新核算的工资，班车自然还得照发，只是少了领导和一般干部的限制，因为原先的那位副镇长因在我调离后普调一级中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副书记职位而闹情绪，许久不上班后，找关系进了城。
闻听这些消息后，我颇感欣慰，到此时，我才发觉自己其实还一直在关注着思乡镇。唯一让我闹心的，便是我曾向老贺和小苏许下的“决不秋后算账”的诺言已是无法保障，尽管我再三向代理镇长交代过，但从他那尽是难色的脸上我能够看出，他也无法做得了书记的主——老贺和小苏同一天被调去了邻镇，邻镇虽比思乡镇强了许多，却必然要遭受我初到思乡镇时所享受的待遇。
后来，作为文化局的副局长，我多次去邻镇，其意便是看望两人。两人深受感动，从他们的脸色上不难看出，两个人确比我会处，过得居然有滋有味，其中小苏还结了婚，他说曾给我发过请柬，我说不可能，他便坚持说或许是你贵人多忘事吧，或许，或许吧。
这是后话，暂不多说，且说我刚到文化局上班，便又传来了思乡镇的消息，原因是山区综合开发的几位私企老板集体来拜访我，闹着要撤资，说是自打我开头向他们借了钱，书记他们便隔三岔五向他们借款，而且态度严厉。
都说私企有钱，是，他们是有一些钱，却都投向了企业，现钱是没有的。所以，他们便不肯借，书记便命人查他们的土地手续。
他们的土地手续是我帮办的，由于受国家土地政策限制，多是租赁手续。书记又命人查他们的租赁费交款情况，由于当时引资心切，经群众同意免除了他们三年的租赁费，于是书记便以征收租赁费的名义，命他们把钱交到镇财政。他们是跟村庄签订的租赁合同，钱是不能交到镇财政的。所以，他们便找到了我。
我又有什么法呢？只能尽力地劝慰他们，缺少了权力支撑的劝慰无疑是最苍白无力的。
待他们极不情愿地离去后，我又想到了部长，便给部长打了电话，电话里部长甚是热情，一口便答应下来，说坚决帮他们。
后来，据说部长果然出了面，但已有两家企业撤资搬走了。
都是我惹得祸呀。乡丁结束了自己的讲述，整个人却仍在被无奈紧紧地笼罩着，他感叹了一声，又说道，或许，我原就是个蹩脚的命。
4
如此便会有分歧，或许也算不得分歧，只是做事的方式不同，他喜欢而且满足于听取汇报，而我则喜欢深入到一线弄清事情的真相，而且我认为乡镇已经是基层，不少事情镇里的领导完全可以也有能力了解到真相，没有必要只满足于听汇报，而且这与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一回事。
那么，之所以除了书记之外还会有人反对，则关键因为减少了环节，必然地要侵害减少了的环节中的既得利益人的利益。所以，分歧便演变成了我们之间矛盾的第一次公开对抗。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个月，直至镇里发生了机关干部集体上访，书记把责任全部归罪到“我的挑唆”上引起了县委的重视才有所改变。——事实总是这样，无论你是不是不屑辩论，只要你不说话，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罪名”。
县委派组织部长亲自前来解决我们镇的上访问题，因为至当时只听说过工人农民上访，机关干部上访在我们县尚属首例。部长是位自乡镇干起的干部，办起事儿来颇有些门道。他没有去接触上访人，而是把我们两个党政一把手叫到了一起。
这是我以镇长的名义参加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也是我第一次面对如此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所以，我很庄重，之前曾认真地整理过自己的仪容。
部长进门便坐到了会议室正中央的国旗下面，说明今天他是最高首长。他黑着脸，半晌不说话，只是把目光不停地从书记转到我，又从我转到书记。
为了缓解这种冷得让人发抖的寂静，书记不停地给部长敬烟，看得出来，他们之间很熟识，但都被部长以严厉的手势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烟空自拿在手上，抽也不是，不抽也不是，一脸地尴尬。
部长仍是不说话，恍若过了许久，他缓缓地拉开随手携带的那只精致的真皮公文包，缓缓地摸出一包香烟来，认真地揭开封皮，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根，而后随意地把烟盒放到桌上，手中的烟却是先放到鼻上用力去闻而不忙着去点，待书记掏出打火机，却未及他给点上，部长已自顾自地打火点燃了，满满地吸了一口，而后烟自口鼻喷涌而出，一时间便把自己笼罩到了烟雾里，更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却还是不说话。
不说话的本身就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无疑加重了他故意要施予的压力。
事实上，直到我的手心出了汗，对了，顺便交代一下，手心出汗是我高度紧张的表现，只要紧张，手心便会止不住地出汗，他才习惯地环视了一下只有我们三人的会议室，仿佛刚醒过来似地开口道，都到齐了，现在开始。说着，他把烟蒂扔进了面前桌上的烟缸内，见仍燃着，便又捡起来，用力地摁灭，仅这么一个动作，我便感觉到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
果然，他又开始说话，声音浑厚却不乏较真儿，而且直奔主题，说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就为咱们镇机关干部上访的问题。这可是个大局，什么是大局，稳定就是大局，离了这个大局，什么也无从谈起。说着，他用目光逐一盯了我和书记一遍，象是在征询我们对他谈话的意见。
其时，我只知有三分之二的机关干部在上访，却并不知其中的缘由，所以虽有同感，却是无法表态，而书记显是刚才受了冷落，心里正烦，低着头，不肯说话。
见无回应，部长接着说道，我今天可是捧着尚方宝剑来的，这样吧，我只问一句，咱们这届班子到底还能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话意明确，意即生杀全凭他临机处置。
虽如此，既不知原因，我也只能沉默以对。
此时，书记抬起了头，态度坚决地说，能，我们向组织保证，一定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我注意到，他说的是我们，而不是我，显然也包括了我。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部长不相信似地把目光转向了我，他看我的目光始终是友善的，这是我做镇长以来的第一次，让我甚是感动，未及思考，便坚决地点了点头。
几天呢？见我们两人都表了态，他的语气友好了些，轻声地追问。
我正思考着，书记已先开口说话了，至少得一个月吧？因为，因为我明天便要出发，到上海开一个招商会，跟县长一起，恐怕得十多天的时间。
提及招商引资，他又变得眉飞色舞起来，因为县委刚到思乡镇开了现场会，重点对思乡镇的山区综合开发项目进行了观摩，并给予了充分地肯定。
由于综合开发项目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工业做支撑，而思乡镇既无资金上的优势又无技术上的优势，所以只能靠招商引资。
尽管其时县委已开始号召招商引资，他却始终认为那是一种卖国行为，并无多大热情，完全是一副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架势便是出了任何问题本人概不负责。一旦项目得到了县委尤其是书记县长的一致肯定，他又把功劳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毕竟他是思乡镇的一把手，功劳自都是他的。
我不得不佩服他态度转换的速度，自那以后，他便把招商引资牢牢地抓到了手中，三天一个招商会，五天一个洽谈会，花了钱，不仅没有招进一个项目，而且据说还受到了正全力抓招商的县委的一致肯定。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次机关干部上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招商引资——花了钱，不见外资，机关干部的工资不长，领导干部专车的档次却在蹭蹭地往上升，美其名曰工作需要，岂不成了搞腐败的挡箭牌？“淘金者”态度激烈，却失之偏颇，其时招商引资确十分不易。
再说部长沉思了一会儿才说，一个月？不行，绝对不行，不过，招商引资也很重要。我曾听说，部长跟县长是同县老乡，自然不会反对县长的决定。于是，象下了最大的决心似地，他继续说，我看还是这样吧，书记抓招商引资，镇长抓稳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书记两手对搓着，似乎还要再说什么，但被部长用眼色制止了。书记自是要反对，他总是对我不放心，唯恐我捅了他的漏子。
我相信，他应该知道，上访主要针对他，正如他向县委所汇报的那样，部长必定认为果真是我煽动起来的，这应该是他来之前而绝不是现在才做出的决定。——谁点的火，就叫谁去灭，是一招妙棋。
那一刻，我的大脑特别灵光，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但这毕竟是我做镇长之后接手的第一项任务，而且是由上级组织部长亲自委派的，组织部长可是吃罪不起的人物，尽管我意识到其中可能有诈，但还是勉强点了头。
见我点了头，部长难得一见地笑了笑，却加重了语气说道，不过，一个月可不行，我只给三天时间，记住了，只三天，至少不能再到县委县府去。说完便欲离去，书记便挽留他吃饭再走，而我却只陪着笑，愣是不说话，因为我上厕所时听到了他秘书与司机的小声议论，说是临镇的书记刚从欧洲回来，中午邀部长前去，让书记作陪。
书记不明就里，死拽硬拉非要强留，部长嘴里说着“忙”，脸上已是不好看了。
我便劝道，吃饭，还是下次吧。
或许因我帮他解了围，部长脸上愧疚稍现便已隐了去，哈哈大笑，说还是镇长明事理，待招商引资和稳定双丰收时，我一定前来，大干三百杯。话里难免夸张，人已是登车而去。
我和书记对视了一下，竟莫名其妙地觉得他有些可怜，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毕竟是他为我创造了一片发挥作用的空间，便善意地冲他笑了笑。
未及回转，他的电话便响了，我自是知道原委，却见他接过电话之后，一脸的神秘，随即又神气起来，道了一声“忙啊”，便登车绝尘而去。
我突然感到好笑，笑他人，也笑自己，便放纵地哈哈大笑起来。
既已应承下来，便要努力做好。这是我一贯的处事原则。我原以为，凭着我和“淘金者”之间的交情，没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事情，尽管我还不知道是谁为何上访，而这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这样我更能保持客观的态度。
先从组织者入手，犹如战争中的“擒贼先擒王”。我很快便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大思路，不仅暗暗自得。先有一个大的框架和具体实施的计划，是我做事的习惯。
或许由于太过顺利的原因，那时候，对于解决农村问题，我不仅不象书记他们那样悲观，反常常为自己解决农村问题的能力而感到自负。
我认为，农村原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大事，因为农村人是善良的淳朴的，只要真心待他们，遇事肯同他们商量，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多尊重他们的愿望，尽管他们的认识水平很低不容易达成一致。
这主要是我们工作的问题，习惯于命令而不屑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其实，只要思想通了，常常会事半功倍，因为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你，心都肯掏给你。这是我当时对于农村工作的一点儿基本看法和做法。
这次却不同了，原因是：按照部长的要求，书记必须把上访情况向我做全面交待，他却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我负责解决上访问题的消息给捅了出去，因为他原就希望我那位做副书记的同学去管，并不希望我插手，我认为，除了我刚才提过的原因，便是他不能让我太过突兀，似乎我的突兀对他是一种威胁。
如此，我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我根本无法了解到真实的信息，他们明显在躲着我，偶尔碰上了，出于交情实在不能不说话，也尽是些吃了喝了哼哼哈哈之类的事儿，从不肯多说点儿什么。
但我坚信，这只能是一时的误解，截然不同于我那位做副书记的同学——他见机最快，我当选镇长后，他是第一个向我表示祝贺的人，尽管我们是在厕所里似乎是偶尔碰上的，但我敢肯定他必定是故意跟来的，因为他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打开了水龙头把水弄得哗哗地直响，他只轻轻地跟我碰了一下，话也只有一句两个字的“祝贺”，他表现得如同做地下工作一样，人也很紧张，或许因为当时刚出了结果，情形还不是很明朗，他在公开场合的面是冷的，似乎我们之间毫无干系，话自也是不肯说的。
及至县委按人代会选举的结果宣布了我的任命，或迫于形势，也可能出于嫉妒，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便形同陌路了，他因此得到了书记的信任，俨俨便在做着镇长的工作，可以说他是实际上的镇长。
迫于无奈，我决定利用晚饭后的时间去找老贺。老贺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对发展山区经济颇有一套，却偏喜说怪话，揭领导短。他们毕业的那个年代，正是人才极度匮乏的时候，他的同学都已纷纷做了领导，唯独他还在原地踏步走。
想到这些，他便心理极端不平衡。因为在他看来，他正是按照自小便接受的“实事求是”的教育去做的，他甚至可以称得上这方面的模范。他想不通，长期养成的习惯又改不了，更何况此时的他早已声名在外，想改也是不可能的了，于是破罐破摔，更加怪话连篇。倘若老贺有一天不说话或者请假一天，人们立马便会觉得咄咄怪事，仿佛缺少了什么似地。
不过，老贺却也为一般干部挣得了不少利益，譬如有一次机关分苹果，由于分管机关的副镇长得了好处，供货商便只给领导们准备了几箱大的，一般干部则只能吃小的了。帮忙卸车的老贺意外地发现了这个秘密，说是意外，其实不少人早就发现了，却都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说，有人便做了个套，故意让老贺“意外”发现。老贺立即大叫起来，迅速地把消息扩散开来，搞得副镇长无地自容，只好要求供货商全换成了大的，暗中自然也要把吃到嘴里的一千元好处费如数退还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既如此，自有不少人暗中支持，老贺更加肆无忌惮了，吃亏的却只有老贺自己。到了书记这一任，倡导自由组合，有人怀疑主要是针对老贺的，因为老贺总是让领导心里犯堵，嘴上又不好说，撵又撵不走，治又治不了，自是让人上火发急。事实是，对于老贺这方面的“特长”，不少人暗中鼓励归鼓励，自由组合却没人肯要，老贺便带着工资失业了。
人其实是世界上最低贱的动物，因为其思想，短时间的无所事事或许还能够逍遥自在，时间一长，问题便来了——有人发现，老贺变得沉默寡言了，终日里只绕着镇政府转，头发白了一片，却也无法：各部门都是自由组合的，没人肯要，除了怨自己不争气，还能怪谁？
恰于此时，我向书记讨了管区主任的差使，便组合了老贺。这当然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老贺感激万分，书记也因为正担心老贺闹事无法处置而打心眼里喜欢。
与老贺一起共事，我才发觉，老贺其实是蛮有思想的，心肠也软，只是说话嘴不应心，略显直露了些。所以我特看重他，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终究远胜于今，他后来果然为山区开发项目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我们成了挚友，尽管他对我说话同样不客气，但作为一名老同志，他打心眼里还是蛮尊重我的，而尊重往往是相互的。
所以，我决定去找老贺，原是有十分把握的。谁知，敲了半晌门，门才开了，见是我又咣地一声关上了。我不明就里，边用力地敲着门，边高喊着老贺。这时候，屋里的灯也灭了，我便疑心他喝了酒，因为他开门时便满面酒气。可只过了一会儿，屋里的灯却又突然亮了，随即又灭了。如此反复了几次，蓦然传来了他婆娘“没良心”的骂声。
老贺在外面人五人六地象条汉子，在家里却是十足的妻管严，这骂声显然是针对他的。山乡的冬夜是寒冷的，冻得我直发抖。原来两口子在吵架！我咕噜着，本欲再次敲门问个究竟，想想两口子的事还是少管为妙，古语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
5
正要离开，院内却响起了老贺一惯地踢踏踢踏地脚步声。临到院门时，他的脚步明显放轻了，但没有开门，而是透过门缝向外张望着，声音也仿佛怕人听见似地压得极低，镇长，你走了吗？
我故意吆喝着，没走，快开门。
他迟疑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镇长，门，我是不能开的，您的来意，我清楚。我正感觉要解释点儿什么，他又接着说，什么也别问了，镇长，我是坚决支持上访的，有什么事儿，你最好明天去问小苏，不过，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镇长，我要睡觉了，对不起啊，害你受冻了啊。临末，他又加了一句，他显然是穿着单衣出来的，我甚至能够听得到他牙齿的不断抖动。说完，他便踢踏踢踏地回屋去了，途中传来一声夸张的喷嚏。
我细细地琢磨着老贺的话，分明已明确地告诉了我，上访的组织者就是小苏。
小苏是跟我调来思乡镇的同一年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据说父亲是县城一家私营企业老板，县城里有房子，住单身，虽然说有些才气，但何以会有如此的号召力，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及至见到他，更让我吃惊不已：只见他不修边幅，胡子不刮，头发未理，与其说是一个朝气蓬勃有文化的年轻人，倒不如说是一个老气横秋的小老头。
此时已近上午十点，他却刚从县城赶回来，据说自从他竞争答辩某站所负责人失利之后，便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仅上班经常迟到，而且对镇里的工作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似乎没有一处能够合他的意。
关于那次答辩，发生在我做管区主任的晚期，曾有人撺掇我去参加，我知道，那是一个握有实权的部门，但同样也是个业务性较强的部门，我是绝对不能胜任的，我从来不去做没有把握的事儿。因此，凡是认识我的人都认为只要我答应了的事儿，可能就是能，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其实不然，前面已提及的后来所发生的事也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儿，只不过我说的少一点，便显得有些高深莫测的样子，水平高低，具有自知之明的人自己还是应该清楚的。
事实上，小苏确是最合适的人选，却被另一位据说是书记不论远近的亲戚占了先。
书记的这位亲戚据说最会走上层路线，群众威信当然不如小苏高。后来又听说，这位亲戚的占先并不是书记亲自出的面，而是由我那位做副书记的同学具体负责操作的。这就象在哄弄傻瓜，傻瓜也知道其中的关窍。
未及我说话，小苏已自问自答地讲起来，态度诚恳，不加任何修饰：是为了上访的事吧？对，我是组织者，而且我发过誓，不达目标不理胡子。
原来他不理胡子居然是效仿一些前辈为了表示决心的，完全的孩子做派，我感到好笑，却仍板着脸，我不能给他好态度，便两眼紧紧地盯着他，我相信自己的目光具有穿透力、震慑力，不少人也这样说，他毕竟不是一般的群众，而是一名干部，此时的我必须给他以足够的压力，我相信自己已收到了这样的效果。
果然，尽管他仍在慷慨激昂地说着，目光里却多了些怯，为了更多地了解其中的原因，我故意不插话，任其竹筒倒豆子说个够：是老贺告诉你的吧？我知道，你们的交情。为了交情，他居然违犯我们关于保密的约定。这老小子！
责备显然并不严厉，或许他顾不上责备，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思路被打断，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思路被打断，不仅需要费脑力，感染力往往也会突然不够了。他仍在说着，我们原打算叫上你的，可你既然做了镇长，虽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但我们还是不想给你惹麻烦，上访毕竟不是光面的事儿，尤其是领导干部，更不能这样做。
后来，我了解到，他说的确是实情，并不单纯有我当时认为的他在讨好我的想法。由我去负责解决他们的上访问题，他们跟我一样，也是事先没有想到的。最让我不能接受的，还是自从他们得知我负责这事后，迅速地便把我从联合对象推到了对立面，而且迅速地订立了攻守同盟，不仅严密地封锁消息，居然还派人跟踪我。这是严重的信任问题！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做派显然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坏印象，他们仍对我一如既往地尊重。
他原想继续说下去，我不满于他的做派，突然打断了他，用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冷得厉害的声音说道，你是有私心的。
他愣了愣，有些难堪。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效果，突然间地打断对方的节奏就象骨头里突然间嵌入了钢钉，往往容易受到这样的效果。
对，我是有私心的，难道他们就没有？他所说的他们指的自然是书记他们，话语开始变得急躁，正中下怀！
他们？先不说他们，先说你自己，年纪轻轻三十不到，头发不理，胡子不刮，还象个机关干部吗？此其一；上班迟到，终日里东游西逛，正事不干，是不是自以为了不起是英雄？此其二；即使我不是你的领导，是一般同志，一个老大哥，便可以派人跟踪？此其三；有了问题，不向组织反映，煽动组织上访，你还有没有点儿组织观念？此其四。……我一、二、三、四地扳着指头讲着，不觉有些激动，激动便容易急躁，但理直便气壮，他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正欲再敲打他一下，让他去做工作，这可是解决****问题屡试不爽的招法。
他却突然昂起了头，再次倔强起来，因为他的支持者此时涌进了****办，把个****办塞得满满的。说起来悲哀，当时，我连办公室也没有，所以只好把他请进了****办，他的支持者自是很容易便找了上来，声援。
****最难解决的便是群访，七嘴八舌，众口难调，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而且群情激昂目标全部对准焦点极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让处理****者大为头疼。
凭着多年农村工作的经验，那一刻，我的头脑突然异常清醒起来，首要的便是要平息情绪，这需要****处理者冷静果断，一招制敌，否则便成了夹生饭，橡皮糖一样嚼不烂扯不断，沾上了你，总让你无法脱身，除非动用****手段，而动用****手段往往只能图一时痛快，容易激化矛盾，不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即使勉强达成妥协，必然也会留下后遗症。
我冷静地观察着乱哄哄的场面，这毕竟是一群素质较高的机关干部，所以我只用目光盯着他们，任他们去说，并不接任何人的腔。这个时候当真是不能接腔的，一旦接腔，最容易演成争论而把局面搅浑，把事情弄大，正顺了群访者的意。
待他们意识到冷清而自动停下来时，我的思考也成熟了。我蓦地大吼了一声，滚出去！
我原是个性格柔弱的人，性格柔弱的人也有发火的时候，这才叫做真正的男人。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我的挚友，从未见我发过如此大的火，事后他们曾玩笑地说，老实人发火其实蛮可爱的，他们最期望的便是我发火，因为他们认为发火是最阳刚气的表现，而我最缺的恰恰是这个。假如我能够发火，至少结局绝不会象现在这个样子。我曾经发过有限几次火，都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这里便不一一列举了，
且说他们愣了愣，由于有人带头，居然慢慢退了出去。我却并没有立即放他们散去，而是让小苏出去选三个代表，由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很快便产生了三位代表，其中居然也包括老贺。有了代表，问题便容易解决了。
与代表们的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没有听清小苏咕噜了句什么，原先始终站在我身边的他已挪过来三把椅子，三人齐唰唰地做到了我办公桌的对面，人员的增加让他习惯性地增加了勇气。他们的用意是明显的，既是谈判代表，地位自是平等的，所以他们必须坐着。刚坐下来，未及我说话，他们已摆出了一副国共谈判的架势。
此时，我在想，只要能坐下来，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就自有应付的招法，尽管我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想法。
正揣摩着他们的心思，居中而坐的小苏抢先开口说话了，只要肯开口说话，事情就好办，最害怕的是不肯说话，只一味地闹事。说话嘛，人人都有张嘴，总不能不让人说话，只要说了话，意图就会暴露无遗。所以，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着，只听他的声音或许仗着人多已恢复了平静，说话也变得条理起来：
其实，我们的目的很简单，既不想找谁麻烦，也不想让谁难堪，就是要讨一说法，说法也不难给，难的是没人给。我们曾先后找过镇里的副职正职，可他们都是左推右挡，没人肯说一句正经话，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最后只能找到了书记，书记这人你知道，没有好处的事儿，他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派。所以，我们只能越级，而且必须群访，你知道，单访是没有人会认真搭理的。
他倒也说出了一些实情，听得出是经过认真准备的，既属实情，便应耐心地听下去，不少人解决不好****问题，恰恰便是因为少了这份耐心，仿佛只要是上访便一切都是错误的，不想听也不屑去听。其实这确是不应该的，既上访是完全错误的，何苦又要费人费财费力设****办这个机构呢。
正不着南北地想着，也劝着自己，只听他又说道，安排您来负责，我们是信得过的，不过，鉴于以往的教训，我们必须先问一句，您真的能够作得了主吗？
他的话看似简单，却着实不易回答，我先是一愣，旋即便涌上了“我当真能作得了主？”的疑问，嘴里却坚决地说，只要让我管，我就作得了主。
这是解决****问题的首要，该坚决的时候，接访者的态度必须坚决，即使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往往也会造成完全相悖的结果。
细品我当时的这句话，也是经不得推敲的，但我语气坚决，我的嗓音原就适合作出“是”或“不是”回答，所以还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既如此，我们便请教两个问题。不过，您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但必须告诉他们，如果不答复我们的问题，我们会一直访下去。
话里使用“您”字，显然是出于对我本人尊重的考虑，而后面则是对我职务权威性的质疑，二者是矛盾的，所以语气里明显带着颤音，这是竭力在掩饰因矛盾而造成的内心慌乱的必然结果。尽管我内心始终是平静的，终究还是为此受到了一点干扰，由于自尊心受损，我脸色一灰，不客气地说，有什么事尽管说出来吧，看我管得管不得。
其一，我想问，有哪一级纪委的文件的哪一章哪一节哪一条规定镇级领导可以坐公车上下班？问的居然是这事，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而且有的尽是反对这方面问题的意见，但这却是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所以我反复思量了好久都觉不好回答。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还是小苏自己，自他调来思乡镇，也不知年纪轻轻的他从哪里鼓捣了如此多的消息，尽管多是关于生活方面的，但在思乡镇这样落后的镇，在开阔大家眼界的同时，无疑给人的思想增加了压力：因为他是南方某大学毕业的，见识不同于一般，他的话尽管尖酸刻薄令人生厌，大家却还是愿意信他。
时间长了，人们便发现他的话有真有假，有时候真的多假的少，有时候真的少假的多，便送他外号“大忽悠”，他并不在乎，仍在不折不扣地忽悠。说来也怪，有一天听不到他的忽悠，有人便会浑身地不自在。所以他成了货真价实的消息源，如果有什么信息的话，不用问就知是他传播的。
其实，这也是经济落后的一种怪病，唯一的办法便是发展经济，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这种病完全可以不治自消。
闲话少说，且说某一天，镇里开始传言说县里的领导准备把县城的房价炒上去，至于原因自是为了政绩，出于对他说话水分的考虑，人们开始还是半信半疑。
那时候，已悄然兴起的“进城热”早已波及到思乡镇。无论渠道咋样，人们都渴望退休后到城里居住。现在这年月，有谁不在为自己打算，倘若有一天退休，城里无房，便只好回到老家，老家虽有些熟人，却毕竟没有共同语言，见日里憋到家里吃喝拉撒睏，岂不活生生地把人闷死？所以，这些问题还是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好。
先是书记在城里买了房，说起来他的房也算不得买，他老婆在县城上班享受房改政策，花不了几个钱；那些副职们却没有这么好运，必须得掏实价去买，却毕竟也先后买了房；最后，连一些眼界开阔的一般干部也到城里置了房。
连同那些副职们在内，买房光靠积蓄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只好按照开发商的要求去银行贷款，条件倒也优惠，只要贷款，交百分之三十的钱便可入住，自然是见不着房权证的，房权证必须交给银行去作抵押。
贷款是必须要还的，众多的还款方式中恐怕对挣工资的人来说，等额还款是唯一的选择，明白的人都知道，这种还款方式的利息是高昂的，但为了住房，必须心甘情愿地去挨宰。
我曾以自己不信谣传为荣，不遗余力地笑他们傻，可事实证明还是我傻，到我进城的时候，房价已翻了三番，远远超出了利息支付的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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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靠贷款买房人的房是要住而不是去卖的，账可以这样算，钱是无法赚的。如此买了房，经济上必然拮据，尤其是对于握有一定权力的干部来说一定不是好事，我坚持这样认为，因为我经常发觉他们由于经济上的压力而象饿狼一样的眼神。这是我竭力反对干部贷款买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既买了房，便要去住，据说房屋就是靠住的，如果长期不住，房屋难保没有损坏。
很快，走读便成了一股热潮，一种时尚，似乎走读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高贵的身份象征，更可笑的，有的人不买房，也宁肯去租一套住，从而享受县城文明和由此而带来的殊荣，还要安上一个“为了孩子读书”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乡镇与县城的教育确有相当的差别，当然也却不乏为了孩子教育而这样做的，为了孩子，家长往往敢于牺牲一切。所以也说不清，到底是孩子上学影响了买房热，还是买房热带动了孩子上学。
如此而已的现实，一方面到镇政府家属院居住的人越来越少，搬走的便空了房子，新调来的尤其是镇级领导，家属多已想方设法安排进了县城，必不肯搬来，而是选择走读。至今仍住在家属院的都是些象我这样观念顽固不化的人，居住的人少，愈不肯修葺，不仅房屋破落不已，而且一到晚上万一出现什么情况，连人也是无法召集的。幸喜那一阵子，思乡镇风平浪静，并没有意外发生。据人说，这是主要领导者的福分。
另一方面，既要走读，便要坐车，坐车便需要钱，尤其象我们这种离县城较远的镇，钱花了，由于车少，迟到的事便常发生。小苏所说的背景大致如此。
实事求是地说，书记并不是个不想事的书记，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镇里便决定买了一辆面包车于周一、周五运送干部，称为班车。人多，车便挤，挤归挤，还是可以坐下的。
这次换届调来的一位副镇长偏不喜欢挤，又不肯去坐书记的车，因为书记的车是不按点儿发的。据说这位副镇长有过得硬的背景，书记得敬他三分，所以他便顺着杆爬，找秘书派专车。那时候，思乡镇除了书记之外，还没有专车，书记的车是任谁也不敢动的，没有人肯自找麻烦。逼得负责排车的秘书无法，便给他派书记的车。书记没车坐，便冲秘书发火，秘书便把责任推给副镇长。书记拿副镇长没法治，便把秘书撤了。
新秘书汲取了前任的教训，拒不肯再给他派车，他便到外面租车，车费拿去找书记报销，因为他认为这是该他享受的待遇，其时镇里正缺钱，书记又要发火，便决定一般干部不再坐班车。
小苏他们便不服，不服者中有了挑头者便容易成为事件，他的问题便是指这个。因为我不是坐班车的人，所以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着实不易回答。凡事总要实事求是，我认为，所以嘴里顺口便说道，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既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便是福利。既是福利，为什么他们能够享受而我们就不能够？难道当官就有特权？他的态度变得激动起来，言辞也变得锐利与冲动。
我不会任其如此嚣张，虽然我认为无论上访者还是被访者都是自私的，隐隐有一种任他们去讨一个说法的冲动，但终究没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这一点儿实际上是每个为官者都必须牢记的，然而，往往因为牢记了这些而让为官者多了些束缚，我用平静却加重了语气的声音说道，我提醒你注意自己的态度，特别是你作为一名干部的身份，为了一己私利，居然……为了突出效果，我故意没有说下去。
私利？谁没有私利？难道只准当官的有私利？什么是私利？难道多数人的私利便比不了少数人的私利？岂非笑话？他的眼神有些虚，眼光缥缈，直往脚下瞄，话却还是说了出来。
难道你比咱们镇至今还没有脱困的山区群众还苦吗？想想你的行为，再看看你的做法，难道就没有良心发现？我有点儿恼，语气也变得严厉起来。
可这毕竟是现实，人毕竟还是需要生存的嘛。他开始变得有些强词夺理。
我失去了耐心，不想再听下去，便仰躺到椅子上，眯起了眼。
既如此，我们便没什么好谈的了。暂时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站起身，带着另外两名代表离去了，其中的老贺走两步便回头看我，却还是跟着走了。
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些浮躁，但绝不是因为他们，我几次都想喊他们回来，却最终也没有喊出口，只听小苏边走边牢骚，真******怪，人一阔，脸就变，说不出人话。
谈判不欢而散，工作却不能停，我不想让书记他们看笑话，重要的是留下口实，所以事情无论如何都得有个结果，而事情总是必然要有个结果，我不喜欢做没有结果的事情。
或许果如小苏所说，原本并不在乎面子的我在不知不觉中已开始为面子所困。——如果不能从正面解决问题，必要另辟蹊径，最终让他们不再上访，便是我当时最想要的结果：利用自己的影响，尽管这样会极大地磨损自己的影响；通过老贺，尽管这样可能会让老贺陷入困境，而且会背叛自己一惯坚持的朋友之道，但为了这个最终的结果，我已在所不辞，成功地运用了分化瓦解术。
这或许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让众多的附合者逐一放弃自己原本就不想参加的上访，从而孤立小苏，使其独木难挑，经过一番挣扎，自觉无趣，求得一句“不受打击报复”的空口许诺后，自动放弃了上访。
正是这个我最想要的结果却让我终日里惴惴不安，我认为，其中必须要有个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来支持。所以，我认真地研究了小苏所说的两个问题中的另一个，便是镇党委决定收取家属院房租和水电费的事儿。
按说住房交房租用水用电交水电费天经地义，本不应该存在什么分歧，偏偏思乡镇从来没有收过，直到近些年财政吃紧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决定做出后，原也风平浪静，待到收款时，分歧便发生了。镇财政所的同志便再三解释，谁知不解释还好，越解释反而把矛盾激化了，立即就有人提出了领导们坐班车的事儿，大家一致拥护，坚持认为，只要领导们按照公共汽车的价格交车费，他们便交，否则，没门。
财政所长偏不信邪，赶去解释财政的困难。
屁话，财政困难？一年几十万的接待费，是你说的吧？没有钱，哪来吃的？
平日里口风不紧的所长被咽了回来，但凡人都有个自尊心，所长不服，欲再作解释，话立即又被“没钱，书记的轿车越换越高档，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堵了回来。
所长急了，便自作主张把财政的账进行了公布。账上记载的，除了招待费之外，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大事，而且有好多笔众所周知的收入支出账上没有记载。这也是所长欺大家不懂账故意做的假，有人不懂便会请人帮忙，所长造假的行为被识破了，更加犯了众怒。狗，天生的狗。人犯了怒，什么脏话都能骂出口。财政困难？为什么困难？还不是因为昏官吗？没有本事，为什么偏要占着茅坑不拉屎？山区综合开发？三年改变状况？那是人家镇长的功，他们去抢什么？抢臭****吧。滚，滚出思乡镇，还有昏官养的狗。
所长被骂成了狗，满腹委屈，嘴里骂着什么狗屁素质，去找书记。他原是书记的红人，终日里目空一切，哪里受得了如此委屈，边说着已流了泪。
岂料书记正因为他自作主张乱公布账目而攒了一肚子火，边骂着“窝囊废”把他免了。
那时候，思乡镇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书记拥有绝对的权威，提谁免谁，全是一句话的事儿，连文件也不用。
其实，这也怨不得某个人，思乡镇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因为镇长不敢说话，有好几位书记都是这样做的。
说句公道话，到这样的镇做书记着实不易，尤其是现在这位书记，镇里大事小事都要他亲自拍板，原也需要些霸气。书记具备这样的霸气，想着这次自己的霸气居然受到了挑战，心里便窝着火。难道反了他们不成？嘴里骂着，当即便指示由会计新提上来的所长扣工资。
凡镇里的干部都要从财政领工资，扣工资自然是一条捷径。既然书记发了话，所长自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访由此而起，更让财政所长犯难的是，众所周知思乡镇的干部经济上困难，可再困难，居然没人去领扣了钱的工资。
综合小苏所反映的两个问题，原都算不得什么大事，全是缺钱惹得祸。当然这里面也有个是非标准的问题，但由于缺钱，是非标准有时也是难分清的。譬如副职们的车费、机关干部的房租和水电费，即使工资里再加上这块，也还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的三分之二。
既是缺钱，便要发展，但发展毕竟是长远之计，解决不了眼下的矛盾，即使已初见端倪的山区综合开发项目，按照协议，正式交税也是三年之后的事儿。所以，可以说矛盾偏偏发生在思乡镇即将脱困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恰恰是人们的忍受力到达极限的时候，在忍受力达到极限的时候，人们即使内心充满了希望，嘴里也是不肯承认的，因为那毕竟还是三年之后的事，必须考虑眼下的困难该怎么解决。
我便动了去企业借一点儿的念头，将来由企业自该上交的税金中抵顶，我知道这无异于杀鸡取卵，但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
书记自是支持这样的做法，而且由我亲自去借，老板还是肯买账的。
钱是借回来了，而且很快花完了，但我所提出的“维持原状”的上访问题解决办法，尽管我再三催促，还是被书记的“等等再说吧”无限期地拖了下来，直至我调离思乡镇。
期间，却再无上访，部长自也没有找我大干三百杯，或许问题解决得不够理想，或许他原就是一句戏言。领导原是不该有戏言的，有人说，这是一门领导艺术，只要你保持了稳定，领导才不会去招惹那些原不该招惹的麻烦哩，可我总是不信，总盼望着能与部长再见一面，总觉得仿佛要跟他说些什么，却一直未能如愿，即使我到了县文化局，也再没有如当初那样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所以，不听领导话的人是傻蛋，百分之百听领导话的人是更大的傻蛋。
维持原状，或许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却被我那位在我调离之后接替我做代理镇长的副书记同学采纳并顺利地实现了，那些始终抗着不肯领工资的人们终于还是经不住紧缺的金钱的诱惑主动去领取了免掉了房租和水电费之后重新核算的工资，班车自然还得照发，只是少了领导和一般干部的限制，因为原先的那位副镇长因在我调离后普调一级中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副书记职位而闹情绪，许久不上班后，找关系进了城。
闻听这些消息后，我颇感欣慰，到此时，我才发觉自己其实还一直在关注着思乡镇。唯一让我闹心的，便是我曾向老贺和小苏许下的“决不秋后算账”的诺言已是无法保障，尽管我再三向代理镇长交代过，但从他那尽是难色的脸上我能够看出，他也无法做得了书记的主——老贺和小苏同一天被调去了邻镇，邻镇虽比思乡镇强了许多，却必然要遭受我初到思乡镇时所享受的待遇。
后来，作为文化局的副局长，我多次去邻镇，其意便是看望两人。两人深受感动，从他们的脸色上不难看出，两个人确比我会处，过得居然有滋有味，其中小苏还结了婚，他说曾给我发过请柬，我说不可能，他便坚持说或许是你贵人多忘事吧，或许，或许吧。
这是后话，暂不多说，且说我刚到文化局上班，便又传来了思乡镇的消息，原因是山区综合开发的几位私企老板集体来拜访我，闹着要撤资，说是自打我开头向他们借了钱，书记他们便隔三岔五向他们借款，而且态度严厉。
都说私企有钱，是，他们是有一些钱，却都投向了企业，现钱是没有的。所以，他们便不肯借，书记便命人查他们的土地手续。
他们的土地手续是我帮办的，由于受国家土地政策限制，多是租赁手续。书记又命人查他们的租赁费交款情况，由于当时引资心切，经群众同意免除了他们三年的租赁费，于是书记便以征收租赁费的名义，命他们把钱交到镇财政。他们是跟村庄签订的租赁合同，钱是不能交到镇财政的。所以，他们便找到了我。
我又有什么法呢？只能尽力地劝慰他们，缺少了权力支撑的劝慰无疑是最苍白无力的。
待他们极不情愿地离去后，我又想到了部长，便给部长打了电话，电话里部长甚是热情，一口便答应下来，说坚决帮他们。
后来，据说部长果然出了面，但已有两家企业撤资搬走了。
都是我惹得祸呀。乡丁结束了自己的讲述，整个人却仍在被无奈紧紧地笼罩着，他感叹了一声，又说道，或许，我原就是个蹩脚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