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下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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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浦完成报告的撰写，但最终没有等到全国保税区会议的召开，他就被紧急召回了研究室。
实际上他自己也不知道室里具体是什么情况。电话里史处长没有说，只着急地要求他抓紧时间过来，他不好意思再问。
这天早上，他风尘勃勃从保税区赶到单位。李尚见他进来，也大吃一惊，连忙倒了一杯凉开水给他。
王建浦示意李尚去隔壁会议室。
喝一口水缓和一下，王建浦简单说了事情的经过。他问：“这么着急通知我回来，处里发生事情了？”
李尚想了想，摇摇头，
“那，是室里发生了大事？”
李尚想了想，还是摇摇头。
“哎，本来也是，真要是室里发生事情，也轮不到我门小人物讲话，不会紧急到通知我回来的。”王建浦喝一口水，自言自语，“那，……，又会是什么事情呢？”
李尚想了想，说：“不过，我已经知道，有几个处里的负责人，还有工作人员请辞的。会不会和这有关？”
“请辞？”王建浦觉得有些惊讶，说：“你是说单位里有人停薪留职？”
李尚点点头，说：“听说，还有人是直接裸辞，所有一切完全都不要了的。”
王建浦望向窗外，不响了。外面机关大院内，满目葱绿，生机勃勃。
实际上，因为时代造就的下海潮，现在机关干部停薪留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现象。
90年代初，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进入白热化，要不要继续搞市场经济争论不休。
今年1月，一趟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尽管这是一趟“私人之行”，但随后伴随老人家南巡的一系列南方谈话，如一声春雷炸响整个中国大地。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随着老人家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
这场异乎寻常的南巡旋风，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同样在经济上形成了强大的号召力。
那些谙熟中国国情的人，都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很显然，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已经出现了。这时候，需要的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这一年，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的热潮。
5月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布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被视为公司法和合同法的前身，为现代企业，也就是股份制公司的降临开出了“准生证”。
这两份当时来说最具时代意义的法律文件，正是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转折点，对于当时想要下海的“弄潮儿”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建立股份公司真正合法化。
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此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人民日报》甚至还发表了《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鼓励人们下海经商。
报纸上曾经报道过一个活生生的新闻。
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一罐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赵明非将它们在地上一字排开。
“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一旁站立的工商局的工作人员一嗓子喊开了。
这年的5月，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长赵明非以一场“摆摊秀”轰动了全城，以此呼唤人们经商、办厂、发展经济。
“给公务员松绑。”一时间，整个绥芬河陷入“疯狂”，除了上学的学生，看不到闲着的人，“都在为边贸奔忙”，赵明非甚至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来方便公务员在业余时间经商。
而这还仅仅只是今年下海大潮中的一个缩影。
现在，这股浪潮正席卷着人们。继续捧着“金饭碗”还是下海“摸鱼”，成了许多人不得不面临的时代选择。
在体制内成长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站在了“安稳VS财富”的十字路口。
一趟南国之旅，使得创业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烙印，由此也推动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由此带来的“下海潮”，也改变了这些曾端着“金饭碗”的人的命运。
最终，一部分人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而另一部分人则投身私营工商界，掀起了下海潮，开启了又一段追逐财富梦的时代。
回顾历史，体制内的人员上一次的集中“溢出”，还是在80年代中期。
由于计划经济刚刚转向有限度市场经济，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半下海”，属于半遮半掩状态，下海的方式也多是平级调到企业任职。比如有些官员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这个时候，从体制内辞职往民企跳槽的，不是主流。
而现在这一次，随着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市场经济开始起步，民营企业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机会摆在了年轻人的面前。
这一拨下海潮中，不仅是许多大学生也把创业作为自己毕业后的梦想，而且许多体制内的人都勇敢地下海创业了。大量公务员再度辞官，有很多人都选择了离开体制，闯入社会。
不过，这一时期的官员“下海”，大多数人都留了条后路，多为“停薪留职”，不打破铁饭碗。也就是说，如果创业不成功，一旦“呛水”，还可以再回归体制继续工作。
国家有关部门曾做过统计，1992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不辞职却投身商海（停薪留职、兼职）的人超过1000万人。当然，这是后话。
虽然外面正是这样的形势，可是王建浦还是没有想明白，这一些，到底和自己又有何关联。他心想：难道说，单位领导也有派遣自己出去“下海”的安排？
王建浦完成报告的撰写，但最终没有等到全国保税区会议的召开，他就被紧急召回了研究室。
实际上他自己也不知道室里具体是什么情况。电话里史处长没有说，只着急地要求他抓紧时间过来，他不好意思再问。
这天早上，他风尘勃勃从保税区赶到单位。李尚见他进来，也大吃一惊，连忙倒了一杯凉开水给他。
王建浦示意李尚去隔壁会议室。
喝一口水缓和一下，王建浦简单说了事情的经过。他问：“这么着急通知我回来，处里发生事情了？”
李尚想了想，摇摇头，
“那，是室里发生了大事？”
李尚想了想，还是摇摇头。
“哎，本来也是，真要是室里发生事情，也轮不到我门小人物讲话，不会紧急到通知我回来的。”王建浦喝一口水，自言自语，“那，……，又会是什么事情呢？”
李尚想了想，说：“不过，我已经知道，有几个处里的负责人，还有工作人员请辞的。会不会和这有关？”
“请辞？”王建浦觉得有些惊讶，说：“你是说单位里有人停薪留职？”
李尚点点头，说：“听说，还有人是直接裸辞，所有一切完全都不要了的。”
王建浦望向窗外，不响了。外面机关大院内，满目葱绿，生机勃勃。
实际上，因为时代造就的下海潮，现在机关干部停薪留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现象。
90年代初，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进入白热化，要不要继续搞市场经济争论不休。
今年1月，一趟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尽管这是一趟“私人之行”，但随后伴随老人家南巡的一系列南方谈话，如一声春雷炸响整个中国大地。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随着老人家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
这场异乎寻常的南巡旋风，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同样在经济上形成了强大的号召力。
那些谙熟中国国情的人，都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很显然，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已经出现了。这时候，需要的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这一年，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的热潮。
5月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布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被视为公司法和合同法的前身，为现代企业，也就是股份制公司的降临开出了“准生证”。
这两份当时来说最具时代意义的法律文件，正是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转折点，对于当时想要下海的“弄潮儿”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建立股份公司真正合法化。
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此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人民日报》甚至还发表了《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鼓励人们下海经商。
报纸上曾经报道过一个活生生的新闻。
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一罐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赵明非将它们在地上一字排开。
“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一旁站立的工商局的工作人员一嗓子喊开了。
这年的5月，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长赵明非以一场“摆摊秀”轰动了全城，以此呼唤人们经商、办厂、发展经济。
“给公务员松绑。”一时间，整个绥芬河陷入“疯狂”，除了上学的学生，看不到闲着的人，“都在为边贸奔忙”，赵明非甚至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来方便公务员在业余时间经商。
而这还仅仅只是今年下海大潮中的一个缩影。
现在，这股浪潮正席卷着人们。继续捧着“金饭碗”还是下海“摸鱼”，成了许多人不得不面临的时代选择。
在体制内成长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站在了“安稳VS财富”的十字路口。
一趟南国之旅，使得创业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烙印，由此也推动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由此带来的“下海潮”，也改变了这些曾端着“金饭碗”的人的命运。
最终，一部分人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而另一部分人则投身私营工商界，掀起了下海潮，开启了又一段追逐财富梦的时代。
回顾历史，体制内的人员上一次的集中“溢出”，还是在80年代中期。
由于计划经济刚刚转向有限度市场经济，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半下海”，属于半遮半掩状态，下海的方式也多是平级调到企业任职。比如有些官员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这个时候，从体制内辞职往民企跳槽的，不是主流。
而现在这一次，随着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市场经济开始起步，民营企业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机会摆在了年轻人的面前。
这一拨下海潮中，不仅是许多大学生也把创业作为自己毕业后的梦想，而且许多体制内的人都勇敢地下海创业了。大量公务员再度辞官，有很多人都选择了离开体制，闯入社会。
不过，这一时期的官员“下海”，大多数人都留了条后路，多为“停薪留职”，不打破铁饭碗。也就是说，如果创业不成功，一旦“呛水”，还可以再回归体制继续工作。
国家有关部门曾做过统计，1992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不辞职却投身商海（停薪留职、兼职）的人超过1000万人。当然，这是后话。
虽然外面正是这样的形势，可是王建浦还是没有想明白，这一些，到底和自己又有何关联。他心想：难道说，单位领导也有派遣自己出去“下海”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