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3章 宣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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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宣讲会，先是公社的领导讲话。
领导五十多岁，大热天也是长衣长裤，很严肃的样子。
他看着手里的稿子，说道：“为了能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有必要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进行一个简单地回顾和思考。”
领导说道，确切地讲，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并非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这次会议之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全国先后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是1957年。
当时由于高级社化运动极其迅猛，不少农民群众跟不上形势，有的地方千脆宣布生产资料公有，主要是土地，允许农民分户经营，但要上缴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给集体，剩下的全部归自己，这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
第二次是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
那时候为了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又自发地搞起包产到户，还曾经得到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在内的部分高级领导千部的支持。
特别是安徽省，85%的生产队搞了名为责任田的包产到户。当时农民群众称责任田为救命田。后来被某些领导同志发现，派人下去把书*撤了，并切改组后还把一大批人打成右*机会分子，很多人都为这件事情被批判、被处分。但不久，又被加以“从根本上动摇集体/经济，走向了单干的道路”的罪名。
第三次是“文*大**”期间。
当时有些地区，尤其是边远山区，农民群众的生活很困难，集体生产，一直搞不上去，又自发地搞了包产到户，只是对外不敢公开而已。
他说，以上的这些事实说明，我国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我国农村的每一步改革，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果说还有什么阻力的话，这种阻力主要来自ling/dao和理论界，而其焦点又集中在如何认识包产到户的性质。
外公坐在这位公社领导的左手边，手里拿着一只铅笔，不时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写画画。
大队长站起身来，给领导的茶杯里续水。
一会儿，领导继续发表讲话。
他说，现在我国农村所实行的包产到户，有这样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二是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推广。
当然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彻底转变，要经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这具体表现在，即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有关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态度，也是有所变化的。
79年4月，在国家农委报送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的文件中，极其明确地指出:“不准包产到户”。这年9月，《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文件中，口气稍为缓和一些:即“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80年9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中，政策上又显得更灵活一些，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穷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干到户，也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这样一来，由于打开了这个缺口，不仅边远山区搞了包产到户，平原地区乃至城郊地区也都搞起了包产到户。
他说，实际上，早在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肥西县的山南，就实行了包产到户，当年收成都还不错。由于包产到户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波及到全县，并引发一场争论。后来省领导亲自去看了一下，决定不宣传，不取缔，不扩大，继续试验，然后立即向上面作了汇报。
领导讲话完，伴随着稀稀拉拉的掌声。
队里的干部，还有各生产队的社员代表一个个面无表情。实际上对于这些理论或者是历史上的东西，他们还是知之甚少，或者说是根本就不太在意的。
有人胆子大一些，站起来笑了笑，直接说道：“领导，您能不能简单了当地和我们说说，究竟什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
可是一时间竟然没有人搭话。
外公四下里看看，对领导轻声说道：“领导，要不我先来说几句？”
领导不着痕迹地点头同意。
“那----，我就先讲几句好了。”外公喝一口茶水，说，家庭联产”说明了其组织形式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承包”指的是农户与集体达成协议将土地等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而“责任制”是指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自负盈亏。
那么，为什么要以“户”为单位进行承包责任制呢？
外公接着说道，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农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家庭观念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进入新中国，为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政府采用了集体化的模式，使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延续了上千年的家庭经营让位于集体统一经营。
然而随着农民家庭经营模式的取消，也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更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导致了我国农业经济的落后。历史说明以“户”为单位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激发农民积极性。
有社员又站起来，问，那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
外公笑了笑，说，很明确，土地依然是公有制。我们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包产到户、分户经营，自负盈亏。把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进行改革，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农民有了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就能获得极大发展。
“再有一个问题，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下，农民的责、权、利分别指的是什么呢？”
“责，就是自负盈亏；权，就是土地的使用权；利，就是农民的既得利益。”
外公想了想，说：“正如我们之前去考察过的嘉定，当地农民所说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仍然公有制，农民获得的只是使用权。”
会议室里响起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次的宣讲会，先是公社的领导讲话。
领导五十多岁，大热天也是长衣长裤，很严肃的样子。
他看着手里的稿子，说道：“为了能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有必要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进行一个简单地回顾和思考。”
领导说道，确切地讲，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并非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这次会议之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全国先后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是1957年。
当时由于高级社化运动极其迅猛，不少农民群众跟不上形势，有的地方千脆宣布生产资料公有，主要是土地，允许农民分户经营，但要上缴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给集体，剩下的全部归自己，这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
第二次是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
那时候为了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又自发地搞起包产到户，还曾经得到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在内的部分高级领导千部的支持。
特别是安徽省，85%的生产队搞了名为责任田的包产到户。当时农民群众称责任田为救命田。后来被某些领导同志发现，派人下去把书*撤了，并切改组后还把一大批人打成右*机会分子，很多人都为这件事情被批判、被处分。但不久，又被加以“从根本上动摇集体/经济，走向了单干的道路”的罪名。
第三次是“文*大**”期间。
当时有些地区，尤其是边远山区，农民群众的生活很困难，集体生产，一直搞不上去，又自发地搞了包产到户，只是对外不敢公开而已。
他说，以上的这些事实说明，我国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我国农村的每一步改革，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果说还有什么阻力的话，这种阻力主要来自ling/dao和理论界，而其焦点又集中在如何认识包产到户的性质。
外公坐在这位公社领导的左手边，手里拿着一只铅笔，不时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写画画。
大队长站起身来，给领导的茶杯里续水。
一会儿，领导继续发表讲话。
他说，现在我国农村所实行的包产到户，有这样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二是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推广。
当然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彻底转变，要经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这具体表现在，即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有关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态度，也是有所变化的。
79年4月，在国家农委报送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的文件中，极其明确地指出:“不准包产到户”。这年9月，《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文件中，口气稍为缓和一些:即“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80年9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中，政策上又显得更灵活一些，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穷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干到户，也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这样一来，由于打开了这个缺口，不仅边远山区搞了包产到户，平原地区乃至城郊地区也都搞起了包产到户。
他说，实际上，早在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肥西县的山南，就实行了包产到户，当年收成都还不错。由于包产到户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波及到全县，并引发一场争论。后来省领导亲自去看了一下，决定不宣传，不取缔，不扩大，继续试验，然后立即向上面作了汇报。
领导讲话完，伴随着稀稀拉拉的掌声。
队里的干部，还有各生产队的社员代表一个个面无表情。实际上对于这些理论或者是历史上的东西，他们还是知之甚少，或者说是根本就不太在意的。
有人胆子大一些，站起来笑了笑，直接说道：“领导，您能不能简单了当地和我们说说，究竟什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
可是一时间竟然没有人搭话。
外公四下里看看，对领导轻声说道：“领导，要不我先来说几句？”
领导不着痕迹地点头同意。
“那----，我就先讲几句好了。”外公喝一口茶水，说，家庭联产”说明了其组织形式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承包”指的是农户与集体达成协议将土地等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而“责任制”是指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自负盈亏。
那么，为什么要以“户”为单位进行承包责任制呢？
外公接着说道，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农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家庭观念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进入新中国，为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政府采用了集体化的模式，使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延续了上千年的家庭经营让位于集体统一经营。
然而随着农民家庭经营模式的取消，也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更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导致了我国农业经济的落后。历史说明以“户”为单位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激发农民积极性。
有社员又站起来，问，那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
外公笑了笑，说，很明确，土地依然是公有制。我们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包产到户、分户经营，自负盈亏。把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进行改革，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农民有了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就能获得极大发展。
“再有一个问题，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下，农民的责、权、利分别指的是什么呢？”
“责，就是自负盈亏；权，就是土地的使用权；利，就是农民的既得利益。”
外公想了想，说：“正如我们之前去考察过的嘉定，当地农民所说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仍然公有制，农民获得的只是使用权。”
会议室里响起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