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9章 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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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香港的深秋，昨晚上刚刚下过了一场细雨，大早上的空气好的不得了。
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的行业大会，今朝王建东心情很不错。
只是他选的第一场报告会，却不在自己所住的饭店举行，而是相隔四个街区的另一家宾馆。为了赶时间，中间还要坐两站的地铁。
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王建东感慨颇多。
除开市面的繁华和一种流动的活力，熙熙攘攘街面，不管是大市街面，还是背面的角角落落，都干净整洁，组织有序，给王建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一般来说，只要去陌生的地方，一般就难免问路。
而且香港基本上是山地，道路随山势走，斜、弧、拐、绕、盘、回，都令初来乍到者们时时提心吊胆。
好在路边指示牌多到贴心，使第一次到香港的王建东多多少少可以省去点儿恐惧。
但即使这样，王建东还是在所难免有问路的时候。
从自己所住的酒店出来，不久后就碰到一个岔路口。王建东不知道这时候究竟该往那条道走，一时不知东西，拿不定主意。
以堂哥王建浦告诉他的经验，问路最好找警察，其次是穿制服的工作人员。
但是，要巧不巧四周都没看见有。
这时候正好看见一对老夫妻悠悠经过面前，王建东赶紧迎上去，先问好，再问路。
不想其中的老伯抬眼扫了王建东一个上下，把眼皮耷拉下去，用清清楚楚的普通话漠漠回道：“我听不懂普通话。”便不再搭理他。
王建东很尴尬，突突突低着头站在原地。
再往前走几步。遇上环卫工人在干活，是个大叔。
由于王建东太着急，路上人又少，没得选择，只有找他问路，而且王建东想，他是环卫工作，附近应该没有他不熟的地方，肯定没问题。
结果，不料大叔只一句，不要问我，我不知道，就给王建东直接顶了回来。
王建东只好再一次讪讪地站路边再找人。
后来又试着拦住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先生，求教去酒店的路线。
这一回终于算是碰对了人。中年先生很热情。
但是，接下来的一点很有些出乎王建东的意料。
对方不会说普通话。或者说因为对方普通话水平非常有限，造成了彼此很多交流障碍和不便。
王建东自然很是奇怪：眼前的这位中年人，从装扮上看，明显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较好的工作，为什么却说不来普通话？难道香港人都不会说普通话，甚至塑料普通话也说不明白？
中年人的话语，在王建东听来，既不是普通话，但似乎也不全像是录像带里自己曾经听说过的粤语。所以尽管手舞足蹈比划很久，王建东也还是完全摸不着他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最后王建东不得不使用英语。
没想到歪打正着，这一回双方沟通倒是立马就顺利了。在中年人的帮助下，王建东终于搞明白了自己要去的方向。
通过问路的这一件小事，王建东想起来堂哥王建浦曾经说过的的一句话：
有人告诫他，到香港不说英语而说普通话，会被香港人歧视，问路都没人搭理的。甚至有人还可能故意指错路看你的笑话。
这回算是自己亲身经历。
从一家饭店走到另一家饭店，到后面王建东感觉脚后跟都要疼了。
根据会场指示牌，终于在会场找位置坐定。
在异乡外地，参加一次这样的国际性会议，真的太不容易了，而且还要努力寻找自己感兴趣的poster。王建东心里不止一次这样想。
这时候距离会议正式开始还有一点时间。
准备的座位上已经基本上坐满了参会的人员。不过整个会场相对比较安静，大多都是翻动资料的声音，间或有零星悄声交谈的声音。
举目望会场，其中白人、中老年、男性占了绝大多数。
明显看得出来，尽管学术的多元化熔炉给人印象深刻，但在桥梁行业，特别是桥梁建设领域，这时候还是老外占据着所谓的统治地位。
是的，这一次会场上中国人，除开自己，实际上就没有别人了。
而事实上，从Program Book上的信息，这一次的会议安排人数，将会有三百五十人之多的。
会场上的中国人不多，至少说明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的人才，或者说是人才的储备还不算太多。
那，今天这样的状况算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
后来王建东参加的会议多了，他才慢慢知道，在想这次桥梁大会这样高规格的大型国际性学术会议上，中国人出现的几率还真不是很多。而且就算是有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也都是在美国或者哪个发达国家工作或者学习的。
相反，同为亚洲人，邻国的日本、韩国的人大多数却都是从他们本国来参加会议的，其中很多都是研究生。
这一差别其实就体现了中国跟日韩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这时候我们国家确实还不富裕，投入到科研领域的经费可能不算少，但是真正用到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的经费就可能就真的不太多了。
但是王建东深深知道，科学研究是需要交流的，在家闭门造车是不行的。
做科学研究不仅要有科研的头脑，更要学会国际上本领域内的专家交流，学会“销售”自己，这样才能够逐渐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
后来在这次大会上王建东好不容易遇到了几个从国内过来开会的教授，也跟他们聊起过自己的这个印象和困惑。
教授们对王建东的想法都很认同。
不过，这些教授们也都普遍认为带研究生出来开会不太现实，花费太多了，这方面的专项经费显然是不充足的。
想想也是，注册费加上机票吃住，总要1万多元一个人。如果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来开会，俩人超过2万.这钱确实是不好报销。这时候国内绝大多数教授弄点科研经费都确实不容易。或许对于科研大家来说，负担也许不是问题，但对于普通只能申请个NSF之类的经费来说的教授来说，就确实负担不起了。
相对来说，在这一方面，国外的实验室一般就无所谓了。
首先多数国际会议都是在欧美本土召开的，机票总归便宜。其次国外科研经费多，一个人一年开三个会，也就4，5000美金左右，无所谓的事情。一个R01一年20万，如果教授有2个就是40万，会费肯定是跟毛毛雨一样了。
科学，归根到底还是用钱堆起来的呀！这是王建东的深刻体会。
正值香港的深秋，昨晚上刚刚下过了一场细雨，大早上的空气好的不得了。
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的行业大会，今朝王建东心情很不错。
只是他选的第一场报告会，却不在自己所住的饭店举行，而是相隔四个街区的另一家宾馆。为了赶时间，中间还要坐两站的地铁。
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王建东感慨颇多。
除开市面的繁华和一种流动的活力，熙熙攘攘街面，不管是大市街面，还是背面的角角落落，都干净整洁，组织有序，给王建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一般来说，只要去陌生的地方，一般就难免问路。
而且香港基本上是山地，道路随山势走，斜、弧、拐、绕、盘、回，都令初来乍到者们时时提心吊胆。
好在路边指示牌多到贴心，使第一次到香港的王建东多多少少可以省去点儿恐惧。
但即使这样，王建东还是在所难免有问路的时候。
从自己所住的酒店出来，不久后就碰到一个岔路口。王建东不知道这时候究竟该往那条道走，一时不知东西，拿不定主意。
以堂哥王建浦告诉他的经验，问路最好找警察，其次是穿制服的工作人员。
但是，要巧不巧四周都没看见有。
这时候正好看见一对老夫妻悠悠经过面前，王建东赶紧迎上去，先问好，再问路。
不想其中的老伯抬眼扫了王建东一个上下，把眼皮耷拉下去，用清清楚楚的普通话漠漠回道：“我听不懂普通话。”便不再搭理他。
王建东很尴尬，突突突低着头站在原地。
再往前走几步。遇上环卫工人在干活，是个大叔。
由于王建东太着急，路上人又少，没得选择，只有找他问路，而且王建东想，他是环卫工作，附近应该没有他不熟的地方，肯定没问题。
结果，不料大叔只一句，不要问我，我不知道，就给王建东直接顶了回来。
王建东只好再一次讪讪地站路边再找人。
后来又试着拦住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先生，求教去酒店的路线。
这一回终于算是碰对了人。中年先生很热情。
但是，接下来的一点很有些出乎王建东的意料。
对方不会说普通话。或者说因为对方普通话水平非常有限，造成了彼此很多交流障碍和不便。
王建东自然很是奇怪：眼前的这位中年人，从装扮上看，明显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较好的工作，为什么却说不来普通话？难道香港人都不会说普通话，甚至塑料普通话也说不明白？
中年人的话语，在王建东听来，既不是普通话，但似乎也不全像是录像带里自己曾经听说过的粤语。所以尽管手舞足蹈比划很久，王建东也还是完全摸不着他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最后王建东不得不使用英语。
没想到歪打正着，这一回双方沟通倒是立马就顺利了。在中年人的帮助下，王建东终于搞明白了自己要去的方向。
通过问路的这一件小事，王建东想起来堂哥王建浦曾经说过的的一句话：
有人告诫他，到香港不说英语而说普通话，会被香港人歧视，问路都没人搭理的。甚至有人还可能故意指错路看你的笑话。
这回算是自己亲身经历。
从一家饭店走到另一家饭店，到后面王建东感觉脚后跟都要疼了。
根据会场指示牌，终于在会场找位置坐定。
在异乡外地，参加一次这样的国际性会议，真的太不容易了，而且还要努力寻找自己感兴趣的poster。王建东心里不止一次这样想。
这时候距离会议正式开始还有一点时间。
准备的座位上已经基本上坐满了参会的人员。不过整个会场相对比较安静，大多都是翻动资料的声音，间或有零星悄声交谈的声音。
举目望会场，其中白人、中老年、男性占了绝大多数。
明显看得出来，尽管学术的多元化熔炉给人印象深刻，但在桥梁行业，特别是桥梁建设领域，这时候还是老外占据着所谓的统治地位。
是的，这一次会场上中国人，除开自己，实际上就没有别人了。
而事实上，从Program Book上的信息，这一次的会议安排人数，将会有三百五十人之多的。
会场上的中国人不多，至少说明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的人才，或者说是人才的储备还不算太多。
那，今天这样的状况算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
后来王建东参加的会议多了，他才慢慢知道，在想这次桥梁大会这样高规格的大型国际性学术会议上，中国人出现的几率还真不是很多。而且就算是有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也都是在美国或者哪个发达国家工作或者学习的。
相反，同为亚洲人，邻国的日本、韩国的人大多数却都是从他们本国来参加会议的，其中很多都是研究生。
这一差别其实就体现了中国跟日韩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这时候我们国家确实还不富裕，投入到科研领域的经费可能不算少，但是真正用到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的经费就可能就真的不太多了。
但是王建东深深知道，科学研究是需要交流的，在家闭门造车是不行的。
做科学研究不仅要有科研的头脑，更要学会国际上本领域内的专家交流，学会“销售”自己，这样才能够逐渐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
后来在这次大会上王建东好不容易遇到了几个从国内过来开会的教授，也跟他们聊起过自己的这个印象和困惑。
教授们对王建东的想法都很认同。
不过，这些教授们也都普遍认为带研究生出来开会不太现实，花费太多了，这方面的专项经费显然是不充足的。
想想也是，注册费加上机票吃住，总要1万多元一个人。如果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来开会，俩人超过2万.这钱确实是不好报销。这时候国内绝大多数教授弄点科研经费都确实不容易。或许对于科研大家来说，负担也许不是问题，但对于普通只能申请个NSF之类的经费来说的教授来说，就确实负担不起了。
相对来说，在这一方面，国外的实验室一般就无所谓了。
首先多数国际会议都是在欧美本土召开的，机票总归便宜。其次国外科研经费多，一个人一年开三个会，也就4，5000美金左右，无所谓的事情。一个R01一年20万，如果教授有2个就是40万，会费肯定是跟毛毛雨一样了。
科学，归根到底还是用钱堆起来的呀！这是王建东的深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