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回蒋寻求中苏再结盟宋假意华北行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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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回蒋寻求中苏再结盟
宋假意华北行自治
19年长城抗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将触角伸到华北，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蒋介石便开始从国际大局势上谋划对日战略。在他认为，一旦与日本展开全面战争，可能的盟友只有苏联，因此恢复和加强与苏联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当然这里面必然会牵涉到中共问题。194年月1日，蒋介石在江西指挥大军进攻中央苏区红军之时，国民党北平分会参谋长杨杰率军官考察团抵达莫斯科。
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十分险恶，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明显。从194年到196年，日本的军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从4.4%增加至70%；德国的军费从1%增加到67%；意大利的军费也从0%增加至5%。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相信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苏联在东西两方面受到威胁，而且很可能在它还未来得及准备好之前，大战就爆发了。19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在远东给苏联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此时苏日两国关系非常紧张，两国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苏联调兵遣将，制订计划在远东发展工业以加强国防。斯大林虽然固守中立，拒绝同英国和美国合作反对日本。但真心话是希望中国强硬起来，顶住日本的侵略，最终将日本拖在中国战场上，使其无法也无力向苏联攻击。因此，杨杰的到访，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必须支持中国，支持蒋介石对日强硬，坚持抗战。客观地说，中国的抗日也是为苏联的安全提供保障。
月7日结束访问，苏联副外交部长索科尼柯夫告诉杨杰，苏对日作战有把握，击败日本后必将东北归还中国；中国对日态度应坚决，中苏应合作。杨杰回国后，将苏联的态度向蒋介石报告。
194年10月16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廷黻到达莫斯科，开始寻求恢复与苏联中断的关系。他带去蒋介石提出的两个问题：
一是中苏之间有一系列共同利益，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打击，也就是对中国利益和地位的打击，不知苏联政府是否抱有同感？
二是197年至199年间，中苏关系破裂时，蒋介石是中国领导，这个事实，是否会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发展？
苏联方面的回答令蒋介石感到宽慰：苏联对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没有任何怀疑。苏联在同中国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的关系方面，“不是从回忆过去的感情出发”，苏联“也像尊敬其他对我们友好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任何成见都不能影响我们的这个立场”。
蒋介石伸出橄榄枝，中苏迅速恢复大使关系，邓文仪为驻苏武官，当驻苏大使颜惠庆到达莫斯科时，国际媒体这样评论：他真是一个策略专家。派去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大使竟然由一个京剧团陪同。他先让张学良开枪叫苏联人品尝中国子弹，然后又请梅兰芳唱戏叫苏联人领略中国艺术。
共产国际和苏联此时也在变。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由反对社会民主党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年9月，苏联参加了国际联盟。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不得不采取非常灵活的外交政策，以摆脱其孤立地位。同时不仅在道义上支持已经成为侵略牺牲的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且给予它们实际援助。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也在变，他在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和国内的统一。10月18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官邸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苏联签订“真正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鲍格莫洛夫得出结论，蒋介石指的是秘密军事协定。
11月，孔祥熙根据蒋的旨意，向鲍格莫洛夫询问：如果中国政府被迫武装抗日，通过海路无法获得军需物资，能否经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
苏联副外长斯托莫尼雅科夫，于11月19日通知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用品，请他就此通知中国政府。
195年5月，蒋介石又指示颜惠庆向苏方表示，一旦苏日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支持苏联。197年4月，孙科与鲍格莫洛夫就苏联援华方式进行会谈，会谈结果，苏联答应以战争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且利息率优惠。
中苏关系的改善，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周边国际环境。苏联以武器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对中国的抗战是个巨大的支持。
谋取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中国经济落后，国民政府难以进行充分有效的战争准备。蒋介石曾坦诚说：“就是日本人让我们来尽量准备国防，我们人力和财力哪里赶得上呢？”于是国民党政府便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矛盾冲突，多方寻求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
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与欧美主要国家加紧联系，195年，宋子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试探美国的态度。华北事变后，中国银行董事长陈甫等人再次抵美，希望取得美国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其结果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
195年1月，蒋介石派铁道部长张家傲，赴欧洲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从196年起，先后与德、英、比、捷、法等国，签订了数笔铁路贷款协定，据统计，从196年到19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与欧洲各国签订的铁路贷款高达1.57亿美元，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是有利的。
此外还与欧洲各国达成多笔其他各种借款协定：197年春，孔祥熙访问欧洲，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国银行信用贷款100万荷币；从法国银行团分别取得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亿法郎，购置军用飞机贷款1.亿法郎；与捷克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飞机、工业原料借款1000万镑等多笔借款协定。后因抗战全面爆发，这些和约未能全部兑现。
197年春，日本极力与英、美拉近关系。由于日德签订**条约，使英国担心日本利用这一条约既对付苏联，也对付英国。故而幻想通过谈判“重开远东新政”，与日本协调关系。
日英接近，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安。国民政府为加强中英关系，孤立日本，先后派出中国参加英国国王加冕特使孔祥熙、翁文灏等赴英，商洽中英关系。
美国在中国的竞争，此时处于劣势地位，对日本企图限制其在中国的发展表示不满。一再警告日本，不得危害美国在华利益，强调尊重中国的主权，保障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行。国民政府为争取英、美援助，也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
5月19日，中美无线电话开通典礼在上海举行，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对日本侵华势力采取拖延政策，是国民政府的应对政策之一。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一方面国内民众抗日激情高涨；另一方面中国抗日的各项准备工作，没有实质方面的进展。
日本侵华势力露骨地宣称，“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华北问题必须整个解决，要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意图扶持傀儡。
最初，日方曾希望扶植一些失意军阀，如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但均未奏效。接着，把目标对准了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们首先看中的是阎锡山和韩复榘。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们，尤其是稳住阎锡山，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特意绕道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慰问和安抚。阎锡山决定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表示服从中央。
195年上半年，在中日“亲善”、“提携”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离华北的行动，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迫使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订立了《何梅协定》，丧失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
195年10月，日本驻天津领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缔妨碍“自治”的机构，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许以“华北自治政府首脑”的职位，对宋哲元进行试探和引诱。11月，土肥原要求宋哲元于11月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采取武力行动。
此前，蒋介石迭电宋哲元，软硬兼施，既鼓励宋忍辱负重，无论如何要顶住压力与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异动”，一切听从中央。但却不提任何具体有效办法，让宋哲元自己想办法。
11日，精明的宋哲元发出“直电”，公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实施宪政”，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与此同时，关东军第1混成旅团迅速集中，准备动用武力进攻华北，时局十分危急。蒋在16日电示宋哲元，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认为“国家兴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哲元以不挠之精神，不卑不亢地与日周旋。
紧接着，蒋介石派出对日私人顾问张季鸾赴华北探听虚实，观察动向。同时，国民政府借在南京附近举行大演习，向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增派军队，集中了几个师的中央军，缓缓北调。
日军不吃蒋介石这一套，立即做出强烈反应，集结了6个空军中队，摆出迎战姿态。
期间，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他将不得不在11月0日至日之间宣布自治。
事实上蒋介石已于19日通过秘密途径获悉，日本内部对于华北自治方案存在争议，有倾向于“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避免要求过高”的意见存在。蒋感觉事有所图，当晚便电示宋哲元，要求宋详察敌情，坚忍主持，以救党国。
此时平津形势岌岌可危，9日晚，宋哲元又电告蒋介石平津危迫情势，请求中央速速采取行动。
眼看华北局势恶化，已呈朝不保夕之势，蒋急忙于6日密派刘健群北上，防止宋哲元危难关头势力不支，立场有变。11月0日，蒋不顾日方反对，又派出何应钦北上“体察情势，负责处理”。
日方唯恐何应钦来了之后，宋哲元会因此而靠近南京政府，力加排斥。宋哲元等人因地盘、权力因素，对何的到来反应冷淡。何应钦权衡之下，采取了中央在何出发前所设计方案，允许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由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同一天，又正式宣布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侵略势力与国民党政府方面，在彼此都无法实现自身目的的情况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国民政府方面既不甘心拱手将华北五省让出，又不能对该地区实行有效控制，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驻华北的第9军，军长宋哲元及其将领们处于中日矛盾最尖锐的焦点上，同时成了南京、日本、以及中共同时关注的焦点。
第9军走了一段两边取得利益的道路。对日本表示友好，给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一些方便条件，日本给了他们一些武器，并派军官充当顾问。对南京一再表示服从，以受日军压迫为名，向中央要编制、要装备、要军饷、要修筑国防工事经费等等。经南京政府批准，第9军扩编了4个混成旅，得到一些装备，领到了50万元国防事业费。9军的动向直接影响华北的安全，全国抗日浪潮的不断高涨，限制了宋哲元与日本关系的过分密切。9军是有抗日传统的部队，面对日本侵略，南京政府也绝对不容许他们倒向日本。
197年春，日军在天津一带频频演习，第9军在天津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也分别在北平红山口地区、保定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并邀请北平学生参加。在南苑举办暑期学生军训，有1000多名女学生参加，共X党员张克侠、冯洪国等，都参加了军训的领导或训练工作。“七.七”事变前，第7师驻守北平，师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第1师主力驻扎任丘、保定之间，一部驻南苑，师长赵登禹兼任河北省保安司令；第8师驻天津附近，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第14师驻防察哈尔，师长刘汝明兼任省主席。
宋哲元这个左右受制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拒日本分离行径，维护中国领土的过程中，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保持了民族气节，使得日本通过诱降宋哲元来控制华北的企图落空。从而使蒋介石拖延时间以进行抗战准备得以实现。客观上延缓了日本对华侵略，也延缓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时间，对后来的盟国苏联及英美都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其后开始的全面抗战中，宋哲元部出现了许多优秀将领：如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冯治安等。
就在宋哲元与日本侵略势力周旋的同时，中国国内的局势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未完待续）
第十四回蒋寻求中苏再结盟
宋假意华北行自治
19年长城抗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将触角伸到华北，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蒋介石便开始从国际大局势上谋划对日战略。在他认为，一旦与日本展开全面战争，可能的盟友只有苏联，因此恢复和加强与苏联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当然这里面必然会牵涉到中共问题。194年月1日，蒋介石在江西指挥大军进攻中央苏区红军之时，国民党北平分会参谋长杨杰率军官考察团抵达莫斯科。
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十分险恶，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明显。从194年到196年，日本的军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从4.4%增加至70%；德国的军费从1%增加到67%；意大利的军费也从0%增加至5%。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相信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苏联在东西两方面受到威胁，而且很可能在它还未来得及准备好之前，大战就爆发了。19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在远东给苏联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此时苏日两国关系非常紧张，两国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苏联调兵遣将，制订计划在远东发展工业以加强国防。斯大林虽然固守中立，拒绝同英国和美国合作反对日本。但真心话是希望中国强硬起来，顶住日本的侵略，最终将日本拖在中国战场上，使其无法也无力向苏联攻击。因此，杨杰的到访，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必须支持中国，支持蒋介石对日强硬，坚持抗战。客观地说，中国的抗日也是为苏联的安全提供保障。
月7日结束访问，苏联副外交部长索科尼柯夫告诉杨杰，苏对日作战有把握，击败日本后必将东北归还中国；中国对日态度应坚决，中苏应合作。杨杰回国后，将苏联的态度向蒋介石报告。
194年10月16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廷黻到达莫斯科，开始寻求恢复与苏联中断的关系。他带去蒋介石提出的两个问题：
一是中苏之间有一系列共同利益，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打击，也就是对中国利益和地位的打击，不知苏联政府是否抱有同感？
二是197年至199年间，中苏关系破裂时，蒋介石是中国领导，这个事实，是否会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发展？
苏联方面的回答令蒋介石感到宽慰：苏联对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没有任何怀疑。苏联在同中国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的关系方面，“不是从回忆过去的感情出发”，苏联“也像尊敬其他对我们友好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任何成见都不能影响我们的这个立场”。
蒋介石伸出橄榄枝，中苏迅速恢复大使关系，邓文仪为驻苏武官，当驻苏大使颜惠庆到达莫斯科时，国际媒体这样评论：他真是一个策略专家。派去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大使竟然由一个京剧团陪同。他先让张学良开枪叫苏联人品尝中国子弹，然后又请梅兰芳唱戏叫苏联人领略中国艺术。
共产国际和苏联此时也在变。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由反对社会民主党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年9月，苏联参加了国际联盟。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不得不采取非常灵活的外交政策，以摆脱其孤立地位。同时不仅在道义上支持已经成为侵略牺牲的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且给予它们实际援助。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也在变，他在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和国内的统一。10月18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官邸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苏联签订“真正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鲍格莫洛夫得出结论，蒋介石指的是秘密军事协定。
11月，孔祥熙根据蒋的旨意，向鲍格莫洛夫询问：如果中国政府被迫武装抗日，通过海路无法获得军需物资，能否经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
苏联副外长斯托莫尼雅科夫，于11月19日通知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用品，请他就此通知中国政府。
195年5月，蒋介石又指示颜惠庆向苏方表示，一旦苏日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支持苏联。197年4月，孙科与鲍格莫洛夫就苏联援华方式进行会谈，会谈结果，苏联答应以战争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且利息率优惠。
中苏关系的改善，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周边国际环境。苏联以武器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对中国的抗战是个巨大的支持。
谋取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中国经济落后，国民政府难以进行充分有效的战争准备。蒋介石曾坦诚说：“就是日本人让我们来尽量准备国防，我们人力和财力哪里赶得上呢？”于是国民党政府便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矛盾冲突，多方寻求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
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与欧美主要国家加紧联系，195年，宋子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试探美国的态度。华北事变后，中国银行董事长陈甫等人再次抵美，希望取得美国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其结果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
195年1月，蒋介石派铁道部长张家傲，赴欧洲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从196年起，先后与德、英、比、捷、法等国，签订了数笔铁路贷款协定，据统计，从196年到19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与欧洲各国签订的铁路贷款高达1.57亿美元，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是有利的。
此外还与欧洲各国达成多笔其他各种借款协定：197年春，孔祥熙访问欧洲，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国银行信用贷款100万荷币；从法国银行团分别取得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亿法郎，购置军用飞机贷款1.亿法郎；与捷克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飞机、工业原料借款1000万镑等多笔借款协定。后因抗战全面爆发，这些和约未能全部兑现。
197年春，日本极力与英、美拉近关系。由于日德签订**条约，使英国担心日本利用这一条约既对付苏联，也对付英国。故而幻想通过谈判“重开远东新政”，与日本协调关系。
日英接近，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安。国民政府为加强中英关系，孤立日本，先后派出中国参加英国国王加冕特使孔祥熙、翁文灏等赴英，商洽中英关系。
美国在中国的竞争，此时处于劣势地位，对日本企图限制其在中国的发展表示不满。一再警告日本，不得危害美国在华利益，强调尊重中国的主权，保障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行。国民政府为争取英、美援助，也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
5月19日，中美无线电话开通典礼在上海举行，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对日本侵华势力采取拖延政策，是国民政府的应对政策之一。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一方面国内民众抗日激情高涨；另一方面中国抗日的各项准备工作，没有实质方面的进展。
日本侵华势力露骨地宣称，“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华北问题必须整个解决，要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意图扶持傀儡。
最初，日方曾希望扶植一些失意军阀，如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但均未奏效。接着，把目标对准了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们首先看中的是阎锡山和韩复榘。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们，尤其是稳住阎锡山，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特意绕道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慰问和安抚。阎锡山决定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表示服从中央。
195年上半年，在中日“亲善”、“提携”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离华北的行动，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迫使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订立了《何梅协定》，丧失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
195年10月，日本驻天津领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缔妨碍“自治”的机构，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许以“华北自治政府首脑”的职位，对宋哲元进行试探和引诱。11月，土肥原要求宋哲元于11月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采取武力行动。
此前，蒋介石迭电宋哲元，软硬兼施，既鼓励宋忍辱负重，无论如何要顶住压力与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异动”，一切听从中央。但却不提任何具体有效办法，让宋哲元自己想办法。
11日，精明的宋哲元发出“直电”，公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实施宪政”，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与此同时，关东军第1混成旅团迅速集中，准备动用武力进攻华北，时局十分危急。蒋在16日电示宋哲元，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认为“国家兴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哲元以不挠之精神，不卑不亢地与日周旋。
紧接着，蒋介石派出对日私人顾问张季鸾赴华北探听虚实，观察动向。同时，国民政府借在南京附近举行大演习，向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增派军队，集中了几个师的中央军，缓缓北调。
日军不吃蒋介石这一套，立即做出强烈反应，集结了6个空军中队，摆出迎战姿态。
期间，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他将不得不在11月0日至日之间宣布自治。
事实上蒋介石已于19日通过秘密途径获悉，日本内部对于华北自治方案存在争议，有倾向于“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避免要求过高”的意见存在。蒋感觉事有所图，当晚便电示宋哲元，要求宋详察敌情，坚忍主持，以救党国。
此时平津形势岌岌可危，9日晚，宋哲元又电告蒋介石平津危迫情势，请求中央速速采取行动。
眼看华北局势恶化，已呈朝不保夕之势，蒋急忙于6日密派刘健群北上，防止宋哲元危难关头势力不支，立场有变。11月0日，蒋不顾日方反对，又派出何应钦北上“体察情势，负责处理”。
日方唯恐何应钦来了之后，宋哲元会因此而靠近南京政府，力加排斥。宋哲元等人因地盘、权力因素，对何的到来反应冷淡。何应钦权衡之下，采取了中央在何出发前所设计方案，允许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由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同一天，又正式宣布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侵略势力与国民党政府方面，在彼此都无法实现自身目的的情况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国民政府方面既不甘心拱手将华北五省让出，又不能对该地区实行有效控制，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驻华北的第9军，军长宋哲元及其将领们处于中日矛盾最尖锐的焦点上，同时成了南京、日本、以及中共同时关注的焦点。
第9军走了一段两边取得利益的道路。对日本表示友好，给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一些方便条件，日本给了他们一些武器，并派军官充当顾问。对南京一再表示服从，以受日军压迫为名，向中央要编制、要装备、要军饷、要修筑国防工事经费等等。经南京政府批准，第9军扩编了4个混成旅，得到一些装备，领到了50万元国防事业费。9军的动向直接影响华北的安全，全国抗日浪潮的不断高涨，限制了宋哲元与日本关系的过分密切。9军是有抗日传统的部队，面对日本侵略，南京政府也绝对不容许他们倒向日本。
197年春，日军在天津一带频频演习，第9军在天津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也分别在北平红山口地区、保定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并邀请北平学生参加。在南苑举办暑期学生军训，有1000多名女学生参加，共X党员张克侠、冯洪国等，都参加了军训的领导或训练工作。“七.七”事变前，第7师驻守北平，师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第1师主力驻扎任丘、保定之间，一部驻南苑，师长赵登禹兼任河北省保安司令；第8师驻天津附近，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第14师驻防察哈尔，师长刘汝明兼任省主席。
宋哲元这个左右受制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拒日本分离行径，维护中国领土的过程中，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保持了民族气节，使得日本通过诱降宋哲元来控制华北的企图落空。从而使蒋介石拖延时间以进行抗战准备得以实现。客观上延缓了日本对华侵略，也延缓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时间，对后来的盟国苏联及英美都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其后开始的全面抗战中，宋哲元部出现了许多优秀将领：如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冯治安等。
就在宋哲元与日本侵略势力周旋的同时，中国国内的局势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