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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回蒋寻求中苏再结盟宋假意华北行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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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回蒋寻求中苏再结盟

    宋假意华北行自治

    19年长城抗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将触角伸到华北,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蒋介石便开始从国际大局势上谋划对日战略。在他认为,一旦与日本展开全面战争,可能的盟友只有苏联,因此恢复和加强与苏联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当然这里面必然会牵涉到中共问题。194年月1日,蒋介石在江西指挥大军进攻中央苏区红军之时,国民党北平分会参谋长杨杰率军官考察团抵达莫斯科。

    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十分险恶,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明显。从194年到196年,日本的军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从4.4%增加至70%;德国的军费从1%增加到67%;意大利的军费也从0%增加至5%。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相信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苏联在东西两方面受到威胁,而且很可能在它还未来得及准备好之前,大战就爆发了。19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在远东给苏联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此时苏日两国关系非常紧张,两国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苏联调兵遣将,制订计划在远东发展工业以加强国防。斯大林虽然固守中立,拒绝同英国和美国合作反对日本。但真心话是希望中国强硬起来,顶住日本的侵略,最终将日本拖在中国战场上,使其无法也无力向苏联攻击。因此,杨杰的到访,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必须支持中国,支持蒋介石对日强硬,坚持抗战。客观地说,中国的抗日也是为苏联的安全提供保障。

    月7日结束访问,苏联副外交部长索科尼柯夫告诉杨杰,苏对日作战有把握,击败日本后必将东北归还中国;中国对日态度应坚决,中苏应合作。杨杰回国后,将苏联的态度向蒋介石报告。

    194年10月16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廷黻到达莫斯科,开始寻求恢复与苏联中断的关系。他带去蒋介石提出的两个问题:

    一是中苏之间有一系列共同利益,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打击,也就是对中国利益和地位的打击,不知苏联政府是否抱有同感?

    二是197年至199年间,中苏关系破裂时,蒋介石是中国领导,这个事实,是否会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发展?

    苏联方面的回答令蒋介石感到宽慰:苏联对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没有任何怀疑。苏联在同中国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的关系方面,“不是从回忆过去的感情出发”,苏联“也像尊敬其他对我们友好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任何成见都不能影响我们的这个立场”。

    蒋介石伸出橄榄枝,中苏迅速恢复大使关系,邓文仪为驻苏武官,当驻苏大使颜惠庆到达莫斯科时,国际媒体这样评论:他真是一个策略专家。派去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大使竟然由一个京剧团陪同。他先让张学良开枪叫苏联人品尝中国子弹,然后又请梅兰芳唱戏叫苏联人领略中国艺术。

    共产国际和苏联此时也在变。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由反对社会民主党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年9月,苏联参加了国际联盟。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不得不采取非常灵活的外交政策,以摆脱其孤立地位。同时不仅在道义上支持已经成为侵略牺牲的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且给予它们实际援助。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也在变,他在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和国内的统一。10月18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官邸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苏联签订“真正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鲍格莫洛夫得出结论,蒋介石指的是秘密军事协定。

    11月,孔祥熙根据蒋的旨意,向鲍格莫洛夫询问:如果中国政府被迫武装抗日,通过海路无法获得军需物资,能否经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

    苏联副外长斯托莫尼雅科夫,于11月19日通知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用品,请他就此通知中国政府。

    195年5月,蒋介石又指示颜惠庆向苏方表示,一旦苏日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支持苏联。197年4月,孙科与鲍格莫洛夫就苏联援华方式进行会谈,会谈结果,苏联答应以战争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且利息率优惠。

    中苏关系的改善,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周边国际环境。苏联以武器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对中国的抗战是个巨大的支持。

    谋取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中国经济落后,国民政府难以进行充分有效的战争准备。蒋介石曾坦诚说:“就是日本人让我们来尽量准备国防,我们人力和财力哪里赶得上呢?”于是国民党政府便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矛盾冲突,多方寻求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

    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与欧美主要国家加紧联系,195年,宋子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试探美国的态度。华北事变后,中国银行董事长陈甫等人再次抵美,希望取得美国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其结果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

    195年1月,蒋介石派铁道部长张家傲,赴欧洲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从196年起,先后与德、英、比、捷、法等国,签订了数笔铁路贷款协定,据统计,从196年到19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与欧洲各国签订的铁路贷款高达1.57亿美元,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是有利的。

    此外还与欧洲各国达成多笔其他各种借款协定:197年春,孔祥熙访问欧洲,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国银行信用贷款100万荷币;从法国银行团分别取得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亿法郎,购置军用飞机贷款1.亿法郎;与捷克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飞机、工业原料借款1000万镑等多笔借款协定。后因抗战全面爆发,这些和约未能全部兑现。

    197年春,日本极力与英、美拉近关系。由于日德签订**条约,使英国担心日本利用这一条约既对付苏联,也对付英国。故而幻想通过谈判“重开远东新政”,与日本协调关系。

    日英接近,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安。国民政府为加强中英关系,孤立日本,先后派出中国参加英国国王加冕特使孔祥熙、翁文灏等赴英,商洽中英关系。

    美国在中国的竞争,此时处于劣势地位,对日本企图限制其在中国的发展表示不满。一再警告日本,不得危害美国在华利益,强调尊重中国的主权,保障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行。国民政府为争取英、美援助,也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

    5月19日,中美无线电话开通典礼在上海举行,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对日本侵华势力采取拖延政策,是国民政府的应对政策之一。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一方面国内民众抗日激情高涨;另一方面中国抗日的各项准备工作,没有实质方面的进展。

    日本侵华势力露骨地宣称,“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华北问题必须整个解决,要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意图扶持傀儡。

    最初,日方曾希望扶植一些失意军阀,如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但均未奏效。接着,把目标对准了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们首先看中的是阎锡山和韩复榘。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们,尤其是稳住阎锡山,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特意绕道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慰问和安抚。阎锡山决定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表示服从中央。

    195年上半年,在中日“亲善”、“提携”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离华北的行动,先后制造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迫使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订立了《何梅协定》,丧失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

    195年10月,日本驻天津领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缔妨碍“自治”的机构,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许以“华北自治政府首脑”的职位,对宋哲元进行试探和引诱。11月,土肥原要求宋哲元于11月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采取武力行动。

    此前,蒋介石迭电宋哲元,软硬兼施,既鼓励宋忍辱负重,无论如何要顶住压力与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异动”,一切听从中央。但却不提任何具体有效办法,让宋哲元自己想办法。

    11日,精明的宋哲元发出“直电”,公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实施宪政”,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与此同时,关东军第1混成旅团迅速集中,准备动用武力进攻华北,时局十分危急。蒋在16日电示宋哲元,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认为“国家兴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哲元以不挠之精神,不卑不亢地与日周旋。

    紧接着,蒋介石派出对日私人顾问张季鸾赴华北探听虚实,观察动向。同时,国民政府借在南京附近举行大演习,向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增派军队,集中了几个师的中央军,缓缓北调。

    日军不吃蒋介石这一套,立即做出强烈反应,集结了6个空军中队,摆出迎战姿态。

    期间,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他将不得不在11月0日至日之间宣布自治。

    事实上蒋介石已于19日通过秘密途径获悉,日本内部对于华北自治方案存在争议,有倾向于“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避免要求过高”的意见存在。蒋感觉事有所图,当晚便电示宋哲元,要求宋详察敌情,坚忍主持,以救党国。

    此时平津形势岌岌可危,9日晚,宋哲元又电告蒋介石平津危迫情势,请求中央速速采取行动。

    眼看华北局势恶化,已呈朝不保夕之势,蒋急忙于6日密派刘健群北上,防止宋哲元危难关头势力不支,立场有变。11月0日,蒋不顾日方反对,又派出何应钦北上“体察情势,负责处理”。

    日方唯恐何应钦来了之后,宋哲元会因此而靠近南京政府,力加排斥。宋哲元等人因地盘、权力因素,对何的到来反应冷淡。何应钦权衡之下,采取了中央在何出发前所设计方案,允许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由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同一天,又正式宣布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侵略势力与国民党政府方面,在彼此都无法实现自身目的的情况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国民政府方面既不甘心拱手将华北五省让出,又不能对该地区实行有效控制,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驻华北的第9军,军长宋哲元及其将领们处于中日矛盾最尖锐的焦点上,同时成了南京、日本、以及中共同时关注的焦点。

    第9军走了一段两边取得利益的道路。对日本表示友好,给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一些方便条件,日本给了他们一些武器,并派军官充当顾问。对南京一再表示服从,以受日军压迫为名,向中央要编制、要装备、要军饷、要修筑国防工事经费等等。经南京政府批准,第9军扩编了4个混成旅,得到一些装备,领到了50万元国防事业费。9军的动向直接影响华北的安全,全国抗日浪潮的不断高涨,限制了宋哲元与日本关系的过分密切。9军是有抗日传统的部队,面对日本侵略,南京政府也绝对不容许他们倒向日本。

    197年春,日军在天津一带频频演习,第9军在天津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也分别在北平红山口地区、保定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并邀请北平学生参加。在南苑举办暑期学生军训,有1000多名女学生参加,共X党员张克侠、冯洪国等,都参加了军训的领导或训练工作。“七.七”事变前,第7师驻守北平,师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第1师主力驻扎任丘、保定之间,一部驻南苑,师长赵登禹兼任河北省保安司令;第8师驻天津附近,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第14师驻防察哈尔,师长刘汝明兼任省主席。

    宋哲元这个左右受制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拒日本分离行径,维护中国领土的过程中,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保持了民族气节,使得日本通过诱降宋哲元来控制华北的企图落空。从而使蒋介石拖延时间以进行抗战准备得以实现。客观上延缓了日本对华侵略,也延缓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时间,对后来的盟国苏联及英美都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其后开始的全面抗战中,宋哲元部出现了许多优秀将领:如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冯治安等。

    就在宋哲元与日本侵略势力周旋的同时,中国国内的局势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