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集结在南海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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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总理亲笔批示：“长宁”轮“变脸”
“718工程”在整体计划中有几十个分系统。包括由国家海洋局组织大洋靶场调查；第六机械工业部和上海市安排建造编组调查、测量船队；由国防科委组织建设测量船队基地（江阴基地、由有关科研院所设计制造适应大洋环境的通信设备、声呐设备、无线电设备和海洋仪器设备等等。其中，组织海洋科学考察船远征大洋，寻找和选择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弹着点获取洲际导弹所必须要的弹着点测量数据，是第一序列的工程，是关键性任务。
1970年月刚接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的沈振东接到中央专委“718”办公室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即派专家到湛江，考察一艘远洋货轮盼注能。沈振东立即派出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的李枚清、柳春艾、陈炳鑫等，风尘仆仆地赶到湛江港。隶属于交通部远洋运输公司广州远洋分公司的“长宁”轮正停泊在这里卸载长臂的龙门吊车像往常一样一捆一捆、一箱一箱地从舱内往码头吊装货物谁也没有在意它铝白色的舷梯上来了什么人，将会发生什么事。
国家海洋局的名“不速之客”在交通部有关人员的引导下，进人“长宁”号的舱内，对船的结构、吨位以及航海设备、动力设备、生活设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考察，与船长、轮机长进行了充分交流。船长不明底细且又不得不照章办事地把船上最为先进的几件设备介绍完后，还不失时机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对印度洋、地中海航线的航行经验。没想到这位漂洋过海见多识广的远洋船长真正地当了一回把自己卖了还替别人点钱的“老实人”。
经了解，这是一艘载重量为15000吨级的远洋杂货船，是“中远”当时性能最好的主力运输船，主航欧洲航线。1966年由波兰巴黎公社造船厂建造下水。船上有当时较先进的航海设备、动力设备和生活设施，可以抗击1级以下的台风，也有宽阔的甲板空间和供多种试验用的巨大舱容量。
同一时间，陈炳鑫和其他同事还考察了正在非洲航线上支援坦赞铁路建设，停靠在广州港的“耀华”轮。“耀华”轮是一艘远洋客轮，有良好的舱室布局和生活条件，动力设备也很好，但没有宽阔的甲板，不便于安装调查船调查试验设备；干舷也太高（水面距离主甲板面的高度为干舷高度），不方便海上科学调查作业。后经专家论证，“长宁”轮更符合作为远洋调查船的基本条件。
1970年5月15日，周总理在国家海洋局送呈的调船请示上亲笔批示交通部，将“长宁”轮正式移交国家海洋局管理。同月，交通部把正准备出航西欧的“长宁”轮立即停运卸载，开往指定的广州船厂码头（现在的“广船国际”号码头）。除了船上装载的货物以外，广州远洋分公司将船上所有的物品和属具原封不动地移交给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船上的船员只有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大管轮、水手长暂留，其余全部船。
这时候“长宁轮”的船长才真正明白，他成功地让自己和他的船员们都“失业”了。
这一天，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管理代表，在广州船厂码头上，没有签订任何法律文书，也未通过任何公证，以相互握手的方式轻松地把一份价值约为00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财产接收了下来。一名海军连职干部李富华奉命带着一个保卫班，当天就在舷梯派了一名固定“武装更”和一名全船流动的“安全更”，接管了这个当时在广州船厂还属于非常现代化的庞然大物。
在当时的交通部看来，这是周总理为完成“718”工程所作的临时调用，海洋局把任务完成后即归还给交通部，也就无须办理什么资产交接手续。实际上从这一刻起，“长宁”轮作为远洋杂货商船的历史使命已经永远完结了，一份光荣而沉重的历史使命正往它那宽阔的甲板和巨大的舱容里加载，一个新的名字一“向阳红五号”船悄然诞生！
二、南海舰队授权“组阁”
“长宁”轮船头两边黑色的中英文“长宁”舷号，已经被广州船厂的工人们用“风枪”切割下来弃之于码头的一角。一个新的船名将被焊上。不过这次没有用英文，字体也迥然不同。与此同时，在海军的安排下，南海舰队政治部下达了一道命令，船上需要的各路人马相继向广州船厂开进。
1970年10月10日，分属海军的猎潜艇74大队的副政委汤斌和分属南海舰队后勤部辅助船大队“500”船的政委侯华清分别接到南海舰队政治部的通知，要求他们立即赶到位于广州的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报到。汤斌所在的部队驻在汕头，距离广州有500多千米，经长途跋涉、几经辗转到达广州，摸到新港西路155号南海分局招待所时，已是深夜了。他累得连脚都抬不起来，进了房间掀开一顶蚊帐倒头就睡，直到天大亮起来洗漱时，才发现另一张床上的蚊帐里还有一个人，这人就是侯华清。侯华清正在湖南常德老家探亲，假期未满，一封加急电报叫他立即归队，便无条件赶了回来。两人相遇后，彼此的海军军装和相差不多的年龄，使他们很快产生了认同感。两人寒暄后还发现，他们都是被通知去“向阳红五号”船报到的，汤斌任命的职务是政委，侯华清是副政委。此时，“向阳红五号”船还只是一个在军内管理高层通过秘密渠道传播的名字，它是一艘什么船，在哪里，是个什么样子，干什么的？为什么不称呼为舰，而称为船？等等，两人一概不知，也不敢打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双双到南海分局政治部报到后，一辆越野车便立即送他们到了位于广州市郊白鹤洞的广州船厂。这时的“向阳红五号”船空载停靠在船厂号码头，干舷甲板距离码头足有七八米高，铝白色的舷梯从高高的甲板上落下码头，船体在下午时分逆着阳光看上去灰沉沉黑压压一片，让这两位刚从小船小舰上懵懂过来的年轻军官长了见识，也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上到甲板后，他们发现改装工程已经铺开，到处都是电缆、钢板。焊花四溅，烟雾弥漫，根本看不出船是啥模样。在警卫班的值勤人员带领下，汤斌和侯华清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放下简陋的行李后，还发现各自卧房里的地板都是浅灰色的羊毛地毯，依墙而立的皮面沙发被罩上了一层别致的缕丝沙发套，室内办公桌、卫生用品、卧具、墙上的油画，挂毯全都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西洋货，与他们各自手上拿着的行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时间哑然无语，不知所措。
汤斌、侯华清是最先到达“向阳红五号”船上的管理干部。
船上有了两名政委，没有船长也不像是一条船，更何况这还不是一艘普通的船。
船长马荣典当时在海军登陆舰二大队任副大队长，已是大队有名的操船能手了。1969年他被派到大连海校学习深造，当他完成学业准备回到原单位时却犯了急性阑尾炎，在大连紧急手术。这时调他到“向阳红五号”船的通知也下来了。他未等身体完全恢复就赶回了原部队，再辗转赶到“向阳红五号”船上时，已经是11月份了。现在我们从已经解密的一份海军政治部的“机密”文件中得知：马荣典、汤斌、侯华清、倪树森（副船长）等17名干部的调令是1970年9月19日下达的，这份文件就是海政干字第65号《同意马荣典等17名干部调“向阳红五号”船工作》，除了船长、副船长、政委、副政委外，还有轮机长区庭广、航海长李胜贵、观通长蔡万林、军医万汝瑾、机要员王振春等。海军调任的这17名干部就是一艘海军辅助船舶的管理和技术班子，这些干部既能使“向阳红五号”船开得动，也能保障在改装期间的行政、安全和技术管理。
后来的历史证明，最初到达“向阳红五号”船的这批管理干部，既是这艘船的“船之初”，也是这艘光荣船舶在10多年的建功立业中，坚韧顽强的海洋精神的承载者和弘扬者，是人格化了的“向阳红五号”船。
三、塞北江南调专才
“天”上掉下来的任务，“天”上却没有“掉”下来人才。沈振东局长是最早意识到专业人才奇缺的问题。
国家海洋局当年由海军代管，为了国防任务，从海军抽调一些船舶管理人才，或者通信人才，还是比较简单的。了不起停航几艘舰艇也得保证国防任务的需要。
但是要海军支援水文气象和靶场选址需要的地球物理和地质科学人才，那就强人所难了。有的专业人才在全国各大院校也找不到几个。
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许时耕开始是分配到杭州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化学室工作的。当年为了解决海水淡化问题，国家正在杭州组织大会战。只要是大学生，无论是学什么专业，一律不挑不捡，都派上用场。一个学地球物理专业的学生到化学室搞海水淡化，背离他的专业十万八千里。他所学的专业是勘探石油矿产，而国家海洋局根本就没有探矿找油的技术支撑和职责。这一时期许时耕极为沮丧。
1970年10月，奇迹发生了，他被通知立即到广州的南海分局报到，执行“向阳红五号”船的远洋重力调查任务。
与汤斌、侯华清相比，许时耕到南海分局报到时对“718”工程的认识更加生疏。他不是军人，在大学学习的地球物理专业也不是像核动力、声学、长波通信目样的秘密。他很少接受到保密教育，但是，当他来到“向阳红五号”船并看到他所承担的任务后，他的专业素养一下子使他敏感到“718工程”的核心机密一洲际弹道导弹的轨道参数，这可是攸关国家安全和航天事业发展的大工程啊！他不由得兴奋而紧张起来了。
这一时期，与许时耕同时上船报到的还有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仪器所、海洋情报所、海洋水文气象预报总台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水文气象局的名地质、地球物理、气象等专业人员，他与他们一起组成了“向阳红五号”船从事科学考察的重力（专业）组、水文（专业）组和气象分队。
广州船厂接到“向阳红五号”船的改装任务时，船厂唯一的一个船坞是为了修造军舰而设计的。当年我国最大的军舰还不超过4000吨，遇到“向阳红五号”船这种大吨位的船，还进不去。但是，在那个年代，广大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加上强有力的国防科研组织工作，广州船厂硬是凭着昼夜加班把一个老船坞加宽了十几米，加长了几十米。
在“向阳红五号”船改装的日子里，国家海洋局从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山东海洋学院、广州中山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海洋研究所、地质研究所选拔了0多名专业人员上船。船上称他们为“可下五洋捉鳖”的人。他们带上船的仪器也被为称做“捉鳖器”。这些仪器十分普通：深海抓斗、颠倒采水器、深海拖网等，与海边渔民的捕捞工具没太大的区别。搞波浪测量的仪器在外形上稍微复杂一点，也就是多了个探头和浮标。这些其貌不扬的钢铁加玻璃的设备体现了当年的海洋科技水平。中国的大洋考察在“向阳红五号”船之前是历史空白，仪器设备也是边干边研制。国家海洋局专门在天津成立了一个海洋仪器所，组织论证和研制这些东西，搞出设计方案后就请工人们敲打出来，工艺水平与现在比实在不敢恭维。初次上船的这些“捉鳖器”就是这个所的科研人员根据国外同类仪器的照片，加上科学家们“想像”生产出来的，这也算是那个年代的高科技了。
王名文是从山东海洋学院完成海洋物理学学习后分配到船上的。王名文学到的海洋物理学知识在当时能派得上用场的地方，主要是海边验潮站，他原以为一个搞波浪测量的，一辈子肯定在海边，度过他的青春年华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分到了“向阳红五号”船上，第一次出海就到了南海中部，第一次完成的专业调查任务，就是打着机密印章的国防任务。他不是军人，却要保守军事秘密。有很长时间，他感觉自己很幸运，很特殊，很了不起。
四、导弹靶场来的神秘军官梁凤森被选调到“向阳红五号”船时，穿着一身草绿色卡叽布军装，带着新疆和田解放军0基地一个导弹靶场的无限神秘出现在甲板上。
梁凤森1966年毕业于北京气象学院，个子很高，戴着一副深度秀郞架近视眼镜，脸色白净尖下颌，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当时，他在和田基地工作已经年，是“东风号”运载火箭陆上靶场试验时的气象预报主官，时年0岁。调他来是要他上船组建大洋靶场的气象分队。
1970年10月一个上午，他接到上“向阳红五号”船的调令时，他并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也没感觉到有什么特别。解放军0基地是试验各种导弹的基地，在西北、西南、东北都有靶场，到哪儿都是领导一句话就走。但这次领导告诉他不是去某个沙漠或者戈壁滩，而是去大城市广州，从那里去印度洋建设靶场。
这时，梁凤森的妻子刚刚生下七子才三天。他原以为从新疆的和田调到广州这么远距离、跨兵种调动，怎么样也允许陪妻子两天再走。可是指导员紧跟了一句：“不要迟到，立即动身，先到总参气象局报到。”看到梁凤森有些迟疑的样子，指导员安抚地说“你的家属坐月子的事我们已请纺织厂领导派人负责照看，你不用考虑，办好手续立即动身。”梁凤森预感到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紧急任务。
从和田到乌鲁木齐，乘汽车得走8天，他坐支线小飞机转来转去到乌鲁木齐市时已是第三天了，他不敢停留，连夜又乘民航机到北京。不想北京天气有问题，只好转飞到西安，在西安待了一天再飞北京，折腾到北京时，已是第8天了。按照调令的指引，他找到了总参气象局的所在地时，这里已经挤满从四面八方前来报到的人。一打听，全是“718”的。有一个看起来很年轻，像个大学生的非军人不知道部队的规矩，就问起军官模样的梁凤森：“解放军同志，718是什么，是干什么的，怎么一说都是718？”梁风森知道那个学生是真不懂，可他也说不清，军人有纪律，特别是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军人，要求更是严格。上级没有说明的，就不要问，知道了的也不能说。更确切一点，问也没有人跟你解。他对大学生笑了笑，“别问了，你以后会知道的。”
其实，准确的“718工程”的含义，当时别说是梁凤森这样的下级军官，―国家海洋局局这一级，也不甚了了。（未完待续）
一、周总理亲笔批示：“长宁”轮“变脸”
“718工程”在整体计划中有几十个分系统。包括由国家海洋局组织大洋靶场调查；第六机械工业部和上海市安排建造编组调查、测量船队；由国防科委组织建设测量船队基地（江阴基地、由有关科研院所设计制造适应大洋环境的通信设备、声呐设备、无线电设备和海洋仪器设备等等。其中，组织海洋科学考察船远征大洋，寻找和选择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弹着点获取洲际导弹所必须要的弹着点测量数据，是第一序列的工程，是关键性任务。
1970年月刚接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的沈振东接到中央专委“718”办公室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即派专家到湛江，考察一艘远洋货轮盼注能。沈振东立即派出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的李枚清、柳春艾、陈炳鑫等，风尘仆仆地赶到湛江港。隶属于交通部远洋运输公司广州远洋分公司的“长宁”轮正停泊在这里卸载长臂的龙门吊车像往常一样一捆一捆、一箱一箱地从舱内往码头吊装货物谁也没有在意它铝白色的舷梯上来了什么人，将会发生什么事。
国家海洋局的名“不速之客”在交通部有关人员的引导下，进人“长宁”号的舱内，对船的结构、吨位以及航海设备、动力设备、生活设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考察，与船长、轮机长进行了充分交流。船长不明底细且又不得不照章办事地把船上最为先进的几件设备介绍完后，还不失时机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对印度洋、地中海航线的航行经验。没想到这位漂洋过海见多识广的远洋船长真正地当了一回把自己卖了还替别人点钱的“老实人”。
经了解，这是一艘载重量为15000吨级的远洋杂货船，是“中远”当时性能最好的主力运输船，主航欧洲航线。1966年由波兰巴黎公社造船厂建造下水。船上有当时较先进的航海设备、动力设备和生活设施，可以抗击1级以下的台风，也有宽阔的甲板空间和供多种试验用的巨大舱容量。
同一时间，陈炳鑫和其他同事还考察了正在非洲航线上支援坦赞铁路建设，停靠在广州港的“耀华”轮。“耀华”轮是一艘远洋客轮，有良好的舱室布局和生活条件，动力设备也很好，但没有宽阔的甲板，不便于安装调查船调查试验设备；干舷也太高（水面距离主甲板面的高度为干舷高度），不方便海上科学调查作业。后经专家论证，“长宁”轮更符合作为远洋调查船的基本条件。
1970年5月15日，周总理在国家海洋局送呈的调船请示上亲笔批示交通部，将“长宁”轮正式移交国家海洋局管理。同月，交通部把正准备出航西欧的“长宁”轮立即停运卸载，开往指定的广州船厂码头（现在的“广船国际”号码头）。除了船上装载的货物以外，广州远洋分公司将船上所有的物品和属具原封不动地移交给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船上的船员只有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大管轮、水手长暂留，其余全部船。
这时候“长宁轮”的船长才真正明白，他成功地让自己和他的船员们都“失业”了。
这一天，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管理代表，在广州船厂码头上，没有签订任何法律文书，也未通过任何公证，以相互握手的方式轻松地把一份价值约为00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财产接收了下来。一名海军连职干部李富华奉命带着一个保卫班，当天就在舷梯派了一名固定“武装更”和一名全船流动的“安全更”，接管了这个当时在广州船厂还属于非常现代化的庞然大物。
在当时的交通部看来，这是周总理为完成“718”工程所作的临时调用，海洋局把任务完成后即归还给交通部，也就无须办理什么资产交接手续。实际上从这一刻起，“长宁”轮作为远洋杂货商船的历史使命已经永远完结了，一份光荣而沉重的历史使命正往它那宽阔的甲板和巨大的舱容里加载，一个新的名字一“向阳红五号”船悄然诞生！
二、南海舰队授权“组阁”
“长宁”轮船头两边黑色的中英文“长宁”舷号，已经被广州船厂的工人们用“风枪”切割下来弃之于码头的一角。一个新的船名将被焊上。不过这次没有用英文，字体也迥然不同。与此同时，在海军的安排下，南海舰队政治部下达了一道命令，船上需要的各路人马相继向广州船厂开进。
1970年10月10日，分属海军的猎潜艇74大队的副政委汤斌和分属南海舰队后勤部辅助船大队“500”船的政委侯华清分别接到南海舰队政治部的通知，要求他们立即赶到位于广州的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报到。汤斌所在的部队驻在汕头，距离广州有500多千米，经长途跋涉、几经辗转到达广州，摸到新港西路155号南海分局招待所时，已是深夜了。他累得连脚都抬不起来，进了房间掀开一顶蚊帐倒头就睡，直到天大亮起来洗漱时，才发现另一张床上的蚊帐里还有一个人，这人就是侯华清。侯华清正在湖南常德老家探亲，假期未满，一封加急电报叫他立即归队，便无条件赶了回来。两人相遇后，彼此的海军军装和相差不多的年龄，使他们很快产生了认同感。两人寒暄后还发现，他们都是被通知去“向阳红五号”船报到的，汤斌任命的职务是政委，侯华清是副政委。此时，“向阳红五号”船还只是一个在军内管理高层通过秘密渠道传播的名字，它是一艘什么船，在哪里，是个什么样子，干什么的？为什么不称呼为舰，而称为船？等等，两人一概不知，也不敢打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双双到南海分局政治部报到后，一辆越野车便立即送他们到了位于广州市郊白鹤洞的广州船厂。这时的“向阳红五号”船空载停靠在船厂号码头，干舷甲板距离码头足有七八米高，铝白色的舷梯从高高的甲板上落下码头，船体在下午时分逆着阳光看上去灰沉沉黑压压一片，让这两位刚从小船小舰上懵懂过来的年轻军官长了见识，也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上到甲板后，他们发现改装工程已经铺开，到处都是电缆、钢板。焊花四溅，烟雾弥漫，根本看不出船是啥模样。在警卫班的值勤人员带领下，汤斌和侯华清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放下简陋的行李后，还发现各自卧房里的地板都是浅灰色的羊毛地毯，依墙而立的皮面沙发被罩上了一层别致的缕丝沙发套，室内办公桌、卫生用品、卧具、墙上的油画，挂毯全都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西洋货，与他们各自手上拿着的行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时间哑然无语，不知所措。
汤斌、侯华清是最先到达“向阳红五号”船上的管理干部。
船上有了两名政委，没有船长也不像是一条船，更何况这还不是一艘普通的船。
船长马荣典当时在海军登陆舰二大队任副大队长，已是大队有名的操船能手了。1969年他被派到大连海校学习深造，当他完成学业准备回到原单位时却犯了急性阑尾炎，在大连紧急手术。这时调他到“向阳红五号”船的通知也下来了。他未等身体完全恢复就赶回了原部队，再辗转赶到“向阳红五号”船上时，已经是11月份了。现在我们从已经解密的一份海军政治部的“机密”文件中得知：马荣典、汤斌、侯华清、倪树森（副船长）等17名干部的调令是1970年9月19日下达的，这份文件就是海政干字第65号《同意马荣典等17名干部调“向阳红五号”船工作》，除了船长、副船长、政委、副政委外，还有轮机长区庭广、航海长李胜贵、观通长蔡万林、军医万汝瑾、机要员王振春等。海军调任的这17名干部就是一艘海军辅助船舶的管理和技术班子，这些干部既能使“向阳红五号”船开得动，也能保障在改装期间的行政、安全和技术管理。
后来的历史证明，最初到达“向阳红五号”船的这批管理干部，既是这艘船的“船之初”，也是这艘光荣船舶在10多年的建功立业中，坚韧顽强的海洋精神的承载者和弘扬者，是人格化了的“向阳红五号”船。
三、塞北江南调专才
“天”上掉下来的任务，“天”上却没有“掉”下来人才。沈振东局长是最早意识到专业人才奇缺的问题。
国家海洋局当年由海军代管，为了国防任务，从海军抽调一些船舶管理人才，或者通信人才，还是比较简单的。了不起停航几艘舰艇也得保证国防任务的需要。
但是要海军支援水文气象和靶场选址需要的地球物理和地质科学人才，那就强人所难了。有的专业人才在全国各大院校也找不到几个。
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许时耕开始是分配到杭州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化学室工作的。当年为了解决海水淡化问题，国家正在杭州组织大会战。只要是大学生，无论是学什么专业，一律不挑不捡，都派上用场。一个学地球物理专业的学生到化学室搞海水淡化，背离他的专业十万八千里。他所学的专业是勘探石油矿产，而国家海洋局根本就没有探矿找油的技术支撑和职责。这一时期许时耕极为沮丧。
1970年10月，奇迹发生了，他被通知立即到广州的南海分局报到，执行“向阳红五号”船的远洋重力调查任务。
与汤斌、侯华清相比，许时耕到南海分局报到时对“718”工程的认识更加生疏。他不是军人，在大学学习的地球物理专业也不是像核动力、声学、长波通信目样的秘密。他很少接受到保密教育，但是，当他来到“向阳红五号”船并看到他所承担的任务后，他的专业素养一下子使他敏感到“718工程”的核心机密一洲际弹道导弹的轨道参数，这可是攸关国家安全和航天事业发展的大工程啊！他不由得兴奋而紧张起来了。
这一时期，与许时耕同时上船报到的还有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仪器所、海洋情报所、海洋水文气象预报总台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水文气象局的名地质、地球物理、气象等专业人员，他与他们一起组成了“向阳红五号”船从事科学考察的重力（专业）组、水文（专业）组和气象分队。
广州船厂接到“向阳红五号”船的改装任务时，船厂唯一的一个船坞是为了修造军舰而设计的。当年我国最大的军舰还不超过4000吨，遇到“向阳红五号”船这种大吨位的船，还进不去。但是，在那个年代，广大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加上强有力的国防科研组织工作，广州船厂硬是凭着昼夜加班把一个老船坞加宽了十几米，加长了几十米。
在“向阳红五号”船改装的日子里，国家海洋局从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山东海洋学院、广州中山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海洋研究所、地质研究所选拔了0多名专业人员上船。船上称他们为“可下五洋捉鳖”的人。他们带上船的仪器也被为称做“捉鳖器”。这些仪器十分普通：深海抓斗、颠倒采水器、深海拖网等，与海边渔民的捕捞工具没太大的区别。搞波浪测量的仪器在外形上稍微复杂一点，也就是多了个探头和浮标。这些其貌不扬的钢铁加玻璃的设备体现了当年的海洋科技水平。中国的大洋考察在“向阳红五号”船之前是历史空白，仪器设备也是边干边研制。国家海洋局专门在天津成立了一个海洋仪器所，组织论证和研制这些东西，搞出设计方案后就请工人们敲打出来，工艺水平与现在比实在不敢恭维。初次上船的这些“捉鳖器”就是这个所的科研人员根据国外同类仪器的照片，加上科学家们“想像”生产出来的，这也算是那个年代的高科技了。
王名文是从山东海洋学院完成海洋物理学学习后分配到船上的。王名文学到的海洋物理学知识在当时能派得上用场的地方，主要是海边验潮站，他原以为一个搞波浪测量的，一辈子肯定在海边，度过他的青春年华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分到了“向阳红五号”船上，第一次出海就到了南海中部，第一次完成的专业调查任务，就是打着机密印章的国防任务。他不是军人，却要保守军事秘密。有很长时间，他感觉自己很幸运，很特殊，很了不起。
四、导弹靶场来的神秘军官梁凤森被选调到“向阳红五号”船时，穿着一身草绿色卡叽布军装，带着新疆和田解放军0基地一个导弹靶场的无限神秘出现在甲板上。
梁凤森1966年毕业于北京气象学院，个子很高，戴着一副深度秀郞架近视眼镜，脸色白净尖下颌，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当时，他在和田基地工作已经年，是“东风号”运载火箭陆上靶场试验时的气象预报主官，时年0岁。调他来是要他上船组建大洋靶场的气象分队。
1970年10月一个上午，他接到上“向阳红五号”船的调令时，他并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也没感觉到有什么特别。解放军0基地是试验各种导弹的基地，在西北、西南、东北都有靶场，到哪儿都是领导一句话就走。但这次领导告诉他不是去某个沙漠或者戈壁滩，而是去大城市广州，从那里去印度洋建设靶场。
这时，梁凤森的妻子刚刚生下七子才三天。他原以为从新疆的和田调到广州这么远距离、跨兵种调动，怎么样也允许陪妻子两天再走。可是指导员紧跟了一句：“不要迟到，立即动身，先到总参气象局报到。”看到梁凤森有些迟疑的样子，指导员安抚地说“你的家属坐月子的事我们已请纺织厂领导派人负责照看，你不用考虑，办好手续立即动身。”梁凤森预感到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紧急任务。
从和田到乌鲁木齐，乘汽车得走8天，他坐支线小飞机转来转去到乌鲁木齐市时已是第三天了，他不敢停留，连夜又乘民航机到北京。不想北京天气有问题，只好转飞到西安，在西安待了一天再飞北京，折腾到北京时，已是第8天了。按照调令的指引，他找到了总参气象局的所在地时，这里已经挤满从四面八方前来报到的人。一打听，全是“718”的。有一个看起来很年轻，像个大学生的非军人不知道部队的规矩，就问起军官模样的梁凤森：“解放军同志，718是什么，是干什么的，怎么一说都是718？”梁风森知道那个学生是真不懂，可他也说不清，军人有纪律，特别是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军人，要求更是严格。上级没有说明的，就不要问，知道了的也不能说。更确切一点，问也没有人跟你解。他对大学生笑了笑，“别问了，你以后会知道的。”
其实，准确的“718工程”的含义，当时别说是梁凤森这样的下级军官，―国家海洋局局这一级，也不甚了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