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定向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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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下文的“出国”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空气对“向阳红五号”船的日常工作不无影响。
到1971年初，“向阳红五号”船改装工程时断时续，钱学森当年提出的编组调查船和测量船建造计划，即“向阳红10号海洋调查船”、“远望1号”和“远望号”轨道测量船的建造还只有设计图纸。原来通知“向阳红五号”船改完后立即出国进行远洋调查的安排越来越渺茫，就像旷野丛林中漫无边际奔跑着的一只小兔，时隐时现，不可捉摸。
1971年9月1日，中国政局上出现了“林彪事件”，思想战线又一次乱了方寸，军队人事变更，将帅沉浮，山雨欲来。
“718工程”是周总理负责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主抓的。中央专门委员有彪、、作、作，彪的倒台对“718工程”的直接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思，海空工的和当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经常受到林彪死党李作鹏等人的发难和冲击，国家海洋局的第一任局长齐勇在“718工程”启动期间就遭到林彪左倾路线冲击。1967年6月8日，承担火箭发动机研制工作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南苑第一分院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武斗，著名火箭材料专家姚桐斌在武斗中被造反派打死。姚桐斌曾留学德国，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和钱学森一起回到祖国加人到“两弹一星”工程的，是主持“两弹一星”核心部位工作才华横溢的专家。他的去世被认为是对中国导弹事业的一大损失。
原计划“向阳红五号”船最晚在1971年11月远航印度洋，却因“林彪事件”而变得遥遥无期。从全国各地来到“向阳红五号”船的大部分技术人员在“林彪事件”之后都接到回原单位待命的通知。许多人这一走，就没有再回来过。“向阳红五号”船的一些出海业务准备工作也被迫停了下来。
197年，已经完成改装的“向阳红五号”船却得不到出海执行远洋任务的消息，偌大一个万吨轮，事实上只有海军南海舰队第一批、第二批调过来的军人留在那里看守。“向阳红五号”船乳白色的油漆，刷新了一次又一次，驾驶台前的挡风玻璃，擦过了一回又一回。每一次油漆，都是按照远洋出国任务的要求刷的，每一回玻璃都擦得没有一丝污迹。但这国门却总也出不去，许多人都有点急了。
国家海洋局只好请示海军按建制给“向阳红五号”船补充兵员，以弥补保卫和后勤工作的急需。197年6月，“向阳红五号”船经过海军批准和安排，接到了0多名从湖北、安徽招来的新兵，这批大部分为高中生的新兵，被分到各个专业部门去充实专业分队人力的不足，同时也送出一部分到全国各有关院校进行专业培训，以备后需。船上的武装保卫工作、后勤工作，也因为有新兵的加人而变得从容些了。
二、风波江上惹麻烦
交通部“陪嫁”给国家海洋局的黄埔1号锚地，看似空旷白茫茫一片，却也是一个风波之地。
这里是珠江主干流流经广州繁华市区后向南人海的一段水上交通要道。当年公路不发达，珠江三角洲与省城广州的交通运输主要靠水道，“红星”号系列客轮是江门、东莞、中山等地区联系广州的主要交通工具，一天有十多班船经过。这里又处在黄埔长洲岛与黄埔区客运轮渡码头的航线附近，每半小时有一班轮渡要经过，高峰时有上千人要在“向阳红五号”船船头下方过往市区。一个是南来北往的长线客轮经过，一个是城市交通的短线轮渡往来，而刚刚出厂的“向阳红五号”船就停泊在这里，如果有特务要偷拍“向阳红五号”船的镜头，或者打探观察一下动静，易如反掌，也难于察觉。
黄埔长洲岛的长洲镇洪福市，紧靠“向阳红五号”船停泊铺地，这个小村庄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模范村”。这里没经过日定残酷的烧杀抡掠，新旧两个社会的对比并不如内地强烈，甚至他们跟香港、澳门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广州市还没有建立电视台的时候，他们许多的村民就在屋顶上支起了令人羡慕不已的“鱼骨”天线，旁若无人地收看着香港台的电视。
按照部队的保密条令和“向阳红五号”船特殊的保密要求，这个锚地应该是最不适合部队隐蔽的地方。
但为什么又安排“向阳红五号”船停泊在这里，是管理者的疏忽吗？
會旨够说得通的理由是两条：一是欠深条件限制，“向阳红五号”船是万吨轮，吃水75米，低潮时，锚地必须有8米以上的水深才符合要求，而黄埔港内，这地特。是这个地有船的港望。虽然长洲岛不合适“向阳红五号”隐蔽，怎么说也只是国内的事，把“向阳红五号”船停靠到黄埔港与外轮一起，那就成为“世界之窗”了。
保密管理是船上特别常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有新人员上船，船长、政委就要利用部队常用的“点名”时间，宣布和重申一些保密纪律。给家人写信不许透露“向阳红五号”船是做国防工程的，连“718工程”这个代号也不许说。任何亲属也不许带上船，与朋友亲友往来不许透露船上的设备性能，甚至船去过哪里，将来要去哪里。寄信的地址是保密的，用一个“广州市119信箱101号”代替。每天执勤的“安全更”是两个，一个在梯，检查上下船人员，称为“更位长”；另一个在甲板和舱室里巡察，对容易发生的火警、跑冒油水等进行检查。更位长最重要的一个职责是白天对过往船只动静的观察，如果发现有人拍摄了“向阳红五号”船的照片，或者他们很接近五号船的水道航行，值班值勤人员要及时报告给值班船首长并进行追查。船上还配备了一艘非常先进的摩托艇，就来应这些。
一次，这台摩托艇还真派上了用场。
197年的一天，从江门市驶人广州的“红星”号客轮上，一位好奇的客人在窗拍摄下了“向阳红五号”船的照片。这一举动被敏锐的更位长发现并报告了当班副船长。副船长立报告地“五号”船市安局重点防护单位，与黄埔派出所建立了应急联动工作协调机制）并由机要员王振春登艇带派出所的干警追击。摩托艇很快在江中间飞驶，不到半个小时就追上了那艘还在江面全速航行的“红星”轮，公安人员挥舞着证件逼停客轮后上船检查，终于在船长的配合下，查到了那位客人，那位客人也很配合地交出了胶卷。后来公安部门对这位倒霉的好奇者的政治面貌、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还进行了审查，未发现海外关系和其他异常才作罢。
与“向阳红五号”船经常联系的两个民用码头，一个是黄埔长洲镇洪福市码头，空间距离只有约00米，一个小船摇一下浆就能到；一个是海珠区新洲码头，空间距离000米，是“向阳红五号”船的军需物资和人员往来的主“脐带”接，对这些接“老百姓”的保密防患，曾大费船领导的脑筋。
虽然说，没有南海分局保卫处的介绍信一律不许登上“向阳红五号”船是一条“铁律”，可是经常有当地的一些“关系”通过给船上送菜送水果之类，试图接近、打听这个神秘的庞然大物。船上的上士（当年这一称谓并非军衔，通常就是对负责主副食品采购的专门士兵的称呼）和伙房的炊事员都成为长洲岛的副食品店、菜店和杂货店女青年们的“关系人”。战士不准谈恋爱是全军规定，可是没有规定不能和女青年打交道，军民鱼水情深也是革命军队的传统，不能一到了“向阳红五号”船就全改变了吧。海军舰艇部队一般服役期是4年，大多数还要多留一年两年才能退役，因此，“向阳红五号”船的小伙子大都有二十五六岁，这个年龄，谁不想接近女性？谁不想和姑娘们有点“鱼水情深”呢？如果真有“鱼水情深”的个别人，这里面有没有情报泄露问题就难说了。船上的政治工作干部、保密人员不得不考虑一些措施。南海分局保卫部门建议，“上士”、小交通艇艇员之类与地方“老百姓”打交道多的职务，干到一年半载就得换下来。如果发现有什么“亲密”迹象，就得去调查核实，确证者及时处分或处理退伍。不过这项严格的纪律执行到1978年后，就有些松动了，一个有“上士”经历的清远籍战士小吴，提干部后就要和的个姑娘结婚。组织上去调查的时候，姑娘就承认了是小吴当“上士”的时候就跟她联系了，一来二往就许下终生。另一个是航海班战士，在黄埔岛的工人医院住过院，与其护士小姐认识后许下了终生，这个战士提干不久就打报告申请结婚。
在那个年代，纪律是会被严格执行的，但对爱情、婚姻这类美好事物，谁也不忍心去破坏。不可否认的是，“向阳红五号”船当年的特殊身份还真的玉成了不少好姻缘，这已属于“保密令”以外的收获，不希望发生的故事中的希望故事了。
三、整合军人“联合国”
“向阳红五号”船是一个“军人联合国”，陆、海、空三军都有。一些由国防科委、兵种院校派来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分属不同的部队管，去不是上了。时的人不准。一拉铃开饭，吃着吃着就叫：没菜啦没菜啦！烦得炊事员们不停地翻白。
为什么会搞成烦人的军人“联合国”呢？
来于的海，不成。海局承担“718”任务时，全局海洋科技力量不足千人，而且专业单一，不得已从全国各相关单位和兵种中吸纳人才；另一个原因是从组建“向阳红五号”船那天起，上级领导就没有打算“向阳红五号”船是一个长期的建制，开始时甚至是不是一个团职单位都没有文件明确。南海分局只好参照调来的船长、政委当时在原部队的级别作为单位的级别，船上的各部门也没有明确是什么级。反正船是交通部的，完成任务后还要送回去；人是从全国各军兵种和各院校临时调来的，打完了洲际导弹也得回原单位。既然是一个临时的单位，所有的人都是“临时工”，就没有必要搞统一的军需供应，着统一的服装了。
但船上的管理就复杂了。有些专业战士从西北调来，调来时就已差不多是陆军的老兵了，这些兵是退伍，还是提干？不知谁说了算。有些战士原所在部队的首长都更换了，新首长甚至不了解还有战士在“向阳红五号”船服役。军装问题也很突出，部队每年都要换装，南方与北方标准不同，“向阳红五号”船上还只有海军的南方军需品，没有陆军、
空军的被服，更没有棉大衣、皮大衣或毛皮鞋。每到换发军装时，军需那里吵成“一锅粥”，政委那里也收到意见一大堆，乱成“一堆麻”。
船上在1970年就按上级规定着便服，军人只有在外出，有军人礼仪活动时才着军装。海军给“向阳红五号”船的所有人员发了两套专门的中山服，夏天还发了两件圆领“老头衫”。中山服是一种卡叽布灰、蓝两色外套，海军被服工厂是按照部队服装制式规范生产的，大小尺寸按1、、号制发。南方和北方人的身材差距大，许多南方的小个就几乎找不到合身的衣服穿。只有船长、政委、副长们是用“毛涤”（毛料加涤纶）量身定做的中山服，穿起来很“挺括”，在其他船员们眼里威风又帅气。由于一般船员出国服装的标准很低，管理也很潦草，不穿军装的“规定”执行一段时间后就难以坚持。船上的军人开始借外出的机会穿上军装，过一把当兵的瘾，回到船上也不换，在甲板上、舱室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十分招人。仅这一点兮兮拉拉、军不军民不民的做派，对于喜欢整齐划一、强调军人作风的马荣典船长来说，就是开会“点名”的常提话题，也是反映到上级的最多的管理问题之一。
197年，鉴于船上的兵种管理问题和执行任务期的延长，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决定把“向阳红五号”船的编制固定下来，由海军统一管。无论是来自空军还是陆军，一律转到海军，接受海军设在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军需供应；不论你来自西北，还是北京、天津，是院校生还是职工工人背景的技术人员），一律属“向阳红五号”船的人（极个别除外原各部队制发的服装，不论是皮大衣还是呢大衣，一律上缴，按海军舰艇部队南方服装标准配给。197年月，南海分局“从保留技术骨干，在较短时间内能担负任务出发”，从在船上的7名各单位派来的人员中挑选4名干部战士和职工留下，充实了各个专业分队。
四、好消息：定向太平洋
1971年底，“718工程”这条秘密工作线，通过领导传到船上：“可能不去印度洋了，改去太平洋”。
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都是专家们从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必须满足800014000千米射程需要而预先要调查测量的两个落点洋区。当年南太平洋落点洋区因美国才中国的军事封锁和政治上的交恶而放弃，被迫初选了南印度洋。
洲际导弹靶场选择由印度洋转向太平洋，体现了我国与世界各大国的战略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国领导人及时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战略时机，调整靶场选择方向完成战略武器的试验，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国家安全来说，是一个无以估量的英明判断。
0世纪60—70年代初，我国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开始初显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大国地位，也得到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拥护。
1970年9月，我国支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提出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主张。1971年1月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讨论宣布印度洋和平区的时候，中国代表就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这一正义主张，并且指出苏、美、英等这些和印度洋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如果不对印度洋和平区承担相应的义务，那么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就没有保障。197年7月5日，在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总理的联合公报中，中国政府重申坚决支持印度洋和平区的原则立场，并且认为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印度洋作为和平区的宣言》的决议应当得到尊重。我国在这一时期坚持的外交立场，符合当时我国基本的外交政策，但原计划在印度洋试验洲际导弹的计划将受到国际政治环境的限制，“718工程”的工作方向必须改变。
197年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尼克松总统一行。在这个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里，美国大步退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争议，并在中美联合公报中指出：“台湾不容置疑地属于中国，并且希望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关系提供便利，并使关系走上正常化。
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的前景看好，美国在台湾海峡及太平洋地区对中国构成的军事压力和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中国西进印度洋实施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的计划可以转向为东进太平洋。这个改变无论是对于国家战略还是对于“718工程”都是一个极为关键、重要的战略转向，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个全新的开阔世界。
中国发射运载火箭试验由印度洋转向太平洋的另一个理由是：南太平洋尚未宣布为无核区，周边国家在政治上还不是很敏感。向大洋发射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必须有一支庞大的海上特混编队护航，中国护航编队进人印度洋的航路和运载火箭飞经的地区，除了本土外，还有南海南部的东南亚国家，编队还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而人印度洋。虽然多数国家在传统上与中国没有大的恩怨和过节，但沿途各国对武器试验都很敏感，外交上有不少麻烦和变数。转向挺进太平洋后，洲际导弹从首区到落区沿途只有菲律宾、所罗门群岛、斐济、图瓦卢等少数太平洋岛国，护航编队所经航路大多都是太平洋国际公海和可供国际自由航行的海峡。而且太平洋中的大部分岛屿和海域都被美军控制，美国和苏联都在这里建设了洲际导弹试验靶场，尚未被宣布为无核区和禁止试验区。说到底，只要美国人不捣乱，中国人就要做成这个事！（未完待续）
一、没有下文的“出国”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空气对“向阳红五号”船的日常工作不无影响。
到1971年初，“向阳红五号”船改装工程时断时续，钱学森当年提出的编组调查船和测量船建造计划，即“向阳红10号海洋调查船”、“远望1号”和“远望号”轨道测量船的建造还只有设计图纸。原来通知“向阳红五号”船改完后立即出国进行远洋调查的安排越来越渺茫，就像旷野丛林中漫无边际奔跑着的一只小兔，时隐时现，不可捉摸。
1971年9月1日，中国政局上出现了“林彪事件”，思想战线又一次乱了方寸，军队人事变更，将帅沉浮，山雨欲来。
“718工程”是周总理负责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主抓的。中央专门委员有彪、、作、作，彪的倒台对“718工程”的直接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思，海空工的和当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经常受到林彪死党李作鹏等人的发难和冲击，国家海洋局的第一任局长齐勇在“718工程”启动期间就遭到林彪左倾路线冲击。1967年6月8日，承担火箭发动机研制工作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南苑第一分院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武斗，著名火箭材料专家姚桐斌在武斗中被造反派打死。姚桐斌曾留学德国，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和钱学森一起回到祖国加人到“两弹一星”工程的，是主持“两弹一星”核心部位工作才华横溢的专家。他的去世被认为是对中国导弹事业的一大损失。
原计划“向阳红五号”船最晚在1971年11月远航印度洋，却因“林彪事件”而变得遥遥无期。从全国各地来到“向阳红五号”船的大部分技术人员在“林彪事件”之后都接到回原单位待命的通知。许多人这一走，就没有再回来过。“向阳红五号”船的一些出海业务准备工作也被迫停了下来。
197年，已经完成改装的“向阳红五号”船却得不到出海执行远洋任务的消息，偌大一个万吨轮，事实上只有海军南海舰队第一批、第二批调过来的军人留在那里看守。“向阳红五号”船乳白色的油漆，刷新了一次又一次，驾驶台前的挡风玻璃，擦过了一回又一回。每一次油漆，都是按照远洋出国任务的要求刷的，每一回玻璃都擦得没有一丝污迹。但这国门却总也出不去，许多人都有点急了。
国家海洋局只好请示海军按建制给“向阳红五号”船补充兵员，以弥补保卫和后勤工作的急需。197年6月，“向阳红五号”船经过海军批准和安排，接到了0多名从湖北、安徽招来的新兵，这批大部分为高中生的新兵，被分到各个专业部门去充实专业分队人力的不足，同时也送出一部分到全国各有关院校进行专业培训，以备后需。船上的武装保卫工作、后勤工作，也因为有新兵的加人而变得从容些了。
二、风波江上惹麻烦
交通部“陪嫁”给国家海洋局的黄埔1号锚地，看似空旷白茫茫一片，却也是一个风波之地。
这里是珠江主干流流经广州繁华市区后向南人海的一段水上交通要道。当年公路不发达，珠江三角洲与省城广州的交通运输主要靠水道，“红星”号系列客轮是江门、东莞、中山等地区联系广州的主要交通工具，一天有十多班船经过。这里又处在黄埔长洲岛与黄埔区客运轮渡码头的航线附近，每半小时有一班轮渡要经过，高峰时有上千人要在“向阳红五号”船船头下方过往市区。一个是南来北往的长线客轮经过，一个是城市交通的短线轮渡往来，而刚刚出厂的“向阳红五号”船就停泊在这里，如果有特务要偷拍“向阳红五号”船的镜头，或者打探观察一下动静，易如反掌，也难于察觉。
黄埔长洲岛的长洲镇洪福市，紧靠“向阳红五号”船停泊铺地，这个小村庄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模范村”。这里没经过日定残酷的烧杀抡掠，新旧两个社会的对比并不如内地强烈，甚至他们跟香港、澳门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广州市还没有建立电视台的时候，他们许多的村民就在屋顶上支起了令人羡慕不已的“鱼骨”天线，旁若无人地收看着香港台的电视。
按照部队的保密条令和“向阳红五号”船特殊的保密要求，这个锚地应该是最不适合部队隐蔽的地方。
但为什么又安排“向阳红五号”船停泊在这里，是管理者的疏忽吗？
會旨够说得通的理由是两条：一是欠深条件限制，“向阳红五号”船是万吨轮，吃水75米，低潮时，锚地必须有8米以上的水深才符合要求，而黄埔港内，这地特。是这个地有船的港望。虽然长洲岛不合适“向阳红五号”隐蔽，怎么说也只是国内的事，把“向阳红五号”船停靠到黄埔港与外轮一起，那就成为“世界之窗”了。
保密管理是船上特别常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有新人员上船，船长、政委就要利用部队常用的“点名”时间，宣布和重申一些保密纪律。给家人写信不许透露“向阳红五号”船是做国防工程的，连“718工程”这个代号也不许说。任何亲属也不许带上船，与朋友亲友往来不许透露船上的设备性能，甚至船去过哪里，将来要去哪里。寄信的地址是保密的，用一个“广州市119信箱101号”代替。每天执勤的“安全更”是两个，一个在梯，检查上下船人员，称为“更位长”；另一个在甲板和舱室里巡察，对容易发生的火警、跑冒油水等进行检查。更位长最重要的一个职责是白天对过往船只动静的观察，如果发现有人拍摄了“向阳红五号”船的照片，或者他们很接近五号船的水道航行，值班值勤人员要及时报告给值班船首长并进行追查。船上还配备了一艘非常先进的摩托艇，就来应这些。
一次，这台摩托艇还真派上了用场。
197年的一天，从江门市驶人广州的“红星”号客轮上，一位好奇的客人在窗拍摄下了“向阳红五号”船的照片。这一举动被敏锐的更位长发现并报告了当班副船长。副船长立报告地“五号”船市安局重点防护单位，与黄埔派出所建立了应急联动工作协调机制）并由机要员王振春登艇带派出所的干警追击。摩托艇很快在江中间飞驶，不到半个小时就追上了那艘还在江面全速航行的“红星”轮，公安人员挥舞着证件逼停客轮后上船检查，终于在船长的配合下，查到了那位客人，那位客人也很配合地交出了胶卷。后来公安部门对这位倒霉的好奇者的政治面貌、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还进行了审查，未发现海外关系和其他异常才作罢。
与“向阳红五号”船经常联系的两个民用码头，一个是黄埔长洲镇洪福市码头，空间距离只有约00米，一个小船摇一下浆就能到；一个是海珠区新洲码头，空间距离000米，是“向阳红五号”船的军需物资和人员往来的主“脐带”接，对这些接“老百姓”的保密防患，曾大费船领导的脑筋。
虽然说，没有南海分局保卫处的介绍信一律不许登上“向阳红五号”船是一条“铁律”，可是经常有当地的一些“关系”通过给船上送菜送水果之类，试图接近、打听这个神秘的庞然大物。船上的上士（当年这一称谓并非军衔，通常就是对负责主副食品采购的专门士兵的称呼）和伙房的炊事员都成为长洲岛的副食品店、菜店和杂货店女青年们的“关系人”。战士不准谈恋爱是全军规定，可是没有规定不能和女青年打交道，军民鱼水情深也是革命军队的传统，不能一到了“向阳红五号”船就全改变了吧。海军舰艇部队一般服役期是4年，大多数还要多留一年两年才能退役，因此，“向阳红五号”船的小伙子大都有二十五六岁，这个年龄，谁不想接近女性？谁不想和姑娘们有点“鱼水情深”呢？如果真有“鱼水情深”的个别人，这里面有没有情报泄露问题就难说了。船上的政治工作干部、保密人员不得不考虑一些措施。南海分局保卫部门建议，“上士”、小交通艇艇员之类与地方“老百姓”打交道多的职务，干到一年半载就得换下来。如果发现有什么“亲密”迹象，就得去调查核实，确证者及时处分或处理退伍。不过这项严格的纪律执行到1978年后，就有些松动了，一个有“上士”经历的清远籍战士小吴，提干部后就要和的个姑娘结婚。组织上去调查的时候，姑娘就承认了是小吴当“上士”的时候就跟她联系了，一来二往就许下终生。另一个是航海班战士，在黄埔岛的工人医院住过院，与其护士小姐认识后许下了终生，这个战士提干不久就打报告申请结婚。
在那个年代，纪律是会被严格执行的，但对爱情、婚姻这类美好事物，谁也不忍心去破坏。不可否认的是，“向阳红五号”船当年的特殊身份还真的玉成了不少好姻缘，这已属于“保密令”以外的收获，不希望发生的故事中的希望故事了。
三、整合军人“联合国”
“向阳红五号”船是一个“军人联合国”，陆、海、空三军都有。一些由国防科委、兵种院校派来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分属不同的部队管，去不是上了。时的人不准。一拉铃开饭，吃着吃着就叫：没菜啦没菜啦！烦得炊事员们不停地翻白。
为什么会搞成烦人的军人“联合国”呢？
来于的海，不成。海局承担“718”任务时，全局海洋科技力量不足千人，而且专业单一，不得已从全国各相关单位和兵种中吸纳人才；另一个原因是从组建“向阳红五号”船那天起，上级领导就没有打算“向阳红五号”船是一个长期的建制，开始时甚至是不是一个团职单位都没有文件明确。南海分局只好参照调来的船长、政委当时在原部队的级别作为单位的级别，船上的各部门也没有明确是什么级。反正船是交通部的，完成任务后还要送回去；人是从全国各军兵种和各院校临时调来的，打完了洲际导弹也得回原单位。既然是一个临时的单位，所有的人都是“临时工”，就没有必要搞统一的军需供应，着统一的服装了。
但船上的管理就复杂了。有些专业战士从西北调来，调来时就已差不多是陆军的老兵了，这些兵是退伍，还是提干？不知谁说了算。有些战士原所在部队的首长都更换了，新首长甚至不了解还有战士在“向阳红五号”船服役。军装问题也很突出，部队每年都要换装，南方与北方标准不同，“向阳红五号”船上还只有海军的南方军需品，没有陆军、
空军的被服，更没有棉大衣、皮大衣或毛皮鞋。每到换发军装时，军需那里吵成“一锅粥”，政委那里也收到意见一大堆，乱成“一堆麻”。
船上在1970年就按上级规定着便服，军人只有在外出，有军人礼仪活动时才着军装。海军给“向阳红五号”船的所有人员发了两套专门的中山服，夏天还发了两件圆领“老头衫”。中山服是一种卡叽布灰、蓝两色外套，海军被服工厂是按照部队服装制式规范生产的，大小尺寸按1、、号制发。南方和北方人的身材差距大，许多南方的小个就几乎找不到合身的衣服穿。只有船长、政委、副长们是用“毛涤”（毛料加涤纶）量身定做的中山服，穿起来很“挺括”，在其他船员们眼里威风又帅气。由于一般船员出国服装的标准很低，管理也很潦草，不穿军装的“规定”执行一段时间后就难以坚持。船上的军人开始借外出的机会穿上军装，过一把当兵的瘾，回到船上也不换，在甲板上、舱室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十分招人。仅这一点兮兮拉拉、军不军民不民的做派，对于喜欢整齐划一、强调军人作风的马荣典船长来说，就是开会“点名”的常提话题，也是反映到上级的最多的管理问题之一。
197年，鉴于船上的兵种管理问题和执行任务期的延长，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决定把“向阳红五号”船的编制固定下来，由海军统一管。无论是来自空军还是陆军，一律转到海军，接受海军设在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军需供应；不论你来自西北，还是北京、天津，是院校生还是职工工人背景的技术人员），一律属“向阳红五号”船的人（极个别除外原各部队制发的服装，不论是皮大衣还是呢大衣，一律上缴，按海军舰艇部队南方服装标准配给。197年月，南海分局“从保留技术骨干，在较短时间内能担负任务出发”，从在船上的7名各单位派来的人员中挑选4名干部战士和职工留下，充实了各个专业分队。
四、好消息：定向太平洋
1971年底，“718工程”这条秘密工作线，通过领导传到船上：“可能不去印度洋了，改去太平洋”。
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都是专家们从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必须满足800014000千米射程需要而预先要调查测量的两个落点洋区。当年南太平洋落点洋区因美国才中国的军事封锁和政治上的交恶而放弃，被迫初选了南印度洋。
洲际导弹靶场选择由印度洋转向太平洋，体现了我国与世界各大国的战略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国领导人及时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战略时机，调整靶场选择方向完成战略武器的试验，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国家安全来说，是一个无以估量的英明判断。
0世纪60—70年代初，我国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开始初显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大国地位，也得到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拥护。
1970年9月，我国支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提出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主张。1971年1月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讨论宣布印度洋和平区的时候，中国代表就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这一正义主张，并且指出苏、美、英等这些和印度洋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如果不对印度洋和平区承担相应的义务，那么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就没有保障。197年7月5日，在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总理的联合公报中，中国政府重申坚决支持印度洋和平区的原则立场，并且认为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印度洋作为和平区的宣言》的决议应当得到尊重。我国在这一时期坚持的外交立场，符合当时我国基本的外交政策，但原计划在印度洋试验洲际导弹的计划将受到国际政治环境的限制，“718工程”的工作方向必须改变。
197年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尼克松总统一行。在这个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里，美国大步退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争议，并在中美联合公报中指出：“台湾不容置疑地属于中国，并且希望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关系提供便利，并使关系走上正常化。
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的前景看好，美国在台湾海峡及太平洋地区对中国构成的军事压力和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中国西进印度洋实施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的计划可以转向为东进太平洋。这个改变无论是对于国家战略还是对于“718工程”都是一个极为关键、重要的战略转向，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个全新的开阔世界。
中国发射运载火箭试验由印度洋转向太平洋的另一个理由是：南太平洋尚未宣布为无核区，周边国家在政治上还不是很敏感。向大洋发射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必须有一支庞大的海上特混编队护航，中国护航编队进人印度洋的航路和运载火箭飞经的地区，除了本土外，还有南海南部的东南亚国家，编队还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而人印度洋。虽然多数国家在传统上与中国没有大的恩怨和过节，但沿途各国对武器试验都很敏感，外交上有不少麻烦和变数。转向挺进太平洋后，洲际导弹从首区到落区沿途只有菲律宾、所罗门群岛、斐济、图瓦卢等少数太平洋岛国，护航编队所经航路大多都是太平洋国际公海和可供国际自由航行的海峡。而且太平洋中的大部分岛屿和海域都被美军控制，美国和苏联都在这里建设了洲际导弹试验靶场，尚未被宣布为无核区和禁止试验区。说到底，只要美国人不捣乱，中国人就要做成这个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