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关税自主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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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被迫松口带来的是中国于经济上的丰收，张作霖“东北自治政府”成立初期在关税政策上实行的重大措施便是关税自主，在国家基本统一后同样如此。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于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中国海关成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因此，收回关税自主权成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重要使命。1921年11月23日，顾维钧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上提出关税自主案。这是北京政府第一次事实提案。此案提出中国有自行规定及区分本国税率的完全自由。议案一经提出，即遭到英、美、法、日等国反对，尤以日、英两国为最。1922年1月3日美国代表恩德伍提出数种办法，最后通过方案：有关各国立即派员在上海召开修正税则会议，切实执行值百抽五，满4年后得一修正，此后每7年修正一次。顾维钧提出保留案声明：“将来遇适当机会，再求考虑自主权问题。”后大会据此决议制定《中国关税条约》，并于1922年2月6日正式签字。
正史上1925年“五卅运动”后，北京政府秉着“哀兵必胜”的心态和英美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宣告关税自主，并公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到 6月时，国民政府发表“改订新约”的对外宣言，关税自主为其两项主要内容之一。同年7月，国民政府与美国首先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随后，又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国民政府把关税会议时各国承认的七级税则公布为国定税则，并声明自1927年2月1日起实行。到正史上的1930年，日本也终于同意了《中日关税协议》。国民政府经过这些“改订新约”的措施，在关税自主权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只是帝国主义所作的某些让步，海关行政管理权仍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政府仍不能完全自主地制定税率。尽管这样，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措施，增加了国家关税的收入，并有利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完全意义上的中国真正获得关税自主权，要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张汉卿不会容忍中国忍受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压迫。政治上的欺凌因为力有不逮、不得已韬光养晦倒也罢了，经济上可不能再这么忍，因为这是决定政治上要忍多久的重要标杆。
以张汉卿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党和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都在党章里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的主张。但是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轻易放弃这到嘴的肥肉的，在国家实力还不济的当前，贸然地提出要求虽然能够博得民众的拳拳爱国之心，但对于国家的战略发展而言，却弊大于利：升级的冲突，有机会导致中国对英日的全面开战，这风险，虽然张汉卿了解国际大局的趋势，却不能预料英日的反应极限，因为这件事本身在历史上没有出现得这么早。
关税收入是政府财政的主体，也是张作霖政府赖以发展的基石。在中英政府正在为处理“五卅惨案”和租界回收问题斗智斗勇之际，1925年10月—1926年7月，在张汉卿要求下，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
本来在关税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英日两国对中国关税问题已经形成比较明确的政策，相比较，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对中国做出了一定让步。这是因为，被美国一手主导下解散了英日联盟后，使英国在亚洲特别在中国缺少有力的盟友。本来英国以为凭着和日本旧有的关系，联合应对由于“五卅运动”造成的来自中国的压力。但是日本“反应敏捷”，在中国人民群情激昂的当口非常低调地从对华主动进攻转变为积极影响，从而躲在英国背后，使得事件从一开始英国便独自陷于浪尖风口。为了缓和对华关系，在中国提出的关税问题上不得已做了些让步。
关税特别会议召开期间，英日不仅对中国的提议百般阻挠，而且它们之间矛盾重重，并因此展开激烈争斗。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一场漫长的角力过程，导致会议没有达成决议，无果而终。
但是张汉卿决心冒险一赌。“五卅惨案”顺利结案后，借着这股哀兵之气，张汉卿在国会发表著名的《关税自主要求》，揭开了中国在海关上的自主权的序幕，他的报告深刻表达了中华民国政府对关税的认识和自主要求，也首次明确直指那些千方百计妨碍、打压中国崛起的英美列强为帝国主义：
“用武力强迫通商，并约定单方的协定税率，——这本是帝国主义者夷灭弱小民族的国家，或使他降为半殖民地的一种实际上最狠毒而形式上最温和的巧妙手段！事实上帝国主义者征服非洲亚洲各弱小民族，都是用这种巧妙手段；理论上唯有这种手段，是以充分的愚弄文化低下的民族，减少他们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抵抗。
帝国主义者在八十余年前对于中国也施了这种巧妙手段，达到他们侵略的目的，始则一国强迫通商，限制中国自定税率权，继则列国至，要求设立最优惠通商条约；再次则操纵内乱，借以攫取关税行政权；海关行政权，表面上是中国愿意委托帝国主义者，实则太平之乱，原是帝国主义者从中操纵的，他们预定目的，就是借此从中取利；所以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和其后英美法领使代办上海海关，并不是偶然的。更次且借口抵押外债，夺我关税保存权；把中国关于关税的种种自由权，用种种好听的口实，剥夺无遗，驯至今日，使中国变为一个事实上的半殖民地！ 中国今日之异于殖民地者，不过独立国的形式，和没有确定一尊的事实上的对中国的命令人而已。
中国因关税自主权完全剥夺，所受的弊害，数不胜数，单就其中重要的说来，关税的不自主，在经济上束缚中国农工商各种产业，阻止其向前发展；很明显的：中国提出奖励新式产业，已数十年，犹无效果，是因为中国在关税关系上，极轻的关税与于内地厘金互相抵消，事实上等于采用自由贸易政策，所以中国幼稚新式产业，万无和资本雄厚技术发达的外国产业对抗之可能。
对外贸易上，形成了中国对外贸易上的永久入超，使中国的漏卮日大，除了现货流出罄尽，替他们造成更来剥削我们的资本，造成32个华丽的租界之外，还负了十八万万元的外债！这是中国对外贸易上明显的事实：除一八六四年及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六年共六年外，每年输入超过输出平均每年五千万元以上。
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兴起是一种巨大的制约：因为帝国主义者纵容廉价的大量剩余商品，压倒国货，使中国从来的手工业者及农民多数流离失业；中国自太平战役以来的内乱，从历史上分析起来，都是失业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暴动。考查他们失业原因：主要的是因为大量生产的价廉物美 (自然是比较那时的国货说) 的外国品自由输入。那时中国还有南洋美洲各外国，东三盛察绥热、新疆、藏边等处国内地方，可以移住，所以这些暴动，虽不能根绝，却也不能发展自如。
二十年前华工出洋困难，内地移民亦已将到饱和程度，所以全国兵士之害，日深一日，简直到了无可救治的地步！使全国民生疲弊，不能聊生。全国除了少数军阀及官僚外，一般人经济非常困难！不但从我们日常生活上感觉得到，从中国对他国贸易进步的程度，与世界各国近十年来对外贸易增进速度比较起来，更其确实明显。
帝国主义控制着中国各大海关，决定着中国进出口税率，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掌握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他们通过关税控制，达到了在政治上多重目的：使主权大受限制，例如内地税法：如出产税，亦受束缚，改正关税，须得全数有约国同意；使财政在事实上不能独立，如多年来中国财政计划，事实上要受总税务司洋员及官税保管银行的管辖；使外人得以干涉内政，例如广东海关事件；使军阀延长扰乱，因为帝国主义者帮助中国军阀的枪械，都是利用他们自己国人作海关人员，所以日本一定要争大连、安东、青岛各海关关长等。这些弊害，一方面使中国国家，在国际上不能得到平等的地位，中国全国大多数人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一方面使中国国民在不堪的束缚和压迫之下，觉悟到一切不幸的根源，只在关税自主权之被剥夺。所以自同盟会革命运动以来，一切爱国运动：如巴黎和会时的爱国运动、华盛顿会议时的爱国运动和‘五卅’爱国运动，莫不把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作为最重要的口号。
这也是人民党目前在统筹政治和经济工作的重心，没有了关税自主权，一切努力都有被剥夺成果或中途夭折的可能，这也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被迫松口带来的是中国于经济上的丰收，张作霖“东北自治政府”成立初期在关税政策上实行的重大措施便是关税自主，在国家基本统一后同样如此。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于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中国海关成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因此，收回关税自主权成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重要使命。1921年11月23日，顾维钧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上提出关税自主案。这是北京政府第一次事实提案。此案提出中国有自行规定及区分本国税率的完全自由。议案一经提出，即遭到英、美、法、日等国反对，尤以日、英两国为最。1922年1月3日美国代表恩德伍提出数种办法，最后通过方案：有关各国立即派员在上海召开修正税则会议，切实执行值百抽五，满4年后得一修正，此后每7年修正一次。顾维钧提出保留案声明：“将来遇适当机会，再求考虑自主权问题。”后大会据此决议制定《中国关税条约》，并于1922年2月6日正式签字。
正史上1925年“五卅运动”后，北京政府秉着“哀兵必胜”的心态和英美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宣告关税自主，并公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到 6月时，国民政府发表“改订新约”的对外宣言，关税自主为其两项主要内容之一。同年7月，国民政府与美国首先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随后，又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国民政府把关税会议时各国承认的七级税则公布为国定税则，并声明自1927年2月1日起实行。到正史上的1930年，日本也终于同意了《中日关税协议》。国民政府经过这些“改订新约”的措施，在关税自主权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只是帝国主义所作的某些让步，海关行政管理权仍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政府仍不能完全自主地制定税率。尽管这样，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措施，增加了国家关税的收入，并有利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完全意义上的中国真正获得关税自主权，要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张汉卿不会容忍中国忍受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压迫。政治上的欺凌因为力有不逮、不得已韬光养晦倒也罢了，经济上可不能再这么忍，因为这是决定政治上要忍多久的重要标杆。
以张汉卿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党和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都在党章里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的主张。但是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轻易放弃这到嘴的肥肉的，在国家实力还不济的当前，贸然地提出要求虽然能够博得民众的拳拳爱国之心，但对于国家的战略发展而言，却弊大于利：升级的冲突，有机会导致中国对英日的全面开战，这风险，虽然张汉卿了解国际大局的趋势，却不能预料英日的反应极限，因为这件事本身在历史上没有出现得这么早。
关税收入是政府财政的主体，也是张作霖政府赖以发展的基石。在中英政府正在为处理“五卅惨案”和租界回收问题斗智斗勇之际，1925年10月—1926年7月，在张汉卿要求下，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
本来在关税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英日两国对中国关税问题已经形成比较明确的政策，相比较，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对中国做出了一定让步。这是因为，被美国一手主导下解散了英日联盟后，使英国在亚洲特别在中国缺少有力的盟友。本来英国以为凭着和日本旧有的关系，联合应对由于“五卅运动”造成的来自中国的压力。但是日本“反应敏捷”，在中国人民群情激昂的当口非常低调地从对华主动进攻转变为积极影响，从而躲在英国背后，使得事件从一开始英国便独自陷于浪尖风口。为了缓和对华关系，在中国提出的关税问题上不得已做了些让步。
关税特别会议召开期间，英日不仅对中国的提议百般阻挠，而且它们之间矛盾重重，并因此展开激烈争斗。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一场漫长的角力过程，导致会议没有达成决议，无果而终。
但是张汉卿决心冒险一赌。“五卅惨案”顺利结案后，借着这股哀兵之气，张汉卿在国会发表著名的《关税自主要求》，揭开了中国在海关上的自主权的序幕，他的报告深刻表达了中华民国政府对关税的认识和自主要求，也首次明确直指那些千方百计妨碍、打压中国崛起的英美列强为帝国主义：
“用武力强迫通商，并约定单方的协定税率，——这本是帝国主义者夷灭弱小民族的国家，或使他降为半殖民地的一种实际上最狠毒而形式上最温和的巧妙手段！事实上帝国主义者征服非洲亚洲各弱小民族，都是用这种巧妙手段；理论上唯有这种手段，是以充分的愚弄文化低下的民族，减少他们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抵抗。
帝国主义者在八十余年前对于中国也施了这种巧妙手段，达到他们侵略的目的，始则一国强迫通商，限制中国自定税率权，继则列国至，要求设立最优惠通商条约；再次则操纵内乱，借以攫取关税行政权；海关行政权，表面上是中国愿意委托帝国主义者，实则太平之乱，原是帝国主义者从中操纵的，他们预定目的，就是借此从中取利；所以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和其后英美法领使代办上海海关，并不是偶然的。更次且借口抵押外债，夺我关税保存权；把中国关于关税的种种自由权，用种种好听的口实，剥夺无遗，驯至今日，使中国变为一个事实上的半殖民地！ 中国今日之异于殖民地者，不过独立国的形式，和没有确定一尊的事实上的对中国的命令人而已。
中国因关税自主权完全剥夺，所受的弊害，数不胜数，单就其中重要的说来，关税的不自主，在经济上束缚中国农工商各种产业，阻止其向前发展；很明显的：中国提出奖励新式产业，已数十年，犹无效果，是因为中国在关税关系上，极轻的关税与于内地厘金互相抵消，事实上等于采用自由贸易政策，所以中国幼稚新式产业，万无和资本雄厚技术发达的外国产业对抗之可能。
对外贸易上，形成了中国对外贸易上的永久入超，使中国的漏卮日大，除了现货流出罄尽，替他们造成更来剥削我们的资本，造成32个华丽的租界之外，还负了十八万万元的外债！这是中国对外贸易上明显的事实：除一八六四年及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六年共六年外，每年输入超过输出平均每年五千万元以上。
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兴起是一种巨大的制约：因为帝国主义者纵容廉价的大量剩余商品，压倒国货，使中国从来的手工业者及农民多数流离失业；中国自太平战役以来的内乱，从历史上分析起来，都是失业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暴动。考查他们失业原因：主要的是因为大量生产的价廉物美 (自然是比较那时的国货说) 的外国品自由输入。那时中国还有南洋美洲各外国，东三盛察绥热、新疆、藏边等处国内地方，可以移住，所以这些暴动，虽不能根绝，却也不能发展自如。
二十年前华工出洋困难，内地移民亦已将到饱和程度，所以全国兵士之害，日深一日，简直到了无可救治的地步！使全国民生疲弊，不能聊生。全国除了少数军阀及官僚外，一般人经济非常困难！不但从我们日常生活上感觉得到，从中国对他国贸易进步的程度，与世界各国近十年来对外贸易增进速度比较起来，更其确实明显。
帝国主义控制着中国各大海关，决定着中国进出口税率，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掌握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他们通过关税控制，达到了在政治上多重目的：使主权大受限制，例如内地税法：如出产税，亦受束缚，改正关税，须得全数有约国同意；使财政在事实上不能独立，如多年来中国财政计划，事实上要受总税务司洋员及官税保管银行的管辖；使外人得以干涉内政，例如广东海关事件；使军阀延长扰乱，因为帝国主义者帮助中国军阀的枪械，都是利用他们自己国人作海关人员，所以日本一定要争大连、安东、青岛各海关关长等。这些弊害，一方面使中国国家，在国际上不能得到平等的地位，中国全国大多数人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一方面使中国国民在不堪的束缚和压迫之下，觉悟到一切不幸的根源，只在关税自主权之被剥夺。所以自同盟会革命运动以来，一切爱国运动：如巴黎和会时的爱国运动、华盛顿会议时的爱国运动和‘五卅’爱国运动，莫不把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作为最重要的口号。
这也是人民党目前在统筹政治和经济工作的重心，没有了关税自主权，一切努力都有被剥夺成果或中途夭折的可能，这也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