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经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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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樊文钦、刘淑等人一起来迎接的,还有恭义营的中军官京良,他站在众人的后面,直到大家都和汪克凡叙话完毕,才上来行礼,汇报自己的任务。
按照汪克凡的命令,恭义营修械所和“金不换”、通江商行等产业都撤到了井冈山地区,恭义营的一部分家属也在撤退之列,分散转移到井冈山等地,京良带着部队对他们加以保护,并迎接汪克凡回湖广。
樊文钦和刘淑随即请汪克凡入城,并命人在头前引导,这是汪克凡自己的地盘,东莞营等部队不用在城外宿营,都一起进入龙泉县城休整。
县城里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士绅百姓夹道欢迎,众人刚进城门,就有一群士绅簇拥着三个白发苍苍的长者上前,每人手里捧着一碗美酒,献给汪克凡。
一碗祭天,一碗祭地,汪克凡又端起最后一碗酒,长鲸吸水,一饮而尽,然后躬身与三名长者对拜行礼,周围立刻响起了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
东莞营、各种工匠们、以及葡萄牙兵,都有专人负责安排,樊文钦早给他们准备了营房,以及丰富的粮食和肉菜,以慰劳这支远道而来的大军。汪克凡和张家玉等人则被请到寅宾馆,洗涮用餐,略作休息。
汪克凡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在樊文钦和刘淑的陪同下,到县城里各处视察,这是汪克凡自己的地盘,到底经营的怎么样,要亲眼看一看,才能心中有数。
在街市上走了一圈,又到兵营、县衙等重要地方看了一遍,因为刚从清军的占领下光复。百姓士绅对大明都非常拥护,樊文钦和刘淑手下的文武官员也干劲十足,县城里一片朝气蓬勃。
在县衙内堂里,汪克凡针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和樊文钦、刘淑进行了一次长谈。
由于清军主动退出江西的南部,井冈山根据地突然有了爆发式的发展,拥有了三个县的地盘,但是发展的速度太快,也随之产生了很多问题,樊文钦和刘淑在思路上产生了一些分歧。对将来的发展方式也有些困惑。
在汪克凡面前,樊文钦和刘淑又一次发生了争执。
樊文钦出身于士绅家庭,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对治理地方有一套成型的思维,主张轻徭薄赋。以稳定地方统治,并抓紧修复战争破坏。恢复农业生产。同时兴文教,平治安,对民心、经济、文化等比较重视。
刘淑则比较激进,偏重于发展军事力量,主张大力筹募军饷,囤积粮草。招兵买马,对清军继续发起反攻,以收复更多的失地。
在如何筹集资金的问题上,樊文钦和刘淑也有不同的意见。
樊文钦虽然是被迫上船。但现在已经和满清势不两立,他在武宁县的老家里已经没人了,全都逃到了湖广,而他本人也是清军重金悬赏的“贼酋”,是江西抗清斗争的一面旗帜,和满清之间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
他既然把身家性命都压上去了,就非常仇视那些和满清合作的士绅,吉安义兵收复龙泉等三个县后,樊文钦亲自主持镇压汉奸,连抄家带杀头,以抗清的名义筹集了一大笔军饷。
刘淑却是吉安府本地人,也是豪门士绅出身,对当地的士绅就比较同情,在她看来,这几个县既然被清军占领,很多士绅也是被迫与清军合作,全部抄家杀头有些太苛刻了。
“这么做实在有些过分了!”刘淑说道:“清军所到之处,百姓无力反抗,只能被迫剃头,难道要把他们都杀光不成?”
“谁说要杀百姓了?那些缙绅剃头也罢了,还派家人子弟当满清的官吏,为鞑子捐纳输粮,难道不该杀么?”樊文钦也有自己的道理。
“所以才要招兵扩军,把鞑子赶出吉安府,没人愿意再当汉奸的!”女人一般逻辑性不强,思维的跳跃性很大,争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会突然拐弯,刘淑也不例外,从处置汉奸一下子转到了扩军的问题上。
“这个,还是要从长计议……若民心不稳,则根基不稳,穷兵黩武,恐怕反遭其害……”樊文钦的口气变软了。他在名义上虽然是刘淑的上级,但刘淑却掌握着兵权,吉安义兵就是刘淑的子弟兵,所以两个人公事的时候,刘淑更强势一些。
汪克凡在旁边听出来了,两个人争论的焦点还在发展思路,樊文钦主张先在后方种田,积蓄力量再打仗,刘淑则更加积极,要主动对清军发起反攻,对慢慢种田没有兴趣。
平心而论,汪克凡更倾向于刘淑的观点,如果只考虑江西的战局,他也会主张抓住战机,去占领更多的地盘。但是从抗清斗争的全局来看,江西暂时不是主战场,所以只能做出一定的牺牲。
“我已和万元吉达成协议,吉安义兵不出吉安府,仗肯定是要打的,但短期内不会打大仗……”汪克凡耐心进行讲解,对湖广、江西、广东、甚至四川云贵的形势都做了一个分析,先提高樊文钦和刘淑考虑问题的高度,然后再回到具体的发展思路。
刘淑的反攻计划,被汪克凡否掉了。
樊文钦的种田计划,也被汪克凡否掉了。
汪克凡给他们指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既要种田,又要练兵,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切以支援湖广前线为目的。
刘淑以后是吉安总兵,主官军事,她的任务相对明确,一是保卫井冈山地区。二是招兵练兵,但是,她不能去攻打吉安府城,而要尽量为湖广提供兵源。
同时,樊文钦要抓紧恢复农业生产,但文化教育、兴修水利什么的都要暂缓,而要为湖广提供粮饷。
这是必须做出的牺牲……湖广会战打输了,南明有亡国的危险,井冈山的局部地区搞得再红火,也对大局无补。
樊文钦和刘淑没有任何异议,非常干脆地接受了这个命令。
井冈山地区能开创这份基业,是汪克凡不断输血才建成的,恭义营火并张先壁,两打吉安府,缴获的武器装备都给了吉安义兵,后来还通过李四提供粮食军饷,并留下大量伤兵担任教官,为吉安义兵训练部队……总之一句话,汪克凡才是井冈山地区的董事长,樊文钦和刘淑只是两个职业经理人,最多占了少量的股份,在重大问题上,还得听董事长的。
在治理井冈山地区的策略上,汪克凡对樊文钦提出明确要求,大幅提高赋税,最少增加一倍以上。
“军门,这怕是不妥!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若是失了民心,恐怕会闹乱子。”樊文钦很担心。
“国难当头,理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由不得他们!”汪克凡一直对士绅比较客气,是要与他们合作,如果士绅不愿支持抗清斗争,或者更看重他们自己的利益,汪克凡也没打算惯着这些人,他在井冈山地区投入了巨大的成本,也该到回报期了。
“当然,在具体的措施上,还要注意手段方法,今年鞑子已经收过一次赋税的地方,就不要加倍征收,等明年再说。但是,产粮的大庄子必须要派兵入驻,把田亩丈量清楚,还要减租减息,最少减到三成,免得激起民变……”
随着汪克凡一条条的具体要求,樊文钦的眼神渐渐发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现在已经是年底,还要再收一次赋税,这本来就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更头疼的是,汪克凡要求丈量田亩,减租加息,都会引起士绅的强烈反对。
大明的税赋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人头税,一个是田税,而农村到底有多少田地,多少年都是一笔烂帐了。在计算田税的“鱼鳞册”上,基本上都是万历年间执行“一条鞭法”时的数据,士绅地主暗中隐瞒土地的情况比比皆是。
隐瞒土地,就可以少交税,这是关乎士绅地主切身利益的事情,汪克凡要从这里开刀,难度可想而知。
至于减租减息,也对士绅地主不利,田租减少,佃户的负担会变轻,但地主的收入却会减少,如今田租大都是五成以上,汪克凡却要求减到三成,地主的收入会减少一半,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但是,汪克凡也给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派兵下乡,实行军管,用武力强行推广丈量田亩,减租减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真要是拿刀子逼着,那些士绅地主的确没有反抗的能力。
“军门,这么做不会引来麻烦吧?”樊文钦想得很多,害怕那些士绅地主到处告状,从朝廷上层施加压力。
“没关系,有什么麻烦都推到我身上,由我顶着。”汪克凡毫不在意。
这几个县的士绅地主能量有限,掀不起多大的风浪,在朝廷里不会有人替他们出头,得罪强大的楚勋集团。
与此相反,汪克凡更担心士绅地主转嫁压力,通过各种手段把增加的赋税压到普通农民身上,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引起骚乱。
派工作队搞“土改”,是我党我军的成功经验。(未完待续。。)
...
和樊文钦、刘淑等人一起来迎接的,还有恭义营的中军官京良,他站在众人的后面,直到大家都和汪克凡叙话完毕,才上来行礼,汇报自己的任务。
按照汪克凡的命令,恭义营修械所和“金不换”、通江商行等产业都撤到了井冈山地区,恭义营的一部分家属也在撤退之列,分散转移到井冈山等地,京良带着部队对他们加以保护,并迎接汪克凡回湖广。
樊文钦和刘淑随即请汪克凡入城,并命人在头前引导,这是汪克凡自己的地盘,东莞营等部队不用在城外宿营,都一起进入龙泉县城休整。
县城里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士绅百姓夹道欢迎,众人刚进城门,就有一群士绅簇拥着三个白发苍苍的长者上前,每人手里捧着一碗美酒,献给汪克凡。
一碗祭天,一碗祭地,汪克凡又端起最后一碗酒,长鲸吸水,一饮而尽,然后躬身与三名长者对拜行礼,周围立刻响起了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
东莞营、各种工匠们、以及葡萄牙兵,都有专人负责安排,樊文钦早给他们准备了营房,以及丰富的粮食和肉菜,以慰劳这支远道而来的大军。汪克凡和张家玉等人则被请到寅宾馆,洗涮用餐,略作休息。
汪克凡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在樊文钦和刘淑的陪同下,到县城里各处视察,这是汪克凡自己的地盘,到底经营的怎么样,要亲眼看一看,才能心中有数。
在街市上走了一圈,又到兵营、县衙等重要地方看了一遍,因为刚从清军的占领下光复。百姓士绅对大明都非常拥护,樊文钦和刘淑手下的文武官员也干劲十足,县城里一片朝气蓬勃。
在县衙内堂里,汪克凡针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和樊文钦、刘淑进行了一次长谈。
由于清军主动退出江西的南部,井冈山根据地突然有了爆发式的发展,拥有了三个县的地盘,但是发展的速度太快,也随之产生了很多问题,樊文钦和刘淑在思路上产生了一些分歧。对将来的发展方式也有些困惑。
在汪克凡面前,樊文钦和刘淑又一次发生了争执。
樊文钦出身于士绅家庭,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对治理地方有一套成型的思维,主张轻徭薄赋。以稳定地方统治,并抓紧修复战争破坏。恢复农业生产。同时兴文教,平治安,对民心、经济、文化等比较重视。
刘淑则比较激进,偏重于发展军事力量,主张大力筹募军饷,囤积粮草。招兵买马,对清军继续发起反攻,以收复更多的失地。
在如何筹集资金的问题上,樊文钦和刘淑也有不同的意见。
樊文钦虽然是被迫上船。但现在已经和满清势不两立,他在武宁县的老家里已经没人了,全都逃到了湖广,而他本人也是清军重金悬赏的“贼酋”,是江西抗清斗争的一面旗帜,和满清之间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
他既然把身家性命都压上去了,就非常仇视那些和满清合作的士绅,吉安义兵收复龙泉等三个县后,樊文钦亲自主持镇压汉奸,连抄家带杀头,以抗清的名义筹集了一大笔军饷。
刘淑却是吉安府本地人,也是豪门士绅出身,对当地的士绅就比较同情,在她看来,这几个县既然被清军占领,很多士绅也是被迫与清军合作,全部抄家杀头有些太苛刻了。
“这么做实在有些过分了!”刘淑说道:“清军所到之处,百姓无力反抗,只能被迫剃头,难道要把他们都杀光不成?”
“谁说要杀百姓了?那些缙绅剃头也罢了,还派家人子弟当满清的官吏,为鞑子捐纳输粮,难道不该杀么?”樊文钦也有自己的道理。
“所以才要招兵扩军,把鞑子赶出吉安府,没人愿意再当汉奸的!”女人一般逻辑性不强,思维的跳跃性很大,争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会突然拐弯,刘淑也不例外,从处置汉奸一下子转到了扩军的问题上。
“这个,还是要从长计议……若民心不稳,则根基不稳,穷兵黩武,恐怕反遭其害……”樊文钦的口气变软了。他在名义上虽然是刘淑的上级,但刘淑却掌握着兵权,吉安义兵就是刘淑的子弟兵,所以两个人公事的时候,刘淑更强势一些。
汪克凡在旁边听出来了,两个人争论的焦点还在发展思路,樊文钦主张先在后方种田,积蓄力量再打仗,刘淑则更加积极,要主动对清军发起反攻,对慢慢种田没有兴趣。
平心而论,汪克凡更倾向于刘淑的观点,如果只考虑江西的战局,他也会主张抓住战机,去占领更多的地盘。但是从抗清斗争的全局来看,江西暂时不是主战场,所以只能做出一定的牺牲。
“我已和万元吉达成协议,吉安义兵不出吉安府,仗肯定是要打的,但短期内不会打大仗……”汪克凡耐心进行讲解,对湖广、江西、广东、甚至四川云贵的形势都做了一个分析,先提高樊文钦和刘淑考虑问题的高度,然后再回到具体的发展思路。
刘淑的反攻计划,被汪克凡否掉了。
樊文钦的种田计划,也被汪克凡否掉了。
汪克凡给他们指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既要种田,又要练兵,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切以支援湖广前线为目的。
刘淑以后是吉安总兵,主官军事,她的任务相对明确,一是保卫井冈山地区。二是招兵练兵,但是,她不能去攻打吉安府城,而要尽量为湖广提供兵源。
同时,樊文钦要抓紧恢复农业生产,但文化教育、兴修水利什么的都要暂缓,而要为湖广提供粮饷。
这是必须做出的牺牲……湖广会战打输了,南明有亡国的危险,井冈山的局部地区搞得再红火,也对大局无补。
樊文钦和刘淑没有任何异议,非常干脆地接受了这个命令。
井冈山地区能开创这份基业,是汪克凡不断输血才建成的,恭义营火并张先壁,两打吉安府,缴获的武器装备都给了吉安义兵,后来还通过李四提供粮食军饷,并留下大量伤兵担任教官,为吉安义兵训练部队……总之一句话,汪克凡才是井冈山地区的董事长,樊文钦和刘淑只是两个职业经理人,最多占了少量的股份,在重大问题上,还得听董事长的。
在治理井冈山地区的策略上,汪克凡对樊文钦提出明确要求,大幅提高赋税,最少增加一倍以上。
“军门,这怕是不妥!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若是失了民心,恐怕会闹乱子。”樊文钦很担心。
“国难当头,理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由不得他们!”汪克凡一直对士绅比较客气,是要与他们合作,如果士绅不愿支持抗清斗争,或者更看重他们自己的利益,汪克凡也没打算惯着这些人,他在井冈山地区投入了巨大的成本,也该到回报期了。
“当然,在具体的措施上,还要注意手段方法,今年鞑子已经收过一次赋税的地方,就不要加倍征收,等明年再说。但是,产粮的大庄子必须要派兵入驻,把田亩丈量清楚,还要减租减息,最少减到三成,免得激起民变……”
随着汪克凡一条条的具体要求,樊文钦的眼神渐渐发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现在已经是年底,还要再收一次赋税,这本来就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更头疼的是,汪克凡要求丈量田亩,减租加息,都会引起士绅的强烈反对。
大明的税赋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人头税,一个是田税,而农村到底有多少田地,多少年都是一笔烂帐了。在计算田税的“鱼鳞册”上,基本上都是万历年间执行“一条鞭法”时的数据,士绅地主暗中隐瞒土地的情况比比皆是。
隐瞒土地,就可以少交税,这是关乎士绅地主切身利益的事情,汪克凡要从这里开刀,难度可想而知。
至于减租减息,也对士绅地主不利,田租减少,佃户的负担会变轻,但地主的收入却会减少,如今田租大都是五成以上,汪克凡却要求减到三成,地主的收入会减少一半,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但是,汪克凡也给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派兵下乡,实行军管,用武力强行推广丈量田亩,减租减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真要是拿刀子逼着,那些士绅地主的确没有反抗的能力。
“军门,这么做不会引来麻烦吧?”樊文钦想得很多,害怕那些士绅地主到处告状,从朝廷上层施加压力。
“没关系,有什么麻烦都推到我身上,由我顶着。”汪克凡毫不在意。
这几个县的士绅地主能量有限,掀不起多大的风浪,在朝廷里不会有人替他们出头,得罪强大的楚勋集团。
与此相反,汪克凡更担心士绅地主转嫁压力,通过各种手段把增加的赋税压到普通农民身上,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引起骚乱。
派工作队搞“土改”,是我党我军的成功经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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