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0章 孙文北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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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张作霖很认可，小六子求稳的心态甚至比他这中老年大叔还要迫切，对政治家来说，这是件好事。
所以以张作霖为首的“国家统一委员会”率先通电全国，以“和平统一”为目标，要求孙逸仙、各地方势力、各党派停止纷争，齐集北京共襄国事。以期待建立一个统一军政、民政、财政与外交的联合政|府。
正史上本来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系战败并退出关内。接着直系首领曹锟贿选总统，奉系人马主动进行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手下高级将领冯玉祥趁机发动“北京政变”赶曹下台。在1925年元旦孙逸仙在冯、张的联合邀请下赴北京共襄国事。
但是因健康原因，他在3月25日病逝，从此国民党群龙无首，分裂为“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地方势力。然后拥蒋的冯玉祥、阎锡山等或分或合，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又是一番龙争虎斗，让日本人趁机占了个便宜。
历史的滚滚车轮在张汉卿的努力下，终于按照他的努力有了些变化。这一时空，没有发生直奉战争，而奉系的旁支人民军反夺旗斩旌，在政坛有极大的发语权。
在张汉卿盛情邀请下，到上海后“专理党务”、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工作、并和廖仲恺、朱执信等筹办理论刊物《建设》的孙逸仙欣然离沪赴京，筹开国民会议。
正憧憬于力排各派系（尤其是奉系）、保持对北方局势的影响的曹锟与吴佩孚两位直系首领被张作霖的通电打了个措手不及。虽然对孙逸仙的到来有一丝敌意和慌乱，但是也不得不做出一种姿态，通电表示欢迎孙逸仙北上。
面对党内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怀疑，以及对他北上安全的考虑的质疑，孙逸仙以一个革命者的伟大气魄，坦然面对，置生死于度外，于1923年6月10日携夫人宋庆龄乘专列北上。
11年前的1912年，他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依“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的誓约，亲赴北京，与袁世凯面谈，向袁表示，退出政界，建设中国铁道。
就在那一年的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就在那一月的25日，孙逸仙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但孙逸仙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即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而自己出任总部于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从此再未踏足北京。
而今重游故土，物是人非，前生往事如梦般在眼前影现。
由于恰逢张绍曾内阁总辞职，他的意外北上还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报刊说是“有接掌内阁之意图”。以讹传讹，倒让很多人信以为真。
以他的威望，做总理也不是什么难事。有直、奉控制大局，由他出掌内阁，让中国最大的三股势力“统合”在一起，倒真是一个稳定中国政坛的好搭配，亏他们想象得出来。
政治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已经深深地印证了这个真理。直系不会傻到为他作嫁衣裳，而以奉系小子张汉卿的精明，岂能让他顺利做大？思想感情是一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有时不是以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自己注意到张汉卿还是在民国6年，这个时年17岁的人称“少帅”的公子哥儿，虽然出身大军阀家庭，却思想新潮，身体力行鼓吹皿煮。在自己革命的低潮时，高举“三皿煮义”大旗，让他欣慰不已。
作为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公子，他的影响力非常巨大，自己在东北的国民党干部们所传来的消息都是正面褒扬张汉卿，东北新政已经显现出来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常常让他心慕不已。他也曾指派李章达经黑龙江前往苏俄考察，以切身调查真正的状况，亦得到了正面的评价。
暨张汉卿为国家计，毅然出兵收复蒙古，解决了影响国家统一的大祸患，更是显示出他忠心为国的责任感和爱国之情。再后来的表现更让时人大跌眼镜，张汉卿竟然先得甘肃，而后乘直皖战争之际，果断取陕西，而后又以自治为幌子在短短数月内克湖北、湖南、安徽，接连得手。
而后才以直系江西作为胜负手，逼直系应对。然而此时大势已去，除非直系挑起战争。但是刚刚吞并皖系的势力，尚在消化中，而且奉系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所以连吴佩孚这政治老手也在这种局势下乖乖束手，听任人民军逐走陈调元。
这对直系的威信的打击是沉重的，甚至连吴佩孚这种的铁汉子的美誉都黯然无光。
不料还未等到他笑话他人，自己也逢难，竟然被人民军乘势占了他的老巢广东。而后他竟敢和自己针锋相对地炮击，且赢得个“真大炮”的美誉。当舆论并没有如自己所料一边倒地谴责对方时，他就知道，人民党的地位已经很稳固了。
国民党在军事上已无片瓦，不得已走上“文斗”的阶段，这是它的强项，也是目前唯一的手段。
也是这个少帅，不畏日本强敌，敢于言战，无论动机为何，其全面战争、人民战争的思路却是非常正确的。人民军辖下政|府已完成从军政到训政的转变，照此趋势，他也预见到人民党将会在未来毫无悬念地执政----这是确定无疑的。
真到那一天，就没国民党什么事了。
至于人民军在一党专政后是否能够勇于放下手中的权力，达到他的另一个理想“宪政”阶段，以彻底实现全民选举，他无法预料。人民党能不能按照他的理念领导中国的革命？他也不敢奢望。
所以他想借着各方谈和平的契机，利用国民党在国会席位居支配地位的好时机，有所作为。
所以对张氏父子抛出来的橄榄枝，他迅速地抓住了。
对此，张作霖很认可，小六子求稳的心态甚至比他这中老年大叔还要迫切，对政治家来说，这是件好事。
所以以张作霖为首的“国家统一委员会”率先通电全国，以“和平统一”为目标，要求孙逸仙、各地方势力、各党派停止纷争，齐集北京共襄国事。以期待建立一个统一军政、民政、财政与外交的联合政|府。
正史上本来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系战败并退出关内。接着直系首领曹锟贿选总统，奉系人马主动进行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手下高级将领冯玉祥趁机发动“北京政变”赶曹下台。在1925年元旦孙逸仙在冯、张的联合邀请下赴北京共襄国事。
但是因健康原因，他在3月25日病逝，从此国民党群龙无首，分裂为“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地方势力。然后拥蒋的冯玉祥、阎锡山等或分或合，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又是一番龙争虎斗，让日本人趁机占了个便宜。
历史的滚滚车轮在张汉卿的努力下，终于按照他的努力有了些变化。这一时空，没有发生直奉战争，而奉系的旁支人民军反夺旗斩旌，在政坛有极大的发语权。
在张汉卿盛情邀请下，到上海后“专理党务”、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工作、并和廖仲恺、朱执信等筹办理论刊物《建设》的孙逸仙欣然离沪赴京，筹开国民会议。
正憧憬于力排各派系（尤其是奉系）、保持对北方局势的影响的曹锟与吴佩孚两位直系首领被张作霖的通电打了个措手不及。虽然对孙逸仙的到来有一丝敌意和慌乱，但是也不得不做出一种姿态，通电表示欢迎孙逸仙北上。
面对党内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怀疑，以及对他北上安全的考虑的质疑，孙逸仙以一个革命者的伟大气魄，坦然面对，置生死于度外，于1923年6月10日携夫人宋庆龄乘专列北上。
11年前的1912年，他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依“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的誓约，亲赴北京，与袁世凯面谈，向袁表示，退出政界，建设中国铁道。
就在那一年的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就在那一月的25日，孙逸仙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但孙逸仙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即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而自己出任总部于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从此再未踏足北京。
而今重游故土，物是人非，前生往事如梦般在眼前影现。
由于恰逢张绍曾内阁总辞职，他的意外北上还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报刊说是“有接掌内阁之意图”。以讹传讹，倒让很多人信以为真。
以他的威望，做总理也不是什么难事。有直、奉控制大局，由他出掌内阁，让中国最大的三股势力“统合”在一起，倒真是一个稳定中国政坛的好搭配，亏他们想象得出来。
政治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已经深深地印证了这个真理。直系不会傻到为他作嫁衣裳，而以奉系小子张汉卿的精明，岂能让他顺利做大？思想感情是一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有时不是以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自己注意到张汉卿还是在民国6年，这个时年17岁的人称“少帅”的公子哥儿，虽然出身大军阀家庭，却思想新潮，身体力行鼓吹皿煮。在自己革命的低潮时，高举“三皿煮义”大旗，让他欣慰不已。
作为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公子，他的影响力非常巨大，自己在东北的国民党干部们所传来的消息都是正面褒扬张汉卿，东北新政已经显现出来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常常让他心慕不已。他也曾指派李章达经黑龙江前往苏俄考察，以切身调查真正的状况，亦得到了正面的评价。
暨张汉卿为国家计，毅然出兵收复蒙古，解决了影响国家统一的大祸患，更是显示出他忠心为国的责任感和爱国之情。再后来的表现更让时人大跌眼镜，张汉卿竟然先得甘肃，而后乘直皖战争之际，果断取陕西，而后又以自治为幌子在短短数月内克湖北、湖南、安徽，接连得手。
而后才以直系江西作为胜负手，逼直系应对。然而此时大势已去，除非直系挑起战争。但是刚刚吞并皖系的势力，尚在消化中，而且奉系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所以连吴佩孚这政治老手也在这种局势下乖乖束手，听任人民军逐走陈调元。
这对直系的威信的打击是沉重的，甚至连吴佩孚这种的铁汉子的美誉都黯然无光。
不料还未等到他笑话他人，自己也逢难，竟然被人民军乘势占了他的老巢广东。而后他竟敢和自己针锋相对地炮击，且赢得个“真大炮”的美誉。当舆论并没有如自己所料一边倒地谴责对方时，他就知道，人民党的地位已经很稳固了。
国民党在军事上已无片瓦，不得已走上“文斗”的阶段，这是它的强项，也是目前唯一的手段。
也是这个少帅，不畏日本强敌，敢于言战，无论动机为何，其全面战争、人民战争的思路却是非常正确的。人民军辖下政|府已完成从军政到训政的转变，照此趋势，他也预见到人民党将会在未来毫无悬念地执政----这是确定无疑的。
真到那一天，就没国民党什么事了。
至于人民军在一党专政后是否能够勇于放下手中的权力，达到他的另一个理想“宪政”阶段，以彻底实现全民选举，他无法预料。人民党能不能按照他的理念领导中国的革命？他也不敢奢望。
所以他想借着各方谈和平的契机，利用国民党在国会席位居支配地位的好时机，有所作为。
所以对张氏父子抛出来的橄榄枝，他迅速地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