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9章 接收上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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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洋场，纸醉金迷。
上海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城市，充满了巨大的财富，也常发生政治运动，它也是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进入中国的一个窗口。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暴动之后，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是为那些在政治斗争中败北的中国军人、政客提供避难的中立地点。
上海作为外国在远东地区的势力中心，具有极端的重要性。1920年代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达十四亿三千七百万美元，其中在上海的投资就占十亿四千九百万美元。这个城市滨临大海，但又有一条河流为它提供保护，是一个理想的港口。
现在的上海，已经以300万人口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远东最大的城市之一。它的人口几乎等于南京、北平与天津的人口之和。
至于经济规模则更高，除东三省外----这是个特殊的存在，它的存在让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和它拼经济拼工业都显得黯然失色，上海也不例外。
除东三省之外全国工厂数的三成在上海、工业产值一半出自上海、外国对华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的八成多在上海、银行投资业的近八成在上海、工业投资的近七成在上海、房地产的近八成也在上海。
一句话，上海成为全国财富汇聚之区。直系和国民党能够先后与奉系制衡，这里是个重要的倚仗。
上海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发展也十分重要。历史上到1927年，工会运动的中心已经移到这个城市；同样，上海的地下黑社会也十分庞大，出生于上海附近浙江省的蒋介石的经济财源就是来自上海的黑社会。依靠江浙财团的财力，上海最后成为正史上蒋介石发家的根据地。
如火如荼的国内建设已将东北财政的家底掏空。虽然在不远的将来，控制下的各省将陆续回流资金，可是上海拥有无可比拟的贸易优势使得在此融资可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
张汉卿可不想再出现一个新生的力量依此再翻身。政|府中一批财政界的高手已奉命南下苏沪，接掌重要财源的上海海关和控制苏浙沪三地经济，尤其是要将“江浙财团”溶于国家经济之内。
所谓的“江浙财团”民国时期以上海为基地的江苏﹑浙江籍人士或江浙两省的大银行和大企业资本集团的总称，是中国最大的财团，银行资本集团以其金融实力成为这一财团的核心。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尤其是银行业迅速发展的产物。
此前，一批江浙籍官僚﹑买办﹑商人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与日俱增，辛亥革命前后﹐开始以地域观念为纽带，以公所、会馆为据点，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短暂的繁荣，新式银行业趁时崛起，上海地区发展尤为迅速，并在全国处于突出地位，相继出现一些巨大的资本集团。
如以申新纺织厂与茂新、福新面粉厂为中心的荣家资本企业；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大生资本集团；以宁绍﹑宏安﹑宁新轮船公司为中心的虞洽卿资本集团；以方椒伯为代表的镇海方氏资本集团以及吴蕴初“天”字号资本系统等。
这一时期的中国银行业以经营公债和房地产投机的暴利为主要业务收入，又有军阀、官僚、豪绅等的剥削收入为主要存款来源，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至20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如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民营银行中居领袖地位，成为有名的“南三行”。
其它如宁波系的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垦业等银行资力也颇雄厚。一些工业资本集团的资本家参与了银行的投资，而银行也增加了对工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作用。
这种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的一定程度上的结合，被人们比拟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套用日本财阀的概念，称为江浙财团。
这个财团投资人和主持人的成份构成，大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有些是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出身于买办或者继续兼任买办职务者亦不在少数。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少集团带有较浓厚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倾向，但其民族资本成份则是主要的。
因为中国的民族资本被列强压制、被军阀盘剥，所以他们一度表现出反帝、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孙逸仙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后，他们中的某些人就与广东革命政|府有联系，也给予过一定的支持。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工人运动的高涨，又表现了较强的动摇性和妥协性。
正史上江浙财团虽然为蒋介石建立国民党政权起了支持作用，但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对这个政权不能起支配作用。随着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加强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江浙财团在经济上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它们中许多银行和企业被兼并，逐步地沦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附庸。
但是张汉卿是希望扶持民族资产阶级的，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一线为中心的东北经济圈是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北京—天津经济圈因一是首都，天津又是各国租界集中地，故而为没落、退职、下野的各地军阀栖身营造了安全的环境，充盈的资金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只有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上海，得天独厚，以贸易发达和民族资产阶级汇聚著称。
这三个圈子在后世也是达成中国经济腾飞的三驾马车，于此时更在全国布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国家化治是乱局的需要，但当国家强大后，计划经济是远远赶不上市场经济的，要不然中国后来也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既然如此，适当扶持、鼓励、引导民族资本家为我所用，少走弯路就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
他在盘算江浙财团，人家也在研究他、眼睛瞄着奉系。
原本奉系只是盘踞在东三省、最多到达关内的京津一带，与上海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所以极少有人烧冷灶，他们烧得是国民党孙中山这把火。
不过时过境迁，当人民党异军突起活跃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时，特别是奉系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后，很多人的眼睛都盯到了这块肥肉。
资本是敏感的，资本也需要附血，眼看着人民军主导全国之势已不可免，不少人开始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手段与人民党牵线。
早在人民军入主安徽时，以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等人为首的江浙财力头面人物就决定抢先进行感情投资。他们集合上海一些主要同业公会、商会，成立应变组织----上海商业联合会，并从银行、钱业两同业中为张汉卿借垫八百万元的军事经费，使人民军在远离北方基地时能够在财力上不致捉襟见肘，此一举动也为他们现在与中央政|府形成良好的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人民党中央调查部也及早把触角伸到了这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华东这个重镇怎么能不用心呢？不说统战的必要，就是防止糖衣炮弹的腐蚀，张汉卿都需要好好地了解这里。
说到这，张汉卿十分敬佩一个人：陈布雷。
他的老家在浙江慈溪，在上海工作多年，方方面面都会有不少的关系。他现在身居高位，是人民党的喉舌、手握大权、深得自己信任，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亲友殉过哪怕一次私情。上海头面人物多次找到他想递话，都被他公事公办地打发。
无怪乎老蒋曾经赞扬他“当代完人”。人民党内的同志如果都像他这样，何止会统一中国，完全可以控制世界！
还有两位上海的老朋友，张汉卿很早就派人联系上了：一位是王亚樵，另一位是杜月笙。他们现在已经是上海滩黑暗势力的代名词，上海能否稳定，他们也有一定的分量。
不是担心他们会与人民军作对，恰恰相反，张汉卿是怕他们看不清形势站立在他们的对面从而成为人民党入主上海后的打击对象。在奉系最艰苦的时候，他们两人给予的帮助可以用雪中送炭来形容，无论如何，他们对奉系有恩。
杜月笙，很巧妙地“资助”了奉天兵工厂的起动资本，还挽救了韩麟春、杨文凯的命运，对奉系的崛起功不可没。
王亚樵就更不用说了，枪下饶并救了张汉卿一命，又无私地帮助了韩、杨两人，还帮自己找到了最可欣慰、已成为文治左膀右臂的陈布雷先生，功莫大焉。
张汉卿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且对此等江湖人，你给足了他面子，回报是立等可期的。
两人原本与奉系素有渊源，张汉卿又递话，肯定不会行螳臂当车之举。他们信誓旦旦地对来人说：“我们别的不行，维持市面稳定、代使税收之劳还是可以的。请少帅放心，上海不会乱！”
维稳、收税，本来就是政|府的事，亏他们还能够理所当然地拿来邀功。也由此可见，治理上海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十里洋场，纸醉金迷。
上海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城市，充满了巨大的财富，也常发生政治运动，它也是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进入中国的一个窗口。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暴动之后，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是为那些在政治斗争中败北的中国军人、政客提供避难的中立地点。
上海作为外国在远东地区的势力中心，具有极端的重要性。1920年代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达十四亿三千七百万美元，其中在上海的投资就占十亿四千九百万美元。这个城市滨临大海，但又有一条河流为它提供保护，是一个理想的港口。
现在的上海，已经以300万人口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远东最大的城市之一。它的人口几乎等于南京、北平与天津的人口之和。
至于经济规模则更高，除东三省外----这是个特殊的存在，它的存在让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和它拼经济拼工业都显得黯然失色，上海也不例外。
除东三省之外全国工厂数的三成在上海、工业产值一半出自上海、外国对华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的八成多在上海、银行投资业的近八成在上海、工业投资的近七成在上海、房地产的近八成也在上海。
一句话，上海成为全国财富汇聚之区。直系和国民党能够先后与奉系制衡，这里是个重要的倚仗。
上海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发展也十分重要。历史上到1927年，工会运动的中心已经移到这个城市；同样，上海的地下黑社会也十分庞大，出生于上海附近浙江省的蒋介石的经济财源就是来自上海的黑社会。依靠江浙财团的财力，上海最后成为正史上蒋介石发家的根据地。
如火如荼的国内建设已将东北财政的家底掏空。虽然在不远的将来，控制下的各省将陆续回流资金，可是上海拥有无可比拟的贸易优势使得在此融资可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
张汉卿可不想再出现一个新生的力量依此再翻身。政|府中一批财政界的高手已奉命南下苏沪，接掌重要财源的上海海关和控制苏浙沪三地经济，尤其是要将“江浙财团”溶于国家经济之内。
所谓的“江浙财团”民国时期以上海为基地的江苏﹑浙江籍人士或江浙两省的大银行和大企业资本集团的总称，是中国最大的财团，银行资本集团以其金融实力成为这一财团的核心。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尤其是银行业迅速发展的产物。
此前，一批江浙籍官僚﹑买办﹑商人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与日俱增，辛亥革命前后﹐开始以地域观念为纽带，以公所、会馆为据点，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短暂的繁荣，新式银行业趁时崛起，上海地区发展尤为迅速，并在全国处于突出地位，相继出现一些巨大的资本集团。
如以申新纺织厂与茂新、福新面粉厂为中心的荣家资本企业；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大生资本集团；以宁绍﹑宏安﹑宁新轮船公司为中心的虞洽卿资本集团；以方椒伯为代表的镇海方氏资本集团以及吴蕴初“天”字号资本系统等。
这一时期的中国银行业以经营公债和房地产投机的暴利为主要业务收入，又有军阀、官僚、豪绅等的剥削收入为主要存款来源，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至20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如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民营银行中居领袖地位，成为有名的“南三行”。
其它如宁波系的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垦业等银行资力也颇雄厚。一些工业资本集团的资本家参与了银行的投资，而银行也增加了对工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作用。
这种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的一定程度上的结合，被人们比拟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套用日本财阀的概念，称为江浙财团。
这个财团投资人和主持人的成份构成，大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有些是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出身于买办或者继续兼任买办职务者亦不在少数。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少集团带有较浓厚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倾向，但其民族资本成份则是主要的。
因为中国的民族资本被列强压制、被军阀盘剥，所以他们一度表现出反帝、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孙逸仙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后，他们中的某些人就与广东革命政|府有联系，也给予过一定的支持。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工人运动的高涨，又表现了较强的动摇性和妥协性。
正史上江浙财团虽然为蒋介石建立国民党政权起了支持作用，但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对这个政权不能起支配作用。随着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加强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江浙财团在经济上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它们中许多银行和企业被兼并，逐步地沦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附庸。
但是张汉卿是希望扶持民族资产阶级的，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一线为中心的东北经济圈是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北京—天津经济圈因一是首都，天津又是各国租界集中地，故而为没落、退职、下野的各地军阀栖身营造了安全的环境，充盈的资金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只有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上海，得天独厚，以贸易发达和民族资产阶级汇聚著称。
这三个圈子在后世也是达成中国经济腾飞的三驾马车，于此时更在全国布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国家化治是乱局的需要，但当国家强大后，计划经济是远远赶不上市场经济的，要不然中国后来也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既然如此，适当扶持、鼓励、引导民族资本家为我所用，少走弯路就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
他在盘算江浙财团，人家也在研究他、眼睛瞄着奉系。
原本奉系只是盘踞在东三省、最多到达关内的京津一带，与上海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所以极少有人烧冷灶，他们烧得是国民党孙中山这把火。
不过时过境迁，当人民党异军突起活跃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时，特别是奉系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后，很多人的眼睛都盯到了这块肥肉。
资本是敏感的，资本也需要附血，眼看着人民军主导全国之势已不可免，不少人开始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手段与人民党牵线。
早在人民军入主安徽时，以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等人为首的江浙财力头面人物就决定抢先进行感情投资。他们集合上海一些主要同业公会、商会，成立应变组织----上海商业联合会，并从银行、钱业两同业中为张汉卿借垫八百万元的军事经费，使人民军在远离北方基地时能够在财力上不致捉襟见肘，此一举动也为他们现在与中央政|府形成良好的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人民党中央调查部也及早把触角伸到了这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华东这个重镇怎么能不用心呢？不说统战的必要，就是防止糖衣炮弹的腐蚀，张汉卿都需要好好地了解这里。
说到这，张汉卿十分敬佩一个人：陈布雷。
他的老家在浙江慈溪，在上海工作多年，方方面面都会有不少的关系。他现在身居高位，是人民党的喉舌、手握大权、深得自己信任，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亲友殉过哪怕一次私情。上海头面人物多次找到他想递话，都被他公事公办地打发。
无怪乎老蒋曾经赞扬他“当代完人”。人民党内的同志如果都像他这样，何止会统一中国，完全可以控制世界！
还有两位上海的老朋友，张汉卿很早就派人联系上了：一位是王亚樵，另一位是杜月笙。他们现在已经是上海滩黑暗势力的代名词，上海能否稳定，他们也有一定的分量。
不是担心他们会与人民军作对，恰恰相反，张汉卿是怕他们看不清形势站立在他们的对面从而成为人民党入主上海后的打击对象。在奉系最艰苦的时候，他们两人给予的帮助可以用雪中送炭来形容，无论如何，他们对奉系有恩。
杜月笙，很巧妙地“资助”了奉天兵工厂的起动资本，还挽救了韩麟春、杨文凯的命运，对奉系的崛起功不可没。
王亚樵就更不用说了，枪下饶并救了张汉卿一命，又无私地帮助了韩、杨两人，还帮自己找到了最可欣慰、已成为文治左膀右臂的陈布雷先生，功莫大焉。
张汉卿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且对此等江湖人，你给足了他面子，回报是立等可期的。
两人原本与奉系素有渊源，张汉卿又递话，肯定不会行螳臂当车之举。他们信誓旦旦地对来人说：“我们别的不行，维持市面稳定、代使税收之劳还是可以的。请少帅放心，上海不会乱！”
维稳、收税，本来就是政|府的事，亏他们还能够理所当然地拿来邀功。也由此可见，治理上海不是件很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