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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准和李媛在半年前分了手。出现这样的结局并非出人意料。我后来知道当时是李媛提出分手的。李准为此痛苦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李准比我看得开，他没有跑去黄山跳悬崖。
他们为什么分手我也说不清，只是毕业后，李准就不再去学校。而我和他们两个依旧保持着联系。我还约李媛及她的同学来家里吃过饭。
车祸那天的情形在我脑海里永远都忘不掉。我经常想起李媛的父亲在车厢里跟我说的那些话，以及他临死前对我的嘱托。我想李媛的父亲并不是要我照顾李媛一辈子，他只希望我在学校里能照顾李媛。
但是现在我已经离开学校半年多，李媛也已经升到了大三。大学里的生活，她应该非常清楚明白，应该能够应付自如。
李准毕业后到了他叔叔的厂里工作，他爸爸也有这个厂的股份。因此，李准的工作比其他人来得顺利许多。他的这个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工作，把同班许多辛勤读书、费力考各种证书、挣扎着找工作的人击得崩溃。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轻而易举替代了许多人四年的勤奋苦读。
想到这里，我不禁为大学感到悲哀，更为那么多拼命苦读四年、有的甚至更长时间还找不到工作的人悲哀。
而李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拼命，大学四年里他所有的事情只有喝酒、游戏和女人。毕业后，我们仍旧像在大学里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就聚在一起喝酒。照样像当年那样，喝得头晕目眩。只不过分手时，我们得各走各的。不像以前，我们可以相互扶持着、胡言乱语晃荡到寝室。
在这个城市里，有李准这位好朋友，我时时感到满足。
其他同学毕业后，大部分都回到了老家。有留在本市的因为彼此关系不太好，我们都很少联系。
我在出版社的工作是校对。社里每天都能收到许多稿件，有电子稿的，也有直接把一包厚厚的书稿邮寄过来的。每份稿件都能看出作者的用心良苦和满腹期望。只是很多时候，这些用心良苦和满腹期望都要落空。社里更多的是直接采用那些有名望作者的约稿。
当然，在我将近半年的接触里，所有的出版者都是商人。以利益为重。
由我校对的稿件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学术性也不强，校对后也只是一稿或者二稿，最终定稿并不由我来完成。这工作并不难，只是每天**个小时面对电脑，常常使我头晕眼花。
下班后，我不得不走一段路，睁大眼睛看路上的风景，以解决工作中狭小视线带来的视觉疲劳。走路时，我经常感到身体失去控制，东倒西歪。于是我尽力控制身体的幅度，摆正走路姿势。
熟知，我感到身体失去控制、东倒西歪是假象，真象是我越控制身体的幅度，身体东倒西歪的越厉害。结果，常常撞到人。
过去两年，家里所有的开支几乎都由何婉清负责。而我每月只有家里供给的生活费。除了偶尔到校外兼职，我没有收入。因此，过去我总是拒绝接受何婉清给我买东西。
为了早日改变这种局面，我一毕业就找到了出版社校对的工作。我记得当时来应聘这份工作的人有几十个人，最后只录用了包括我在内的两个人。一位主考我的老师告诉我，聘用我是因为我用的修改符号都很标准。
我突然想起，我用的这些修改符号标准均来自大二时上过的“编辑与出版学”这门课老师给我们发的一本由几张白纸装订起来的本子上。去考试时，我找出来随便看了一遍，结果刚好用到。
这件小事成全了我，我突然觉得大学里学的东西也不是一无用处。
不过这些都不是让我吃惊的地方。吃惊的是，毕业之前，我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大学生幼稚无知的说法嗤之以鼻。我认为那都是社会上的人编造出来欺负我们学生的。但是在工作几个月之后，我的想法渐渐有了改变。我觉得大学生在有些方面确实是无知的。
比如说赚钱。我想起，当初我们在寝室里夜聊时，谈人生谈抱负，个个都胸怀抱负，激情四溢，个个对未来都充满理想。甚至在大学里，我们就想创出一翻事业，毕业后个个都已经成为老板。
有这种想法不是不好，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在寝室里聊这种话题很能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不过毕业后，我就不这么想。如果面跟同事谈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我肯定要被嘲笑的疯掉。
再比如说交际。对于这方面，我一直都自我感觉良好。尤其是与李准在一起时，我们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饭店和小店都混得如同自家一样。连水果店里的小妹都跟我们亲昵的像一家人，还时不时地把卖不出的水果免费送给我们吃。
李准还与镇上几家网吧的老板混到称兄道弟，见面还装腔作势的相互递香烟。
最绝的是，一次李准帮室友打火车站里的订票热线，听见对方姑娘的声音很动人。于是，他快速订好票，然后迅速问：“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手机号码多少？”
姑娘问：“你说什么？”
李准又重复了一遍刚才问过的问题。
姑娘似乎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不讨厌，还真跟李准聊了起来。最后竟然发展到了见面。这令众人惊讶不已。不过没多久，他们就见光死。
事情暴露后，李准时时郑重其事地告戒我们：千万不要被动人的声音迷惑，迷人的嗓音下藏着可怕的魔鬼。
这个比喻，我怎么都没想通，问过李准多次，他都不愿意回答。最后，一个见过那姑娘的室友告诉我：阿拉伯神灯里出现的魔鬼就是那个女人。我想了想，觉得这两者还是没什么相似，不能用来比喻。
我正想再问李准，他突然对我大吼：“靠，我语文学得没你好，你罗嗦个屁！”
不以身份地位金钱权势看人，不以貌取人，以品质交友，曾成为我大学时代交友的标准。不过过完四年大学后我才发现，这些标准竟然没有一条用上。尤其在不以貌取人这点上——长得抱歉的女生统统被枪毙掉。
我感到，以后不能再把自己标榜的太好，免得做不到，遭人耻笑。
上班后，我把曾经单纯完美激进的想法全部抛掉，做了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做好本职工作，与同事搞好关系，虚心听上级的话，是我的座右铭。半年后，我惊讶的发现，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更像个有家室的男人了。
我与何婉清很少有同一天休息的时间，难得有一天一起休息，又碰上是周末。我们便带天幼出去玩。这座城市，几乎所有免费旅游的地方，我们都带天幼去玩过。另外，两年来，只要碰上我和天幼两个人在家，我也会带她出去玩。
有时并不纯粹为了玩，只是为了能出去走走。我相信人在某种情况下，是需要更大一个范围的，不为了什么，纯粹需要。
天幼跟着我，也渐渐乐于此。我们渐渐变得越来越有默契，或者是越来越像父女。我对此相当高兴。
每当傍晚，天色昏黄，或者人流拥挤，或者路人稀少。我牵着天幼的小手，一个路灯一个路灯走过，这个时候我就想得特别多。我也想起我在电视里看过的画面：一个好看的男人和一个漂亮的女孩，等待过马路。我依旧觉得他们是在等一个女人归来。
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是环境感染了我。我想的最多的是：如果我牵着的是亲身女儿那该有多好。
自私或者无私，都不能说明问题。我只是这样想，我知道，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希望。连同我放弃何婉清的想法，我也不能否认我没有这样希望过。
可是，事实给了我最大的决定，或者是肯定。我绝不可能放弃何婉清和天幼。她们在我的生命里，已经密不可分，甚至超过了我的生命。
那个被判终生监禁的父亲已经不可能做到像我这样如此疼爱天幼，即使有一天，他从监狱里出来要回天幼，并想好好照顾她。我想她也不可能超过我对天幼的爱。
我相信，那时天幼也不会轻易放弃我，或者不会轻易接受他。
对我来说，不管他怎么做，我都已经处于优势。然而，我希望有一天，天幼能接受他，毕竟他是她的亲身父亲，不管他犯过什么错，他的血缘关系谁也替代不了。我不会把它剥夺掉。
这个想法在两年前陪何婉清去监狱，我独自站在接待室外等待开始，一直到现在，都不曾改变。
李准和李媛在半年前分了手。出现这样的结局并非出人意料。我后来知道当时是李媛提出分手的。李准为此痛苦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李准比我看得开，他没有跑去黄山跳悬崖。
他们为什么分手我也说不清，只是毕业后，李准就不再去学校。而我和他们两个依旧保持着联系。我还约李媛及她的同学来家里吃过饭。
车祸那天的情形在我脑海里永远都忘不掉。我经常想起李媛的父亲在车厢里跟我说的那些话，以及他临死前对我的嘱托。我想李媛的父亲并不是要我照顾李媛一辈子，他只希望我在学校里能照顾李媛。
但是现在我已经离开学校半年多，李媛也已经升到了大三。大学里的生活，她应该非常清楚明白，应该能够应付自如。
李准毕业后到了他叔叔的厂里工作，他爸爸也有这个厂的股份。因此，李准的工作比其他人来得顺利许多。他的这个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工作，把同班许多辛勤读书、费力考各种证书、挣扎着找工作的人击得崩溃。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轻而易举替代了许多人四年的勤奋苦读。
想到这里，我不禁为大学感到悲哀，更为那么多拼命苦读四年、有的甚至更长时间还找不到工作的人悲哀。
而李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拼命，大学四年里他所有的事情只有喝酒、游戏和女人。毕业后，我们仍旧像在大学里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就聚在一起喝酒。照样像当年那样，喝得头晕目眩。只不过分手时，我们得各走各的。不像以前，我们可以相互扶持着、胡言乱语晃荡到寝室。
在这个城市里，有李准这位好朋友，我时时感到满足。
其他同学毕业后，大部分都回到了老家。有留在本市的因为彼此关系不太好，我们都很少联系。
我在出版社的工作是校对。社里每天都能收到许多稿件，有电子稿的，也有直接把一包厚厚的书稿邮寄过来的。每份稿件都能看出作者的用心良苦和满腹期望。只是很多时候，这些用心良苦和满腹期望都要落空。社里更多的是直接采用那些有名望作者的约稿。
当然，在我将近半年的接触里，所有的出版者都是商人。以利益为重。
由我校对的稿件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学术性也不强，校对后也只是一稿或者二稿，最终定稿并不由我来完成。这工作并不难，只是每天**个小时面对电脑，常常使我头晕眼花。
下班后，我不得不走一段路，睁大眼睛看路上的风景，以解决工作中狭小视线带来的视觉疲劳。走路时，我经常感到身体失去控制，东倒西歪。于是我尽力控制身体的幅度，摆正走路姿势。
熟知，我感到身体失去控制、东倒西歪是假象，真象是我越控制身体的幅度，身体东倒西歪的越厉害。结果，常常撞到人。
过去两年，家里所有的开支几乎都由何婉清负责。而我每月只有家里供给的生活费。除了偶尔到校外兼职，我没有收入。因此，过去我总是拒绝接受何婉清给我买东西。
为了早日改变这种局面，我一毕业就找到了出版社校对的工作。我记得当时来应聘这份工作的人有几十个人，最后只录用了包括我在内的两个人。一位主考我的老师告诉我，聘用我是因为我用的修改符号都很标准。
我突然想起，我用的这些修改符号标准均来自大二时上过的“编辑与出版学”这门课老师给我们发的一本由几张白纸装订起来的本子上。去考试时，我找出来随便看了一遍，结果刚好用到。
这件小事成全了我，我突然觉得大学里学的东西也不是一无用处。
不过这些都不是让我吃惊的地方。吃惊的是，毕业之前，我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大学生幼稚无知的说法嗤之以鼻。我认为那都是社会上的人编造出来欺负我们学生的。但是在工作几个月之后，我的想法渐渐有了改变。我觉得大学生在有些方面确实是无知的。
比如说赚钱。我想起，当初我们在寝室里夜聊时，谈人生谈抱负，个个都胸怀抱负，激情四溢，个个对未来都充满理想。甚至在大学里，我们就想创出一翻事业，毕业后个个都已经成为老板。
有这种想法不是不好，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在寝室里聊这种话题很能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不过毕业后，我就不这么想。如果面跟同事谈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我肯定要被嘲笑的疯掉。
再比如说交际。对于这方面，我一直都自我感觉良好。尤其是与李准在一起时，我们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饭店和小店都混得如同自家一样。连水果店里的小妹都跟我们亲昵的像一家人，还时不时地把卖不出的水果免费送给我们吃。
李准还与镇上几家网吧的老板混到称兄道弟，见面还装腔作势的相互递香烟。
最绝的是，一次李准帮室友打火车站里的订票热线，听见对方姑娘的声音很动人。于是，他快速订好票，然后迅速问：“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手机号码多少？”
姑娘问：“你说什么？”
李准又重复了一遍刚才问过的问题。
姑娘似乎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不讨厌，还真跟李准聊了起来。最后竟然发展到了见面。这令众人惊讶不已。不过没多久，他们就见光死。
事情暴露后，李准时时郑重其事地告戒我们：千万不要被动人的声音迷惑，迷人的嗓音下藏着可怕的魔鬼。
这个比喻，我怎么都没想通，问过李准多次，他都不愿意回答。最后，一个见过那姑娘的室友告诉我：阿拉伯神灯里出现的魔鬼就是那个女人。我想了想，觉得这两者还是没什么相似，不能用来比喻。
我正想再问李准，他突然对我大吼：“靠，我语文学得没你好，你罗嗦个屁！”
不以身份地位金钱权势看人，不以貌取人，以品质交友，曾成为我大学时代交友的标准。不过过完四年大学后我才发现，这些标准竟然没有一条用上。尤其在不以貌取人这点上——长得抱歉的女生统统被枪毙掉。
我感到，以后不能再把自己标榜的太好，免得做不到，遭人耻笑。
上班后，我把曾经单纯完美激进的想法全部抛掉，做了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做好本职工作，与同事搞好关系，虚心听上级的话，是我的座右铭。半年后，我惊讶的发现，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更像个有家室的男人了。
我与何婉清很少有同一天休息的时间，难得有一天一起休息，又碰上是周末。我们便带天幼出去玩。这座城市，几乎所有免费旅游的地方，我们都带天幼去玩过。另外，两年来，只要碰上我和天幼两个人在家，我也会带她出去玩。
有时并不纯粹为了玩，只是为了能出去走走。我相信人在某种情况下，是需要更大一个范围的，不为了什么，纯粹需要。
天幼跟着我，也渐渐乐于此。我们渐渐变得越来越有默契，或者是越来越像父女。我对此相当高兴。
每当傍晚，天色昏黄，或者人流拥挤，或者路人稀少。我牵着天幼的小手，一个路灯一个路灯走过，这个时候我就想得特别多。我也想起我在电视里看过的画面：一个好看的男人和一个漂亮的女孩，等待过马路。我依旧觉得他们是在等一个女人归来。
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是环境感染了我。我想的最多的是：如果我牵着的是亲身女儿那该有多好。
自私或者无私，都不能说明问题。我只是这样想，我知道，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希望。连同我放弃何婉清的想法，我也不能否认我没有这样希望过。
可是，事实给了我最大的决定，或者是肯定。我绝不可能放弃何婉清和天幼。她们在我的生命里，已经密不可分，甚至超过了我的生命。
那个被判终生监禁的父亲已经不可能做到像我这样如此疼爱天幼，即使有一天，他从监狱里出来要回天幼，并想好好照顾她。我想她也不可能超过我对天幼的爱。
我相信，那时天幼也不会轻易放弃我，或者不会轻易接受他。
对我来说，不管他怎么做，我都已经处于优势。然而，我希望有一天，天幼能接受他，毕竟他是她的亲身父亲，不管他犯过什么错，他的血缘关系谁也替代不了。我不会把它剥夺掉。
这个想法在两年前陪何婉清去监狱，我独自站在接待室外等待开始，一直到现在，都不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