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单干不就我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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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木林满脸汗水,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听见丁南香介绍,慢悠悠地说:“你们校长找我有什么事情?”
“呵,丁木林同志,我是红光中学的周全信,来找你有个事情。”周全信走过去,站在红薯地里,说。
“呵,周校长,你好,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看这红薯的长势,就知道你是一个勤劳的同志。”周全信想先让丁木林高兴高兴,“现在有的人只想偷懒,却想获得。”
“可不是,那些社员,有几个是肯做事的?上工只是敷衍了事。”丁木林说,“整天那么多的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哪里是做事的架势。”
“也是,有的社员觉悟不高,不积极做事,需要想办法提高人的积极性。”周全信说,“不过,贫下中农加入社了,大家一起劳动,统一分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员们成为平等的。”
“大家一起劳动,都偷懒不做事,哪里有粮食吃?”丁木林反驳说,“旧社会我没有田地,孩子没有读书,现在多谢共产党,我有田地了,也好让孩子读书。我一个孩子在高中读书,小女在中学读书,没有粮食怎么供养?”
丁木林的意思,就是不肯加入合作社。
周全信记得丁祥福书记说过,要让丁木林知道自己的幸福生活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习习相连,要把他的女儿读书是受到党的恩情。
为了更快结束这次访问,周全信只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丁木林同志,我们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也全靠我党的政策英明,把国民党和日本鬼子打败了,现在不但你家有粮食,而且,儿女也读书了,现在党要求你加入合作社的大家庭,也是为你以后子女有更加好的学习机会……”
丁木林听了这话,显得很不耐烦,说:“我知道,田地是党给我的,我也没有说党不好,只是我有困难。如果我儿女不能在公家学校读书,我就去读民办的中学!”
话都说完了。
就这么回去,只怕难向丁书记交代。周全信显得很尴尬。
“周校长,你还有什么事情吗?我要做事了。”丁木林边说,就要动手解开捆着的树叶。
想了想,周全信只有最后一招了,说:“丁木林同志,我是受乡党委丁书记来做你的思想工作的,希望你三思。目前,我们都是同志,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希望你不要固执。”
“怎么,周老师,想威胁我了?”丁木林根本不买账,很不高兴地说,“村里的干部也是这么对我说的。现在是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合作社是自愿的。我也是贫苦农民,不相信党就逼迫我加入合作社。”
话说到份上,绝了。周全信只有无功而返。
“丁木林同志,我走了,你做事。”周全信告辞。
“不送。”丁木林边做事情边说。
师生两人刚走了几步,丁木林的妻子叶贵英跑来,老远就叫:“孩子他爹,不好了。”
“什么事情?”丁木林问。
叶贵英吼了几口气,说:“爹在渡口被老五打伤了。”
此时,师生俩人已经走下了旱地,在丁南香的带路下,返回学校。
路上,胡天健问:“周老师,现在不是社会主义了吗,怎么还有单干的?”
“你不知道,天健”周全信说,“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党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的贫苦人家。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就是新民主主义成功了。我们党的目标,是要带领人民群众进入社会主义,将来还要进入共产主义。因此,从53年开始,我们党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互助组运动,再后来,就进行了合作社。以前是小社,每个村庄几个小社,现在是把小社合并成大社,将来还要进一步发展。最终要进入共同劳动,统一分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不肯加入合作社,不响应党的号召。”
“听丁木林说,参加合作社是自愿的,那他不加入不是也符合党的政策吗?”胡天健觉得丁木林没有错。
“话是这么说,”周全信说,“他搞单干,由于干活卖力,粮食收的多,与别社员的生活不一样,这就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凝集力。”
原来这样,胡天健就不说话了。
沿着乡政府门前的公路往南走,大约四公里,面前是横断山脉在眼前高耸。再往左走五百米,就可以看见一排房子。
远远的,可以看见房子的黄色土墙壁上写着几个红色的正楷美术字——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再走近,看见这房子墙脚是灰色的大石头砌成的,大约有一米多高,上面才是土砖。房子上面,则是盖着瓦。
房子朝西南向,与前面山脚下的村子有一段距离,显得是孤立的。
走进学校,胡天健发现,学校的校舍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三间瓦房子,两间教室,一间寝室。另外,还有一间茅屋的厨房。还有一间,就是三间小瓦房子,是老师的办公室。
教室面前的墙壁上,也有一句红色的大美术字——文艺应该面向人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
这不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句子吗?是说文艺的,怎么就上了学校的墙壁上了?
周全信把胡天健带到北面的一间教室门口。七成新的木门,也并没有上锁,周全信推开门,指着两层铺的靠后窗户一个铺,说:“呐,天健,那就是你的床。”
胡天健走过去一看,一床白色圆点花纹青色被子折叠放在木板床尽头,木板上锯齿依然,凹凸不平,两块木板相连,缝隙裂开很大。
丁木林满脸汗水,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听见丁南香介绍,慢悠悠地说:“你们校长找我有什么事情?”
“呵,丁木林同志,我是红光中学的周全信,来找你有个事情。”周全信走过去,站在红薯地里,说。
“呵,周校长,你好,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看这红薯的长势,就知道你是一个勤劳的同志。”周全信想先让丁木林高兴高兴,“现在有的人只想偷懒,却想获得。”
“可不是,那些社员,有几个是肯做事的?上工只是敷衍了事。”丁木林说,“整天那么多的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哪里是做事的架势。”
“也是,有的社员觉悟不高,不积极做事,需要想办法提高人的积极性。”周全信说,“不过,贫下中农加入社了,大家一起劳动,统一分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员们成为平等的。”
“大家一起劳动,都偷懒不做事,哪里有粮食吃?”丁木林反驳说,“旧社会我没有田地,孩子没有读书,现在多谢共产党,我有田地了,也好让孩子读书。我一个孩子在高中读书,小女在中学读书,没有粮食怎么供养?”
丁木林的意思,就是不肯加入合作社。
周全信记得丁祥福书记说过,要让丁木林知道自己的幸福生活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习习相连,要把他的女儿读书是受到党的恩情。
为了更快结束这次访问,周全信只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丁木林同志,我们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也全靠我党的政策英明,把国民党和日本鬼子打败了,现在不但你家有粮食,而且,儿女也读书了,现在党要求你加入合作社的大家庭,也是为你以后子女有更加好的学习机会……”
丁木林听了这话,显得很不耐烦,说:“我知道,田地是党给我的,我也没有说党不好,只是我有困难。如果我儿女不能在公家学校读书,我就去读民办的中学!”
话都说完了。
就这么回去,只怕难向丁书记交代。周全信显得很尴尬。
“周校长,你还有什么事情吗?我要做事了。”丁木林边说,就要动手解开捆着的树叶。
想了想,周全信只有最后一招了,说:“丁木林同志,我是受乡党委丁书记来做你的思想工作的,希望你三思。目前,我们都是同志,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希望你不要固执。”
“怎么,周老师,想威胁我了?”丁木林根本不买账,很不高兴地说,“村里的干部也是这么对我说的。现在是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合作社是自愿的。我也是贫苦农民,不相信党就逼迫我加入合作社。”
话说到份上,绝了。周全信只有无功而返。
“丁木林同志,我走了,你做事。”周全信告辞。
“不送。”丁木林边做事情边说。
师生两人刚走了几步,丁木林的妻子叶贵英跑来,老远就叫:“孩子他爹,不好了。”
“什么事情?”丁木林问。
叶贵英吼了几口气,说:“爹在渡口被老五打伤了。”
此时,师生俩人已经走下了旱地,在丁南香的带路下,返回学校。
路上,胡天健问:“周老师,现在不是社会主义了吗,怎么还有单干的?”
“你不知道,天健”周全信说,“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党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的贫苦人家。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就是新民主主义成功了。我们党的目标,是要带领人民群众进入社会主义,将来还要进入共产主义。因此,从53年开始,我们党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互助组运动,再后来,就进行了合作社。以前是小社,每个村庄几个小社,现在是把小社合并成大社,将来还要进一步发展。最终要进入共同劳动,统一分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不肯加入合作社,不响应党的号召。”
“听丁木林说,参加合作社是自愿的,那他不加入不是也符合党的政策吗?”胡天健觉得丁木林没有错。
“话是这么说,”周全信说,“他搞单干,由于干活卖力,粮食收的多,与别社员的生活不一样,这就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凝集力。”
原来这样,胡天健就不说话了。
沿着乡政府门前的公路往南走,大约四公里,面前是横断山脉在眼前高耸。再往左走五百米,就可以看见一排房子。
远远的,可以看见房子的黄色土墙壁上写着几个红色的正楷美术字——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再走近,看见这房子墙脚是灰色的大石头砌成的,大约有一米多高,上面才是土砖。房子上面,则是盖着瓦。
房子朝西南向,与前面山脚下的村子有一段距离,显得是孤立的。
走进学校,胡天健发现,学校的校舍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三间瓦房子,两间教室,一间寝室。另外,还有一间茅屋的厨房。还有一间,就是三间小瓦房子,是老师的办公室。
教室面前的墙壁上,也有一句红色的大美术字——文艺应该面向人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
这不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句子吗?是说文艺的,怎么就上了学校的墙壁上了?
周全信把胡天健带到北面的一间教室门口。七成新的木门,也并没有上锁,周全信推开门,指着两层铺的靠后窗户一个铺,说:“呐,天健,那就是你的床。”
胡天健走过去一看,一床白色圆点花纹青色被子折叠放在木板床尽头,木板上锯齿依然,凹凸不平,两块木板相连,缝隙裂开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