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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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
士族的家教与《颜氏家训》
读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我们常常会惊讶于当时那些大士族能够出那么多人才，而且能够绵延那么多世代。例如山东琅邪王氏，几乎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一等旺族，这个家族是秦朝名将王翦之后，在汉朝就已经人才辈出了，到了晋朝特别是东晋王导之后，真可说是权倾朝野盛极一时，被鲁迅称为“名士教科书”的《世说新语》是记载魏晋士族活动最完备的一本书，里面写到的琅邪王氏一家的人物就有四十个，居所有士族之冠。根据苏绍兴《两晋南朝的士族》一书统计，在《世说新语》中出现人数最多的二十个士族，除了琅邪王氏以外，依次还有：太原王氏，二十人；颍川庾氏，十六人；陈郡谢氏，十五人；谯国桓氏，十四人；平阳羊氏，十一人；陈留阮氏，八人；高平郗氏，八人；长平殷氏，八人；太原孙氏，七人；陈郡袁氏，六人；沛国刘氏，六人；吴郡顾氏，六人；会稽孔氏，五人；汝南周氏，五人；陈留范氏，五人；河东裴氏，五人；河内山氏，四人；陈留江氏，四人；吴郡陆氏四人。
这些家族之所以能够人才辈出长盛不衰，原因当然不止一端，但注意对子弟的培养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世说新语·言语》第九十二则一段谢安和晚辈的对话，很有意思：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谢玄）答曰： “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这话很富于诗意，其实也就是民间说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有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而士族这样的想法尤其强烈，尤其自觉。魏晋时期，士族阶级是当时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也是文化程度最高的阶级，他们对子弟的教育抓得很紧。《世说新语·德行》第三十六则记载了一段谢安和夫人的对话：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谢安的夫人怪谢安没有教训儿子，谢安却说：“我常自教儿。”这是什么意思呢？谢安的意思是，我不是不教儿，相反，我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我以我自己的言行随时随地在教我的儿子。谢安这话并不是强辩，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注意子弟教育的长辈，他不仅对教育抓得紧，还非常注意教育的方法，《世说新语·假谲》有一则故事写他巧妙地纠正侄儿谢玄的纨绔习气：谢遏年少时，好着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
谢遏就是谢玄，遏是谢玄的小名。香囊是香包，覆手大概就是现在的手绢之类，一个男孩子身上吊着香包手里拿着手绢，实在不是好习惯，谢安决定加以纠正，但是又不想伤害谢玄的自尊心，便假装跟他打赌，赢了他的香包和手绢，得到之后立即烧掉，让聪明的谢玄从叔叔的行动中得到启发和教育。这个故事直到今天对我们做父母长辈的都有教育意义，那就是对子女晚辈既要严格要求，又要注意方法。
从以上谢安的故事，可以看到魏晋士族是如何注重教育子弟的，正因如此，士族才能养成优良的家风或说门风，这种家风或门风是世代相传的，是士族引以为傲的，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标志之一。如果家教不严，门风败坏，这个家族就会失去社会地位和他人的尊重。只有维持优良的门风不坠，才能代代都出优秀的人才，使芝兰玉树长生于阶庭，从而保证整个家族长盛不衰，维护他们已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所以，如何把一个庞大的家族管理好、把子弟教育好，是士族阶级非常重视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有关家庭管理与子弟教育的著作就出现了。中国第一本系统训导后人如何教育子弟、如何管理家族的书—《颜氏家训》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被称为“百代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作者叫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人，他所属的山东琅邪颜氏也是魏晋南朝著名的门阀士族。颜氏家族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的后代，汉末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士族。在曹魏时就出了几个两千石（就是今天的省、部级）的大官，东晋时的颜含做到侍中、国子祭酒，封西平县侯。此后代代都有太守级的大官，南朝刘宋时的著名诗人颜延之（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也是这个家族的。颜之推是颜含的九世孙。这个家族一直很昌盛，直到唐宋。例如唐朝有名的学者颜师古，就是颜之推的孙子，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平原太守）以及颜真卿的堂兄—在安史之乱中壮烈牺牲的颜杲卿（常山太守），也都是颜之推的后代。
颜之推生于公元531年，卒年不能确定，大致在公元590年以后。他出生在南朝梁代的江陵，二十三岁时西魏军攻陷江陵，他那时已在梁朝为官，因而被俘，并被遣送西魏。两年后他举家冒险逃往北齐，想假道北齐返回江南，不料正好碰到陈霸先废梁自立，建立了陈朝，于是他只好留在北齐。二十年后北齐为北周所亡，他又入周，四年后隋代周，他又入隋。所以他一生经历了南梁、北齐、北周、隋四个朝代，在这四个朝代都做过官，在北齐做官的时候最长（二十年），官位也最清显，为黄门侍郎，所以对《颜氏家训》一书他自署“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
《颜氏家训》共二十篇，第一篇《序致》是全书的序言，最后一篇《终制》则是颜之推的遗嘱，中间十八篇分别为：《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里面讲到如何教育子女，如何处理兄弟、妯娌、后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如何治家，如何维持门风，并告诫子孙要努力读书，要务实，要知足，要注意养生，等等。
颜之推为什么要写这本家训呢？他在序言中说，对于修身齐家，古代圣贤已经讲得很多，也有很多著作传世，自己再写会不会像“屋上架屋，床上施床”一样重复啰嗦呢？他说因为关系不同，有些道理虽然圣贤都讲过，再经由自己身边的人讲出来，往往更有说服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所以他写了这本书，希望给自己的子孙一些有益的训诫。他尤其感慨，颜氏家族虽然素来“风教整密”，但是他自己因为九岁就遭到家难，父亲过世，没有受过严格的管教，长大后养成一些坏习惯，经过长久的磨炼才改掉。他说自己“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经常是心里跟嘴巴作对，理智与情感冲突，夜里觉察到白天的不对，今天追悔昨日的失误，自己哀怜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以致落到这种境地）”，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再蹈覆辙：“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所以，我留下这二十篇文章，用来作为你们的后车之戒）。”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颜氏家训》的第二篇《教子》。颜之推在这一篇中提出了几个关于教育子女的重要见解，对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仍然有参考价值。
颜之推在《教子》里首先提出了教育子女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教育必须从小开始，越早越好。
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常常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教育要到孩子懂事以后才开始，至少到等小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才会开始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颜之推告诉我们，教育子女要越早越好，如果可能，在孩子没有出生时就应该开始。他提到古代“圣王有胎教之法”，王妃们“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妃嫔怀孕三个月时，就要迁居到别的宫室去，眼睛不乱看，耳朵不乱听，音乐、饮食都按照礼的要求加以节制）”。这里说到胎教的问题，即使以今天的科学知识看来也是有道理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不仅吃什么东西对胎儿的成长有影响，而且喜怒哀乐的情绪也会影响胎儿，尤其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心智与精神。所以怀孕的时候，尽量不服用不必要的药物，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听美妙的音乐，多看美丽的风景与图片，不生气，不悲伤，是每一个母亲应有的常识。有科学家做过实验，让奶牛听美好的音乐，牛奶的产量会增加、品质会提高。那么同样地，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保持端正而愉快的心情与情操，对胎儿的心智健康无疑会产生良好的影响。这样看来，古人所说的“胎教”并非神乎其词，完全是有科学依据的。
如果连胎教都要注意，那么孩子出生以后的教育就更应该注意了。不要以为孩子无知无识、不会说话，事实上孩子一出生，一接触到外部世界，就马上开始了他认识世界的历程，像海绵吸水一样，时时刻刻在吸收在学习。幼儿学习和吸收的速度跟成人比起来要快得多，简直可以用“贪婪”两个字来形容。请想想，我们一个成年人，长大一岁，能学到多少新东西？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几乎毫无长进，但是一个婴孩，从零岁到一岁，从一岁到两岁，他能学到多少东西？一个聪慧的小孩，一岁的时候就开始牙牙学语，碰碰磕磕地学走路了，两岁的时候已经可以正常走路，会讲很多话了，这速度简直不可思议。尤其在语言学习能力上，大人与小孩完全不能相比。颜之推引用孔子的话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这真是至理名言。好的品德一半是天赋，一半就靠少年养成；好的习惯更是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培养，一旦青少年时代养成了坏习惯，长大了就很难改过来。颜之推接着还引用当时的一句俗话“教妇初来，教儿婴孩”，就是说，教老婆要从她嫁过来的时候就开始，教孩子要从婴儿时代就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社会，老婆刚嫁过来的时候，年纪还轻，十五六岁，又没有依靠，在家里完全没有地位，要在夫家站稳脚跟，就必须虚心接受丈夫和婆婆的指点才行，所以这个时候教育最起作用，最容易被接受。为什么教孩子要从婴儿期开始呢？因为婴儿刚生下来，离开父母不能生存，一切都是一张白纸，这个时候教他什么就是什么，也最起作用，最容易被接受。
颜之推在这一篇中提出了教育子女的第二个重要原则，就是教育要从严，不能只爱不教。
颜之推说：“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我看到世上有些父母，对子女不加以教诲，而只是一味宠爱，总觉得不能同意）。”还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做父母的既威严又慈爱，那么子女就会敬畏谨慎，并由此产生孝心了）。”就是说，他很不同意一般人对子女只爱不教，说只有父母威严又有慈爱，子女才会畏惧谨慎，对父母产生孝顺之心。
父母对子女慈爱是一种天性，甚至可以说这是连动物都具有的本能，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物种要延续自身的生命都必须具有的品性。一只母狗生了一群小狗，当陌生人走近，它便会龇牙咧嘴地发出恐吓的叫声，生怕自己的子女受到伤害。愚夫愚妇，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都知道疼爱自己的子女，所谓“水往下流”“虎毒不食子”。但对子女要严加管教，却不是每个父母都懂得的，因为这需要更高的理性，更长远的目光。教养程度不高、理性不强的人，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总是怕孩子受委屈，不忍心看孩子受眼前之苦，该骂不骂，该打不打，用颜之推的话来讲，就是“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不愿意严厉地呵责怒骂，怕伤了子女的脸面；不忍心用荆条抽打，怕子女皮肉受苦）”，一些父母甚至溺爱自己的子女，失去是非准则，“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他们对子女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任其为所欲为，本该训诫的，反而加以奖励；本该呵责的，反而一笑了之）”，就是说，孩子想吃什么就喂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应该批评的反而奖励，应该责骂的却一笑而过。这样的结果是让孩子不懂得是非，以为应当这样，等到长大了，习惯养成，再来管教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个时候父母的责骂反而引起子女的反感，造成父子之间的怨恨，养出一些逆子、败家子来，“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等到孩子懂事以后，还以为本来就该如此。子女骄横轻慢的习性已经养成了，这时才去管教、制止，即使将他们鞭抽棍打至死，也难以树立父母的威信。父母的火气一天天增加，子女对父母的怨恨也越来越深。这样的子女长大成人以后，必然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更加严重。我们应当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慈是天性，是不需要教的；而孝却不是天性，是需要教的。所以我们看传统的《十三经》里面，有一部《孝经》，却没有《慈经》，就是这个道理。康有为在《大同书》里也说过：“人之情，于慈为顺德，于孝为逆德。”“顺德”是顺天性而得到的，是无须教的；“逆德”则是逆天性才有的，所以必须教。如果我们不想自己的子女将来变成不孝子、逆子，那就请从小严加管教吧，否则将来后悔都来不及了。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举了一严一宠两个例子。一个是梁朝的名将王僧辩，母亲管教甚严，他已经做了将军，年过四十，若做错了事，母亲还会拿棍子打他，结果他成就了一番大功业。另外一个例子是梁朝的一个学士，很聪明，有点小才华，父母逢人便夸奖，有了错误则替他掩盖，结果从小养成了骄傲自大的习惯，后来做武将周逖的幕僚，因为言语顶撞，被周逖杀了，连肠子都抽出来，以血涂鼓。所以父母对儿女太过宠爱，反而会害了他们，而严加管教才是真正的长远的爱。
颜之推提出的第三个教子原则是：保持适当距离，不可过分亲密。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还提到，父母跟儿女之间，一方面要亲爱周到，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可以过于亲密。他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亲对孩子要有威严，不能过分亲密；骨肉之间要相亲相爱，不能简慢。如果流于简慢，就无法做到父慈子孝；如果过分亲密，就会产生放肆不敬的行为）。”“狎”是亲昵，亲爱得没有分寸，没有规矩；“简”是怠慢，不周到，不细致。中国的传统观念是，父子之间首先是一种尊卑的关系，这种关系永远不可能颠倒，连君臣关系也是仿照父子关系建立的，所以叫“君父”“臣子”。这种尊卑关系必须严格遵守，否则整个社会都会乱套。所以父子之间再亲密，也不可以没有分寸没有规矩。这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教育，并不是说对儿女不要慈爱，或儿女对父母不要孝顺，而是说慈爱与孝顺都要在承认尊卑上下的基础上进行，只要不破坏这个基础，慈爱与孝顺则愈周到愈好。
颜之推既提醒做父母的要跟儿女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强调父母子女之间慈孝要周到，这是很全面的看法。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常常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好，要么就是跟子女太亲密，不注意尊卑上下、应有的距离与礼节；要么就是漫不经心，关心不够。父母子女之间的种种矛盾与不睦，就是这样产生的。
颜之推教子的第四个原则是：父母对子女不可以偏爱，要平等对待。父母如果在子女中有偏爱，并且把这种偏爱明显地表现在言谈行为甚至物质分配上，就会造成子女之间的不和睦，甚至造成子女之间的仇恨，引发严重的后果。颜之推在《教子》篇中就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希望子孙引以为戒。
颜之推在《教子》篇的最后提出教育子女的一个根本原则：教子要有义方，身教重于言教。
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北齐有一个士大夫，曾经对颜之推讲，他有一个儿子，十七岁了，略通文墨，他就让儿子学鲜卑语、弹琵琶，用来服侍当时的达官贵人，很得达官贵人的宠爱。因为北齐是鲜卑人的政权，琵琶是鲜卑皇族和贵族喜欢的乐器，所以讲鲜卑话、弹琵琶，能得到达官贵人的赏爱，因而就有当官发财的机会。讲完这个故事后，颜之推发感慨说：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教育子女的方法真奇怪啊，如果用这种歪门邪道，就是子女能当部长、总理，我也不愿意让你们走这条路。”
在颜之推的时代，中国北方的政权都是胡人建立的，他自己也在北齐做官二十来年，所以他的话不能不说得很含蓄，但是他的感慨是明显深沉的。稍加分析，就知道这感叹里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对本民族文化也就是汉文化的热爱；第二，对趋炎附势、不择手段谋求利益的人的鄙视；第三，颜之推在这里其实提出了教育子女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问题，即：怎么教子女？教子女什么？天下父母个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子孙发达，但是怎么样才能使子成龙，使女成凤，使子孙发达呢？这就大有讲究了。一些目光短浅的父母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一时的权势，总想走捷径，甚至不择手段通过歪门邪道来达到目的，而不知道教育子女的根本原则是要让他们走正道，让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用古人的话来讲，就是“教子要有义方”（朱柏庐《治家格言》）什么是“义方”？怎样才叫“有义方”？简单地说，就是以“圣贤之道”来教育子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教给子女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但是什么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就取决于父母自身的思想境界了。这样就归结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教育子女的前提和根本乃是教育自己，提高自己。自己境界不高，却要教出优秀的子女来，恐怕很难。其实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更多是靠身教而非言教，自己思想境界高，堂堂正正，事业有成就，对社会有贡献，就是子女的最好榜样。如果做父母的自己不走正道，却要儿女走正道，自己天天打麻将，甚至沉溺于赌博，却要子女不打麻将，不沉溺网络，这如何办得到呢？《颜氏家训·教子》最后一段提到的那个教儿子说鲜卑语、弹琵琶的北齐士人，不难想象，他自己就是一个趋炎附势而不懂大义的小人。
《颜氏家训》出现在两晋之后的南朝，显然不是个偶然现象，也不是颜氏一家特别重视家教，而是魏晋南北朝整个士族阶级重视家教、重视门风的反映，是他们在管理家族、教育子弟方面的经验总结。魏晋南北朝以后，隋唐兴起，人才选拔的途径逐渐由荐举征辟变为科举考试，这种变化使得大士族的存在失去了社会依据，大士族于是逐渐瓦解而变成许多小士族，直到中国传统社会被现代社会（五四以后）代替之前，遍布中国各地的大小士族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骨干，社会各阶层的管理人才基本上都出身于这些士族家庭。所以，像魏晋时期的大士族，后世虽然已经不多见，但中国士族的家训传统却一直受重视，不仅是读书人家庭培养子弟的规范，也是整个社会培养管理人才的重要基础，因而累世相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
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
士族的家教与《颜氏家训》
读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我们常常会惊讶于当时那些大士族能够出那么多人才，而且能够绵延那么多世代。例如山东琅邪王氏，几乎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一等旺族，这个家族是秦朝名将王翦之后，在汉朝就已经人才辈出了，到了晋朝特别是东晋王导之后，真可说是权倾朝野盛极一时，被鲁迅称为“名士教科书”的《世说新语》是记载魏晋士族活动最完备的一本书，里面写到的琅邪王氏一家的人物就有四十个，居所有士族之冠。根据苏绍兴《两晋南朝的士族》一书统计，在《世说新语》中出现人数最多的二十个士族，除了琅邪王氏以外，依次还有：太原王氏，二十人；颍川庾氏，十六人；陈郡谢氏，十五人；谯国桓氏，十四人；平阳羊氏，十一人；陈留阮氏，八人；高平郗氏，八人；长平殷氏，八人；太原孙氏，七人；陈郡袁氏，六人；沛国刘氏，六人；吴郡顾氏，六人；会稽孔氏，五人；汝南周氏，五人；陈留范氏，五人；河东裴氏，五人；河内山氏，四人；陈留江氏，四人；吴郡陆氏四人。
这些家族之所以能够人才辈出长盛不衰，原因当然不止一端，但注意对子弟的培养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世说新语·言语》第九十二则一段谢安和晚辈的对话，很有意思：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谢玄）答曰： “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这话很富于诗意，其实也就是民间说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有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而士族这样的想法尤其强烈，尤其自觉。魏晋时期，士族阶级是当时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也是文化程度最高的阶级，他们对子弟的教育抓得很紧。《世说新语·德行》第三十六则记载了一段谢安和夫人的对话：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谢安的夫人怪谢安没有教训儿子，谢安却说：“我常自教儿。”这是什么意思呢？谢安的意思是，我不是不教儿，相反，我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我以我自己的言行随时随地在教我的儿子。谢安这话并不是强辩，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注意子弟教育的长辈，他不仅对教育抓得紧，还非常注意教育的方法，《世说新语·假谲》有一则故事写他巧妙地纠正侄儿谢玄的纨绔习气：谢遏年少时，好着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
谢遏就是谢玄，遏是谢玄的小名。香囊是香包，覆手大概就是现在的手绢之类，一个男孩子身上吊着香包手里拿着手绢，实在不是好习惯，谢安决定加以纠正，但是又不想伤害谢玄的自尊心，便假装跟他打赌，赢了他的香包和手绢，得到之后立即烧掉，让聪明的谢玄从叔叔的行动中得到启发和教育。这个故事直到今天对我们做父母长辈的都有教育意义，那就是对子女晚辈既要严格要求，又要注意方法。
从以上谢安的故事，可以看到魏晋士族是如何注重教育子弟的，正因如此，士族才能养成优良的家风或说门风，这种家风或门风是世代相传的，是士族引以为傲的，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标志之一。如果家教不严，门风败坏，这个家族就会失去社会地位和他人的尊重。只有维持优良的门风不坠，才能代代都出优秀的人才，使芝兰玉树长生于阶庭，从而保证整个家族长盛不衰，维护他们已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所以，如何把一个庞大的家族管理好、把子弟教育好，是士族阶级非常重视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有关家庭管理与子弟教育的著作就出现了。中国第一本系统训导后人如何教育子弟、如何管理家族的书—《颜氏家训》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被称为“百代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作者叫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人，他所属的山东琅邪颜氏也是魏晋南朝著名的门阀士族。颜氏家族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的后代，汉末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士族。在曹魏时就出了几个两千石（就是今天的省、部级）的大官，东晋时的颜含做到侍中、国子祭酒，封西平县侯。此后代代都有太守级的大官，南朝刘宋时的著名诗人颜延之（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也是这个家族的。颜之推是颜含的九世孙。这个家族一直很昌盛，直到唐宋。例如唐朝有名的学者颜师古，就是颜之推的孙子，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平原太守）以及颜真卿的堂兄—在安史之乱中壮烈牺牲的颜杲卿（常山太守），也都是颜之推的后代。
颜之推生于公元531年，卒年不能确定，大致在公元590年以后。他出生在南朝梁代的江陵，二十三岁时西魏军攻陷江陵，他那时已在梁朝为官，因而被俘，并被遣送西魏。两年后他举家冒险逃往北齐，想假道北齐返回江南，不料正好碰到陈霸先废梁自立，建立了陈朝，于是他只好留在北齐。二十年后北齐为北周所亡，他又入周，四年后隋代周，他又入隋。所以他一生经历了南梁、北齐、北周、隋四个朝代，在这四个朝代都做过官，在北齐做官的时候最长（二十年），官位也最清显，为黄门侍郎，所以对《颜氏家训》一书他自署“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
《颜氏家训》共二十篇，第一篇《序致》是全书的序言，最后一篇《终制》则是颜之推的遗嘱，中间十八篇分别为：《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里面讲到如何教育子女，如何处理兄弟、妯娌、后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如何治家，如何维持门风，并告诫子孙要努力读书，要务实，要知足，要注意养生，等等。
颜之推为什么要写这本家训呢？他在序言中说，对于修身齐家，古代圣贤已经讲得很多，也有很多著作传世，自己再写会不会像“屋上架屋，床上施床”一样重复啰嗦呢？他说因为关系不同，有些道理虽然圣贤都讲过，再经由自己身边的人讲出来，往往更有说服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所以他写了这本书，希望给自己的子孙一些有益的训诫。他尤其感慨，颜氏家族虽然素来“风教整密”，但是他自己因为九岁就遭到家难，父亲过世，没有受过严格的管教，长大后养成一些坏习惯，经过长久的磨炼才改掉。他说自己“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经常是心里跟嘴巴作对，理智与情感冲突，夜里觉察到白天的不对，今天追悔昨日的失误，自己哀怜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以致落到这种境地）”，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再蹈覆辙：“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所以，我留下这二十篇文章，用来作为你们的后车之戒）。”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颜氏家训》的第二篇《教子》。颜之推在这一篇中提出了几个关于教育子女的重要见解，对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仍然有参考价值。
颜之推在《教子》里首先提出了教育子女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教育必须从小开始，越早越好。
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常常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教育要到孩子懂事以后才开始，至少到等小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才会开始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颜之推告诉我们，教育子女要越早越好，如果可能，在孩子没有出生时就应该开始。他提到古代“圣王有胎教之法”，王妃们“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妃嫔怀孕三个月时，就要迁居到别的宫室去，眼睛不乱看，耳朵不乱听，音乐、饮食都按照礼的要求加以节制）”。这里说到胎教的问题，即使以今天的科学知识看来也是有道理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不仅吃什么东西对胎儿的成长有影响，而且喜怒哀乐的情绪也会影响胎儿，尤其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心智与精神。所以怀孕的时候，尽量不服用不必要的药物，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听美妙的音乐，多看美丽的风景与图片，不生气，不悲伤，是每一个母亲应有的常识。有科学家做过实验，让奶牛听美好的音乐，牛奶的产量会增加、品质会提高。那么同样地，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保持端正而愉快的心情与情操，对胎儿的心智健康无疑会产生良好的影响。这样看来，古人所说的“胎教”并非神乎其词，完全是有科学依据的。
如果连胎教都要注意，那么孩子出生以后的教育就更应该注意了。不要以为孩子无知无识、不会说话，事实上孩子一出生，一接触到外部世界，就马上开始了他认识世界的历程，像海绵吸水一样，时时刻刻在吸收在学习。幼儿学习和吸收的速度跟成人比起来要快得多，简直可以用“贪婪”两个字来形容。请想想，我们一个成年人，长大一岁，能学到多少新东西？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几乎毫无长进，但是一个婴孩，从零岁到一岁，从一岁到两岁，他能学到多少东西？一个聪慧的小孩，一岁的时候就开始牙牙学语，碰碰磕磕地学走路了，两岁的时候已经可以正常走路，会讲很多话了，这速度简直不可思议。尤其在语言学习能力上，大人与小孩完全不能相比。颜之推引用孔子的话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这真是至理名言。好的品德一半是天赋，一半就靠少年养成；好的习惯更是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培养，一旦青少年时代养成了坏习惯，长大了就很难改过来。颜之推接着还引用当时的一句俗话“教妇初来，教儿婴孩”，就是说，教老婆要从她嫁过来的时候就开始，教孩子要从婴儿时代就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社会，老婆刚嫁过来的时候，年纪还轻，十五六岁，又没有依靠，在家里完全没有地位，要在夫家站稳脚跟，就必须虚心接受丈夫和婆婆的指点才行，所以这个时候教育最起作用，最容易被接受。为什么教孩子要从婴儿期开始呢？因为婴儿刚生下来，离开父母不能生存，一切都是一张白纸，这个时候教他什么就是什么，也最起作用，最容易被接受。
颜之推在这一篇中提出了教育子女的第二个重要原则，就是教育要从严，不能只爱不教。
颜之推说：“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我看到世上有些父母，对子女不加以教诲，而只是一味宠爱，总觉得不能同意）。”还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做父母的既威严又慈爱，那么子女就会敬畏谨慎，并由此产生孝心了）。”就是说，他很不同意一般人对子女只爱不教，说只有父母威严又有慈爱，子女才会畏惧谨慎，对父母产生孝顺之心。
父母对子女慈爱是一种天性，甚至可以说这是连动物都具有的本能，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物种要延续自身的生命都必须具有的品性。一只母狗生了一群小狗，当陌生人走近，它便会龇牙咧嘴地发出恐吓的叫声，生怕自己的子女受到伤害。愚夫愚妇，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都知道疼爱自己的子女，所谓“水往下流”“虎毒不食子”。但对子女要严加管教，却不是每个父母都懂得的，因为这需要更高的理性，更长远的目光。教养程度不高、理性不强的人，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总是怕孩子受委屈，不忍心看孩子受眼前之苦，该骂不骂，该打不打，用颜之推的话来讲，就是“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不愿意严厉地呵责怒骂，怕伤了子女的脸面；不忍心用荆条抽打，怕子女皮肉受苦）”，一些父母甚至溺爱自己的子女，失去是非准则，“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他们对子女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任其为所欲为，本该训诫的，反而加以奖励；本该呵责的，反而一笑了之）”，就是说，孩子想吃什么就喂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应该批评的反而奖励，应该责骂的却一笑而过。这样的结果是让孩子不懂得是非，以为应当这样，等到长大了，习惯养成，再来管教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个时候父母的责骂反而引起子女的反感，造成父子之间的怨恨，养出一些逆子、败家子来，“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等到孩子懂事以后，还以为本来就该如此。子女骄横轻慢的习性已经养成了，这时才去管教、制止，即使将他们鞭抽棍打至死，也难以树立父母的威信。父母的火气一天天增加，子女对父母的怨恨也越来越深。这样的子女长大成人以后，必然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更加严重。我们应当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慈是天性，是不需要教的；而孝却不是天性，是需要教的。所以我们看传统的《十三经》里面，有一部《孝经》，却没有《慈经》，就是这个道理。康有为在《大同书》里也说过：“人之情，于慈为顺德，于孝为逆德。”“顺德”是顺天性而得到的，是无须教的；“逆德”则是逆天性才有的，所以必须教。如果我们不想自己的子女将来变成不孝子、逆子，那就请从小严加管教吧，否则将来后悔都来不及了。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举了一严一宠两个例子。一个是梁朝的名将王僧辩，母亲管教甚严，他已经做了将军，年过四十，若做错了事，母亲还会拿棍子打他，结果他成就了一番大功业。另外一个例子是梁朝的一个学士，很聪明，有点小才华，父母逢人便夸奖，有了错误则替他掩盖，结果从小养成了骄傲自大的习惯，后来做武将周逖的幕僚，因为言语顶撞，被周逖杀了，连肠子都抽出来，以血涂鼓。所以父母对儿女太过宠爱，反而会害了他们，而严加管教才是真正的长远的爱。
颜之推提出的第三个教子原则是：保持适当距离，不可过分亲密。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还提到，父母跟儿女之间，一方面要亲爱周到，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可以过于亲密。他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亲对孩子要有威严，不能过分亲密；骨肉之间要相亲相爱，不能简慢。如果流于简慢，就无法做到父慈子孝；如果过分亲密，就会产生放肆不敬的行为）。”“狎”是亲昵，亲爱得没有分寸，没有规矩；“简”是怠慢，不周到，不细致。中国的传统观念是，父子之间首先是一种尊卑的关系，这种关系永远不可能颠倒，连君臣关系也是仿照父子关系建立的，所以叫“君父”“臣子”。这种尊卑关系必须严格遵守，否则整个社会都会乱套。所以父子之间再亲密，也不可以没有分寸没有规矩。这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教育，并不是说对儿女不要慈爱，或儿女对父母不要孝顺，而是说慈爱与孝顺都要在承认尊卑上下的基础上进行，只要不破坏这个基础，慈爱与孝顺则愈周到愈好。
颜之推既提醒做父母的要跟儿女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强调父母子女之间慈孝要周到，这是很全面的看法。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常常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好，要么就是跟子女太亲密，不注意尊卑上下、应有的距离与礼节；要么就是漫不经心，关心不够。父母子女之间的种种矛盾与不睦，就是这样产生的。
颜之推教子的第四个原则是：父母对子女不可以偏爱，要平等对待。父母如果在子女中有偏爱，并且把这种偏爱明显地表现在言谈行为甚至物质分配上，就会造成子女之间的不和睦，甚至造成子女之间的仇恨，引发严重的后果。颜之推在《教子》篇中就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希望子孙引以为戒。
颜之推在《教子》篇的最后提出教育子女的一个根本原则：教子要有义方，身教重于言教。
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北齐有一个士大夫，曾经对颜之推讲，他有一个儿子，十七岁了，略通文墨，他就让儿子学鲜卑语、弹琵琶，用来服侍当时的达官贵人，很得达官贵人的宠爱。因为北齐是鲜卑人的政权，琵琶是鲜卑皇族和贵族喜欢的乐器，所以讲鲜卑话、弹琵琶，能得到达官贵人的赏爱，因而就有当官发财的机会。讲完这个故事后，颜之推发感慨说：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教育子女的方法真奇怪啊，如果用这种歪门邪道，就是子女能当部长、总理，我也不愿意让你们走这条路。”
在颜之推的时代，中国北方的政权都是胡人建立的，他自己也在北齐做官二十来年，所以他的话不能不说得很含蓄，但是他的感慨是明显深沉的。稍加分析，就知道这感叹里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对本民族文化也就是汉文化的热爱；第二，对趋炎附势、不择手段谋求利益的人的鄙视；第三，颜之推在这里其实提出了教育子女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问题，即：怎么教子女？教子女什么？天下父母个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子孙发达，但是怎么样才能使子成龙，使女成凤，使子孙发达呢？这就大有讲究了。一些目光短浅的父母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一时的权势，总想走捷径，甚至不择手段通过歪门邪道来达到目的，而不知道教育子女的根本原则是要让他们走正道，让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用古人的话来讲，就是“教子要有义方”（朱柏庐《治家格言》）什么是“义方”？怎样才叫“有义方”？简单地说，就是以“圣贤之道”来教育子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教给子女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但是什么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就取决于父母自身的思想境界了。这样就归结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教育子女的前提和根本乃是教育自己，提高自己。自己境界不高，却要教出优秀的子女来，恐怕很难。其实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更多是靠身教而非言教，自己思想境界高，堂堂正正，事业有成就，对社会有贡献，就是子女的最好榜样。如果做父母的自己不走正道，却要儿女走正道，自己天天打麻将，甚至沉溺于赌博，却要子女不打麻将，不沉溺网络，这如何办得到呢？《颜氏家训·教子》最后一段提到的那个教儿子说鲜卑语、弹琵琶的北齐士人，不难想象，他自己就是一个趋炎附势而不懂大义的小人。
《颜氏家训》出现在两晋之后的南朝，显然不是个偶然现象，也不是颜氏一家特别重视家教，而是魏晋南北朝整个士族阶级重视家教、重视门风的反映，是他们在管理家族、教育子弟方面的经验总结。魏晋南北朝以后，隋唐兴起，人才选拔的途径逐渐由荐举征辟变为科举考试，这种变化使得大士族的存在失去了社会依据，大士族于是逐渐瓦解而变成许多小士族，直到中国传统社会被现代社会（五四以后）代替之前，遍布中国各地的大小士族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骨干，社会各阶层的管理人才基本上都出身于这些士族家庭。所以，像魏晋时期的大士族，后世虽然已经不多见，但中国士族的家训传统却一直受重视，不仅是读书人家庭培养子弟的规范，也是整个社会培养管理人才的重要基础，因而累世相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