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娜丽莎、刚砍下的脑袋和圣母学院修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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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罗宾爵士和莱斯利·尼尔森的实验是不是就意味着从人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中无法看出欺骗的迹象呢？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的确有办法借助眼睛而不是耳朵识别欺骗的伎俩，只不过你必须知道自己要看的是什么。现在，就让我们来考量一个最常见也是最经常被伪装的非语言行为模式——人类的微笑。
我们每个人都会微笑，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看似简单的行为背后隐藏的复杂心理。你微笑的时候到底是因为自己很高兴呢，还是想让别人知道你很高兴？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在研究人员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微笑几乎完全是由内心深处的幸福感所驱动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微笑是一种社交信号，目的是为了让你周围的人知道你的感受。为了平息这场争辩，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克劳特教授和罗伯特·乔斯顿教授决定对比一下人在两种不同情况下的微笑次数，一种是独乐乐，一种是众乐乐。几经思考，他们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场所进行此项研究——保龄球馆。他们认识到，在打保龄球的人把球抛向球道并打出高分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是独乐乐。当转过身面对自己的同伴时，他们同样也非常高兴，只不过此时变成了众乐乐。
在几次研究中，克劳特和他的同事们偷偷观察了2000多名打保龄球的人。每一次，研究人员都会仔细记录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其中包括打保龄球的人的面部表情、他们打出的分数以及他们面对的是球道还是自己的朋友。在研究中，研究人员会悄悄地对着录音机说出相关的信息（为了不引起怀疑，所有的信息都用代码表示），以确保能够精确记录测量的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显示，在背对着同伴的时候，如果打出了高分，只有4%的人会露出微笑。然而，一旦转过身来面对自己的朋友时，42%的人脸上都会出现灿烂的笑容。因此，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我们微笑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自己高兴，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们很高兴。
和所有的社交信号一样，微笑也是可以伪装的。为了给人留下快乐的印象，人们通常会微笑，但其内心深处可能并不快乐。那么真正的微笑和伪装的笑容是一样的吗？或者是否有一些面部信号可以对两者加以区分呢？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研究人员100多年。最近，我在艺术画廊里进行了一项非同寻常的实验，这个问题也是实验关注的焦点所在。
在上一章里，我提到了新西兰科学节曾好心地允许我进行第二次“天生幸运儿”实验。在出发之前，我又给主办者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能在科学节上进行第二个实验，旨在揭开虚假微笑的神秘面纱。这个想法很容易实现。我想让人们看几组照片。每一组照片都是同一个人的两张笑脸。其中有一张是真心的笑容，另一张则是伪装的。公众要做的就是找出其中的真心笑容。通过仔细对比同一组的两张照片，就能够知道伪装的笑容是否含有一些足以泄密的信号。通过分析实验的结果，就知道人们是否能够利用这些信号。经过讨论，我们想到一个点子，那就是把实验场所设在一家画廊里。达尼丁公立艺术画廊欣然同意主办这次展览，确保我们非同寻常的艺术科学展能够与特纳、庚斯博罗以及莫奈等大家的作品一起展出。
为了顺利推进微笑实验，我必须想办法让同一个人露出真心的微笑和伪装的笑容。在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已经能够通过不同的技巧激发出这两种面部表情。20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卡尼·兰蒂斯想要拍摄人的一系列面部表情，于是他让志愿者欣赏爵士乐、读《圣经》和翻阅色情图片。（兰蒂斯说：“在最后这种情况下，实验者必须特别小心，自己不能笑，也不能表现出很拘谨的样子。”）为了激发更极端的反应，兰蒂斯还设计了另外两种场景。一种是让志愿者把手伸进放在三只活青蛙的水桶里。志愿者出现反应后，实验者敦促他们继续在水中摸索，接着往水里导入高压电，对志愿者进行强烈的电击。不过，这还不算什么，兰蒂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实验是递给参与者一只活生生的小白鼠和一把屠刀，然后要求他们把小白鼠的脑袋给砍下来。这也是在道德上最受争议的一个实验。大约有70%的人在实验者的一再敦促下最终结束了小白鼠的生命，剩下的则是由实验者代劳砍下了小白鼠的脑袋。兰蒂斯指出，52%的人在砍下小白鼠脑袋的时候笑了，而74%的人在受到电击时笑了。大部分的志愿者都是成人，但其中也包括一个13岁的男孩。这个小孩是大学医院的患者，情绪不太稳定，而且还患有高血压。（“孩子，今天在医院过得怎么样？”）在微笑研究中，我要求每一名志愿者带一只狮子狗来，还有一把大刀，开个玩笑。事实上，我们所选择的两项任务都不具有争议性。我们要求每个人都带一名朋友过来。每当朋友引他们发笑时，我们就拍下一张照片，记录下他们发自内心的笑容。随后我们会让他们设想遇到了自己特别不喜欢的某个人，但出于礼貌还强挤出一个笑容。其中的两张照片如下。这一组照片和另外九组照片构成了展览的基础。
我并不是第一个在艺术画廊研究微笑科学的学者。2003年，哈佛神经科学家玛格丽特·利文斯通曾试图以科学的方式揭开艺术史上最著名的微笑之谜。16世纪时，达·芬奇创作了名画《蒙娜丽莎》。数百年来，艺术史学家一直对这幅画深感不解。大部分的争论都是围绕她谜一样的面部表情展开的，有些学者认为这幅画毫无疑问表现的是一张微笑的脸庞，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最为悲伤的表情之一。1852年，一位年轻的法国艺术家从巴黎一家宾馆的四层窗口纵身跃下，并留下了一封遗书：“多年来，她的微笑把我折磨得几近绝望。现在，我宁愿选择结束生命。”相对而言，利文斯通教授在研究这个谜题的时候采用了相对保守的方法。
多年来，人们留意到，如果你看着蒙娜丽莎的眼睛，她的微笑就会非常明显，如果你直视她的嘴唇，那神秘的微笑就消失了。这显然是这幅名画之所以变得如此神奇的关键所在。只是人们并不知道达·芬奇是如何制造出这种奇怪效果的。利文斯通教授发现，这种错觉的出现是因为人类的眼睛在看世界的时候事实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当人们直视某件事物的时候，光线会落在视网膜中心被称为“中央窝”的地方。眼睛的这个部位擅长观看比较明亮的物体，比如在阳光直射下的物体。相反，当人们从眼角看物体的时候，光线会落在视网膜的周边，眼睛的这个部位擅长观看比较昏暗的物体。利文斯通发现，达·芬奇的名画正是利用视网膜的两个不同部位看物体的不同方式愚弄了人们的双眼。分析显示，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巧妙地利用了蒙娜丽莎颧骨的阴影，使得她的嘴唇看起来比脸的其他部位都更暗淡一些。当人们看她的眼睛时，使用的是视网膜的周边视野，所以她的微笑看起来非常明显。当人们直视她的嘴唇时，使用的是视网膜的中央窝视野，所以他们看到的是这幅画较暗的区域，这就使得她的微笑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了。
利文斯通并不是第一位对人类微笑的神秘感兴趣的科学家。200年前，一小群来自欧洲的科学家针对同一主题展开了一系列奇怪的研究。
在19世纪初期，研究人员特想知道电力如何被用于深入研究人体的生理结构和生理状况。有些研究非常可怕，常常是在公开场合电击刚去世不久的人的尸体。该领域最知名的学者或许应该是意大利科学家乔凡尼·阿蒂尼。阿蒂尼最擅长的技巧就是让杀人犯起死回生。在他的研究中有一个案例是众所周知的，阿蒂尼曾专程前往伦敦让一个名叫乔治·福斯特的杀人犯起死回生。福斯特的罪状是把自己的妻儿在运河里给溺死了，他因此被判在1803年1月18日执行绞刑。死后不久，福斯特的尸体就被转移到了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在最著名的英国科学家们的亲眼目睹下，阿蒂尼开始向福斯特的尸体上导入各种不同的电压。法院对此做的记录如下（刚巧出现在了克鲁克先生编辑的论文集中，而克鲁克先生的名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欺骗”）：第一次电击的是脸部，已故罪犯的下巴开始颤抖，周边的肌肉则出现了严重的扭曲，事实上有一只眼睛竟然睁开了。在随后的电击过程中，他的右手举了起来并开始握拳，双腿和大腿也开始活动。对于一无所知的旁观者来说，看起来这个可怜的家伙马上就要起死回生了。
在接下来的描述中，法院记录排除了复活的可能性，依据就是对福斯特执行绞刑时，为了减轻他的痛苦，让他尽快有个了断，他的几个朋友曾在绞刑台下用力拉扯他的双腿。记录还指出，即使阿蒂尼真的让福斯特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也得再次被押上绞刑台。依据法律规定，此类罪犯必须被“施以绞刑直至完全死去”。记录还提到了当时的一位旁观者帕斯先生，他是塞吉恩公司的一个执事，在观看实验时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回家后不久就一命呜呼了。这也使得福斯特成为在死后又害死一个人的少数罪犯之一。
阿蒂尼并不是唯一通过实验研究电击对人体肌肉有何影响的科学家。几年后，一群苏格兰科学家对另一名杀人犯尸体进行了类似的电击实验，把那个人的脸扭曲成“可怕的表情”，还让他的手指动了起来，好像“尸体在指向不同的旁观者”一样。这一次，实验的结果同样对很多旁观者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其中一个人当场昏倒，还有几个人因感到非常恶心而离开了现场。
这项研究为现代医学工作中的电击疗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流行文化做出了两大贡献。电击看起来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概念为玛丽·雪莱带来了灵感，她因而创作了《科学怪人》。此外，英文中的“笑场”（corpsing）一词也源自于死人脸上呈现的诡异笑容，这个词表示演员在试图做出严肃状时突然发笑的情况。
阿蒂尼的工作也给法国科学家纪尧姆·杜胥内·德·波洛涅带去了灵感，后者开发了一套更为复杂的系统，研究不同的面部表情到底会牵涉到哪些肌肉。杜胥内并没有拿刚刚受刑的杀人犯作为研究对象，而是采用了一种相对来说更为文明的做法，那就是拍摄活人脸部直接受到电击时的表情。经过苦苦寻觅，杜胥内终于找到了一位愿意让自己的脸部经受持续而痛苦电击的人。在1862年出版的《人类脸部表情机制》一书中，杜胥内对这位实验对象的描述可谈不上有何赞美之词：我所挑选的主要实验对象……是一位无牙的老者，他的脸部非常清瘦，五官虽然不能说很丑，但几乎没有任何特色。他的脸部表情与那无害的性格和有限的智慧搭配得可谓是完美之至。
此外，这个人还有另一个很棒的特质——他的脸部几乎处于完全麻痹的状态。这意味着杜胥内可以“……像面对一具依然能够做出反应的尸体一样，对他的每一块肌肉进行异常精准的刺激”（如图所示）。
拍摄了数百张照片之后，杜胥内发现了虚假微笑的秘密。当面颊受到电击时，嘴巴两侧的大块肌肉（颧大肌）会拉动嘴角上扬，从而形成笑容。随后杜胥内给面部消瘦的实验对象讲了一个笑话，他也露出了一个笑容。杜胥内将这两种笑容进行了仔细对比后发现：真心的笑容并不仅仅涉及颧大肌的活动，同时还会关乎眼睛周围的眼轮匝肌。当露出真心的微笑时，这些肌肉会绷紧，把脸颊往上拉，同时把眉毛往下拉，从而在眼角周围产生微小的细纹。杜胥内发现眼部肌肉的收缩是无法随心所欲加以控制的，“只有内心的甜蜜感才能够让它们动起来”。
最近的研究也肯定了杜胥内的工作，我们在21世纪所拍摄的真笑和假笑照片也呈现出了同样的效果。请再看一眼67页上的两幅照片。右边的照片呈现的是虚假的笑容，颧大肌把嘴角往上拉起。研究人员最近把这种微笑命名为“泛美式”微笑，名称源自于现已不存在的泛美航空公司空姐的虚假笑容。左侧的图片呈现的则是真心的笑容，同时牵动了颧大肌和眼睛周围的眼轮匝肌。脸颊的上扬在鼻子两侧以及眼睛下方和旁边产生了更为明显的线条。此外，眉头和眉头下方的皮肤已向眼睛所在的方向移动，从而让两者之间的间距变得更为狭窄，并在眼睛的正上方挤出了一个“小袋”。在下侧放大的照片中，更容易看到这些细微的改变。
在科学节期间，成百上千人参观了达尼丁公立艺术画廊并好心地参与了实验。我们给每位参与者发了一份调查问卷，让他们仔细观看每一组照片，然后指出哪一个是真心的笑容。结果显示大部分人无法分辨微笑的真假，即便是那些自认为对他人的情绪特别敏感的人，答对的概率也跟随意猜测差不了多少。然而，如果他们知道该看什么，答案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只要看看照片中那人鼻子的两旁就可以了）。
参与研究的人们并没有高超的技术去发现真心的笑容。然而，利用杜胥内开发的系统对两者加以区分的能力却让心理学家得以深入探讨情绪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最近，研究人员甚至开始关注人类幼年行为中一些看似无关的细节，他们想要知道这些细节是否有助于预测人们的长期成功和幸福。
肯塔基大学的心理学家黛伯拉·丹纳针对200名修女做了一项研究，从而充分阐释了这一概念。在加入美国圣母学院修女会之前，每位修女都必须写一篇自传。20世纪90年代初期，丹纳对180篇自传进行了分析，这些自传都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入会的修女之手。丹纳计算了她们用于描述积极情绪的词汇出现的频率，比如“高兴”“爱”和“满足”等。统计结果令人惊讶，那些形容自己经历过很多积极情绪的修女竟然比别人多活了10年之久。
类似的研究工作也显示，从青年时代展露的杜胥内微笑就可以洞悉一个人的人生。20世纪50年代晚期，大约150名米尔斯女子大学的大四学生同意让科学家长期研究她们的生活。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这些女性持续为研究人员提供相关的个人资料，其中包括她们的健康、婚姻、家庭生活、职业和幸福等。几年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达彻·肯特纳和丽安·哈克查看了这些女性在20多岁时为大学毕业纪念册拍摄的照片。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面带笑容。然而，仔细观察后，研究人员发现有一半的人露出的是虚假的泛美式微笑，另一半流露的则是发自内心的杜胥内微笑。随后他们开始查看这些女性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提供的各种资料，结果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与露出泛美式微笑的女性相比，那些展现杜胥内微笑的女性更有可能步入婚姻的殿堂，更有可能维系婚姻，在整个一生中生活得也更为幸福、安康。
一个多世纪前，眼睛周边的细纹首次引起了杜胥内的注意，但这些细纹竟然可以预测一个人的终生成就和幸福。有趣的是，杜胥内比其他科学家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职业生涯结束之际，杜胥内总结了自己对于这一发现的感想：你不能太把微笑当回事，那笑可能是假笑。这种表情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礼节性的微笑，也可以是对背叛的一种掩饰。当我们内心感到悲伤时，嘴角就会浮现出这种笑容。
“孩子，别担心，我们会一起降落的！”
说到日常的欺骗，谎言和虚假的微笑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开始正视记忆的可塑性。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和她的同事们进行了一系列经典的实验。他们让参与者观看车祸的幻灯片。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辆达特桑轿车沿着公路行驶，然后在路口转弯时撞上了一名行人。观看完毕后，研究人员开始偷偷地向参与者灌输虚假的信息误导他们。事实上，幻灯片中的路口有一个“停车”标志，然而，研究人员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误导参与者以让他们觉得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标志。所以他们向参与者提问，请他们说出驶过“让车”标志的汽车是什么颜色的。随后，研究人员让参与者观看两个不同的幻灯片，其中一个路口有“停车”标志，另一个有“让车”标志，他们需要指出之前看到的是哪一张幻灯片。大部分人都会很肯定地说他们看到的是带有“让车”标志的幻灯片。这项研究后来激发出了大量类似的实验。研究人员成功地说服了参与实验的人，使他们将锤子记成了螺丝起子，将《服饰与美容》杂志记成了《小姐》杂志，将刮了胡子的男人记成了留胡子的男人，将米老鼠记成了米妮。
后来的研究显示，同样的概念还可以用来欺骗人们想起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金伯利·韦德和她的同事们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充分显示了这种效果的强大力量。韦德请20个人说服自己的一名家庭成员参与实验，实验的幌子是研究人们为什么会记得儿时发生过的事情。研究人员要求招募者暗中提供一张参与者儿时的照片。随后研究人员对这张照片进行处理，捏造出参与者儿时搭乘热气球在空中遨游的假照片。最后，研究人员请招募者再提供三张参与者的真实照片，这三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参与者曾经历过的一些童年趣事，比如生日聚会、海滩玩耍或者参观动物园等。
在为期两周的时间内，参与者会接受三次访问。每次访问的时候，研究人员都会给他们展示那三张真实的照片和那张动过手脚的照片，并鼓励他们尽可能详细地描述照片所记录的每一次经历。第一次访问的时候，几乎每个人对真实发生过的童年趣事都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也记得未曾发生过的热气球旅行，有些人甚至还能清楚地描述搭乘热气球的细节。随后，研究人员要求所有的参与者回去后再好好回想一下。到了最后一次访问的时候，有一半的人想起了虚构的热气球旅行，而且很多人都能够描述这次旅行的细节了。有一名参与者在第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明确表示从来没有搭乘过热气球，但在第三次接受访问的时候却对这次并不存在的旅行做出了如下的描述：我很确定那是发生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基本上你只要花上10美元左右就能搭乘一次热气球，它能飞到20米左右的空中……那一天应该是周六，而且……我敢肯定当时妈妈正站在地面上给我们拍照。
韦德实验只是众多实验中的一个，这些实验显示：通过操控人的记忆，就可以让他们回忆起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请一组参与者详细描述小时候参观迪士尼乐园并遇到兔八哥的经历（兔八哥并不是迪士尼卡通人物，所以不可能出现在迪士尼乐园里）。还有一项实验是这样的，研究人员访问了一些潜在参与者的父母，询问他们的子女小时候是否在购物中心走失过。随后，研究人员仔细选出了一组没有此类经历的人，并设法说服了大部分人详细描述了这一并不存在的可怕经历。类似的研究还包括：让人们相信曾因发高烧在医院住了一晚，而且耳朵可能也受到了感染；曾在婚礼接待处不小心将一盆果汁泼在了新娘父母的身上；曾因消防洒水系统启动而被迫从杂货店疏散；曾因拉开了手刹而让一辆轿车撞到了另一辆车上。研究工作显示，人类记忆的可塑性要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更为惊人。一旦某位权威人士指出我们有过某种经历，多数人都会觉得很难否认，随后就会用设想填补记忆中的空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事实和虚构情节之间的界限就变得难以区分了，于是我们开始相信谎言。这种效果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权威的声音也能够愚弄自己。有时候，我们甚至完全有能力把自己骗得团团转。
1983年12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国会荣誉勋章协会上发表演说。他决定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他此前已经进过很多遍的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架B-17轰炸机受到了防空炮火的重创，里根总统讲述的就是这架轰炸机如何克服困难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故事。飞机下方的炮塔已被击中，里面的炮兵已经受伤，炮塔的门也被卡住了，所以无法打开。飞机开始下降，指挥官要求机组人员跳伞。炮兵被困在了炮塔内，他知道自己就要跟着飞机坠毁了。最后一位离开飞机的人后来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景——指挥官坐在炮塔的旁边，对着被吓坏的炮兵说：“孩子，别担心，我们会一起降落的！”
里根解释说正是这项英勇的壮举让指挥官在死后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在结束这段感人肺腑的演讲时，里根指出，美国把最高的荣誉颁给“为了安抚难逃一死的孩子而甘愿放弃自己生命的人”绝对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不过却存在一个小问题，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记者们查看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颁发的434个国会荣誉勋章的记录，并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或者任何类似的事件。最后，有人指出这个故事和广为人知的战争电影《飞行之翼与祈祷者》中所描述的情节几乎毫无二致。在电影的高潮部分，无线电操作员告诉飞行员飞机已遭受重创，他自己也受伤了，无法动弹。飞行员回答说：“我也不知道高度了，麦克。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一切！”
暗示的欺骗效果并不仅仅会让世界上的领导人把虚构的故事当作事实。职业骗子也会使用同样的技巧，并以此让人们相信他们曾经历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么，罗宾爵士和莱斯利·尼尔森的实验是不是就意味着从人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中无法看出欺骗的迹象呢？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的确有办法借助眼睛而不是耳朵识别欺骗的伎俩，只不过你必须知道自己要看的是什么。现在，就让我们来考量一个最常见也是最经常被伪装的非语言行为模式——人类的微笑。
我们每个人都会微笑，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看似简单的行为背后隐藏的复杂心理。你微笑的时候到底是因为自己很高兴呢，还是想让别人知道你很高兴？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在研究人员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微笑几乎完全是由内心深处的幸福感所驱动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微笑是一种社交信号，目的是为了让你周围的人知道你的感受。为了平息这场争辩，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克劳特教授和罗伯特·乔斯顿教授决定对比一下人在两种不同情况下的微笑次数，一种是独乐乐，一种是众乐乐。几经思考，他们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场所进行此项研究——保龄球馆。他们认识到，在打保龄球的人把球抛向球道并打出高分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是独乐乐。当转过身面对自己的同伴时，他们同样也非常高兴，只不过此时变成了众乐乐。
在几次研究中，克劳特和他的同事们偷偷观察了2000多名打保龄球的人。每一次，研究人员都会仔细记录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其中包括打保龄球的人的面部表情、他们打出的分数以及他们面对的是球道还是自己的朋友。在研究中，研究人员会悄悄地对着录音机说出相关的信息（为了不引起怀疑，所有的信息都用代码表示），以确保能够精确记录测量的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显示，在背对着同伴的时候，如果打出了高分，只有4%的人会露出微笑。然而，一旦转过身来面对自己的朋友时，42%的人脸上都会出现灿烂的笑容。因此，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我们微笑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自己高兴，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们很高兴。
和所有的社交信号一样，微笑也是可以伪装的。为了给人留下快乐的印象，人们通常会微笑，但其内心深处可能并不快乐。那么真正的微笑和伪装的笑容是一样的吗？或者是否有一些面部信号可以对两者加以区分呢？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研究人员100多年。最近，我在艺术画廊里进行了一项非同寻常的实验，这个问题也是实验关注的焦点所在。
在上一章里，我提到了新西兰科学节曾好心地允许我进行第二次“天生幸运儿”实验。在出发之前，我又给主办者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能在科学节上进行第二个实验，旨在揭开虚假微笑的神秘面纱。这个想法很容易实现。我想让人们看几组照片。每一组照片都是同一个人的两张笑脸。其中有一张是真心的笑容，另一张则是伪装的。公众要做的就是找出其中的真心笑容。通过仔细对比同一组的两张照片，就能够知道伪装的笑容是否含有一些足以泄密的信号。通过分析实验的结果，就知道人们是否能够利用这些信号。经过讨论，我们想到一个点子，那就是把实验场所设在一家画廊里。达尼丁公立艺术画廊欣然同意主办这次展览，确保我们非同寻常的艺术科学展能够与特纳、庚斯博罗以及莫奈等大家的作品一起展出。
为了顺利推进微笑实验，我必须想办法让同一个人露出真心的微笑和伪装的笑容。在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已经能够通过不同的技巧激发出这两种面部表情。20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卡尼·兰蒂斯想要拍摄人的一系列面部表情，于是他让志愿者欣赏爵士乐、读《圣经》和翻阅色情图片。（兰蒂斯说：“在最后这种情况下，实验者必须特别小心，自己不能笑，也不能表现出很拘谨的样子。”）为了激发更极端的反应，兰蒂斯还设计了另外两种场景。一种是让志愿者把手伸进放在三只活青蛙的水桶里。志愿者出现反应后，实验者敦促他们继续在水中摸索，接着往水里导入高压电，对志愿者进行强烈的电击。不过，这还不算什么，兰蒂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实验是递给参与者一只活生生的小白鼠和一把屠刀，然后要求他们把小白鼠的脑袋给砍下来。这也是在道德上最受争议的一个实验。大约有70%的人在实验者的一再敦促下最终结束了小白鼠的生命，剩下的则是由实验者代劳砍下了小白鼠的脑袋。兰蒂斯指出，52%的人在砍下小白鼠脑袋的时候笑了，而74%的人在受到电击时笑了。大部分的志愿者都是成人，但其中也包括一个13岁的男孩。这个小孩是大学医院的患者，情绪不太稳定，而且还患有高血压。（“孩子，今天在医院过得怎么样？”）在微笑研究中，我要求每一名志愿者带一只狮子狗来，还有一把大刀，开个玩笑。事实上，我们所选择的两项任务都不具有争议性。我们要求每个人都带一名朋友过来。每当朋友引他们发笑时，我们就拍下一张照片，记录下他们发自内心的笑容。随后我们会让他们设想遇到了自己特别不喜欢的某个人，但出于礼貌还强挤出一个笑容。其中的两张照片如下。这一组照片和另外九组照片构成了展览的基础。
我并不是第一个在艺术画廊研究微笑科学的学者。2003年，哈佛神经科学家玛格丽特·利文斯通曾试图以科学的方式揭开艺术史上最著名的微笑之谜。16世纪时，达·芬奇创作了名画《蒙娜丽莎》。数百年来，艺术史学家一直对这幅画深感不解。大部分的争论都是围绕她谜一样的面部表情展开的，有些学者认为这幅画毫无疑问表现的是一张微笑的脸庞，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最为悲伤的表情之一。1852年，一位年轻的法国艺术家从巴黎一家宾馆的四层窗口纵身跃下，并留下了一封遗书：“多年来，她的微笑把我折磨得几近绝望。现在，我宁愿选择结束生命。”相对而言，利文斯通教授在研究这个谜题的时候采用了相对保守的方法。
多年来，人们留意到，如果你看着蒙娜丽莎的眼睛，她的微笑就会非常明显，如果你直视她的嘴唇，那神秘的微笑就消失了。这显然是这幅名画之所以变得如此神奇的关键所在。只是人们并不知道达·芬奇是如何制造出这种奇怪效果的。利文斯通教授发现，这种错觉的出现是因为人类的眼睛在看世界的时候事实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当人们直视某件事物的时候，光线会落在视网膜中心被称为“中央窝”的地方。眼睛的这个部位擅长观看比较明亮的物体，比如在阳光直射下的物体。相反，当人们从眼角看物体的时候，光线会落在视网膜的周边，眼睛的这个部位擅长观看比较昏暗的物体。利文斯通发现，达·芬奇的名画正是利用视网膜的两个不同部位看物体的不同方式愚弄了人们的双眼。分析显示，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巧妙地利用了蒙娜丽莎颧骨的阴影，使得她的嘴唇看起来比脸的其他部位都更暗淡一些。当人们看她的眼睛时，使用的是视网膜的周边视野，所以她的微笑看起来非常明显。当人们直视她的嘴唇时，使用的是视网膜的中央窝视野，所以他们看到的是这幅画较暗的区域，这就使得她的微笑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了。
利文斯通并不是第一位对人类微笑的神秘感兴趣的科学家。200年前，一小群来自欧洲的科学家针对同一主题展开了一系列奇怪的研究。
在19世纪初期，研究人员特想知道电力如何被用于深入研究人体的生理结构和生理状况。有些研究非常可怕，常常是在公开场合电击刚去世不久的人的尸体。该领域最知名的学者或许应该是意大利科学家乔凡尼·阿蒂尼。阿蒂尼最擅长的技巧就是让杀人犯起死回生。在他的研究中有一个案例是众所周知的，阿蒂尼曾专程前往伦敦让一个名叫乔治·福斯特的杀人犯起死回生。福斯特的罪状是把自己的妻儿在运河里给溺死了，他因此被判在1803年1月18日执行绞刑。死后不久，福斯特的尸体就被转移到了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在最著名的英国科学家们的亲眼目睹下，阿蒂尼开始向福斯特的尸体上导入各种不同的电压。法院对此做的记录如下（刚巧出现在了克鲁克先生编辑的论文集中，而克鲁克先生的名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欺骗”）：第一次电击的是脸部，已故罪犯的下巴开始颤抖，周边的肌肉则出现了严重的扭曲，事实上有一只眼睛竟然睁开了。在随后的电击过程中，他的右手举了起来并开始握拳，双腿和大腿也开始活动。对于一无所知的旁观者来说，看起来这个可怜的家伙马上就要起死回生了。
在接下来的描述中，法院记录排除了复活的可能性，依据就是对福斯特执行绞刑时，为了减轻他的痛苦，让他尽快有个了断，他的几个朋友曾在绞刑台下用力拉扯他的双腿。记录还指出，即使阿蒂尼真的让福斯特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也得再次被押上绞刑台。依据法律规定，此类罪犯必须被“施以绞刑直至完全死去”。记录还提到了当时的一位旁观者帕斯先生，他是塞吉恩公司的一个执事，在观看实验时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回家后不久就一命呜呼了。这也使得福斯特成为在死后又害死一个人的少数罪犯之一。
阿蒂尼并不是唯一通过实验研究电击对人体肌肉有何影响的科学家。几年后，一群苏格兰科学家对另一名杀人犯尸体进行了类似的电击实验，把那个人的脸扭曲成“可怕的表情”，还让他的手指动了起来，好像“尸体在指向不同的旁观者”一样。这一次，实验的结果同样对很多旁观者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其中一个人当场昏倒，还有几个人因感到非常恶心而离开了现场。
这项研究为现代医学工作中的电击疗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流行文化做出了两大贡献。电击看起来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概念为玛丽·雪莱带来了灵感，她因而创作了《科学怪人》。此外，英文中的“笑场”（corpsing）一词也源自于死人脸上呈现的诡异笑容，这个词表示演员在试图做出严肃状时突然发笑的情况。
阿蒂尼的工作也给法国科学家纪尧姆·杜胥内·德·波洛涅带去了灵感，后者开发了一套更为复杂的系统，研究不同的面部表情到底会牵涉到哪些肌肉。杜胥内并没有拿刚刚受刑的杀人犯作为研究对象，而是采用了一种相对来说更为文明的做法，那就是拍摄活人脸部直接受到电击时的表情。经过苦苦寻觅，杜胥内终于找到了一位愿意让自己的脸部经受持续而痛苦电击的人。在1862年出版的《人类脸部表情机制》一书中，杜胥内对这位实验对象的描述可谈不上有何赞美之词：我所挑选的主要实验对象……是一位无牙的老者，他的脸部非常清瘦，五官虽然不能说很丑，但几乎没有任何特色。他的脸部表情与那无害的性格和有限的智慧搭配得可谓是完美之至。
此外，这个人还有另一个很棒的特质——他的脸部几乎处于完全麻痹的状态。这意味着杜胥内可以“……像面对一具依然能够做出反应的尸体一样，对他的每一块肌肉进行异常精准的刺激”（如图所示）。
拍摄了数百张照片之后，杜胥内发现了虚假微笑的秘密。当面颊受到电击时，嘴巴两侧的大块肌肉（颧大肌）会拉动嘴角上扬，从而形成笑容。随后杜胥内给面部消瘦的实验对象讲了一个笑话，他也露出了一个笑容。杜胥内将这两种笑容进行了仔细对比后发现：真心的笑容并不仅仅涉及颧大肌的活动，同时还会关乎眼睛周围的眼轮匝肌。当露出真心的微笑时，这些肌肉会绷紧，把脸颊往上拉，同时把眉毛往下拉，从而在眼角周围产生微小的细纹。杜胥内发现眼部肌肉的收缩是无法随心所欲加以控制的，“只有内心的甜蜜感才能够让它们动起来”。
最近的研究也肯定了杜胥内的工作，我们在21世纪所拍摄的真笑和假笑照片也呈现出了同样的效果。请再看一眼67页上的两幅照片。右边的照片呈现的是虚假的笑容，颧大肌把嘴角往上拉起。研究人员最近把这种微笑命名为“泛美式”微笑，名称源自于现已不存在的泛美航空公司空姐的虚假笑容。左侧的图片呈现的则是真心的笑容，同时牵动了颧大肌和眼睛周围的眼轮匝肌。脸颊的上扬在鼻子两侧以及眼睛下方和旁边产生了更为明显的线条。此外，眉头和眉头下方的皮肤已向眼睛所在的方向移动，从而让两者之间的间距变得更为狭窄，并在眼睛的正上方挤出了一个“小袋”。在下侧放大的照片中，更容易看到这些细微的改变。
在科学节期间，成百上千人参观了达尼丁公立艺术画廊并好心地参与了实验。我们给每位参与者发了一份调查问卷，让他们仔细观看每一组照片，然后指出哪一个是真心的笑容。结果显示大部分人无法分辨微笑的真假，即便是那些自认为对他人的情绪特别敏感的人，答对的概率也跟随意猜测差不了多少。然而，如果他们知道该看什么，答案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只要看看照片中那人鼻子的两旁就可以了）。
参与研究的人们并没有高超的技术去发现真心的笑容。然而，利用杜胥内开发的系统对两者加以区分的能力却让心理学家得以深入探讨情绪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最近，研究人员甚至开始关注人类幼年行为中一些看似无关的细节，他们想要知道这些细节是否有助于预测人们的长期成功和幸福。
肯塔基大学的心理学家黛伯拉·丹纳针对200名修女做了一项研究，从而充分阐释了这一概念。在加入美国圣母学院修女会之前，每位修女都必须写一篇自传。20世纪90年代初期，丹纳对180篇自传进行了分析，这些自传都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入会的修女之手。丹纳计算了她们用于描述积极情绪的词汇出现的频率，比如“高兴”“爱”和“满足”等。统计结果令人惊讶，那些形容自己经历过很多积极情绪的修女竟然比别人多活了10年之久。
类似的研究工作也显示，从青年时代展露的杜胥内微笑就可以洞悉一个人的人生。20世纪50年代晚期，大约150名米尔斯女子大学的大四学生同意让科学家长期研究她们的生活。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这些女性持续为研究人员提供相关的个人资料，其中包括她们的健康、婚姻、家庭生活、职业和幸福等。几年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达彻·肯特纳和丽安·哈克查看了这些女性在20多岁时为大学毕业纪念册拍摄的照片。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面带笑容。然而，仔细观察后，研究人员发现有一半的人露出的是虚假的泛美式微笑，另一半流露的则是发自内心的杜胥内微笑。随后他们开始查看这些女性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提供的各种资料，结果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与露出泛美式微笑的女性相比，那些展现杜胥内微笑的女性更有可能步入婚姻的殿堂，更有可能维系婚姻，在整个一生中生活得也更为幸福、安康。
一个多世纪前，眼睛周边的细纹首次引起了杜胥内的注意，但这些细纹竟然可以预测一个人的终生成就和幸福。有趣的是，杜胥内比其他科学家更早地认识到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职业生涯结束之际，杜胥内总结了自己对于这一发现的感想：你不能太把微笑当回事，那笑可能是假笑。这种表情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礼节性的微笑，也可以是对背叛的一种掩饰。当我们内心感到悲伤时，嘴角就会浮现出这种笑容。
“孩子，别担心，我们会一起降落的！”
说到日常的欺骗，谎言和虚假的微笑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开始正视记忆的可塑性。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和她的同事们进行了一系列经典的实验。他们让参与者观看车祸的幻灯片。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辆达特桑轿车沿着公路行驶，然后在路口转弯时撞上了一名行人。观看完毕后，研究人员开始偷偷地向参与者灌输虚假的信息误导他们。事实上，幻灯片中的路口有一个“停车”标志，然而，研究人员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误导参与者以让他们觉得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标志。所以他们向参与者提问，请他们说出驶过“让车”标志的汽车是什么颜色的。随后，研究人员让参与者观看两个不同的幻灯片，其中一个路口有“停车”标志，另一个有“让车”标志，他们需要指出之前看到的是哪一张幻灯片。大部分人都会很肯定地说他们看到的是带有“让车”标志的幻灯片。这项研究后来激发出了大量类似的实验。研究人员成功地说服了参与实验的人，使他们将锤子记成了螺丝起子，将《服饰与美容》杂志记成了《小姐》杂志，将刮了胡子的男人记成了留胡子的男人，将米老鼠记成了米妮。
后来的研究显示，同样的概念还可以用来欺骗人们想起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金伯利·韦德和她的同事们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充分显示了这种效果的强大力量。韦德请20个人说服自己的一名家庭成员参与实验，实验的幌子是研究人们为什么会记得儿时发生过的事情。研究人员要求招募者暗中提供一张参与者儿时的照片。随后研究人员对这张照片进行处理，捏造出参与者儿时搭乘热气球在空中遨游的假照片。最后，研究人员请招募者再提供三张参与者的真实照片，这三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参与者曾经历过的一些童年趣事，比如生日聚会、海滩玩耍或者参观动物园等。
在为期两周的时间内，参与者会接受三次访问。每次访问的时候，研究人员都会给他们展示那三张真实的照片和那张动过手脚的照片，并鼓励他们尽可能详细地描述照片所记录的每一次经历。第一次访问的时候，几乎每个人对真实发生过的童年趣事都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也记得未曾发生过的热气球旅行，有些人甚至还能清楚地描述搭乘热气球的细节。随后，研究人员要求所有的参与者回去后再好好回想一下。到了最后一次访问的时候，有一半的人想起了虚构的热气球旅行，而且很多人都能够描述这次旅行的细节了。有一名参与者在第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明确表示从来没有搭乘过热气球，但在第三次接受访问的时候却对这次并不存在的旅行做出了如下的描述：我很确定那是发生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基本上你只要花上10美元左右就能搭乘一次热气球，它能飞到20米左右的空中……那一天应该是周六，而且……我敢肯定当时妈妈正站在地面上给我们拍照。
韦德实验只是众多实验中的一个，这些实验显示：通过操控人的记忆，就可以让他们回忆起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请一组参与者详细描述小时候参观迪士尼乐园并遇到兔八哥的经历（兔八哥并不是迪士尼卡通人物，所以不可能出现在迪士尼乐园里）。还有一项实验是这样的，研究人员访问了一些潜在参与者的父母，询问他们的子女小时候是否在购物中心走失过。随后，研究人员仔细选出了一组没有此类经历的人，并设法说服了大部分人详细描述了这一并不存在的可怕经历。类似的研究还包括：让人们相信曾因发高烧在医院住了一晚，而且耳朵可能也受到了感染；曾在婚礼接待处不小心将一盆果汁泼在了新娘父母的身上；曾因消防洒水系统启动而被迫从杂货店疏散；曾因拉开了手刹而让一辆轿车撞到了另一辆车上。研究工作显示，人类记忆的可塑性要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更为惊人。一旦某位权威人士指出我们有过某种经历，多数人都会觉得很难否认，随后就会用设想填补记忆中的空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事实和虚构情节之间的界限就变得难以区分了，于是我们开始相信谎言。这种效果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权威的声音也能够愚弄自己。有时候，我们甚至完全有能力把自己骗得团团转。
1983年12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国会荣誉勋章协会上发表演说。他决定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他此前已经进过很多遍的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架B-17轰炸机受到了防空炮火的重创，里根总统讲述的就是这架轰炸机如何克服困难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故事。飞机下方的炮塔已被击中，里面的炮兵已经受伤，炮塔的门也被卡住了，所以无法打开。飞机开始下降，指挥官要求机组人员跳伞。炮兵被困在了炮塔内，他知道自己就要跟着飞机坠毁了。最后一位离开飞机的人后来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景——指挥官坐在炮塔的旁边，对着被吓坏的炮兵说：“孩子，别担心，我们会一起降落的！”
里根解释说正是这项英勇的壮举让指挥官在死后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在结束这段感人肺腑的演讲时，里根指出，美国把最高的荣誉颁给“为了安抚难逃一死的孩子而甘愿放弃自己生命的人”绝对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不过却存在一个小问题，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记者们查看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颁发的434个国会荣誉勋章的记录，并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或者任何类似的事件。最后，有人指出这个故事和广为人知的战争电影《飞行之翼与祈祷者》中所描述的情节几乎毫无二致。在电影的高潮部分，无线电操作员告诉飞行员飞机已遭受重创，他自己也受伤了，无法动弹。飞行员回答说：“我也不知道高度了，麦克。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一切！”
暗示的欺骗效果并不仅仅会让世界上的领导人把虚构的故事当作事实。职业骗子也会使用同样的技巧，并以此让人们相信他们曾经历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