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世界永远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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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纳斯将喜剧演员描绘为“悲伤的小丑”，但纽约州立大学雪城分校的心理分析学家西摩尔·费舍尔和罗达·费舍尔在1981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并不支持詹纳斯的说法。费舍尔兄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40多位著名的喜剧演员和小丑，其中包括席德·恺撒、杰奇·梅森和小丑布林科。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本不错的书——《假装世界永远滑稽》。
作为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做了一个经典的弗洛伊德式测试，也就是著名的“罗夏墨迹测试”。他们请参与者观看模糊的墨迹，并请他们说出墨迹让他们想到了什么。该测试在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有一则著名的弗洛伊德式笑话甚至也是以此为主题的：一名男子去看心理分析师。分析师拿出了一沓印有墨迹的卡片，让这名男子一张一张地观看，每看完一张，分析师就会问他墨迹让他想到了什么。这名男子看完第一张卡片后说：“性。”然后他又观看了第二张卡片，这次他说的依然是“性。”事实上，他看到每一张卡片后都回答说：“性。”心理分析师以非常关切的表情看着他说：“我并不想让你担心，不过你看起好像满脑子想的都是性。”这名男子听后大为震惊，他回答说：“我真不敢相信你刚才说的话，拿着整沓色情卡片的可是你啊！”
据费舍尔兄弟描述，大部分的测试都是在餐馆和马戏团的化妆室里进行的，测试往往很难进行，因为总有不相关的人或者演员来打断他们。
费舍尔兄弟的研究结果与流行的“悲伤的小丑”概念以及詹纳斯此前的研究结果刚好相反，他们发现喜剧演员和小丑很少会患上心理疾病。尽管专业喜剧演员的工作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费舍尔兄弟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受访者看起来心情都非常开朗，而且精力充沛，把自己调整得很好。
费舍尔兄弟研究工作的第二个方面是喜剧演员和小丑们的童年经历。他们表示，大多数的受访者在年轻的时候就呈现出了搞笑的天分,而且常常被看作“班级小丑”，都是活宝级的人物。很多人承认曾拿自己的老师开过玩笑，这一点也很符合幽默的“优越性”理论。其中一位表演者还记得老师让他在黑板上拼出“石油”的英文单词petroleum，结果他快步走到了教室的前面，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oil。专业的喜剧演员大多出生在相对贫困的家庭，童年可能过得并不愉快，所以他们的表演或许是想获得观众的喜爱，以此弥补童年时代的缺憾。有很多传闻逸事能够支持这种观点。伍迪·艾伦曾经说过，“被接受的需求”是其滑稽表演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杰克·班尼不喜欢去古巴度假，因为那里没有人认得他；W.C.费尔兹也曾提到，他之所以喜欢逗人们发笑，是因为“至少在那短暂的时刻里，他们是爱我的”。
费舍尔兄弟研究工作的第三个组成元素是探索与好笑有关的心理特质。有几名表演者承认，他们对芸芸众生和他们的各种行为充满了好奇，他们会持续不断地观察他人的生活，直到发现某些古怪的特性为止，而这些特性就成了创作某个新笑话或表演题材的基础。费舍尔兄弟发现，喜剧演员和社会学家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认为，这两种人都会时常关注人类行为中的新鲜面，唯一的重大差异就在于喜剧演员这么做的目的是找到让人发笑的灵感，而社会学家的目的是将这些观察作为学术论文的基础。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研读社会学家的著作，所以我斗胆提出一个观点：这种区分方法并不能清楚地描述这两种人的差异所在。
费舍尔兄弟还对喜剧和焦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在看到墨迹时，人们通常会看到某种影像，但很快就会意识到也能够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墨迹。他们对喜剧演员就随机呈现的墨迹所联想到的影像进行了仔细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们的参与者通常会把墨迹想象成“不错的怪物”，方法就是把有威胁感的图案转化为更为亲切随和的事物。“嘴里喷火的龙”会变成被误解的高贵角色；“肮脏的土狼”会变成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宠物。在费舍尔兄弟看来，喜剧演员和小丑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用幽默来应对那些可能会带来困惑和苦恼的事情，而墨迹测试无疑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有一种观点认为喜剧从根本上来说是和忧伤以及心理疾病相关的，而费舍尔兄弟并不是唯一质疑这种观点的研究人员。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詹姆士·罗顿对霍夫曼所著的《逝去的娱乐名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著名喜剧演员的生卒年份与同一年出生的非喜剧娱乐名人进行了对比（罗顿报告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男性喜剧演员，因为他发现很多女性喜剧演员的年龄都不可靠，而且与其他的传记资料不符，这可能也算是喜剧的时间心理学现象吧）。罗顿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论文的题目为《幽默与长寿：搞笑艺人能笑到最后吗？》。罗顿认为，喜剧演员并不会比其他娱乐艺人更早地离开人世。有关喜剧演员死因的后续研究（收集了1980—1989年间《时代》和《新闻周刊》上刊登的名人讣告）也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喜剧演员更容易患上心脏病、癌症、肺炎，或者因意外事故或自杀身亡。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每晚的滑稽演出所带来的明显压力会让喜剧演员比较短命。
罗顿的研究成果跟其他一些研究也是能够呼应的，比如说笑看人生能够减缓焦虑情绪，如果一定要说喜剧对人有影响的话，那只能说喜剧会让人变得更加健康。在13世纪时，外科医生亨利·德·曼德维尔曾推测笑声可能有助于患者尽快康复，他表示：“外科医生应该禁止患者生气、怨恨和悲伤，并要提醒患者，快乐会让人心宽体胖，而忧伤会让人骨瘦如柴。”几百年后，莎士比亚也呼应了这种理念，他表示：“让内心充满欢乐与喜悦，这能够让你远离诸多的伤害，这能够让生命之树常青。”
最近的一项研究也对笑声、应对压力和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支持。该项研究显示，能够很自然地用幽默缓解压力的人会具有更为健康的免疫系统，中风和心脏病发病的概率也会降低40%，接受牙科手术时比较不会痛苦，而且能比大多数人多活四年半。
1990年，研究人员发现，观看比尔·考斯比的喜剧表演可以增加唾液中免疫球蛋白A的分泌量，免疫球蛋白A是一种化学物质，在预防上呼吸道感染方面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当参与者聆听梅尔·布鲁克斯和卡尔·雷纳尔的经典《两千岁的老人》时，这些优势效应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当然不是唯一探索笑声对身体有何影响的研究。2005年，马里兰大学的迈克尔·米勒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了笑看世界与血管内壁的关系。当这些血管扩张的时候，能够促进血液在体内的循环，从而有益于心血管健康。他们让参与者观看可能让他们感到焦虑的电影场景（比如《拯救大兵瑞恩》的前30分钟）或者能够让他们发笑的电影场景（比如《当哈利遇到莎莉》中的“假高潮”戏）。总体而言，看完令人紧张的电影后，参与者的血液循环降低了大约35%，但在看完幽默题材的电影后，他们的血液循环则增加了22%。依据得出的结果，研究人员建议人们每天至少要笑上15分钟。
詹姆士·罗顿也进行过与此类似的研究，他探索了观看不同类型的影片对整形外科手术住院患者的康复有何影响。他请一组患者从《香蕉》《白头神探》和《金牌制片人》等喜剧片中进行挑选；同时不让另一组患者观看任何有可能让他们微笑的影片，而是让他们从《蓬岛仙舞》《北非谍影》和《007之诺博士》等“严肃”影片中挑选。研究人员对患者从自控装置中使用主要止疼药的数量进行了秘密监测。结果发现，观看喜剧片的患者使用的止疼药要比观看严肃片的患者少60%以上。后来研究人员又做了另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重新找了一组患者，这些患者没有权利选择观看哪一部喜剧片，而只能看别人帮他们选定的影片。结果显示，这组患者消耗的止疼药比其他两组患者都要多，从而以科学的方法证明了没有什么比被迫观看自己不喜欢的喜剧片更痛苦的事情了。
最后，有一个研究团队探索了人们在面对死亡的表现。他们请参与者立下模拟遗嘱、完成自己的死亡证明（包括猜测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死亡原因）、为自己的葬礼写悼词。研究人员发现，与那些忧郁的参与者相比，那些乐于笑看人生荒诞事的人并不觉得这是一项多么难的任务。在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完全相同的现象。对丧失亲友的人们进行心理辅导的人员访问了一些在6个月前失去配偶的人，结果发现，能够笑看生离死别的人比较能够面对和接受现实，并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行。不过，就像提交到笑话实验室里的一则笑话所描述的那样，这种笑看生离死别的态度也可能出现过于夸张的情况：一名男子去世了，他的妻子给当地的一家报社打电话说：“我想刊登以下的讣告——伯尼死了。”
报社里接听电话的人愣了一会儿，然后说：“事实上，你可以发十个字，价格是一样的。”
这名女士回答说：“哦，那好吧。我能不能这样登——伯尼死了。丰田汽车出售。”
詹纳斯将喜剧演员描绘为“悲伤的小丑”，但纽约州立大学雪城分校的心理分析学家西摩尔·费舍尔和罗达·费舍尔在1981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并不支持詹纳斯的说法。费舍尔兄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40多位著名的喜剧演员和小丑，其中包括席德·恺撒、杰奇·梅森和小丑布林科。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本不错的书——《假装世界永远滑稽》。
作为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做了一个经典的弗洛伊德式测试，也就是著名的“罗夏墨迹测试”。他们请参与者观看模糊的墨迹，并请他们说出墨迹让他们想到了什么。该测试在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有一则著名的弗洛伊德式笑话甚至也是以此为主题的：一名男子去看心理分析师。分析师拿出了一沓印有墨迹的卡片，让这名男子一张一张地观看，每看完一张，分析师就会问他墨迹让他想到了什么。这名男子看完第一张卡片后说：“性。”然后他又观看了第二张卡片，这次他说的依然是“性。”事实上，他看到每一张卡片后都回答说：“性。”心理分析师以非常关切的表情看着他说：“我并不想让你担心，不过你看起好像满脑子想的都是性。”这名男子听后大为震惊，他回答说：“我真不敢相信你刚才说的话，拿着整沓色情卡片的可是你啊！”
据费舍尔兄弟描述，大部分的测试都是在餐馆和马戏团的化妆室里进行的，测试往往很难进行，因为总有不相关的人或者演员来打断他们。
费舍尔兄弟的研究结果与流行的“悲伤的小丑”概念以及詹纳斯此前的研究结果刚好相反，他们发现喜剧演员和小丑很少会患上心理疾病。尽管专业喜剧演员的工作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费舍尔兄弟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受访者看起来心情都非常开朗，而且精力充沛，把自己调整得很好。
费舍尔兄弟研究工作的第二个方面是喜剧演员和小丑们的童年经历。他们表示，大多数的受访者在年轻的时候就呈现出了搞笑的天分,而且常常被看作“班级小丑”，都是活宝级的人物。很多人承认曾拿自己的老师开过玩笑，这一点也很符合幽默的“优越性”理论。其中一位表演者还记得老师让他在黑板上拼出“石油”的英文单词petroleum，结果他快步走到了教室的前面，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oil。专业的喜剧演员大多出生在相对贫困的家庭，童年可能过得并不愉快，所以他们的表演或许是想获得观众的喜爱，以此弥补童年时代的缺憾。有很多传闻逸事能够支持这种观点。伍迪·艾伦曾经说过，“被接受的需求”是其滑稽表演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杰克·班尼不喜欢去古巴度假，因为那里没有人认得他；W.C.费尔兹也曾提到，他之所以喜欢逗人们发笑，是因为“至少在那短暂的时刻里，他们是爱我的”。
费舍尔兄弟研究工作的第三个组成元素是探索与好笑有关的心理特质。有几名表演者承认，他们对芸芸众生和他们的各种行为充满了好奇，他们会持续不断地观察他人的生活，直到发现某些古怪的特性为止，而这些特性就成了创作某个新笑话或表演题材的基础。费舍尔兄弟发现，喜剧演员和社会学家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认为，这两种人都会时常关注人类行为中的新鲜面，唯一的重大差异就在于喜剧演员这么做的目的是找到让人发笑的灵感，而社会学家的目的是将这些观察作为学术论文的基础。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研读社会学家的著作，所以我斗胆提出一个观点：这种区分方法并不能清楚地描述这两种人的差异所在。
费舍尔兄弟还对喜剧和焦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在看到墨迹时，人们通常会看到某种影像，但很快就会意识到也能够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墨迹。他们对喜剧演员就随机呈现的墨迹所联想到的影像进行了仔细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们的参与者通常会把墨迹想象成“不错的怪物”，方法就是把有威胁感的图案转化为更为亲切随和的事物。“嘴里喷火的龙”会变成被误解的高贵角色；“肮脏的土狼”会变成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宠物。在费舍尔兄弟看来，喜剧演员和小丑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用幽默来应对那些可能会带来困惑和苦恼的事情，而墨迹测试无疑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有一种观点认为喜剧从根本上来说是和忧伤以及心理疾病相关的，而费舍尔兄弟并不是唯一质疑这种观点的研究人员。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詹姆士·罗顿对霍夫曼所著的《逝去的娱乐名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著名喜剧演员的生卒年份与同一年出生的非喜剧娱乐名人进行了对比（罗顿报告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男性喜剧演员，因为他发现很多女性喜剧演员的年龄都不可靠，而且与其他的传记资料不符，这可能也算是喜剧的时间心理学现象吧）。罗顿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论文的题目为《幽默与长寿：搞笑艺人能笑到最后吗？》。罗顿认为，喜剧演员并不会比其他娱乐艺人更早地离开人世。有关喜剧演员死因的后续研究（收集了1980—1989年间《时代》和《新闻周刊》上刊登的名人讣告）也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喜剧演员更容易患上心脏病、癌症、肺炎，或者因意外事故或自杀身亡。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每晚的滑稽演出所带来的明显压力会让喜剧演员比较短命。
罗顿的研究成果跟其他一些研究也是能够呼应的，比如说笑看人生能够减缓焦虑情绪，如果一定要说喜剧对人有影响的话，那只能说喜剧会让人变得更加健康。在13世纪时，外科医生亨利·德·曼德维尔曾推测笑声可能有助于患者尽快康复，他表示：“外科医生应该禁止患者生气、怨恨和悲伤，并要提醒患者，快乐会让人心宽体胖，而忧伤会让人骨瘦如柴。”几百年后，莎士比亚也呼应了这种理念，他表示：“让内心充满欢乐与喜悦，这能够让你远离诸多的伤害，这能够让生命之树常青。”
最近的一项研究也对笑声、应对压力和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支持。该项研究显示，能够很自然地用幽默缓解压力的人会具有更为健康的免疫系统，中风和心脏病发病的概率也会降低40%，接受牙科手术时比较不会痛苦，而且能比大多数人多活四年半。
1990年，研究人员发现，观看比尔·考斯比的喜剧表演可以增加唾液中免疫球蛋白A的分泌量，免疫球蛋白A是一种化学物质，在预防上呼吸道感染方面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当参与者聆听梅尔·布鲁克斯和卡尔·雷纳尔的经典《两千岁的老人》时，这些优势效应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当然不是唯一探索笑声对身体有何影响的研究。2005年，马里兰大学的迈克尔·米勒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了笑看世界与血管内壁的关系。当这些血管扩张的时候，能够促进血液在体内的循环，从而有益于心血管健康。他们让参与者观看可能让他们感到焦虑的电影场景（比如《拯救大兵瑞恩》的前30分钟）或者能够让他们发笑的电影场景（比如《当哈利遇到莎莉》中的“假高潮”戏）。总体而言，看完令人紧张的电影后，参与者的血液循环降低了大约35%，但在看完幽默题材的电影后，他们的血液循环则增加了22%。依据得出的结果，研究人员建议人们每天至少要笑上15分钟。
詹姆士·罗顿也进行过与此类似的研究，他探索了观看不同类型的影片对整形外科手术住院患者的康复有何影响。他请一组患者从《香蕉》《白头神探》和《金牌制片人》等喜剧片中进行挑选；同时不让另一组患者观看任何有可能让他们微笑的影片，而是让他们从《蓬岛仙舞》《北非谍影》和《007之诺博士》等“严肃”影片中挑选。研究人员对患者从自控装置中使用主要止疼药的数量进行了秘密监测。结果发现，观看喜剧片的患者使用的止疼药要比观看严肃片的患者少60%以上。后来研究人员又做了另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重新找了一组患者，这些患者没有权利选择观看哪一部喜剧片，而只能看别人帮他们选定的影片。结果显示，这组患者消耗的止疼药比其他两组患者都要多，从而以科学的方法证明了没有什么比被迫观看自己不喜欢的喜剧片更痛苦的事情了。
最后，有一个研究团队探索了人们在面对死亡的表现。他们请参与者立下模拟遗嘱、完成自己的死亡证明（包括猜测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死亡原因）、为自己的葬礼写悼词。研究人员发现，与那些忧郁的参与者相比，那些乐于笑看人生荒诞事的人并不觉得这是一项多么难的任务。在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完全相同的现象。对丧失亲友的人们进行心理辅导的人员访问了一些在6个月前失去配偶的人，结果发现，能够笑看生离死别的人比较能够面对和接受现实，并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行。不过，就像提交到笑话实验室里的一则笑话所描述的那样，这种笑看生离死别的态度也可能出现过于夸张的情况：一名男子去世了，他的妻子给当地的一家报社打电话说：“我想刊登以下的讣告——伯尼死了。”
报社里接听电话的人愣了一会儿，然后说：“事实上，你可以发十个字，价格是一样的。”
这名女士回答说：“哦，那好吧。我能不能这样登——伯尼死了。丰田汽车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