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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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以降，学者名流的自杀事件一度成为舆论界热门话题。无论是王国维、老舍、顾城、海子等学者，阮玲玉、翁美玲等艺人，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艺人张国荣和最近的诗人余地、博导余虹，他们的极端弃世方式，都曾在我们叹惜和怀念之余，作过深深思考：是什么令到这些有卓越贡献的名流走上了不归路？
农民工为了讨薪，想到了自杀；少男少女情场失意，想到了自杀；那些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又有什么样转不过的弯，竟也想到走向自杀的绝境？这些自杀事件，有些是作秀，有些是血的事实。农民工自杀，只是一种曲线表达话语的方式，很多让人劝回了，因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但那些知识分子呢？没有抗争也没有谈判，生命刹那间就如风消逝了。也许他们内心也曾经做过了很长时间的挣扎，但我们不曾看到。
有人盛赞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我不以为然。一个脑子里面充满着假想敌的人，不是最可悲的吗？我们连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却整天想着要战斗，在虚空的环境里自我消耗着精力。自杀者往往陷入这种困境，他要为证明自己的决心，以生命告慰自己的学术和灵魂。一如古人铸剑，往往最后纵身跳入练剑炉中，借血与火之力增加作品的纯度。
自杀是个体对待生命最极端的方式。就个体的语境说，生与死是一切物种最重要的两件事。前者宣布物种的存在，带动了其他非生物性的出现；后者则让存在统统归零。在这个哲学范畴，对生与死展开的发问是唯一的真命题，其他关于尊严、爱情、道德、自由一类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都是伪命题。离开存在物而论存在的意义，不是很虚幻的吗？所以，一切以那些名义采取的自杀行为，都是廉价的、毫无意义的。生命无法承受如此的轻率。
我们对社会精英的自杀行为感到极大程度的震惊。作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他们的陨落、凋谢，对全人类无疑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们对待生命的粗暴方式，除了给后人一片唏嘘、遗憾、惋惜之外，似乎没有更大的触动，自杀的人还是前赴后继。这些人都处于上流社会，拥有财富和名誉，并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可以说，他们的活着，比一般的人都更有意义和更有质量。但生命的质量却与对待生命的态度毫不相关，让观者感到彷徨。
古代学者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追求信条，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自身价值取向，那些越过某些环节而直达末端的步伐跨越式前进，或者前路崎岖，命途多舛，会不会就是许多悲剧的因缘？对那些曾经给过我们信仰光辉的学者，当他们信仰开始衰竭，生命价值陷入真空时，是不是就是生与死开始迷离的状态？当精神之火熄灭，我们不禁惊呼，还有什么信仰可以永恒？
也许学术没有那么丰富，研究没有那么深入，或者人就不会那么固执。学者用尽毕生精力追求生命中的理想，却往往在事业巅峰时陷入歧途：灵魂找不到出路，思想找不到出路，信仰找不到出路。那不是愧对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吗？在丰富涵养的学术领地成长起来的学者，又在同一块地方枯萎、倒下。诗人自杀，也许死于思维混乱；学者自杀，引以为傲的学术恰恰就是致命的原因。
那些缺乏对生命的终极关注、而使人沉迷对死的向往、渴望的学术，莫非真的是人类优秀的文化宝藏？我不敢苟同。中华文明蔓延了上下五千年，得以流传至今的文化，都是极之富有人文关怀的。无论是经史子集，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拨开文字表面的光鲜，背后都隐藏着作者一颗颗鲜活的心。他们以睿智及敦厚的胸怀，鼓励着我们以昂扬的生命激情向未知世界叩问、探索。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遵循自然才是正道。自杀恰恰是反自然而行。儒、释、道三教都无一例外是叫人遵从天道、热爱生命的。其中释（佛）教作为哲学的一大门类，存在久远。佛门的经、律、论，积淀下来无数指导人生的丰富素材。正是这些饱含着教人向善、善待生命理念的经书，使芸芸众生在彷徨时找到了出路和突破口。故此，被世人尊为经典。特别是那些徘徊于生与死的边缘人群，在佛法强大魅力的感召下，往往都会浪子回头生心不息，放下轻生念头。许多佛门高僧都是哲学大师，他们往往懂得遵循天道，不但普救世人，最重要是自身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因而大多长寿，死后火化能产出神奇的舍利子。那些一味钻向偏执边缘的学者，在内心冲突时是否试图寻找过这样的精神皈依呢？很值得怀疑。
西方文化认为，人生而有罪，生存就是赎罪。这些罪感文化本来是劝人超脱痛苦而好好生存，不要让浮生欢娱所累、人生苦短所惧。偏偏如此健全的理论没有教化最普通的民众，却令学者们从此沉迷，沉迷于天国的幻想，最终走向自我毁灭。让学术致死的学者是可怜的，因为在这条锦绣之路上，他已然缺乏最起码的思辨，而一步步陷入了自我的泥潭。学者无罪，学术本应也无罪。但学术在学者身上得到了异化，究竟谁之错？谁来为学者之死负罪领刑呢？
那么多学富五车的人，始终想不通生死的问题。有人说他们因为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才会绝望地以死相抗衡。也有人评价学者之死，称他们为“向死而生”一死，真的有出路吗？学者已不能回答，天国也发不回答案。我们知道哲学是研究生与死等存在问题的，但哲学家尼采却迈不过生死这个坎，最终亲自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哲学的庆幸还是悲哀？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人生间的东西都没了解透参悟透，却向死问究竟，这到底扼杀了文化还是彰显了文化？有死的勇敢却没有生的勇气，这是什么样的精神？或许，从文化层面找不到的答案，只有从病理上去解释。
香港城市大学心理学博士岳晓东研究人的自杀行为，提出了“压弹人格”一词来评价人的心理。“压弹人格”较弱的人群，一旦遇到外界（如舆论、就业、情感等）压力或自身机体的病变（如抑郁症等病），在缺乏有效的辅导和治疗情况下，很容易会走上自杀之道。
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如果有生的寄寓，就不会轻言死。司马迁纵然受到“宫刑”的悲惨遭遇，还是咬咬牙挺住活了下来，为的就是完成巨著史记。而后世学者却为了所谓的尊严、自由、清白等虚幻名词自了生命，不是很可悲可叹吗？连最原始最本质的的模范：善待生命都做不好，如何让他们的学问金针度人？他们的执着又如何能起到正面意义，为世所倡导呢？
2007-12-22
二十世纪初以降，学者名流的自杀事件一度成为舆论界热门话题。无论是王国维、老舍、顾城、海子等学者，阮玲玉、翁美玲等艺人，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艺人张国荣和最近的诗人余地、博导余虹，他们的极端弃世方式，都曾在我们叹惜和怀念之余，作过深深思考：是什么令到这些有卓越贡献的名流走上了不归路？
农民工为了讨薪，想到了自杀；少男少女情场失意，想到了自杀；那些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又有什么样转不过的弯，竟也想到走向自杀的绝境？这些自杀事件，有些是作秀，有些是血的事实。农民工自杀，只是一种曲线表达话语的方式，很多让人劝回了，因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但那些知识分子呢？没有抗争也没有谈判，生命刹那间就如风消逝了。也许他们内心也曾经做过了很长时间的挣扎，但我们不曾看到。
有人盛赞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我不以为然。一个脑子里面充满着假想敌的人，不是最可悲的吗？我们连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却整天想着要战斗，在虚空的环境里自我消耗着精力。自杀者往往陷入这种困境，他要为证明自己的决心，以生命告慰自己的学术和灵魂。一如古人铸剑，往往最后纵身跳入练剑炉中，借血与火之力增加作品的纯度。
自杀是个体对待生命最极端的方式。就个体的语境说，生与死是一切物种最重要的两件事。前者宣布物种的存在，带动了其他非生物性的出现；后者则让存在统统归零。在这个哲学范畴，对生与死展开的发问是唯一的真命题，其他关于尊严、爱情、道德、自由一类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都是伪命题。离开存在物而论存在的意义，不是很虚幻的吗？所以，一切以那些名义采取的自杀行为，都是廉价的、毫无意义的。生命无法承受如此的轻率。
我们对社会精英的自杀行为感到极大程度的震惊。作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他们的陨落、凋谢，对全人类无疑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们对待生命的粗暴方式，除了给后人一片唏嘘、遗憾、惋惜之外，似乎没有更大的触动，自杀的人还是前赴后继。这些人都处于上流社会，拥有财富和名誉，并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可以说，他们的活着，比一般的人都更有意义和更有质量。但生命的质量却与对待生命的态度毫不相关，让观者感到彷徨。
古代学者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追求信条，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自身价值取向，那些越过某些环节而直达末端的步伐跨越式前进，或者前路崎岖，命途多舛，会不会就是许多悲剧的因缘？对那些曾经给过我们信仰光辉的学者，当他们信仰开始衰竭，生命价值陷入真空时，是不是就是生与死开始迷离的状态？当精神之火熄灭，我们不禁惊呼，还有什么信仰可以永恒？
也许学术没有那么丰富，研究没有那么深入，或者人就不会那么固执。学者用尽毕生精力追求生命中的理想，却往往在事业巅峰时陷入歧途：灵魂找不到出路，思想找不到出路，信仰找不到出路。那不是愧对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吗？在丰富涵养的学术领地成长起来的学者，又在同一块地方枯萎、倒下。诗人自杀，也许死于思维混乱；学者自杀，引以为傲的学术恰恰就是致命的原因。
那些缺乏对生命的终极关注、而使人沉迷对死的向往、渴望的学术，莫非真的是人类优秀的文化宝藏？我不敢苟同。中华文明蔓延了上下五千年，得以流传至今的文化，都是极之富有人文关怀的。无论是经史子集，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拨开文字表面的光鲜，背后都隐藏着作者一颗颗鲜活的心。他们以睿智及敦厚的胸怀，鼓励着我们以昂扬的生命激情向未知世界叩问、探索。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遵循自然才是正道。自杀恰恰是反自然而行。儒、释、道三教都无一例外是叫人遵从天道、热爱生命的。其中释（佛）教作为哲学的一大门类，存在久远。佛门的经、律、论，积淀下来无数指导人生的丰富素材。正是这些饱含着教人向善、善待生命理念的经书，使芸芸众生在彷徨时找到了出路和突破口。故此，被世人尊为经典。特别是那些徘徊于生与死的边缘人群，在佛法强大魅力的感召下，往往都会浪子回头生心不息，放下轻生念头。许多佛门高僧都是哲学大师，他们往往懂得遵循天道，不但普救世人，最重要是自身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因而大多长寿，死后火化能产出神奇的舍利子。那些一味钻向偏执边缘的学者，在内心冲突时是否试图寻找过这样的精神皈依呢？很值得怀疑。
西方文化认为，人生而有罪，生存就是赎罪。这些罪感文化本来是劝人超脱痛苦而好好生存，不要让浮生欢娱所累、人生苦短所惧。偏偏如此健全的理论没有教化最普通的民众，却令学者们从此沉迷，沉迷于天国的幻想，最终走向自我毁灭。让学术致死的学者是可怜的，因为在这条锦绣之路上，他已然缺乏最起码的思辨，而一步步陷入了自我的泥潭。学者无罪，学术本应也无罪。但学术在学者身上得到了异化，究竟谁之错？谁来为学者之死负罪领刑呢？
那么多学富五车的人，始终想不通生死的问题。有人说他们因为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才会绝望地以死相抗衡。也有人评价学者之死，称他们为“向死而生”一死，真的有出路吗？学者已不能回答，天国也发不回答案。我们知道哲学是研究生与死等存在问题的，但哲学家尼采却迈不过生死这个坎，最终亲自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哲学的庆幸还是悲哀？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人生间的东西都没了解透参悟透，却向死问究竟，这到底扼杀了文化还是彰显了文化？有死的勇敢却没有生的勇气，这是什么样的精神？或许，从文化层面找不到的答案，只有从病理上去解释。
香港城市大学心理学博士岳晓东研究人的自杀行为，提出了“压弹人格”一词来评价人的心理。“压弹人格”较弱的人群，一旦遇到外界（如舆论、就业、情感等）压力或自身机体的病变（如抑郁症等病），在缺乏有效的辅导和治疗情况下，很容易会走上自杀之道。
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如果有生的寄寓，就不会轻言死。司马迁纵然受到“宫刑”的悲惨遭遇，还是咬咬牙挺住活了下来，为的就是完成巨著史记。而后世学者却为了所谓的尊严、自由、清白等虚幻名词自了生命，不是很可悲可叹吗？连最原始最本质的的模范：善待生命都做不好，如何让他们的学问金针度人？他们的执着又如何能起到正面意义，为世所倡导呢？
2007-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