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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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左耳是在初三时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毕业班中考前的冲刺阶段。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晚自习之后，教室停了电，同学们却不约而同地点起蜡烛，开始挑灯夜战，一直熬到次日凌晨，才回宿舍草草就寝，其中也有一个我。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刻苦，对我来说，略胜于无，数理化还是没有丝毫长进，中考一塌糊涂。天知道当时那一个个深夜的枯坐，在属于自己的那一根根蜡烛旁边，我到底在钻研什么。好像老僧入定一般，只是坐在那里，一次又一次锲而不舍地从头开始。善始善终，是我一贯的毛病。在课本中遇到的每一个难点，都能让我停滞不前，从未想到跳过不懂的部分去学习新的内容，总是原地踏步，反复琢磨，后面的章节却永远都是新鲜的。这也成了我成年后对待所有挫折的态度。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有句老话，叫三岁看大；还有一句民谚，叫狗改不了吃屎。
营养不良，休息不好，在我身上产生的直接恶果，就是突然有一天，两只耳朵好像被分别塞进了两只蝉儿，撒了欢地叫唤，叫起来就不再停下，通常合唱，偶尔二重奏，虽然并不太响，却为天籁之声增添了无谓的聒噪。后来看医生知道，那叫耳鸣，当然他指的是右耳。因为左耳的症状不同，叫神经性耳聋。我知道，左耳是我亲手弄聋的。
案发当天下午，课间休息，苦闷不堪，我趴在课桌上，把右耳贴在桌面上，用左手在旁边拍了桌面两下，意想不到的效果发生了，右耳不再鸣叫，一切恢复正常！一种莫名其妙的惊喜，劈头盖脸地降临到身上，你没有理由不傻。于是我如法炮制，又把左耳贴在桌面上，用右手拍了桌面几下，这次意想不到的后果发生了，就像淋浴时一只耳朵突然进了水一样，一种质地坚实的寂静瞬间灌满了左耳，它聋了！它聋了！它聋了
从那天下午开始，我的左耳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偶尔费劲地谛听，好像只是在意识深处泛起一连串轻微的蝉鸣。
那个周末，爸带我到人民医院就诊。人到中年的“耳鼻喉科”医生拿小锤一样的器械，在我的头部不断地来回敲击，问我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说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听不到。于是他说，聋了。事前我满怀的幻想，顷刻间烟消云散，真想大哭一场。就像一个孩子小心翼翼搭起的积木，被人突然粗暴地推倒了。我的左耳就这样被判了死刑。爸问，还能治好吗？医生说，可能性，有是有，就是神经性的，不好治。于是他选择了另外的治疗方案，先治我的鼻炎。他说我的耳聋也可能是由鼻炎所致，鼻腔中不干净的液体在睡觉时会灌入耳朵。我和爸的医学知识加一块约等于零，只能任由他的摆布。
他为我做了鼻腔穿刺。恐惧，一如和死亡的对峙。鼻孔被撑开，两个棉球在我的两声哼哼中，轻描淡写地塞进鼻孔深处。我从未想过鼻孔中可以这样塞进东西，也不知道那两个棉球到底塞到哪里去了，就像跳进了水帘洞似的。正琢磨间，棉球又被取出来，原来刚刚上了麻药。十几厘米钢针一样的器械，在我惊魂未定的时刻，缓缓刺进我右边的鼻孔，听到“砰”地一声，穿透了鼻腔内的软骨，一如矿工的掘进。钢针中空，中间有一根细针抽出，注射器中的药水随后由此注入，鼻腔中的脏东西从左边鼻孔和嘴里一股股涌出，很苦，我吐了。不一会儿，左边鼻孔受到了相同的待遇。
一根从未见过的又细又长的钢针呈现在面前，它扎进了我的左耳，并在我的满腹狐疑中，往耳鼓里注入了药水。一种尖细的疼痛，来自从未想过的地方，我担心耳膜会被穿破。回到家里，爸脱掉裤子，发现大腿被我掐出了血。
医生交代，下个星期再来。害怕极了，我抱定决心不再前往。即使没出一周内的一次感冒，让那次穿刺前功尽弃。后来鼻炎加重，鼻子里奇痒难当，跟爸去另一家康复医院做了激光手术。在一阵发臭的轻烟之中，烙铁般的激光束烙死了糜烂的鼻腔细胞，鼻炎从此痊愈，对左耳却于事无补。
病重乱投医，各种治疗方案应运而生。城里电线杆上贴的野广告说，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有个专治耳聋的大夫医术高明，爸打算带我去看看。妈又听人说村西头的“何仙姑”更为灵验，先带我去看了“何仙姑”“何仙姑”说身体上的病我看不好，最好还是看医生，咱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我先给他化一碗香水，喝喝看。于是一阵鬼哭狼嚎之后，握一把檀香在茶杯下熏了，让我把杯中的茶水喝下，又往我左耳里面吹了一阵仙气。一种怪味在嘴里咂摸着，妈送上两盒香烟“何仙姑”说再买点狗脑子吃吃看。
狗脑子无比恶心地吃了，也无效。爸带我去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寻访野医。四十多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内，一个表情暧昧的女人，正坐在里屋接受那个岁数不大一脸络腮胡子的大夫面授机宜。见我们入内，女人面带羞涩地离去。那里耳聋和性病一块儿治。我多了个心眼儿，猜那女人或许是只“鸡”爸也多看了那女人两眼，我回家就给妈说了。介绍了我的症状，大夫开始滔滔不绝地宣传：咱专看那些大医院里看不了的疑难杂症，实话跟你说，大医院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名声吗？我也就是宣传不到位，咱这可是祖传秘方啊。说着同样拿起一个小锤一样的器械，在我头上敲打起来，他倒是挺专业，和大医院里一样动家伙。只好满怀虔诚，悉听尊便。他钻到里屋里从一只皮箱中各抓了几包药塞给我们。让回家熬了喝，一百多块钱。药我喝了三天，依然无效，便又放弃了。
看中央台的新闻，看到美国新发明了一种晶体，说是植入耳聋患者的耳朵里就能恢复听觉。我安慰爸妈，说等着吧，等咱以后有了钱直接安个美国晶体就行了，别费那么大劲儿了，劳民伤财的。
从此，我不再接受任何治疗，开始我“一只耳”的生涯，真正体会到了左耳存在的价值：聋子的耳朵——摆设。妈的，我也算个残疾人了。我逆来顺受，觉得一只耳朵总比一只眼睛一条腿一条胳膊一个肾一个睾丸好吧，好像这人身上最低限度的残疾就是聋掉一只耳朵了，我知足了。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只耳”给生活带来的另外的麻烦才刚刚开头。
我的话开始多起来，开始变得口无遮拦。好朋友觉得我心直口快，是个有血性的汉子；我的大嘴巴伤及的无辜却一致认为，我这人尖酸刻薄，不宜交往。我真是哭笑不得，没有人理解我。他们不知道这和我的身体结构有关，我自从失去一只耳朵的听觉之后，话才空前多起来的。原本有人说过，上帝让我们长两只耳朵一张嘴就是为了让我们多听少说。现在倒好，我只剩下一只耳朵一张嘴，所以听到多少就会说出多少，肚里根本存不住话。任何人的秘密在我的肚子里都是席不暇暖，待不了一顿饭的工夫，非一吐为快不可。终于有一天，有人开始叫我长舌妇。有什么办法呢？这和身体结构有关，就像女人特容易空虚一样。我不是没有试着闭嘴，可总也忍不住啊，打死我我也要说
最可怕的是走在路上，我硕果仅存的一只右耳无法辨别方向，后面车辆的喇叭声我无法判断来自左边还是右边，险些酿成车祸无数。
最烦有人和我的左耳说悄悄话了。与人同行，或一起就座时，我会主动地选择左边的位置，无论尊卑。最尴尬的是女友说我一点都不爱护她。我们一块压马路时，她怪我一直走在路的外侧，把她搁在最危险的地方，一直都没有试图保护她的意思。我一直保着密，怕她跟我吹喽。有一次，她和我还是吵了一架。那天我们在一起亲热，她趴在我左耳上说了一句话，我哼哼哈哈地点头说了声是的。她开始追打我，质问我，她到底是谁，老实交代，要不我们没完。原来她怪我亲热时热情不够，问我是不是背着她有别人。当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更可乐的是，一次在一个饭局上，和一个并不熟识的朋友窃窃私语拉家常，他一言我一语地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后来成为交心的朋友，拉起那次亲密无间的对话，大家抚掌而笑。原来他的右耳也和我的左耳一样报废了
失去一只耳朵，我至少少听到一半别人的好话和坏话。我对奉承之辞和揶揄之言从此不以为意，因为有一半的话我是听不到的。哈哈，这倒是意外收获。
难得糊涂的人生，从此由我的左耳预定了轨迹。在这里为我的左耳作个传，祭奠那从此失去了的一半的声音。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虚模假式的人际交往圈子里，有一只耳朵也就够了。一些废话不听也罢，对自己的伤害之辞更不用全部放在心上，都是没肝没肺的家伙，大家都没句实话，听不听的也没多大意义。只要有一张嘴，能可着劲儿地贫就行了，这可是个诉说的年代，还有谁在倾听
我的左耳是在初三时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毕业班中考前的冲刺阶段。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晚自习之后，教室停了电，同学们却不约而同地点起蜡烛，开始挑灯夜战，一直熬到次日凌晨，才回宿舍草草就寝，其中也有一个我。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刻苦，对我来说，略胜于无，数理化还是没有丝毫长进，中考一塌糊涂。天知道当时那一个个深夜的枯坐，在属于自己的那一根根蜡烛旁边，我到底在钻研什么。好像老僧入定一般，只是坐在那里，一次又一次锲而不舍地从头开始。善始善终，是我一贯的毛病。在课本中遇到的每一个难点，都能让我停滞不前，从未想到跳过不懂的部分去学习新的内容，总是原地踏步，反复琢磨，后面的章节却永远都是新鲜的。这也成了我成年后对待所有挫折的态度。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有句老话，叫三岁看大；还有一句民谚，叫狗改不了吃屎。
营养不良，休息不好，在我身上产生的直接恶果，就是突然有一天，两只耳朵好像被分别塞进了两只蝉儿，撒了欢地叫唤，叫起来就不再停下，通常合唱，偶尔二重奏，虽然并不太响，却为天籁之声增添了无谓的聒噪。后来看医生知道，那叫耳鸣，当然他指的是右耳。因为左耳的症状不同，叫神经性耳聋。我知道，左耳是我亲手弄聋的。
案发当天下午，课间休息，苦闷不堪，我趴在课桌上，把右耳贴在桌面上，用左手在旁边拍了桌面两下，意想不到的效果发生了，右耳不再鸣叫，一切恢复正常！一种莫名其妙的惊喜，劈头盖脸地降临到身上，你没有理由不傻。于是我如法炮制，又把左耳贴在桌面上，用右手拍了桌面几下，这次意想不到的后果发生了，就像淋浴时一只耳朵突然进了水一样，一种质地坚实的寂静瞬间灌满了左耳，它聋了！它聋了！它聋了
从那天下午开始，我的左耳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偶尔费劲地谛听，好像只是在意识深处泛起一连串轻微的蝉鸣。
那个周末，爸带我到人民医院就诊。人到中年的“耳鼻喉科”医生拿小锤一样的器械，在我的头部不断地来回敲击，问我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说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听不到。于是他说，聋了。事前我满怀的幻想，顷刻间烟消云散，真想大哭一场。就像一个孩子小心翼翼搭起的积木，被人突然粗暴地推倒了。我的左耳就这样被判了死刑。爸问，还能治好吗？医生说，可能性，有是有，就是神经性的，不好治。于是他选择了另外的治疗方案，先治我的鼻炎。他说我的耳聋也可能是由鼻炎所致，鼻腔中不干净的液体在睡觉时会灌入耳朵。我和爸的医学知识加一块约等于零，只能任由他的摆布。
他为我做了鼻腔穿刺。恐惧，一如和死亡的对峙。鼻孔被撑开，两个棉球在我的两声哼哼中，轻描淡写地塞进鼻孔深处。我从未想过鼻孔中可以这样塞进东西，也不知道那两个棉球到底塞到哪里去了，就像跳进了水帘洞似的。正琢磨间，棉球又被取出来，原来刚刚上了麻药。十几厘米钢针一样的器械，在我惊魂未定的时刻，缓缓刺进我右边的鼻孔，听到“砰”地一声，穿透了鼻腔内的软骨，一如矿工的掘进。钢针中空，中间有一根细针抽出，注射器中的药水随后由此注入，鼻腔中的脏东西从左边鼻孔和嘴里一股股涌出，很苦，我吐了。不一会儿，左边鼻孔受到了相同的待遇。
一根从未见过的又细又长的钢针呈现在面前，它扎进了我的左耳，并在我的满腹狐疑中，往耳鼓里注入了药水。一种尖细的疼痛，来自从未想过的地方，我担心耳膜会被穿破。回到家里，爸脱掉裤子，发现大腿被我掐出了血。
医生交代，下个星期再来。害怕极了，我抱定决心不再前往。即使没出一周内的一次感冒，让那次穿刺前功尽弃。后来鼻炎加重，鼻子里奇痒难当，跟爸去另一家康复医院做了激光手术。在一阵发臭的轻烟之中，烙铁般的激光束烙死了糜烂的鼻腔细胞，鼻炎从此痊愈，对左耳却于事无补。
病重乱投医，各种治疗方案应运而生。城里电线杆上贴的野广告说，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有个专治耳聋的大夫医术高明，爸打算带我去看看。妈又听人说村西头的“何仙姑”更为灵验，先带我去看了“何仙姑”“何仙姑”说身体上的病我看不好，最好还是看医生，咱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我先给他化一碗香水，喝喝看。于是一阵鬼哭狼嚎之后，握一把檀香在茶杯下熏了，让我把杯中的茶水喝下，又往我左耳里面吹了一阵仙气。一种怪味在嘴里咂摸着，妈送上两盒香烟“何仙姑”说再买点狗脑子吃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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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不再接受任何治疗，开始我“一只耳”的生涯，真正体会到了左耳存在的价值：聋子的耳朵——摆设。妈的，我也算个残疾人了。我逆来顺受，觉得一只耳朵总比一只眼睛一条腿一条胳膊一个肾一个睾丸好吧，好像这人身上最低限度的残疾就是聋掉一只耳朵了，我知足了。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只耳”给生活带来的另外的麻烦才刚刚开头。
我的话开始多起来，开始变得口无遮拦。好朋友觉得我心直口快，是个有血性的汉子；我的大嘴巴伤及的无辜却一致认为，我这人尖酸刻薄，不宜交往。我真是哭笑不得，没有人理解我。他们不知道这和我的身体结构有关，我自从失去一只耳朵的听觉之后，话才空前多起来的。原本有人说过，上帝让我们长两只耳朵一张嘴就是为了让我们多听少说。现在倒好，我只剩下一只耳朵一张嘴，所以听到多少就会说出多少，肚里根本存不住话。任何人的秘密在我的肚子里都是席不暇暖，待不了一顿饭的工夫，非一吐为快不可。终于有一天，有人开始叫我长舌妇。有什么办法呢？这和身体结构有关，就像女人特容易空虚一样。我不是没有试着闭嘴，可总也忍不住啊，打死我我也要说
最可怕的是走在路上，我硕果仅存的一只右耳无法辨别方向，后面车辆的喇叭声我无法判断来自左边还是右边，险些酿成车祸无数。
最烦有人和我的左耳说悄悄话了。与人同行，或一起就座时，我会主动地选择左边的位置，无论尊卑。最尴尬的是女友说我一点都不爱护她。我们一块压马路时，她怪我一直走在路的外侧，把她搁在最危险的地方，一直都没有试图保护她的意思。我一直保着密，怕她跟我吹喽。有一次，她和我还是吵了一架。那天我们在一起亲热，她趴在我左耳上说了一句话，我哼哼哈哈地点头说了声是的。她开始追打我，质问我，她到底是谁，老实交代，要不我们没完。原来她怪我亲热时热情不够，问我是不是背着她有别人。当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更可乐的是，一次在一个饭局上，和一个并不熟识的朋友窃窃私语拉家常，他一言我一语地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后来成为交心的朋友，拉起那次亲密无间的对话，大家抚掌而笑。原来他的右耳也和我的左耳一样报废了
失去一只耳朵，我至少少听到一半别人的好话和坏话。我对奉承之辞和揶揄之言从此不以为意，因为有一半的话我是听不到的。哈哈，这倒是意外收获。
难得糊涂的人生，从此由我的左耳预定了轨迹。在这里为我的左耳作个传，祭奠那从此失去了的一半的声音。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虚模假式的人际交往圈子里，有一只耳朵也就够了。一些废话不听也罢，对自己的伤害之辞更不用全部放在心上，都是没肝没肺的家伙，大家都没句实话，听不听的也没多大意义。只要有一张嘴，能可着劲儿地贫就行了，这可是个诉说的年代，还有谁在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