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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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即以思维的形式、规律和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派别，由于注重“名”与“实”之间的关联，故而在后世称为名家，但在早期时，名家却被当世称为「辩者」。
名家的思想，源自礼官，当时世人对于“名”非常看重，孔子亦曾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名家的代表，当前较为著名有「邓析」与「惠子」。
邓析亦是郑国大夫，与当时的国相「子产」都支持“刑文公开”，同时，他还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仪」，即表示先王制定的法令并非不能更改的圣物。
是故，当国相子产使郑国出现改革时，邓析亦是其中的参与人物。【PS：前文作者记错了，子产铸刑鼎改革的是在郑简公、郑定公时期，而不是郑庄公时期，两者相差一百多年，现已修改。】
但在制定新法的过程中，邓析与子产出现了分歧。
国相子产推行改革的时期，郑国由于经历了一系列公室夺位的内乱，国力已大不如前，更要命的是，此时国家的政权，已被合称「七穆」的七家卿室家族所把持。
之所以称「七穆」，是指这七家卿室都是郑穆公的子孙，即公室的分支，而郑国国君的权力，此时已被大大压缩。
七穆中最强盛的，即郑穆公的公子「子罕」的后人「罕氏」，以及同为郑穆公之子的「子驷」的后人「驷氏」，而子产的父亲，则同样郑穆公的儿子「公子国」，属「国氏」一支。
后来，七穆中其他几支家族遭到排挤而衰弱，在国家政坛上就只剩下罕氏与驷氏，由于子产在此前七穆中驷氏与良氏的争夺与厮杀中保持中立，因此他得到了罕氏一族罕虎的信任，成为了郑国的国相。
在这种情况下，子产施行改革，由于他自身是公卿一势的代表，因此他所主张的，自然是维护公室利益，限制贵族（非公室家族）的特权。
而邓析因为是非公室家族的贵族出身，代表的是贵族——即士大夫、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主张维护贵族，通俗地说即不效法先王、不肯定礼义，也不接受当时国君的命令。
这样的主张，自然无法得到郑公与七穆的支持。
于是邓析便聚众讲学，向国民传授刑法知识与诉讼的方法，并帮人诉讼【PS：最早的讼师，即后世熟知的律师。】
关于邓析帮人诉讼，还有一个典故。
曾经洧河发大水，郑国有一个富人被大水冲走淹死了。后来有人打捞起富人的尸体，富人的家人得知后，就去赎买尸体，但对方要价很高。
于是，富人的家属就来找邓析，请他出主意。
邓析对富人家属说：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将尸体卖你的，别人是不会买的。
于是富人家属就不再去找得尸者买尸体了。
得尸体的人着急了，也来请邓析出主意。
邓析又对他说：你放心，富人家属除了向你买，再无别处可以买回尸体了。
这则典故，形象地表述了邓析的一个重要思想——“两可说”。
在正统观点看来，这是一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的诡辩论，简单地说，就是模棱两可、混淆是非的理论。
但就「买尸」这则典故来将，邓析他对“得尸者”与“赎尸者”所讲述的话，实际上都是正确的，作为中立者，他没有立场，也没有理由为其中任何一方说话。
所以说，「两可说」并非诡辩，其实是一种朴素的辩证观念。
而除了帮人诉讼外，邓析亦自己编了一部刑书，载于竹简上，后人称为「竹刑」。
后来，执政郑国的权臣「郑驷歂」——即驷氏子弟，他叫人杀掉邓析，但却取用了邓析所著这部竹刑作为郑国的新法。
再说惠子。
惠子，即庄子的挚友惠施，与邓析不同的是，惠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成为了魏国的国相，是「合纵抗秦」最主要的组织者与支持者。
他最大的成就，即让魏国与齐国“互尊为王”，结成联盟，然后又将另外一个强国楚国亦拉到这个联盟中，结成「齐楚魏」三国联盟，共同对抗秦国。
而私底下呢，惠子又让魏惠王暗中派遣贿赂「公孙衍」——即后来继惠子之后，「合纵抗秦」的第二代领袖人物。
公孙衍亦是魏人，在秦惠君五年时，被秦国任命为「大良造」，且积极谋划攻打魏国。
秦惠君，即是杀掉商鞅的秦君。【PS：秦惠文君，即秦惠文王嬴驷，当时秦国他还未称王，是故称秦君。】
在收到魏国的贿赂后，公孙衍便劝秦王改变攻打目标，趁着秦魏修好之际，攻伐秦国西边的游牧民族。
然而此时，鬼谷子门徒张仪来到了秦国，他指出，魏国有称霸的根基，如果让魏国缓过气来攻打秦国，到时候秦国的处境就会很艰难。
秦惠君如梦初醒，便驱逐了公孙衍，启用张仪为客卿。
公孙衍因此深恨张仪，离开秦国后，便来到魏国，支持惠子「合纵抗秦」。
值得一提的是，张仪也是魏人。【PS：魏国真的是人才输出大国。】
秦惠君十四年，张仪拥戴前者正式称王，更改年号为秦惠王元年。
秦惠王三年时，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被秦国派往魏国担任国相，希望魏国能成为中原第一个向秦国屈服的国家。
正是在这段时期，惠子失去了相位，先赴楚国，随后回到宋国，而公孙衍则成为「合纵抗秦」的魏方第二代领袖人物。
且在后来，公孙衍在齐、韩、燕、赵、楚五国的支持下，赶走张仪，成为魏国的国相，并继续「合纵抗秦」。
这即是惠子、公孙衍、张仪三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而颇为有趣的是，在「合纵连横」期间，纵横家是这场博弈的主角，比如苏秦、张仪、公孙衍，而惠子，虽然他主张合纵抗秦，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位名家鼻祖。
而这，也正是庄子对惠子很不满、觉得他“犹有未树”的地方——你惠施就应该老老实实去研究你的名学，混在诸国间的博弈中做什么？
平心而论，惠子其实是一位学者，一位辩者，他在魏国执政期间，虽然对国家不能说没有裨益，但终归不如公孙衍、张仪等人那般耀眼。
对于惠子的才学，庄子亦是认可的，甚至于还在《天下篇》中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这即「学富五车」典故的由来。
而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惠子有才学，但却因为种种俗事俗物而耽误了在其名学中的成就，所以庄子才要骂惠子——这大概就是“爱之深、恨之切”吧。
作为被誉为名家鼻祖的惠子，其主要思想有「合同异论」与「坚白论」。【PS：有书友指出「坚白论」是公孙龙提出来的，实际上不是的，公孙龙只是延续了惠子的思想，并且，他割裂了惠子的「坚白论」理论，是「离坚白派」，属于狭义的诡辩范畴。顺便说一句，「白马非马」的理论，其实也不是公孙龙首创，而是出自稷下学宫的「倪说」，即《韩非子》所载的「儿说」。】
而在「合同异论」中，认为世上的万物，虽然有小的差别，但本质都是相同的，基于这一点，他劝世人「泛爱万物」，莫分彼此。
听上去似乎跟墨家的思想有点相同？
但事实上，墨家思想的最大对手，就是惠子。
比如《墨子》曰：厚，有所大。
顾名思义，即是一件事物只有有了“厚度”，才能有体积。
但惠子则反驳道：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他认为，认为物质的粒子不累积成厚度，就没有体积，但是物质粒子所构成平面的面积，是可以无限大的。
《墨子》又曰：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
即认为个别区域的前方不容一线之地，这就是“有穷”；与此相反，空间无边无际，这是“无穷”。
惠子又反驳道：南方无穷而有穷。
他表示人站在北方（北方极点）时，所有方向都是南方，所以是“无穷”；可若是站在南方（南方极点）时，所有方向都是北方，南方的“实”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是“有穷”。
《墨子》又曰：平，同高也。
惠子又反驳道：天与地卑（接近），山与泽平。
意思是说，在从极高处俯视，天跟地是接近的，山与湖泊是平的，表示观测的人所在位置不同，他看到的高低是不同的。
毫不夸张地说，在辩论这方面，当时惠子堪称辩遍天下无敌手，无数慕名而来的学者、辩者，都无法难倒惠子。
然而似这般雄辩的惠子，他偏偏就无法辩过庄子。
最著名的，莫过于「濠梁之辩」，即庄子与惠子在濠水一座桥上散步时的辩论。
当时庄子看着水里的儵鱼说道：鯈鱼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闲自得，这是鱼的快乐啊。
惠子道：你又不是鱼，从哪里知道鱼是快乐的呢？【PS：「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典故就来自于此。】
庄子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是快乐的呢？
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就不知道你（的想法）；你本来就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这是完全正确的。
庄子笑道：请你回归最开始的问题，你说「你从哪里知道鱼快乐」这句话，就说明你很清楚我知道，所以才来问我是从哪里知道的。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
这即是战国首屈一指的两位辩者之间的对话。
名家，即以思维的形式、规律和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派别，由于注重“名”与“实”之间的关联，故而在后世称为名家，但在早期时，名家却被当世称为「辩者」。
名家的思想，源自礼官，当时世人对于“名”非常看重，孔子亦曾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名家的代表，当前较为著名有「邓析」与「惠子」。
邓析亦是郑国大夫，与当时的国相「子产」都支持“刑文公开”，同时，他还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仪」，即表示先王制定的法令并非不能更改的圣物。
是故，当国相子产使郑国出现改革时，邓析亦是其中的参与人物。【PS：前文作者记错了，子产铸刑鼎改革的是在郑简公、郑定公时期，而不是郑庄公时期，两者相差一百多年，现已修改。】
但在制定新法的过程中，邓析与子产出现了分歧。
国相子产推行改革的时期，郑国由于经历了一系列公室夺位的内乱，国力已大不如前，更要命的是，此时国家的政权，已被合称「七穆」的七家卿室家族所把持。
之所以称「七穆」，是指这七家卿室都是郑穆公的子孙，即公室的分支，而郑国国君的权力，此时已被大大压缩。
七穆中最强盛的，即郑穆公的公子「子罕」的后人「罕氏」，以及同为郑穆公之子的「子驷」的后人「驷氏」，而子产的父亲，则同样郑穆公的儿子「公子国」，属「国氏」一支。
后来，七穆中其他几支家族遭到排挤而衰弱，在国家政坛上就只剩下罕氏与驷氏，由于子产在此前七穆中驷氏与良氏的争夺与厮杀中保持中立，因此他得到了罕氏一族罕虎的信任，成为了郑国的国相。
在这种情况下，子产施行改革，由于他自身是公卿一势的代表，因此他所主张的，自然是维护公室利益，限制贵族（非公室家族）的特权。
而邓析因为是非公室家族的贵族出身，代表的是贵族——即士大夫、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主张维护贵族，通俗地说即不效法先王、不肯定礼义，也不接受当时国君的命令。
这样的主张，自然无法得到郑公与七穆的支持。
于是邓析便聚众讲学，向国民传授刑法知识与诉讼的方法，并帮人诉讼【PS：最早的讼师，即后世熟知的律师。】
关于邓析帮人诉讼，还有一个典故。
曾经洧河发大水，郑国有一个富人被大水冲走淹死了。后来有人打捞起富人的尸体，富人的家人得知后，就去赎买尸体，但对方要价很高。
于是，富人的家属就来找邓析，请他出主意。
邓析对富人家属说：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将尸体卖你的，别人是不会买的。
于是富人家属就不再去找得尸者买尸体了。
得尸体的人着急了，也来请邓析出主意。
邓析又对他说：你放心，富人家属除了向你买，再无别处可以买回尸体了。
这则典故，形象地表述了邓析的一个重要思想——“两可说”。
在正统观点看来，这是一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的诡辩论，简单地说，就是模棱两可、混淆是非的理论。
但就「买尸」这则典故来将，邓析他对“得尸者”与“赎尸者”所讲述的话，实际上都是正确的，作为中立者，他没有立场，也没有理由为其中任何一方说话。
所以说，「两可说」并非诡辩，其实是一种朴素的辩证观念。
而除了帮人诉讼外，邓析亦自己编了一部刑书，载于竹简上，后人称为「竹刑」。
后来，执政郑国的权臣「郑驷歂」——即驷氏子弟，他叫人杀掉邓析，但却取用了邓析所著这部竹刑作为郑国的新法。
再说惠子。
惠子，即庄子的挚友惠施，与邓析不同的是，惠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成为了魏国的国相，是「合纵抗秦」最主要的组织者与支持者。
他最大的成就，即让魏国与齐国“互尊为王”，结成联盟，然后又将另外一个强国楚国亦拉到这个联盟中，结成「齐楚魏」三国联盟，共同对抗秦国。
而私底下呢，惠子又让魏惠王暗中派遣贿赂「公孙衍」——即后来继惠子之后，「合纵抗秦」的第二代领袖人物。
公孙衍亦是魏人，在秦惠君五年时，被秦国任命为「大良造」，且积极谋划攻打魏国。
秦惠君，即是杀掉商鞅的秦君。【PS：秦惠文君，即秦惠文王嬴驷，当时秦国他还未称王，是故称秦君。】
在收到魏国的贿赂后，公孙衍便劝秦王改变攻打目标，趁着秦魏修好之际，攻伐秦国西边的游牧民族。
然而此时，鬼谷子门徒张仪来到了秦国，他指出，魏国有称霸的根基，如果让魏国缓过气来攻打秦国，到时候秦国的处境就会很艰难。
秦惠君如梦初醒，便驱逐了公孙衍，启用张仪为客卿。
公孙衍因此深恨张仪，离开秦国后，便来到魏国，支持惠子「合纵抗秦」。
值得一提的是，张仪也是魏人。【PS：魏国真的是人才输出大国。】
秦惠君十四年，张仪拥戴前者正式称王，更改年号为秦惠王元年。
秦惠王三年时，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被秦国派往魏国担任国相，希望魏国能成为中原第一个向秦国屈服的国家。
正是在这段时期，惠子失去了相位，先赴楚国，随后回到宋国，而公孙衍则成为「合纵抗秦」的魏方第二代领袖人物。
且在后来，公孙衍在齐、韩、燕、赵、楚五国的支持下，赶走张仪，成为魏国的国相，并继续「合纵抗秦」。
这即是惠子、公孙衍、张仪三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而颇为有趣的是，在「合纵连横」期间，纵横家是这场博弈的主角，比如苏秦、张仪、公孙衍，而惠子，虽然他主张合纵抗秦，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位名家鼻祖。
而这，也正是庄子对惠子很不满、觉得他“犹有未树”的地方——你惠施就应该老老实实去研究你的名学，混在诸国间的博弈中做什么？
平心而论，惠子其实是一位学者，一位辩者，他在魏国执政期间，虽然对国家不能说没有裨益，但终归不如公孙衍、张仪等人那般耀眼。
对于惠子的才学，庄子亦是认可的，甚至于还在《天下篇》中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这即「学富五车」典故的由来。
而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惠子有才学，但却因为种种俗事俗物而耽误了在其名学中的成就，所以庄子才要骂惠子——这大概就是“爱之深、恨之切”吧。
作为被誉为名家鼻祖的惠子，其主要思想有「合同异论」与「坚白论」。【PS：有书友指出「坚白论」是公孙龙提出来的，实际上不是的，公孙龙只是延续了惠子的思想，并且，他割裂了惠子的「坚白论」理论，是「离坚白派」，属于狭义的诡辩范畴。顺便说一句，「白马非马」的理论，其实也不是公孙龙首创，而是出自稷下学宫的「倪说」，即《韩非子》所载的「儿说」。】
而在「合同异论」中，认为世上的万物，虽然有小的差别，但本质都是相同的，基于这一点，他劝世人「泛爱万物」，莫分彼此。
听上去似乎跟墨家的思想有点相同？
但事实上，墨家思想的最大对手，就是惠子。
比如《墨子》曰：厚，有所大。
顾名思义，即是一件事物只有有了“厚度”，才能有体积。
但惠子则反驳道：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他认为，认为物质的粒子不累积成厚度，就没有体积，但是物质粒子所构成平面的面积，是可以无限大的。
《墨子》又曰：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
即认为个别区域的前方不容一线之地，这就是“有穷”；与此相反，空间无边无际，这是“无穷”。
惠子又反驳道：南方无穷而有穷。
他表示人站在北方（北方极点）时，所有方向都是南方，所以是“无穷”；可若是站在南方（南方极点）时，所有方向都是北方，南方的“实”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是“有穷”。
《墨子》又曰：平，同高也。
惠子又反驳道：天与地卑（接近），山与泽平。
意思是说，在从极高处俯视，天跟地是接近的，山与湖泊是平的，表示观测的人所在位置不同，他看到的高低是不同的。
毫不夸张地说，在辩论这方面，当时惠子堪称辩遍天下无敌手，无数慕名而来的学者、辩者，都无法难倒惠子。
然而似这般雄辩的惠子，他偏偏就无法辩过庄子。
最著名的，莫过于「濠梁之辩」，即庄子与惠子在濠水一座桥上散步时的辩论。
当时庄子看着水里的儵鱼说道：鯈鱼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闲自得，这是鱼的快乐啊。
惠子道：你又不是鱼，从哪里知道鱼是快乐的呢？【PS：「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典故就来自于此。】
庄子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是快乐的呢？
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就不知道你（的想法）；你本来就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这是完全正确的。
庄子笑道：请你回归最开始的问题，你说「你从哪里知道鱼快乐」这句话，就说明你很清楚我知道，所以才来问我是从哪里知道的。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
这即是战国首屈一指的两位辩者之间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