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之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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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年内战结束后的陕西在于右任的精心治理下终于迎来了许久未有的安定，而此时这个曾经的西北第一省已经损失了15%的人口，所幸的是社会经济下滑的势头终于得到了遏制。于右任作为督军兼省长向其他地方的掌权者一样，实际上可以全权处理陕西政务。此时，多年战乱的陕西，陕北贫瘠之地落在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还被憎恨的陈树藩手中，陕南在过去北洋军的遗老贾德耀德手中，在潼关还有手握万余精锐的镇嵩军手中，这支军队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已经进行了整编，全军实际上为一个师的编制，是吴佩孚在西方的看门狗。于右任将原来实际上比民兵也不会强多少的反陈部队加以精简改编，全军编为三个师，共万人，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保证每个师都配置整齐的装备，部队的弹药也严重不足。周围的形势实际上十分险恶，东南北面都会威胁名义上作为陕省最高长官的在西安的地位。
陈树藩为了维持他的统治把整个陕西搞得乌烟瘴气，整个关中千里沃野竟然遍植鸦片，最后造成了饥荒，这也是陕西的人口为什么会大福外流的主要原因。虽然于右任是国民党员，陕西实际上国民党在北方的据点，但是即使在国民党的大本营广东，孙中山也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实际上并不能帮什么忙。于右任像其他大多数地方统治者一样，首先要保证就是庞大的军队的供给，因此除了精兵外，就是简政了，这也是各地通行的不二法门。机构精简了，下面就轮到注重民生了，在这样一个民众已经吃不饱肚子的身份，只有民富，才可能省强，要不然他也只会成为另一个陈树藩而已。一年多的强制推行的结果是鸦片从陕西绝迹，这也让在20年建立起来的绥远厘关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在政府的铁犁下，关中再次成为千里沃野，这保证了民生和至关重要的军粮供应。但是在一个农业省份，要想如此就站稳脚跟，未免太容易了。如果连军队的装备都不能保证的话，那就一切都免谈，因此倘若自己不能自造武器的话，就要依靠一个强大的武器制造者。
陕西周围，吴佩孚、同盟、刘存厚都能够制造武器，其中同盟的制造实力最为强大，连吴佩孚都订购了一个日械师的装备，十六门德式大口径火炮更是吴佩孚的至宝，很显然，如果能够和同盟结盟那么显然可以显著的改善陕西的战略环境。实际上，同盟支持于右任督陕显然使于右任报有了极大的期望，而同盟在陕北保留了陈树藩的势力，显然这又对他构成了牵制，实际上我本身也是这么想的，一个强大的人是不会任人摆布的，只有制造一种危急的情势才会使作为国民党员于右任满足同盟的的要求。经过长达一年的秘密谈判，于右任终于答应了同盟的要求，在陕西，于陈实行联防以保证陕西的“安全”于右任同意由同盟修建从陕北神木经延安、铜川、西安、子午谷到达汉中的铁路，这正是规划中的西部大通道中的北段。当然，为此同盟除了保证监督陈树藩外，也同意帮助于右任驱逐贾德耀，恢复陕西大部的统一。
同盟曾经按照孔祥熙的设想想经过山西修建西南大通道，可是阎锡山表面上和同盟似乎还有些亲密，可是一轮到这事，他就傻眼了。用他的话说“要是这样，那岂不是等着让国民军长驱直入吗？”不过，既然各省都在修铁路，而且陕西确实需要修铁路，那么铁路一定是要修得了，于是阎锡山就借防卫需要，实行铁路商有省营，他的铁轨比同盟使用的国际通用铁轨在了一点，因此在雁门关火车必须进行换轨。阎锡山的行动让我哭笑不得，看来历史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了，不过对于阎锡山这个墙头草，我远没有必要认真的。不过阎锡山本人到很大气，他为了平衡同盟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提出修建太谷经过晋东南最后到达洛阳的铁路，很显然，终点洛阳就是华北两大兵工厂之一的洛阳兵工厂。如此一来，山西的窄轨铁路东可通石家庄，南可通洛阳，北可达大同，这个阎锡山耍滑头真是到极点了，现在山西的形势是徐、吴、同盟三方很自然的达成了关于山西中立的默契。
既然山西走不通我也只有走陕西了，我甚至想过，如果陕西也走不通，那我也有再走甘肃了，不过幸好当初留了陈树藩这个所谓的无用之人，正是他的存在迫使于右任无可避免的倒向同盟方向，也终于使得计划已有一段时日的西南大通道有了眉目，现在只要赶走贾德耀，并且连接汉中到广元，西南通道就会畅通无阻，同盟的势力就会布满整个西部中国，并且为解决甘肃、新疆奠定基础。现在，同盟的义务决定了必须尽快解决贾德耀，贾德耀的部队是一个旅，这个旅是个超编旅，全旅有近九千人，这个旅是北洋时期的精锐旅，装备的是清一色汉阳造。
陕南地接湖北，因此该部实际上给养充足，后勤也很有保障。随着皖系中央的倒台，陈树藩的北退，陕南陷入了异己势力的包围之中，正像当年陈树藩倒向皖系一样，贾德耀很快看清形势，倒向了也为北洋派系的直系，一方面向吴佩孚大现殷勤，另一方面依靠王占元控制的汉阳兵工厂的维持军备补给。对于贾德耀而言，最令他担心的是同盟的态度，因为一旦同盟支持于右任，那么于右任南下的可能就大大的增加了。不过，他现在最担心的却是湖北已经混乱不堪的形势，湖北由于王占元两年多以来的恶劣治理，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全省绅商各界怨气沸腾，政界和军界随时可能爆发全面冲突。而这正是我之所以答应于右任的原因所在，现在湖北动乱爆发的时间的按钮控制在我手里，作为民国党首脑和湖北政界的遥控者，我可以基本决定湖北的政治风向。
湖北地处华中，乃是九省通衢，自古要占据长江流域就必须要占据湖北，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上可谓重要万分年前，前清中兴名臣曾国藩与草莽天子洪秀全在长江流域征战十余年，然而后人评价，虽然曾国藩屡战屡败，但是正是因为他始终控制着上游的湖北，所以他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在战略上都是出于攻势，十年苦战终能战胜对手。曾国藩本人创立的湘军更可以说是当代个军阀的老祖宗，他的建军思想和实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分裂、军阀格局的造始者。
大约40年前，张之洞署理前清湖广总督，实际控制了这块宝地，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湖北稻田密布、遍植棉花、蚕桑、茶树，除了拥有中国传统的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外，以棉纺织业和钢铁业为重心的现代工业更使湖北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现代工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此后，利用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钢铁业基地建立了中国最为庞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与此同时，湖北的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大量人员出国留学，湖北是中国文化风气开化最早的地区之。在晚清的练兵大潮中，湖北的军事力量仅次于袁世凯的北洋军，同为全国的模范军之一。
正因为湖北独特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地位，不论是自曾国藩而来的洋务派，还是此后的立宪派，包括辛亥后的进步党人都把湖北作为南方乃至全国最重要的基地之一。这一派人表面上看都属于保守派，但是由于他们的头面人物往往不是政界要人就是经济巨子，又或者是文化名人，与政府和社会上层的关系千丝万缕，他们的倾向一脉相承、基本一致，可以说是社会的改良派。他们和孙中山一系的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激进派长期在政治观点上进行对峙和斗争。
立宪党人和进步党人的头面人物汤化龙就是湖北浠水人，这个汤化龙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可和张謇齐名，在20世纪的头二十年为了国家多方奔走，留下了赫赫的名声。辛亥革命更是湖北一时成为全国的风云省份，也使一个保守的军人黎元洪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并且一度成为第三个总统。自从南北分裂出现一来，湖北很快落入了北洋派的手中，成为了北方进攻南方的前沿基地和根据地。中国近代多年以来，各省地方势力盘根错节，难以根除，虽然袁世凯把持了中央政权，但是在他的治下，地方省议会一直要求有自治权，各省议会都是由地方的改良派所把持。随着护国运动的结束、段祺瑞的失败，以地方势力为中心，进步党一系开始了巨大的变革。
进步党本来在中央国会中与国民党的实力不相上下，但是自从安福国会以来，进步党的主流势力也受到了重大的压抑。在领袖人物上，进步党的理论家梁启超开始渐渐的脱离政治，埋头国学，进步党一时群龙无首，不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理论阐述上都陷入了低潮之中。唯一还能发出的声音就是主要由进步党系名流组成的和平期成会还在发出微弱的但却代表了国人心声的和平呼声。尽管进步党在中央失势，但是在地方上进步党的庞大势力仍然存在年以来，我在东北联合东北的与进步党系或与进步党系密切联系，成立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的民国党，首次抛开中央政权，以地方为重心开始重新整合改良派的政治势力，渐渐的以民国党为中心，改良派在关外得到了一块可靠的根据地，开始建立有效的政府并实施改良派的政策主张。
民国党起初虽然也是改良派的一个派系，但是他的政治主张显然已经与进步党的改良主张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进步党本有改良派的各政党联合而成，虽然内部派系林立，但是很显然他们的政治主张却高度的一致。该党于民国2年5月29日组成，他的政纲被宣布为：（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很显然，此时的改良派虽然认识到了自由民主概念，但是传统思想影响下的国家主义理念仍然有强大的惯性，国家主义的本意是通过国家的强权维持民族的自立和公共秩序，为改良的实行提供条件。这个理论表面上一看似乎很好，但是实际中每每被**势力所利用，从袁世凯到段祺瑞，虽然改良派支持他们建立强权国家，但是他们都是把改良派当作工具，最后不但国家南北分裂、内战不断，而且军阀门利用军事强权屡屡侵犯改良派的政治经济利益，把他们的政治要求置之不顾，用得着就招徕，不用了又踢去。大概也是因为如此，进步党的理论家梁启超最后实际上退出了政坛。
在建立民国党的时候，我就吸取了以往的政治教训，在党纲中明确的把过去颠倒的自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再次颠倒过来，民国当首先争民权，然后才是争国权，因为用我的话说“国权只有掌握在民众的手中才是可靠的，倘若没有民权、国家不属于民众，即使一时争回了国权也难保长久，这种例子近百年来可谓数不胜数。”正是认识到了军阀在激烈的混战中为了私人利益不惜内侵民权、外辱国权恶劣现象，民国党才不主张短期内武力急统，而转而主张各省自治、和平相处。与此同时民国党主张军人不干政，这正是要消除军阀对政治的影响。因此自同盟成立以来，不但改革了军队的组织、编制、人员的招募，也严格限制军人涉足政治领域，甚至连军人对政治公开发表意见都是到军规的限制。经过数年的经营，如今的国民军已经成为同盟有产平民组成、用同盟政府控制给养和权力一支政府军队。可以说，如今就算你的影响再大，由有家有业的军人组成的军队也不可能成为你的私军。
在五四风潮中，借着关内进步党名流访问关外之际，民国上下全力活动，终于说服了和平期成会诸君，不但使他们同意加入了民国党，也使得民国党的新改良主张开始获得了整个改良派上层的认可。此后，民国党开始整合整个进步党的遗产，当这些民国党新进大员返回关内的时候，他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各省发展民国党的组织和势力。根据民国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民国党在短期内都避免和各省的军阀当权派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是采取合法活动的方针，组织的任务是宣传民国党的新式改良主张，而各省的民国党的活动大都以省议会为中心展开。正因为这个方针，即使在湖北这个军阀横行的省份，民国党也没有轻易打出驱王的旗号，而是全力同王占元周旋，而把这些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国民党和新兴的劳动党。
长年内战结束后的陕西在于右任的精心治理下终于迎来了许久未有的安定，而此时这个曾经的西北第一省已经损失了15%的人口，所幸的是社会经济下滑的势头终于得到了遏制。于右任作为督军兼省长向其他地方的掌权者一样，实际上可以全权处理陕西政务。此时，多年战乱的陕西，陕北贫瘠之地落在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还被憎恨的陈树藩手中，陕南在过去北洋军的遗老贾德耀德手中，在潼关还有手握万余精锐的镇嵩军手中，这支军队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已经进行了整编，全军实际上为一个师的编制，是吴佩孚在西方的看门狗。于右任将原来实际上比民兵也不会强多少的反陈部队加以精简改编，全军编为三个师，共万人，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保证每个师都配置整齐的装备，部队的弹药也严重不足。周围的形势实际上十分险恶，东南北面都会威胁名义上作为陕省最高长官的在西安的地位。
陈树藩为了维持他的统治把整个陕西搞得乌烟瘴气，整个关中千里沃野竟然遍植鸦片，最后造成了饥荒，这也是陕西的人口为什么会大福外流的主要原因。虽然于右任是国民党员，陕西实际上国民党在北方的据点，但是即使在国民党的大本营广东，孙中山也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实际上并不能帮什么忙。于右任像其他大多数地方统治者一样，首先要保证就是庞大的军队的供给，因此除了精兵外，就是简政了，这也是各地通行的不二法门。机构精简了，下面就轮到注重民生了，在这样一个民众已经吃不饱肚子的身份，只有民富，才可能省强，要不然他也只会成为另一个陈树藩而已。一年多的强制推行的结果是鸦片从陕西绝迹，这也让在20年建立起来的绥远厘关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在政府的铁犁下，关中再次成为千里沃野，这保证了民生和至关重要的军粮供应。但是在一个农业省份，要想如此就站稳脚跟，未免太容易了。如果连军队的装备都不能保证的话，那就一切都免谈，因此倘若自己不能自造武器的话，就要依靠一个强大的武器制造者。
陕西周围，吴佩孚、同盟、刘存厚都能够制造武器，其中同盟的制造实力最为强大，连吴佩孚都订购了一个日械师的装备，十六门德式大口径火炮更是吴佩孚的至宝，很显然，如果能够和同盟结盟那么显然可以显著的改善陕西的战略环境。实际上，同盟支持于右任督陕显然使于右任报有了极大的期望，而同盟在陕北保留了陈树藩的势力，显然这又对他构成了牵制，实际上我本身也是这么想的，一个强大的人是不会任人摆布的，只有制造一种危急的情势才会使作为国民党员于右任满足同盟的的要求。经过长达一年的秘密谈判，于右任终于答应了同盟的要求，在陕西，于陈实行联防以保证陕西的“安全”于右任同意由同盟修建从陕北神木经延安、铜川、西安、子午谷到达汉中的铁路，这正是规划中的西部大通道中的北段。当然，为此同盟除了保证监督陈树藩外，也同意帮助于右任驱逐贾德耀，恢复陕西大部的统一。
同盟曾经按照孔祥熙的设想想经过山西修建西南大通道，可是阎锡山表面上和同盟似乎还有些亲密，可是一轮到这事，他就傻眼了。用他的话说“要是这样，那岂不是等着让国民军长驱直入吗？”不过，既然各省都在修铁路，而且陕西确实需要修铁路，那么铁路一定是要修得了，于是阎锡山就借防卫需要，实行铁路商有省营，他的铁轨比同盟使用的国际通用铁轨在了一点，因此在雁门关火车必须进行换轨。阎锡山的行动让我哭笑不得，看来历史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了，不过对于阎锡山这个墙头草，我远没有必要认真的。不过阎锡山本人到很大气，他为了平衡同盟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提出修建太谷经过晋东南最后到达洛阳的铁路，很显然，终点洛阳就是华北两大兵工厂之一的洛阳兵工厂。如此一来，山西的窄轨铁路东可通石家庄，南可通洛阳，北可达大同，这个阎锡山耍滑头真是到极点了，现在山西的形势是徐、吴、同盟三方很自然的达成了关于山西中立的默契。
既然山西走不通我也只有走陕西了，我甚至想过，如果陕西也走不通，那我也有再走甘肃了，不过幸好当初留了陈树藩这个所谓的无用之人，正是他的存在迫使于右任无可避免的倒向同盟方向，也终于使得计划已有一段时日的西南大通道有了眉目，现在只要赶走贾德耀，并且连接汉中到广元，西南通道就会畅通无阻，同盟的势力就会布满整个西部中国，并且为解决甘肃、新疆奠定基础。现在，同盟的义务决定了必须尽快解决贾德耀，贾德耀的部队是一个旅，这个旅是个超编旅，全旅有近九千人，这个旅是北洋时期的精锐旅，装备的是清一色汉阳造。
陕南地接湖北，因此该部实际上给养充足，后勤也很有保障。随着皖系中央的倒台，陈树藩的北退，陕南陷入了异己势力的包围之中，正像当年陈树藩倒向皖系一样，贾德耀很快看清形势，倒向了也为北洋派系的直系，一方面向吴佩孚大现殷勤，另一方面依靠王占元控制的汉阳兵工厂的维持军备补给。对于贾德耀而言，最令他担心的是同盟的态度，因为一旦同盟支持于右任，那么于右任南下的可能就大大的增加了。不过，他现在最担心的却是湖北已经混乱不堪的形势，湖北由于王占元两年多以来的恶劣治理，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全省绅商各界怨气沸腾，政界和军界随时可能爆发全面冲突。而这正是我之所以答应于右任的原因所在，现在湖北动乱爆发的时间的按钮控制在我手里，作为民国党首脑和湖北政界的遥控者，我可以基本决定湖北的政治风向。
湖北地处华中，乃是九省通衢，自古要占据长江流域就必须要占据湖北，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上可谓重要万分年前，前清中兴名臣曾国藩与草莽天子洪秀全在长江流域征战十余年，然而后人评价，虽然曾国藩屡战屡败，但是正是因为他始终控制着上游的湖北，所以他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在战略上都是出于攻势，十年苦战终能战胜对手。曾国藩本人创立的湘军更可以说是当代个军阀的老祖宗，他的建军思想和实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分裂、军阀格局的造始者。
大约40年前，张之洞署理前清湖广总督，实际控制了这块宝地，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湖北稻田密布、遍植棉花、蚕桑、茶树，除了拥有中国传统的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外，以棉纺织业和钢铁业为重心的现代工业更使湖北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现代工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此后，利用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钢铁业基地建立了中国最为庞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与此同时，湖北的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大量人员出国留学，湖北是中国文化风气开化最早的地区之。在晚清的练兵大潮中，湖北的军事力量仅次于袁世凯的北洋军，同为全国的模范军之一。
正因为湖北独特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地位，不论是自曾国藩而来的洋务派，还是此后的立宪派，包括辛亥后的进步党人都把湖北作为南方乃至全国最重要的基地之一。这一派人表面上看都属于保守派，但是由于他们的头面人物往往不是政界要人就是经济巨子，又或者是文化名人，与政府和社会上层的关系千丝万缕，他们的倾向一脉相承、基本一致，可以说是社会的改良派。他们和孙中山一系的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激进派长期在政治观点上进行对峙和斗争。
立宪党人和进步党人的头面人物汤化龙就是湖北浠水人，这个汤化龙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可和张謇齐名，在20世纪的头二十年为了国家多方奔走，留下了赫赫的名声。辛亥革命更是湖北一时成为全国的风云省份，也使一个保守的军人黎元洪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并且一度成为第三个总统。自从南北分裂出现一来，湖北很快落入了北洋派的手中，成为了北方进攻南方的前沿基地和根据地。中国近代多年以来，各省地方势力盘根错节，难以根除，虽然袁世凯把持了中央政权，但是在他的治下，地方省议会一直要求有自治权，各省议会都是由地方的改良派所把持。随着护国运动的结束、段祺瑞的失败，以地方势力为中心，进步党一系开始了巨大的变革。
进步党本来在中央国会中与国民党的实力不相上下，但是自从安福国会以来，进步党的主流势力也受到了重大的压抑。在领袖人物上，进步党的理论家梁启超开始渐渐的脱离政治，埋头国学，进步党一时群龙无首，不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理论阐述上都陷入了低潮之中。唯一还能发出的声音就是主要由进步党系名流组成的和平期成会还在发出微弱的但却代表了国人心声的和平呼声。尽管进步党在中央失势，但是在地方上进步党的庞大势力仍然存在年以来，我在东北联合东北的与进步党系或与进步党系密切联系，成立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的民国党，首次抛开中央政权，以地方为重心开始重新整合改良派的政治势力，渐渐的以民国党为中心，改良派在关外得到了一块可靠的根据地，开始建立有效的政府并实施改良派的政策主张。
民国党起初虽然也是改良派的一个派系，但是他的政治主张显然已经与进步党的改良主张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进步党本有改良派的各政党联合而成，虽然内部派系林立，但是很显然他们的政治主张却高度的一致。该党于民国2年5月29日组成，他的政纲被宣布为：（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很显然，此时的改良派虽然认识到了自由民主概念，但是传统思想影响下的国家主义理念仍然有强大的惯性，国家主义的本意是通过国家的强权维持民族的自立和公共秩序，为改良的实行提供条件。这个理论表面上一看似乎很好，但是实际中每每被**势力所利用，从袁世凯到段祺瑞，虽然改良派支持他们建立强权国家，但是他们都是把改良派当作工具，最后不但国家南北分裂、内战不断，而且军阀门利用军事强权屡屡侵犯改良派的政治经济利益，把他们的政治要求置之不顾，用得着就招徕，不用了又踢去。大概也是因为如此，进步党的理论家梁启超最后实际上退出了政坛。
在建立民国党的时候，我就吸取了以往的政治教训，在党纲中明确的把过去颠倒的自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再次颠倒过来，民国当首先争民权，然后才是争国权，因为用我的话说“国权只有掌握在民众的手中才是可靠的，倘若没有民权、国家不属于民众，即使一时争回了国权也难保长久，这种例子近百年来可谓数不胜数。”正是认识到了军阀在激烈的混战中为了私人利益不惜内侵民权、外辱国权恶劣现象，民国党才不主张短期内武力急统，而转而主张各省自治、和平相处。与此同时民国党主张军人不干政，这正是要消除军阀对政治的影响。因此自同盟成立以来，不但改革了军队的组织、编制、人员的招募，也严格限制军人涉足政治领域，甚至连军人对政治公开发表意见都是到军规的限制。经过数年的经营，如今的国民军已经成为同盟有产平民组成、用同盟政府控制给养和权力一支政府军队。可以说，如今就算你的影响再大，由有家有业的军人组成的军队也不可能成为你的私军。
在五四风潮中，借着关内进步党名流访问关外之际，民国上下全力活动，终于说服了和平期成会诸君，不但使他们同意加入了民国党，也使得民国党的新改良主张开始获得了整个改良派上层的认可。此后，民国党开始整合整个进步党的遗产，当这些民国党新进大员返回关内的时候，他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各省发展民国党的组织和势力。根据民国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民国党在短期内都避免和各省的军阀当权派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是采取合法活动的方针，组织的任务是宣传民国党的新式改良主张，而各省的民国党的活动大都以省议会为中心展开。正因为这个方针，即使在湖北这个军阀横行的省份，民国党也没有轻易打出驱王的旗号，而是全力同王占元周旋，而把这些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国民党和新兴的劳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