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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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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是因为宿醉吧,心里郁郁的。李清照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但她还有闲情“试问卷帘人”搞点绿肥红瘦的情调。我却是残酒已醒,雨声催耳,惟扪心自问。本身喝醉了的人醒过劲来多少有些空虚,而窗外阴云密布,室内热气蒸人,此等情况,实是郁闷至极。

    想一些人事和故事。波光碎影。风与尘埃。

    昨天中午老金找我,谈他的退休生活,我倒了两杯清茶,和他边喝边聊。聊到了我们的1998年。98年时,我曾工作过的镇财政困难到工资打欠条的程度,于是镇里积极挖掘财源,成立了几个经济实体,同时将一些政绩平平、基本已确定为改革分流对象的人员充实进去。那时,我因为个性太强,不会妥善的处理人际关系,于是在一系列的小报告后被分配到了养鸡办,而老金,虽因为性格一贯唯唯甚至懦弱,但是有些老资格,担任这个实体的副负责人。

    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操作经济。想到政府的职能就是服务,于是集体决定首先搞好服务。我们与一个私营业主签定了为养鸡户运输饲料的合同,但只限于口头,因为小镇太小,到处都是熟人,既是熟人自然按熟人的交往方式办。这样,这个精明的私营业主就提出我们的责任:跟车和办理手续。而他则直接向养鸡户收取运费,按收益状况与实体适当分成。我们实体一共四个人,两个领导。而另一位成员我们经常觅不到他的芳踪。于是我跟车、办理一切供应与服务手续。车主提供的是六零型拖拉机,而且不配备押车和装卸人员。我实际上就成为了完全服务人员,不但为养殖户和实体服务,而且为车主服务(所以那时我真后悔没读透过资本论)。心灵的高尚与劳动的廉价不能同抵,那时你的灵魂高蹈,你的肉体却背负着一袋袋饲料,这是没法选择的事。毕竟在中华民族的教育规范中,服从历来是一种美德,人们看的是服从的形式,很少有人去细细推究它的本质,不能不承认奴性的生存本领在某些意义上更为持久和为人赞赏。

    到了社会,和待在政府里与人际研磨有多大的不同。为赶早市,都是夜半起身。几百里路,拖拉机的噪声和颠簸是不能想象的,现在我觉得偶然的失眠简直可耻,毕竟我曾在那样的路程上都能酣睡。记忆最深刻是有一次拉了太多的载,车辆几乎偏坠到深崖下去,为了脱险,我负责在车轮下垫大石,起初还直着身,后来不得不用肩抗,几里长的陡坡,就这样一步步垫上去。那时节,只想着上坡需努力,竟没有想过如果自己顶不住会是怎样的情形,好在驾驶员的控车技术不错,没有挂错档也没让车轮跑偏,等上到坡顶,早已透支的我瘫软在路边,仰躺着,夜空是那么深邃,深邃的象是隐藏着一个微笑

    98年秋季胶南的高山陡坡里有一些未成年的悍人,骑摩托挥舞砍刀与我们的座驾驰逐,这回忆现在默诵起来感觉象是西部的刀客影片;

    还有在陷入泥潭里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陌生,没人肯无私伸出援手,四下是瓢泼的雨,满耳是叫价之声;

    还有也经过见死不能救的良心谴责;见过生活的底层,人性是怎样的枯萎

    。。但也见过海上恢弘的日出景象;见过苍蓝的天穹上缀满纯洁的星辰;见过无遮无拦的田野上奔驰的巨大云层;见过云雾缭绕中群山的奇丽;见过远飞的雁群和高翔的孤鹰见过苏东坡笔下的密州情景,和无数次体会过他由婉约而豪放的心境。

    这是我精神中的一个秘密。我手抄了东坡在密州的所有笔迹,然后装订成一个小册子。98年有一个关于东坡的年会在诸城召开,我的拖拉机和冠盖云集的专家学者们并驾齐驱,年会上该有多少惊人的成果和连珠的妙语,但那干我底事?我也好,专家学者也好,谁都不是苏东坡。

    我从这一年开始“庸俗”我说脏话,无所顾及的在公路上撒尿,面目和衣着上落满尘屑,而且散发着浓烈的腥气(因为饲料的主要原料来自于发育不良的雏鸡和鸡的各种脏器)。但回到单位还是得循规蹈矩。我终于得到了承认,那就是上了套,适应工作比较快,部分的表现出了成熟的气质。

    我说过,老金是性格一贯唯唯甚至懦弱的人,家庭也挺困难,一家四口,妻女三人待业,生活全靠他的工薪。但他很关心我。有时见我太累,就让我休息,他跟车。只要他跟车配的货就得减少两吨,因为他实在是不合格的装卸工人,配多了,他也处理不了路上的意外。如暴雨、如坍包、如陡坡、如遭劫。他那年已经五十八岁了,也没必要非和青年一样的卖力。于是车主很有非议。他无奈,有时竟派他的大女儿跑长途,虽则他的女儿一样能干,但毕竟应付不了。有一次因配不上货,放空车回到日照,而我在诸城住下。第二天是他的女儿带车,我给配完货、装好车,接着领她到恐龙公园去参观。“托人找个别的工作吧,你看这个公园,多少闲人在游逛?那不是你干的活。”我说。他的女儿就在老家找了份工作。还是老金和我替换着跑。

    我们果然不是经济者。鸭子是上不了架子的,我们从架子上摔了下来。那年外贸市场普遍疲软,特别是肉制品的出口总是麻烦不断,而养鸡户的极功近利又使药检总得不到通过,还有大面积的鸡瘟和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这些客观因素使我们的经营难以为继,虽然我们那么一厢情愿的去服务、服务、再服务。年底到诸城外贸结算,老金去的,哭丧着脸领回了1500元钱。再到私营业主那里一结算,更是分文现金拿不着,只是拿了一把养鸡户打给他的约两千元的欠条,让我们自己去收收试试。而我们实体的任务是三万元,考虑到实际,是无论如何得上缴一万伍的,而且是政治任务,要不财政缺口堵不上。我们只好自己凑钱。天天不见芳踪的那位是死活不交的,而我们则得人均交四千元。我如遭雷击,甚至打电话问自己的父亲自己该怎么办。参加工作四年来,因为一直工资拖欠,总积蓄不足千元,现在要交这许多,我该怎么借、怎么还?

    结果还是借了钱交上。我怕的是自己就此下岗。而此时,我已开始计划结婚。

    往事历历。老金突然问我:你交钱时怎么想的?我说:我怕下岗。可是我当时想到了辞职。与其被精简,还不如自己高姿态。我那时还算年轻,还可以去烟台、苏州或者北京、上海去投亲靠友找碗饭吃。

    老金说:唉!我当时掉眼泪了。

    这句话从一位六十多岁的人口里说出来,的确给了我一个不小的震撼。

    我从小就爱哭,父亲不止一次的责备我: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总改不了,选择学校时不敢违拗父母的意愿,我哭过;被同学和老师误解时也哭过;与初恋擦肩而过更哭过;读书看到动情处,泪珠子就会在眼窝里打转,甚至看到倪萍哭,自己也是按捺不住。

    可是,那一年,我的眼泪呢?

    2005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