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与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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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岁这年，我发现我开始学会理解父亲，欣赏父亲，从内心深处崇敬父亲。尽管父亲此时已长眠地下，离开我6年了。
我很疑惑这种情感为何到来的如此之晚，同时我也明白这缘于我已成长为一个男人，而不再是一个男孩子了。
许多人儿时都是反抗父亲的，父亲更多地代表着权力、权威、传统、理智。我便是其中之一。曾经无数次我被父亲的行为与责骂激恼，发誓要离家远走，发誓要与他决裂。但我毕竟是一个性格懦弱、胆小怕事，屈服于权力的人。于是一次次我屈服在父亲面前。曾经无数次我想象我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男人，是多么地与父亲与众不同，可是年岁阅历的增长以及遗传力量巨大惊人的效果令人嘲讽地正在把我塑造成一个我父亲的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
父亲逝世的时候年仅63岁，当时他已距身患癌症作胃全切手术7年之久。那7年中，身上的病痛使他整个身心都变了一个样子，他从以前的工作尽情乐尽兴，变成了一个喜怒无常、暴跳如雷、沉默寡言的人。
父亲生病到去世的7年，我一直处于抵抗父亲的意志、言语的状态之中。因为我的同情心与爱更多地被反抗的情结冲淡了。更确切地说，我还太小，我还是个毛头小子，我还不知何为痛楚，何为伤心，何为厄运，我还不懂得人生，我不懂得父亲。
父亲生病的7年之中，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除了在床上大量休息之外，还要同时从事许多家务劳动。他对劳动的热爱无与伦比。他从一条160斤的彪形大汉变成了一个体重不过90斤的病人，有时候伺候他睡觉的时候，我看见他细得如同胳膊一样的大腿，也不禁酸楚之极，好想跑出去大哭一场。但那时我的意识还未达到去问一下为什么命运偏偏对他如此不公，随即就在我动情的时候，他又会暴跳如雷地责问我为什么又那么晚回家，我又早把那同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是又怀着一肚子不满，急急地离开了。
当时我总结了一下，在至少几个方面我与父亲截然不同，而且我认为当时的我已有了自己的原则，而原则的不同导致的行为不同是自然的。第一，他是热爱劳动的，而我是抵触劳动的，至少我认为体力劳动是不值得尊敬的。当时的我年少轻狂，读了几本圣贤书，知道了几句“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之类的圣人之言，便总是觉得象父亲那样成天把一堆木柴从东头搬到西头又从西头搬到东头的举动毫无意义并且愚蠢至极。我希求的生活则是成天躺在沙发上翻翻书、喝喝茶、吃吃东西，则轻轻松松一了百了。第二，他是正且直的，不会拐弯抹角，不会照顾细节，而我则认为君子则应阴柔如水、能屈能伸，这样才能顾全大局、八面玲珑。他对待上眼的人恨不能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对待不上眼的人直言不讳，甚至不理不睬，白眼相向。我认为他真是太傻了，那是不识时务的表现。第三，他是顽固不化的。凡他认定的事理，那真是八匹马也拉不回。他的坚持，对某些信念的坚持，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我认为自己是变通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坚持己见、抵挡变化是荒谬的。所以每每我胆敢对他的一些想法行为提出质疑时，他立马便会暴跳如雷，恨不得吃了我似的。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k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现今我已念完了研究生，并且上班了。这期间，我开始体会到，真正地体会到生活中居然真的有一种东西叫做伤痛，叫做挫折，叫做厄运。有时候，不期然的痛楚发生在你身上，唤醒你昏沉的意识，让你开始反问，为什么偏偏让我遭遇这种疼痛，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
1999年底，我从高床上于睡梦之中跌下，头部摔了一个大包，暂时昏迷5分钟，住院一星期，持续头疼头晕近一个月，之后偶尔睡觉时还会有一阵眩晕。那一个月中，离家在外，住在宿舍，休息不好，还得继续复习功课，准备期末考试，那简直是一段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就时刻在问自己那个问题：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倒霉。昨夜上床的时候，我还兴高采烈，为什么忽然从床上跌下把头给摔破了？
这时候我不由得想到父亲，我开始琢磨父亲是否当时也在患了癌症之后想过同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那是父亲有幸，他会少了一层心理困扰。但就凭父亲的智力与岁数与具体的情境，我想父亲不会没有问过自己那个问题。
坦白地讲，父亲生那次病之前，也并非一帆风顺，曾经动过一次眼部手术，左眼被摘除，一直是用一只眼睛来观察这个丰富多采又多灾多难的世界；脊椎也动过一次手术，腰部一直不好，从县城下乡近十多年，在农村生下了哥哥和我，之后政策平反返城，又从一文不名开始经商创业，为家里修了新房，嫁出去了三个姐姐，为哥哥娶了媳妇，供我上大学；再细讲，父亲去世之后家里再无别的收入，但日子过得顺顺当当宽宽余余；我继续念研究生，甚至讲排场、买电话、买衣服也均是父亲当年艰辛劳动的结果。这一切，多么地不容易。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47岁的中年男子，于83年改革开放的年代中从农村受了许多苦后重新返城，开始经商，开始大笔地赚钱，开始拥有了一个他先前都几乎不敢设想的美好生活。那真是他的新生活的开始，他会有多么的高兴。他应该期待着一个多么美好的下半生，就从他前半生的情况来看，生活的确应该还给他一个快乐的后半生。可是容许期待的决不是生活，生活又一次把他抛到了深渊；1991年，他被诊断为胃癌晚期。
可也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父亲他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他仍然保持了自己以往的所有优点：热爱劳动、勇往直前、正气凛然。也许他的确追问过命运何以如此不公，但我相信他的确是跨越了那个问题的答案。他尊重命运的安排，他接受了现实，他放眼未来继续前行，不然他也不会又活过七年又那么富有意义地生活。谁说生活没有意义，他病中的七年做了许多具体的事情，比如继续为家中创收，为子女出力，为母亲撑腰打气，这七年是一个男人与命运不屈不挠的斗争史。他在向老天证明他自己的尊严，他要用尽自己身上的每一份气力去劳动、去创造，去冲击命运的不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全可以用作我父亲的生前写照。
倘若把人生比作一条荆棘密布的道路，我们前进时被刺、被扎、被伤得累累血痕。但只要我们前进、再前进，当我们的脚板生长出了厚厚的茧子，我们的双手变得粗糙而有力，我们的血管之中开始流淌着浓厚热烈且沸腾着的鲜血，我们便会习惯于那痛，并且不会再怨天尤人，诅咒那痛；而且从那痛中会发现真正令人振奋的生命的欢愉与畅快。倘若我们真的这样做了，我们才可以叫做男人。
这种男人永远把劳动视作生命的第一需要；生命不止，劳动不息；从劳动中取乐，从劳动中生存致富。这种男人永远向前看，从不停下前进的步伐，因为他知道停滞不前就意味着生命的终止，徘徊于过去只是荒废生命。这种男人从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命运运作的方式与原则。好人好报坏人坏报只不过是好人一厢情愿的痴想与作家们劝人为善的教导，好人唯一的补偿就是做好人。这种男人太正直太富有正气以至于太执着，太执着于情感，太执着于信念，这种执着才使得他们如此不移地相信着某一种东西，才使他们变得顽固不可亲近、可靠而又暴躁。
我的父亲就是这种男人，我现在开始懂得父亲的时候，我希望我也能成为父亲一样的男人，那样执着，那样觉悟，那样顽强，那样目标向前，那样热爱劳动。
父亲，你虽然长眠地下，但儿子的心声想必泉下可知。一个奋斗不息的人精神永存！
xx岁这年，我发现我开始学会理解父亲，欣赏父亲，从内心深处崇敬父亲。尽管父亲此时已长眠地下，离开我6年了。
我很疑惑这种情感为何到来的如此之晚，同时我也明白这缘于我已成长为一个男人，而不再是一个男孩子了。
许多人儿时都是反抗父亲的，父亲更多地代表着权力、权威、传统、理智。我便是其中之一。曾经无数次我被父亲的行为与责骂激恼，发誓要离家远走，发誓要与他决裂。但我毕竟是一个性格懦弱、胆小怕事，屈服于权力的人。于是一次次我屈服在父亲面前。曾经无数次我想象我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男人，是多么地与父亲与众不同，可是年岁阅历的增长以及遗传力量巨大惊人的效果令人嘲讽地正在把我塑造成一个我父亲的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
父亲逝世的时候年仅63岁，当时他已距身患癌症作胃全切手术7年之久。那7年中，身上的病痛使他整个身心都变了一个样子，他从以前的工作尽情乐尽兴，变成了一个喜怒无常、暴跳如雷、沉默寡言的人。
父亲生病到去世的7年，我一直处于抵抗父亲的意志、言语的状态之中。因为我的同情心与爱更多地被反抗的情结冲淡了。更确切地说，我还太小，我还是个毛头小子，我还不知何为痛楚，何为伤心，何为厄运，我还不懂得人生，我不懂得父亲。
父亲生病的7年之中，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除了在床上大量休息之外，还要同时从事许多家务劳动。他对劳动的热爱无与伦比。他从一条160斤的彪形大汉变成了一个体重不过90斤的病人，有时候伺候他睡觉的时候，我看见他细得如同胳膊一样的大腿，也不禁酸楚之极，好想跑出去大哭一场。但那时我的意识还未达到去问一下为什么命运偏偏对他如此不公，随即就在我动情的时候，他又会暴跳如雷地责问我为什么又那么晚回家，我又早把那同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是又怀着一肚子不满，急急地离开了。
当时我总结了一下，在至少几个方面我与父亲截然不同，而且我认为当时的我已有了自己的原则，而原则的不同导致的行为不同是自然的。第一，他是热爱劳动的，而我是抵触劳动的，至少我认为体力劳动是不值得尊敬的。当时的我年少轻狂，读了几本圣贤书，知道了几句“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之类的圣人之言，便总是觉得象父亲那样成天把一堆木柴从东头搬到西头又从西头搬到东头的举动毫无意义并且愚蠢至极。我希求的生活则是成天躺在沙发上翻翻书、喝喝茶、吃吃东西，则轻轻松松一了百了。第二，他是正且直的，不会拐弯抹角，不会照顾细节，而我则认为君子则应阴柔如水、能屈能伸，这样才能顾全大局、八面玲珑。他对待上眼的人恨不能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对待不上眼的人直言不讳，甚至不理不睬，白眼相向。我认为他真是太傻了，那是不识时务的表现。第三，他是顽固不化的。凡他认定的事理，那真是八匹马也拉不回。他的坚持，对某些信念的坚持，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我认为自己是变通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坚持己见、抵挡变化是荒谬的。所以每每我胆敢对他的一些想法行为提出质疑时，他立马便会暴跳如雷，恨不得吃了我似的。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k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现今我已念完了研究生，并且上班了。这期间，我开始体会到，真正地体会到生活中居然真的有一种东西叫做伤痛，叫做挫折，叫做厄运。有时候，不期然的痛楚发生在你身上，唤醒你昏沉的意识，让你开始反问，为什么偏偏让我遭遇这种疼痛，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
1999年底，我从高床上于睡梦之中跌下，头部摔了一个大包，暂时昏迷5分钟，住院一星期，持续头疼头晕近一个月，之后偶尔睡觉时还会有一阵眩晕。那一个月中，离家在外，住在宿舍，休息不好，还得继续复习功课，准备期末考试，那简直是一段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就时刻在问自己那个问题：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倒霉。昨夜上床的时候，我还兴高采烈，为什么忽然从床上跌下把头给摔破了？
这时候我不由得想到父亲，我开始琢磨父亲是否当时也在患了癌症之后想过同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那是父亲有幸，他会少了一层心理困扰。但就凭父亲的智力与岁数与具体的情境，我想父亲不会没有问过自己那个问题。
坦白地讲，父亲生那次病之前，也并非一帆风顺，曾经动过一次眼部手术，左眼被摘除，一直是用一只眼睛来观察这个丰富多采又多灾多难的世界；脊椎也动过一次手术，腰部一直不好，从县城下乡近十多年，在农村生下了哥哥和我，之后政策平反返城，又从一文不名开始经商创业，为家里修了新房，嫁出去了三个姐姐，为哥哥娶了媳妇，供我上大学；再细讲，父亲去世之后家里再无别的收入，但日子过得顺顺当当宽宽余余；我继续念研究生，甚至讲排场、买电话、买衣服也均是父亲当年艰辛劳动的结果。这一切，多么地不容易。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47岁的中年男子，于83年改革开放的年代中从农村受了许多苦后重新返城，开始经商，开始大笔地赚钱，开始拥有了一个他先前都几乎不敢设想的美好生活。那真是他的新生活的开始，他会有多么的高兴。他应该期待着一个多么美好的下半生，就从他前半生的情况来看，生活的确应该还给他一个快乐的后半生。可是容许期待的决不是生活，生活又一次把他抛到了深渊；1991年，他被诊断为胃癌晚期。
可也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父亲他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他仍然保持了自己以往的所有优点：热爱劳动、勇往直前、正气凛然。也许他的确追问过命运何以如此不公，但我相信他的确是跨越了那个问题的答案。他尊重命运的安排，他接受了现实，他放眼未来继续前行，不然他也不会又活过七年又那么富有意义地生活。谁说生活没有意义，他病中的七年做了许多具体的事情，比如继续为家中创收，为子女出力，为母亲撑腰打气，这七年是一个男人与命运不屈不挠的斗争史。他在向老天证明他自己的尊严，他要用尽自己身上的每一份气力去劳动、去创造，去冲击命运的不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全可以用作我父亲的生前写照。
倘若把人生比作一条荆棘密布的道路，我们前进时被刺、被扎、被伤得累累血痕。但只要我们前进、再前进，当我们的脚板生长出了厚厚的茧子，我们的双手变得粗糙而有力，我们的血管之中开始流淌着浓厚热烈且沸腾着的鲜血，我们便会习惯于那痛，并且不会再怨天尤人，诅咒那痛；而且从那痛中会发现真正令人振奋的生命的欢愉与畅快。倘若我们真的这样做了，我们才可以叫做男人。
这种男人永远把劳动视作生命的第一需要；生命不止，劳动不息；从劳动中取乐，从劳动中生存致富。这种男人永远向前看，从不停下前进的步伐，因为他知道停滞不前就意味着生命的终止，徘徊于过去只是荒废生命。这种男人从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命运运作的方式与原则。好人好报坏人坏报只不过是好人一厢情愿的痴想与作家们劝人为善的教导，好人唯一的补偿就是做好人。这种男人太正直太富有正气以至于太执着，太执着于情感，太执着于信念，这种执着才使得他们如此不移地相信着某一种东西，才使他们变得顽固不可亲近、可靠而又暴躁。
我的父亲就是这种男人，我现在开始懂得父亲的时候，我希望我也能成为父亲一样的男人，那样执着，那样觉悟，那样顽强，那样目标向前，那样热爱劳动。
父亲，你虽然长眠地下，但儿子的心声想必泉下可知。一个奋斗不息的人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