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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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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闲话

    听闻这本书其实很早。95年我上大学,有一天一位穿着时髦爱听四大天王的女同学跟我聊天,提到了这本书。发现我居然还不知道这本书,她和我几乎同时大吃一惊。她大吃一惊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而我的大吃一惊则完全是她表现出来的惊奇。她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的跟我说:还不快去书店抢书,愣在这里干什么。

    那一天我没有去书店,但是那一天,我却记住了这本书的名字,万历十五年,以及这本书的作者黄仁宇。我所以逆潮流而行,也是我个人的原因。我这个人,有点倔脾气,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人云亦云。有时候可能会把自己这一点特点发挥的过了,便变成有意在事情的判断上,故意站在多数人的相反方,以表示与众不同。那一次,我也没有例外。我假装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本书,所以也没有有意的去寻找过这本书,一直到了现在。甚至这本书已经渐渐的在我脑海之中淡却了。

    十天前,在先锋书店瞎逛,无意之中,看见了这本书。随手拿起来翻倒信息页,一看定价是12块8毛钱,就当机立断把它买下了。回到家一打开,看了序言,就没舍得在放下,可是又不舍得一口气读完。说实话,自从上了班之后,我已经没好几年没逐字逐句的看过一本书了。这一次好不容易碰倒这本书,如果很快就翻完了,岂不是很可惜。于是我小心翼翼的,扎扎实实的,连续看了三个晚上,把这本书看完了。看完了之后,真的有拨云见日之感。我不能不说这是一本好书,我不能不说我上大学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这本书我实在应该早看的。

    不过今天看到这本书,我觉得还好。总比一辈子不看这本书好些。顺便说一句,我看完这本书之后,随即就到书店买了一本黄仁宇的自传,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现在坐下来,花些时间,写这个东西,算是向这位老人家致敬。

    2、狐狸

    看完这本书的第一个感觉是:黄仁宇是个老狐狸。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社会中的六个人物,在黄仁宇的笔下,居然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被理解。千金易得,知己难求。能被人理解最让人感到欣慰,而能够理解别人,又要求一个人必须要对人生事故,有非比寻常的认识和体悟。黄仁宇在书的后记里说到:步入中年以后,学历史已有探寻人生意义的趋向。老狐狸这个词语用到这里,我并没有恶意,实在是我无法寻找到另一个贴切的词语,来形容黄仁宇深刻的理解力。如果非得用其他的词句来形容看完这本书后,黄仁宇给我种下的印象,那么就是两句老话: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我想他达到这样的境界,恐怕也是得自于两方面的教益:一为自己人生的切身磨砺,二为学问研究中的如切如磋。而我个人的观点,则是这前一种带给这本书的影响,恐怕更是主要的。如此一说,也难免不提起学问和个人性格的问题。我一直相信个人的性格和感情特点,对于他自己所研究的学问,有无法去除的塑造力。即使是一门看起来多么客观,似乎和个人的生存问题并不搭边的学问,也真的无法避免被烙上做学问的人的人格印记。那么我的意思不如这样说明:先有如此老狐狸似的黄仁宇出现,才会有如此风格的万历十五年。假设让另一个性情和黄仁宇完全不同的人去写这本书,也采用传记叙述的方式,恐怕也得不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本万历十五年。举个有趣的例子,我们可能会对这一点认识的更加清楚:假如有可能让鲁迅去写这本书,采取大致相同的结构,估计我们会看到一个天差地别的万历年代。我冒昧的猜测一下,很可能鲁迅的万历年中,只会把理解给予海瑞戚继光一类的人,而不会把同样的待遇放在万历皇帝和申时行以及张居正的头上。这一点也并不难理解,虽然同样是搞历史的人,在有限而模糊的文献和资料之中,探究历史人物的眼光,自然要以自己现行的行为方式和经验,以及性情,得到一个具体化的度量,从而考证他们当时的行为动机,和整个人的面目。在某些性情不同的历史学家的笔下,这本书提到的六个人物,会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也不是一件多么新鲜的事情。

    说到这里,其实更加觉得自己说的是废话了。有什么可以值得更加详细阐述的必要。在历史人物的身上,放置进去自己的人格性情,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时光不可倒流,就是让历史成为一门有趣的学问的关键。历史人物已经永远逝去,并且再也无法回转。于是我们各种人无一例外的,以各种自己的方式去还原当时的历史人物,同时也在尽情的展现自己的故事,并且宣布自己所领悟到的人生真理。关于一些年代久远的人物,我们知之甚少,加上年代的久远,时空的作用,得出一个真切可靠的面貌,是更加的困难了。比如项羽和刘邦的故事,我们所知道的,也无非是司马迁史记上的叙述,可是我就总是在怀疑:是不是这是一个司马迁颇具用心险恶的歪曲呢。既然真相已经无法得知,我们不妨可以做另外一种想象,这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怀疑:项羽怎么就一定是一个英雄呢。难道他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好大喜功性情粗鄙的糊涂蛋吗。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尽情的想象:想象一个学文学武学指挥家都不成功的鲁莽之人,只是凭借着自己天生的神力和混球的性格,再加上家族先前的一些威望,在乱世之中依靠不怕死的冒险,取得一次一次的胜利,而最终成为西楚霸王,而最终在乌江边凭借一时的意气,稀里糊涂的自刎身亡,并且在宝剑割断喉咙的时候,还生出了一丝悔意,或者生出阿q似的一付豪情。难道这种情形是不也是一种可能性吗?当然如今说这些事情,再也没有丝毫考据的意思,只是在另一方面说明历史在被后人叙述的过程中,很可能是经过了书写者本人的经历和性情所调制。

    那么历史从精确的意义上讲,也是不可精确恢复。一旦恢复,恢复出的已经不是当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真的历史已经随着岁月,被彻底封存在了地下,早就超脱了人世。恢复历史的意义在于澄清现在的问题,看见当下的真实,另外我所看重的一点是:表达出作者自己持有的观点和人生态度。所以我在这里写这一章节,无非是表明这一态度:历史给予我们最多的不是过去的事实,而是现在的情况,我们从中得到深切了解的,也不是历史中的人物,而是这个写历史的人以及他所处于的社会背景。开始的时候,我之所以说黄仁宇使一个老狐狸,就是出于这个意思。

    最后要说,研究历史是重要的。即便如前面所说,研究历史的人,从不能非常可靠的文献中,恢复出一个过去时代的故事,总不能是完全可信的。但是就在这众多不同的书写历史的人互相比较下,互相纠正甚至互相攻击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于历史全面的图像。这些方法和思路,在现行的社会现实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历史真相的公开,在某一种意义上,是社会开明和进步的象征,是思想进步的标示。大多数的情况下,一个历史案例的重新解释,往往对应着社会中一次意义巨大的改革,当然有时候也不乏腥风血雨。

    不过历史的悲哀和魅力,也同时在于历史的不可能完全恢复。黄仁宇的观点是,历史必须是与现今相隔较远的情况下,才可以得到比较客观的观点。可是这种方法带来的问题却在于:一旦年代久远,资料难免缺失和损耗,在经过一代又一代书写者接力式的阐释,真实的图像已经得到极大的损伤。用现代的通信理论来看,如果把时间比喻成一个信道,而把历史事件比喻成需要传输的信号,那么这中间可能发生的事情是:由于一代一代的历史学家从真实的事件之中取样,一直到300年之后,这个取样已经超出了我们可能恢复出最初图像的最大能力。历史学家的能力的高下,也就是要看他们个人这个恢复出原信号的本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能说黄仁宇恢复出的是一个最接近当时真实的历史图像,或者他的历史结论是多么的高明,问题是我喜欢他的书写风格,以及他本人所持有的人生见解。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屡次的在想:如果黄仁宇有机会去做一个高官,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得的人物,至少也是位极人臣。可惜这也是一个已经淹没在历史之中的一个遐想。黄仁宇自己的人生,经过各种各样的事件,最终得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身份而离开人世,也是令人安慰的。思想永久,但是政治短暂,黄仁宇的道路,恐怕还是一条幸运的道路。

    至于年代新鲜的已经发生之事,究竟我们又要采用一个怎样的名称去称呼它们,这是历史的一个定义性的难题。按理说,这是资料与事实最完备而可靠的一段故事。可是我们同样发现研究它,非常的为难。先不要说政府究竟是否允许当代人肆无忌惮的去阐释,研究的人首先面对的就是以怎样的一种姿态去研究。是要书写当权者的历史,还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是要站在哪一种利益,哪一种角度,哪一种道德和经济判断上,这都是一些具体到研究者本人的问题。于是我们又一次的看出,历史真相得以澄清的难度。我先前喜欢一句如此的论调:宗教是私人问题,信仰是私人问题。看来今天我又一次要使用这个句式:历史也是一个私人问题。

    3、阴阳

    任何关于人间的学问,都离不开人本身的问题。而人本身的问题,又离不开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黄仁宇也有自己对于人性的看法:他认为人均有阴阳两面。阴指的是欲望,而阳指的是道德或者理想。在这本书中,黄仁宇在很多事情和人物的判断上,不露声色的应用了自己这一套理论认识。他无意在这个假设上做很多的说明,他只是把自己的阴阳之论拿来就用。在他看来,张居正和申时行都是深谙阴阳之道的人,而很明显的是,黄仁宇也是默认了阴阳之道的正确性。于是他才可以如此把最大的理解,同时给予了张居正申时行。恐怕这两个当年的官僚,泉下得知自己在300年后,居然被一个人如此的通透了解,都要开心的笑出来了吧。前面我说,如果黄仁宇有机会做官,也是很有前途的,就是这个意思。姑且不论更加先进的关于人性的看法是否存在,也不谈论这个阴阳之论是否目前还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我看到的事实是,在现今中国的大地上,这个阴阳之论还没有过时。

    我得说我们的国家如今真的是局面一片大好,可是正如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局面,中国也存在不少的现实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恐怕向着一个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是指日可待了。

    话从哪里说起,不如从民间的议论开始。我要说的是,这些话从来没有得到严格的考证和调查上的证实,可是如果我真的要为了写一篇小文,而去做时力浩大的研究,也是不具备可实施性。于是只是道听途说,信口说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有人说,如今的一个政府官员,收养一两个情妇,凭借着自己在职位的方便,每个月出席十几个剪彩场面,或者莅临几个下属单位检查,得到许多的官位外收入,实在是稀松平常之事。只要他再不收取之外大额的贿赂,我们就应该称之为清官了。我听到这话,就大为惊奇,也同时给予了激烈的驳斥。怎么可以这样呢,官员就是人民公仆,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怎么可以在自己的收入之外,再索取额外的报酬呢。可是当我读到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我恍然大悟,我终于知道了,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黄仁宇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人,用道德代替法律治理国家,是不得长久的。可是在目前的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还由于国情的原因,我们的法制还没有得到最有效的实施。人间处处有人治,天下处处法不行。我们太相信阳的力量了,以至于我们缺少必要的约束阴的措施,即便有措施,也由于某些原因无法真正有效的贯彻下去。对于中国的现实看得越明白,你就愈加的清楚一点,就算你在官位上,也会照样行事。因为你如果不如此,就要一筹莫展,不仅不能尽最大的可能作一些实际的事情,而且还有可能屁股都没有坐稳,就要一事无成的滚蛋了。正如黄仁宇说的,无论皇帝,还是官员,在某种现行的社会体制中,是整个机构的代表,同时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为就个体而言,你可能有崇高的理想,美好的情操,可是作为一个机构的代表,你无法脱离了别人而改变现状。这就是最大的症结所在。

    于是你看到了,我们在很多的事情面前,即清醒又糊涂,这是万不得已的选择。这是必然的选择。在很多事情都需要得到合适而及时的处理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优先级。我们既要照管好这么多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又要应对国外势力对我们的压迫和排挤,又得维持住一个安定团结发展经济的大好局面,在这一切当中,对于腐败的整治,必然不能放到一切事务的最前台。尤其当腐败的问题在很大的层面上铺开,并且勾连错尊,环环相扣的时候,没有一个合适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旦雷厉风行的整治开始,必然要波及到国家的稳定,经济的滞后,最后恐怕是不可收拾。有人用的一个比喻非常好:所有现在中国存在的问题,恐怕就像地下所埋着的地火,我们目前只能慢慢的释放,慢慢的解决,一旦彻底的放开,企图很快的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很可能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还会引火烧身,不仅会烧掉所有社会的暗疮,还会烧掉一切本来怀有美好愿望的人民。鲁迅说过一句话:我愿这地火从地下涌处,烧掉这地面上的一切,连同我热爱的野草。从黄仁宇的观点来看,恐怕是有些悲观并且出离愤怒了。野草是无辜的,人民也是无辜的。大家所希望看到的,是幸福和谐的生活,而不是流血和杀戮,不是不顾一切代价的追求理想社会。

    可是问题总会在不可解决的时候,发生一些激烈的方式。那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经历的场面。毕竟人生一世,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

    黄仁宇的阴阳之论,找出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却似乎有言之未尽的地方。那就是我们需要一种良好的法制体系,能够恰当的制衡这种阴阳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当每个人去追求阴的时候,必然要考虑到为之付出的后果,然后才是得到的享受。孔子说:小人怀土,君子怀刑。这种说法天然的把人就分成了小人和君子。可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小人也没有君子,只有阴阳并存的人。于是一个社会体制最应该关心的问题,就是让每个人必须先怀刑,然后再怀土。如此,美好的社会就离我们接近了一步。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所倡导的法制。说起法制,我们国家的法律,足以让每一个贪官污吏胆战心惊,5000块以上的数目就要立案。所以我们的一个问题,还是逐渐加强实施。

    4、正直

    贩卖正直是黄仁宇在这本书中的一句惊人之语。正直一向在我们心中,就是一种高贵的品格,岂能和商品同日而语。但是黄仁宇似乎在这点上,具备了心理学的某些知识。他毫不客气但是貌似平和的指出,对于有些人,正直就是用来当作一种旗帜,一种噱头,一种引人注意与世为敌因此达到千古不朽的工具。黄仁宇的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话,估计要引起一些麻烦。至少很多正直的人是要站出来反对的。但是黄仁宇丝毫没有在这个细节上,浪费自己多余的一点力气。在这本书中,贩卖或者炫耀正直的判断,在书中一闪而过,如果你不是很仔细的阅读,都不会注意到如此的句子存在。甚至就算这样的句子从你的眼前掠过,你也可能不会太计较,以为只是黄仁宇的无意之笔了。但是这是个假象,这是黄仁宇非常成熟的判断。从他宣讲阴阳之论的时候,就显露出了这个端倪。

    在黄仁宇的眼中,万历十五年之中牵涉到的6个人,没有一个是功德圆满者,每一个都是失败者。但是我们却格外的注意到,似乎在张居正和申时行的身上,黄仁宇投入了更多的青睐。尽管黄仁宇的笔调散漫而冷静,但是字里行间,对于能够调和阴阳,在不可为的情况下,仍然能选择有所作为的人,更多的倾注了赞美的心态和口气。张居正和申时行是能够妥协并且谙熟阴阳之道的人,他们在环境所限制的情况下,还是不断的发挥作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句话,他们愿意活着并且实践自己的理想,他们知道丑恶却能视而不见或者表示理解,他们的第一位特征是能够和现实达成一致。于是另外一类人难怪要在黄仁宇的笔下,悄悄的携带了一些悲剧成分的东西。尤其是当某些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忠烈执拗人物,便在黄仁宇的手中,成了贩卖正直的嫌疑犯。在这一点上,我看黄仁宇是不宽容的。

    黄仁宇的不宽容,就在于他把这些敢于和现实决裂的人的价值,给轻轻的用一句贩卖正直给否定了。西方人说: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意思就是对于一个个体的人,他拥有自己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自由,并且在生活方式上,没有可靠的价值判断可以存在,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改造社会,影响他人,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历史学家仍旧是脱离不了自己的判断书写历史的,于是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对于两种人的态度上,黄仁宇表现出了和自己的人生价值所相关的喜好判断。尽管他把这一点,隐藏的非常之深。

    不过黄仁宇说的贩卖正直,似乎也并非子虚乌有。在我们肯定了正直,肯定了的确有一种真实的发自内心,来源于道德和理想的清醒的正直之后,我们还要说说那些可能虚假的正直,也即黄仁宇所言之中有可能涵盖的一种,沽名钓誉的正直。电影勇敢的心上,有一句台词:勇猛刚正的人,必然要受到大众的喜欢。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狗也很勇猛忠诚。这句话说的很准确。自古以来,硬骨头总是被老百姓所爱的,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意识,已经在人们的身体之中生了根。只要是和强者为敌,对错往往不会首先成为关注的焦点,人们最先想到的先是无关的正气或者别的什么。人们血液中某些危险暧昧原始的冲动,很容易在正直的旗帜下得到唤醒,然后哪怕被利用起来去从事不那么正直的事情。反倒在小事情,在具体可以被当事人所把握的事件中,人们很快就丧失了正直之心,以为那不过是一个虚无的言辞。这个现象最容易在偏执的人身上发生,成为诱惑和鼓动大众的由头。但是我们多数的情况下,又不敢说出对于大众的怀疑,我们深知和大众作对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我们一直被教育要相信群众,于是在大众被彻底给予自由的时刻,脱离出大众的清醒者,是最倒霉的。他此时的选择就只有两个,要么难得糊涂,要么投河,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贩卖正直。

    黄仁宇的阴阳之论,看重的是一种中国人所推崇的外圆内方的学说。把刚正深埋在心底,而把圆滑显露在外表,做到内心有理想有道德有正直感,但在行为方法上却有妥协有圆滑的技巧。在黄仁宇看来,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在世上真正的作些实在的事情。除非如此,一个人恐怕在推行自己的理想之时,不是一事无成,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或者是一辈子生活在郁闷之中,碌碌无为。到此我们看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黄仁宇说出贩卖正直这样的话语,表达自己对于一种哪怕善意的行为方法的不赞成,也是在情理之中。完全符合黄仁宇在这本书中的基本论调。

    5、操作

    在文体上,黄仁宇说是为了研究历史的大众化,故而把这本书写成人物传记的铺述。我们现在来看,黄仁宇的效果达到了。这一本本来属于学术范围的书,不仅为他赢得了莫大的声名,而且还广泛的为市井百姓所阅读。某种意义上,这本书的格局非常的类似于一本小说。作者试图给我们讲述一个年代的故事,但是却分别的讲述了六个主要人物的故事,在各自的故事之中,让这几个人物互相的渗透,并且发生各种关系。黄仁宇的操作是成功的。

    操作这个词语被我们忽视已久。我们注重完美的理论和理想,却没有把同样的重视给予可实施性,也即操作性,是大多数理想最终破灭的原因之一。操作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已经太久。人们知道的是:铁杵磨成针,有志者事竟成,坚持就是胜利,等等,可是人们就是不愿意谈论操作层面上的事情,似乎还刻意的避免谈论它,因为它是如此具体而琐碎的枝节。可是人们忘记了,任何美妙的理论,一旦离开了具体的可操作性,就成了一纸空文,一夜美梦,等着梦醒了,现实依旧,但理想早就空落甚至消失的无影无踪。

    注重操作其实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伟大的愿望,挣很多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一本很厚的书,谈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可是很少人愿意去从一毛钱挣起,从邻近的城市走起,从今天的一千字开始写起,从刚才擦肩而过的这个女孩子开始谈起,这就是我们最终没有美梦成真的原因。我这里还不是宣扬行动的重要性,我还没有到达那一步,因为在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计划产生之前,行动是很难开始的。如果我们愿意写书,从今天开始,从一篇怀念故去的奶奶的散文开始,先不要从一个试图描述整个20世纪面貌的小说开始,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具有很强操作性的计划。因为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们才会得知一些最基本的文字的技巧,并且领略创作的困难喜悦,才会一步一步的走向更为宏大的计划和历程上去,最终有望达成自己最初的心愿。可是除非如此,我们只能是永远在虚幻的计划之中,垂垂老去。

    操作性是方法,但是又在方法之前。操作性是一种对于现实深刻而精确的认识。黄仁宇书中的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戚继光,是深谙此道的。他们的理想尽管没有得以实现,但是那是时代的错误,体制的错误,并不是他们个人的错误。因为就个人而言,他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把自己的每一点想法,通过可操作的方式,变成了现实。可是与此相反,海瑞就是缺乏对于操作性认识的典范。他的一切行为都因为他对于现实体察的不够深入,单凭着一腔报国爱民的热忱,单凭着正义凛然,注定了要失败,并且失败的比张居正他们还要可怜。那么李贽呢,他总算还是找到了适当的可操作性,总算一边离经叛道,一边著书立说,还留下了些传与后人的文字。尽管那些文字,最后也成了后人可怜他的证据。

    6、假如

    看完这本书,难免想到个人在历史当中的悲哀。当然具体到个人,可能在后来的历史学家看来悲哀的人,或许就在他生活的一生一世当中,却快活的不得了,而且自我的感觉是完满的。当然情况也可能恰恰相反。所以我这里说的悲哀,意思是说把个人放在历史长河之中的悲哀。或因为壮志未酬,或因为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或因为困于时代的牢笼,用力用心不得其道,或因为一生的努力在后世看来,终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故而最后以悲剧英雄的面目和后人相遇。我们总是在钦佩和呼唤与时俱进的英雄,能够看清历史的走向,把握时代的脉搏,在自己所处的社会背景中大有作为者。可是千万人之中,这样的人又有几个。何况在一百年里看来了不得的人物,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要被历史的评价所唾骂和摒弃。一个人能够把握的是何其至少,可是不能把握的又是何其之多,从此说来,历史上的英雄和现实社会中的英雄,也往往不是同一个概念,甚至背道而驰。一个人,究竟可以在一生之中,把握住什么。

    黄仁宇显然是把这本书中提到的一切人给否定了,无一例外的给他们下了一个失败者的定义,可是我们却不甘心,我们马上就要询问的是:究竟对于一个活在当下的人,他是要为自己当下的价值体系而生活,还是不断地在历史中寻求一个更为终极的价值观念。如果对于一个人,提出如此的要求,那就未免太过于苛刻。实际上处在一个时代中的人,没有理清现存社会关系的可能性。他不可能站到一个非常高的历史高度,去俯瞰他自己的生活,他只能从现实的角度去寻求这个社会允许提供给他的生活方式。是否有一种终极不变的价值,或者立足点,可以让现实中的人,去放心而大胆的去依靠。如果有,那么是什么。

    于是这样的问题就产生了:如果你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李贽,海瑞这些人其中的任何一个,并且假设你有了黄仁宇现在已经拥有的认识,姑且认为黄仁宇的认识是正确的,那么你将会在那个地位上,做些什么。可是黄仁宇给予我们的结论好像就是,即使如此,在那样一个大环境下,我们依然无可作为,并且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举动。我们最有可能选择的行为反倒是及时行乐。因为改变整体情形的可能既然不存在,即使有良好的设想也无法在那个体制和社会背景下实施,那么不如消极无为。甚至我们还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出令后人感到发指的可怕行为,去促使那个王朝的毁灭。既然拯救已经成为不可能,那么用自己变本加厉的荒唐行为,促进他的瓦解,又何乐而不为。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黄仁宇的历史中,人在历史环境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和错误的体制中间,悲剧的发生是必然的,而任何个体的行动毫无用处。并且更加可悲的是,在这个体制演变到一定程度之前,似乎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向前发展,就算明明知道了它要灭亡,也不能加速,也不能挽救。就象一个演员,我们在幕布拉开之后,就只能按照导演的意图,把这出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戏剧坚持演下去,直到幕布再度合起。

    7、有为

    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悲观消极的观念,总是被我很小心而坚决的抵制。所以我相信一个朴素的观点:有所作为是好的,事情总会在有所作为之中,得到前进和改观。黄仁宇无论在书内书外,似乎都表现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其实这样的想法并不新鲜,孔子老早就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大多数人所缺乏的,往往不是对于问题的认识,而是把已经拥有的认识,如何真正的贯彻到具体的生活之中。所以我们需要教育,需要不断的被灌输,需要自己的体悟,需要真理以各种新鲜的方式不断的被述说,才有可能使一种理念,彻底的流进我们的血液当中,成为指导我们生活的法则,成为我们自己的意识力。可是更加珍贵的是,我们更需要一种正确的观念,流淌进整个社会人群的潜意识之中,成为社会的一种文化共识,也只有这样,孤独的英雄才不会显得珍贵,而大众的幸福却会更加容易实现。

    举一个例子。黄仁宇在后记之中含蓄的说道:“基督教传统里有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称为原罪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这中外共同之点,我觉得今日可以作为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从此引言之中不难看出,黄仁宇的目的,也无非是希望把这种“预先就摆设出一个好的假设”的做法或者思想观念,给有效的摒除,并且以西方的原罪之说,或者他自己提出的阴阳之论作为看待一切问题的基本支点。就黄仁宇没有丝毫的就此阴阳之论或原罪之说,给出更进一步的做法来看,一个原因是在这本书中,这种立论的基调,无非是作为一个工具或者方法引入,没有具体论证的必要。而另外一个原因,在我看来,至少他如此理直气壮的援引原罪之学说著述,就足以说明西方的原罪观点,已经深刻的进入了黄仁宇的血液,在他的一切行为当中,成了一把尺度和行为的动力。

    如此看来,那就是更加说明了一点:有所作为的前提必然是先去相信一点什么,而不是怀疑。从真实的情况看,一切有为而积极的人士,必然首先顽固的相信什么,才可以一往直前的有所作为了。不过在我看来,这还不算是真正思想的解放,真正思想的解放,应该是在还没有找到可以相信和依靠的理念的时候,就摸索着前进,在行动之中,去让怀疑和相信互相斗争,互相较量,哪怕最终在死亡的片刻,似乎还在怀疑当中,却已经用切实的行动后果,证明了他自己曾经还是坚决的相信过什么。

    黄仁宇的阴阳之论,以及西方的原罪之说,再加上中国人对于人性更为乐观的性善之论调,其实也无法在历史的任何时刻,就是有一个绝对的胜利者。顶多就是各领风骚几百年。再长远的看,恐怕更为贴切和有效的看法,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得以出现。所以我不妨就此摊出自己的底牌,我的终极信念,那就是总是要选择有所作为。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只要有受力,变化和发展就必然发生。可是一旦脱离了行动,一切的事物,就要无所改变的,悲哀的,如同诞生之初,了无生趣的存在下去了。那才是真的悲剧。所以也是这个原因,黄仁宇认为的历史中的悲剧人物,有可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8、历史

    历史最大的功效,在我看来,还不是做一面现实的镜子。以史为鉴而解决或者辅助今天的道路,也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想。严格意义上讲,借鉴是不可能的,因为条件已经发生了转变。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理论,怎么可以用来预测和治疗今日的伤痛。对于纠正现在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通过对于未来的预测。对于过去的反省,其实也只有在预测到有可能发生的未来的场面时,才能对今天有所帮助。人们天天在喊不要忘记历史,人们甚至如此的沉迷于对于历史的反省,而忽略了对于未来的高瞻远瞩。这样得到的现实结果是残酷的,为了反省历史而反省历史,不去研究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无用而危险的。实际上我们悲哀的发现,自古以来从来没有新鲜的悲剧发生过,只是发生在不同的年代和客观环境下。我们每次都在事后大肆的反省,可是在事实发生之前,从来没有很明智的用先前的历史打倒过悲剧的重演。历史似乎在这里陷入了一个可笑的境地,那就是发生之后,才会给出一个解释,而在发生之前,甚至无能为力。尤其历史学家都是活在当下的人,对于当今的问题,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往往给予了最轻微的注意力,或者就是在当权者的影响下,不得说出自己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

    不过历史对于个人,却有如一面明镜,或者看向时间深处的望远镜。对于未来,无人能够知晓,但是对于过去,我们可以借助历史的眼睛。历史很轻而易举的把一个人的渺小和局限给展现的淋漓尽致。在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看见人生的大致过程,并且还可以模糊的领略到未来的颜色,实在是人类的一大美事。对于一个人而言,历史最大的作用不是促使我们去成为一个历史中的英雄,而是促使我们成为一个现实中的英雄。这才是历史的个人功效所在。

    9、二十万

    二十万字是一个非常好的数目。在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又一次感叹20万字的优美。写书的人,总是有野心,希望能够把自己对于人生的认识,尽可能在一本书中,成体系的叙述完备。可是这里面也有问题,黄仁宇在这本书中,多次的提到一个词语,那就是技术。黄仁宇所指的技术,恐怕更大的意义上,是所谓的可实施性,也即一种手段。写书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的书能够被别人所阅读,可是就我的经验看来,这其中也许有技术层面上的问题需要解决。除去了文字和情节以及逻辑方面的优美,恐怕在当今的年代,字数或者一本书的厚薄,也已经成为一本书能否被人所接受的一个技术问题。

    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读过许多的大块头书。比如战争与和平,卡拉马卓夫兄弟,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还试图阅读存在于虚无和作为表象的世界,前两本我之所以耐着性子读下去,原因在于我当时还年轻气盛,虚荣心极强,后两本没有继续下去,也在于我的性子或者虚荣心,也不足以和那么厚而枯燥的书本对抗。至此得出一个操作方面的经验,太厚的书,总是对于一个人有压迫感的。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在心理学上找到适当的依据,可是我总隐约的感觉到:在一本过于冗长的叙述中,作者既要维护自己一种连冠的叙述口气,又要详尽的发展情节或者逻辑,总会让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丧失兴趣与新鲜感。这个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一个人的文笔再优美,一个故事的趣味性再强烈,人总是有一个有限度的耐性,不会长时间的关注一样不再变化的事物。百年孤独算是一本惊世之作了吧,可是试想一下,假如这本书不是现在那么厚,而是象追忆似水年华那般有厚厚的三卷本,不知道它的普及程度,会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我看着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万历十五年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其实我明确要说明的一点是:这本书的成功,和这本书的厚度(字数),有着很大的关系。假如这本书的不是目前的20万字,而是40万字,我都要怀疑这本书是否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按照黄仁宇的深厚学问功底,再从万历年间找出三五个人,给予类似的传记体描述,完全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可能最后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反倒会大打折扣。就我而言,我忘记述说一点关于我购买这本书的小细节:我首先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注意到了它的定价不贵,其次我意识到了这本书的厚度恰到好处,我有相当的信心可以把它读完,在我的兴趣完全丧失之前。如果不是如此,我想我可能不会买下这本书,即便买下了,也很有可能不会读完。

    这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虽然是细节,却关乎到了这本书的最后成败。其实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20万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数目限制。写作者和读者的耐性,并没有多大的差别,顶多是写作者有功利之心而读者没有罢了。20万刚好可以达成一个关于任何话题的完整叙述,又防止了作者的滥情和画蛇添足的发挥。正如黄仁宇所做的,这本书中无论对于各个层面的代表人物,已经照顾到了。如果还要多加几个人物,势必造成文字叙述风格的呆板,理论支持的重复,以及面面俱到的圆滑,反倒可能会了无生趣,流于形式和作者本人的自我完满感。在如今这个时代,说起写作的技术,字数的控制显得更加的重要,还由于如今的时代特点,再没有人会傻乎乎的抱着一本厚厚的书不放了。可供选择的太多,外界给人的干扰太多,希望尽快从一本书中获取知识的野心太大,那个以厚成为经典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10、文字

    从文字上看来,黄仁宇的这本书,还是体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风范:朴素,大放,言简意赅却留有回味的余地。这是依靠知识写作的重要特点。文学的写作,大体上依靠两样东西:要么是美丽的文字,要么是美丽的情节。可是这本书作为历史教科书的性质出现,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却足以给文学提供一种很好的视角:文字在平实的叙述事实的时候,最打动人心。我们往往以为打动人心的是文字,其实这是错误的见解。打动人心的东西其实是事实。这个事实凭借着读者个人的经验,被重现在读者心中的时候,打动读者的其实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已经经历过的事件,触发了他可贵的眼泪。

    就如前面所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也不能完全的摒弃了自己的见解和判断,把一个毫无感情色彩主观营造的真相展现在我们面前。可是相比较而言,黄仁宇做到了尽量的平和和冷静。从这本书的整个叙述口气来看,黄仁宇几乎是以一个上帝的角色在书中出现。他了解其中每个人物的心理活动,行为动机以及所处环境的制约。我们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黄仁宇比书中的人物更清醒的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前面我提到假如书中的人物活过来,会大大的感激黄仁宇的知遇之恩,可是这里我要补充一句:他们还会在感激知遇之恩之外,对黄仁宇大加膜拜。因为对他们而言,黄仁宇本身就是穿过时间隧道,来自于未来的神人,把他们的悲哀和喜悦,统统收入了眼底。

    关于文字,我们还能说些什么。有时候当我看到某些诡异而美丽的文字之时,我的心情是暧昧的。一方面我感叹于他们对于文字的天才感悟力和使用技巧,另一方面我遗憾他们加重了对于事实的扭曲。过于美丽和过于悲伤的文字都是有欺骗性的,因为它与事实不相符合。文字本来就是在同时作两件事,一是反映事实,二是掩盖和重造事实。谁能够猜想一个在文字上痛哭流涕的人,会在现实中心坚似铁,谁又可以知道一个用文字引吭高歌的人,会在现实中流泪满面,脆弱的不堪一击。这是文字的伪装之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小心的使用文字是很必要的。古人说辞达而已,又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并不是自相矛盾,而是文字本身的特点造成的。我们使用文字的人,就是要在朴素和优美中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才可以让文字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黄仁宇的文字,就是达到了这种优美而朴素的境界。难怪厄普代克都在读过他的自传后,称赞他的文字功力了。(万历十五年一书为黄仁宇本人翻译)。所以在我看来,真正可以得到流传长久的书,单说文学著作,文字上恐怕要考虑到所表达的事物本身,一定要超过文字本身怎么表达的重要性。因为无论怎样表达,那是风格的不同,但是要表达的事物本身,才是关于世界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