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川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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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细细的春雨，把隔宿的雪都溶掉了，空气里透着熏熏的早春气息。在幼儿园门口，三个大人牵着六个小孩，一人牵两个，手握得紧紧的，正从院子里出来。
"我们去散步。"三岁的小女孩很兴奋地抢着说，脸颊红通通的。
这个坐落于苏黎世北区"猫川"的幼儿园，是栋三层楼高的古典欧洲建筑，四十年前就由当地的教会提供作幼儿园。四十个孩子分成三组，两个月大到两岁为一组，两岁到三岁为一组，三岁到六岁为一组，分别占三个楼次。年龄较大，活动量较大的一群，当然放在底层，往院子里冲的时候不需要下楼来，吵到别的幼儿。
"名单上虽然有四十个孩子，事实上每天只有三十个孩子同时在，因为有些孩子不是每天来的。"安琪说。她是"园长"，一个廿八岁、成熟、美丽的女性。
"我们有十二位幼教人员在照顾这三十个孩子，平均起来一人带二点五个孩子。而事实上的分配是，婴儿组（－二岁）比较需要照顾，所以有三个大人陪着四个小孩，而儿童组（三－六岁）就有三个人带十五个孩子。"
这些幼教人员全是年轻的女性。在瑞士的学制里，初中毕业之后，必须先实习两年才能进幼教学校。两年的实习中，她必须在妇产科里照顾初生婴儿，或者在有幼儿的家庭里打工，或者在幼儿园里实地工作学习。有了两年的实际经验之后，而且年满十八岁，她才可以开始就读幼教学校，而所谓"就读"，也不是中国人观念中的成天地上课听讲作笔记考试等等，而是一星期四天的"实验"——在与学校建教合作的幼儿园里工作；一天上课，研读幼儿心理及护理等等。两年之后毕业，就成为正式的幼教人员。
瑞士最受尊崇的教育家卑斯塔娄契（pestalozzi一七四六－一八二七）的口号是："头脑、心灵、手"；他的理论奠定了今日瑞士的教育方向。从他们幼教人员的训练中看得出来，瑞士人对动"手"——实际经验——的重视绝对不亚于他们对理论知识的吸收。事实上，读十本有关幼儿的书是不是比得上与一个幼儿实地地朝夕相处呢？
"这些幼教人员都有基本的医学常识，会量体温、看脸色等等。"安琪一面说，一面接过一个孩子，开始为他换尿布。孩子"哇"一声哭了.她递过去一个铃铛让孩子抓着玩。
每个星期一，特约医师会到园里来，楼上楼下走一遭，看看有没有孩子发烧、咳嗽。平时，医师与急诊医院的号码就列在电话旁边，以便随时联络。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小小的医疗箱，装着碘酒、红药水、纱布。
"孩子真生病的时候，"安琪说，"我们就请父母留他在家，要不然，他会传染给其他的孩子。"
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一岁半金发的姬若双手环拥着一岁的华安，很亲热地接吻起来，两个孩子显然第一次发现这种好玩游戏，旁边的大人又乐得不可开支，姬若吻得很起劲。
"你们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每年都不够！"安琪摇摇头。
苏黎世政府每年补助十七万法郎克（约三百万元台币），孩子的父母也要缴钱；在这里，瑞士的社会主义精神表露无遗。苏黎世政府给幼儿园一个收费标准，薪水收入越低的家庭，缴费越低。月入不足两千法郎克（约台币二万余元，在瑞士算是很艰苦了）的家庭，送孩子到幼儿园的费用是一个月一百二十法郎克，而月入超过四千者，每月收费六百四十法郎克，是前者的五倍。贫富间的距离就由这些小措施来拉近。
"有这两笔收入，我们还是入不敷出。"'
"那怎么办呢？"
"节省呀！譬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厨师，给孩子们做饭吃，有一个洗衣妇来洗衣服、消毒尿布；但是没有清洁工，全楼上下都是幼教人员和我每天自己擦洗、整理。假日里，我们也烤些苹果饼，作些手工艺，在市集日卖出，赚点钱补贴。"
"你们对自己的薪水满意吗？"
"以前很低，所以大家工作士气也低。"安琪手里在编篮子，华安抱着一只花花绿绿毛茸茸的大鸟随着音乐在笨拙地旋转。我看得分了心，没听见安琪说什么。
"我说，"她重复着，"我们现在对薪水很满意了。我是年资最深的，每月有三千五百法郎克，初初进来的幼教人员起薪是两千四。"
"这个工资相对于你的付出，你觉得公平吗？"我问她。我知道一个女秘书的月薪大约也是三干五百左右。
她点点头，说："我们每年还有四到五个星期的休假，不错了。"
"男人可不可以当幼教人员？"
"可以是可以，幼教学校有少数男生，但是，"她思索了一下，"他们都不会变成幼教人员。"
"为什么？"
"对男人而言，一个月两三千块根本不能养家，所以他们必须再进修，成为管理级人才，赚高一点的薪水。"
"那么，安琪，你能不能告诉我，在瑞士，有哪一种'男人'的工作是起薪两千四的？"
安琪侧着头想了半天，一旁陪孩子画画的安妮也帮着想，半晌，两个人都摇摇头：
"没有这么低薪的男人工作——只有不懂德语的外国人可能拿这种薪水。"
瑞士，比西德更甚，是"外国人"向往的家园。瑞士人本身不太愿意做的粗工，对于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的人却是赚钱养家的美好机会，六百万瑞士居民中有一百多万是外国人，比例相当高。
但是幼教人员薪资低还反映了瑞士重男轻女的传统价值观。到目前为止，男女同工不同酬仍旧是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工厂中。一方面，雇主认为男人气力大，作粗工总是应该多得一点报酬；另一方面，男人仍是一家之主，必须负担家计，抚养一家大小，所以薪资应该比女人高。
"换句话说，"我问安琪，"当雇主付给你两千四的月薪时，他就已经算好这是一笔付给'女人'的、不足以养家的钱，算定你既然是个女人，就必然有个男人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会赚足够的钱来养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制度岂不是在先天上就认定了女人是男人的依赖者？"
"没错，不公平也在这里，"安妮抱着姬若过来说话，"譬如我的姊姊，离婚了，自己抚养两个小孩。在工厂里做工的薪资就比做同样工作的男人一个月少个五百块，事实上她不但没有男人可以依靠，两个孩子还要依靠她"
安妮把孩子放下时，我注意到她圆满的肚子。
"生产之后，还继续工作吗？"我问她。
"不了，母亲是孩子最好的照顾，我出来工作，孩子就失去了最完美的成长环境，我就对不起他。"
"所以你不愿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
安妮摇摇头，安琪也说："再好的幼儿园也赶不上自己母亲的脚边。在这里，我非常希望为孩子们制造'家'的气氛，譬如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搂着一个孩子在角落里好好陪他看一本书、讲一个故事、教他唱一支歌。可是做不到，因为别的孩子会跑过来拉你、抢你——越是身为幼教人员，越是深刻地体会，母亲是不可取代的。"
猫川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全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她们对自己的未来非常的清楚：工作三五年之后，与一个心爱的人结婚，生一个心爱的孩子.然后辞去工作，一心一意地扶持丈夫、照顾孩子。苏黎世街头到处都是年轻的母亲推着儿车晒太阳的镜头。
"孩子稍大一点之后，如果想再回头工作，还会有机会吗？"
"机会不大。"安琪已经编完了一个篮子，被华安用肥肥的小手捞了过去。
从此成为"家庭主妇"，她们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一个家庭，需要一个专职的母亲。"就这么简单：流行时尚所讲究的，是个人才智的登峰造极，是以个人理想为终点的追求。猫川这几位幼教人员却似乎一点都不受流行时尚影响——家庭，仍旧是女人的义务，也是她特有的权利。
"政府机构管不管你们？"
"管？"安琪似乎不太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我是说，监管幼儿园的品质。在美国，有些私立的养老院，老人在里头饿死了好久都没有人知道。在瑞士，这样的事情可不可能发生？幼儿园的品质由什么来控制？"
"苏黎世市政府大概每二四年来看一次账目，并不管品质。基本上，没有什么监管的机构。可是你说的美国的例子在这里不太可能产生。首先幼儿园就不是一个营利的地方，其次，孩子们若受到虐待，父母们马上会有反应。再其次，不是对孩子们特别有爱心的人，根本就不会成为幼教人员。这是个良心、爱心的工作——好像不需要什么外在的监管嘛：我们明明知道，孩子数目越少，他所得到的照顾越周全，我们就不多收人，品质自然就维持了。"
一个大人带两个半孩子，猫川幼儿园就一直维持着这个比例，而维持这个比例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求把孩子送来的父母多得不得了。大概十个孩子中，猫川只能收一个。那么这选中的一个是凭什么标准呢？
"第一优先给单身的妈妈——没结婚的，守了寡，或者离了婚的。这样的女性受迫于环境，不得不出去工作赚钱，我们就为她照顾孩子。
"第二优先是给外国人——不懂德语的外国人，或者异国通婚、母亲不讲德语的家庭，我们就收，希望给孩子一个学习德语的环境，免得他将来进幼稚园或小学。不懂德语，会受别的孩子的排挤，成为受欺负的第二代。
"至于纯瑞士家庭、有父有母的，我们就少收了。在那样的家庭里，通常母亲'应该'抚养孩子，如果母亲坚持要外出工作，他们就只好另外请专人带孩子了。"
下午六点，姬若的母亲铁青着脸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上了一天班，又赶着来接孩子，她显得劳累而紧张。
"我根本没结婚，"她一面帮姬若穿大衣、系鞋带，一面说，"安东尼没等姬若出生就走了，现在他所负的责任就是每月五十法郎克，刚好够我买一张火车月票。还好有猫川幼儿园，要不然，姬若和我只好靠救济金生活了。"
姬若快乐地搂着妈妈的脖子，摇着小手跟每个人说再见。
"孩子虽小，敏感得很，"安琪等他们走了才说，"你别看姬若还不到两岁，她却很知道她来这里的原因和华安不一样。华安轻松地来，华安妈妈还和他玩几分钟之后才离开，他来这里是为了有其他小朋友跟他一块玩，可以学讲德语，下午妈妈来接他回去，天气好的时候，早早就接走，到外面去玩。姬若知道她是非来不可，因为妈妈要出去赚钱养她，她不来这里，妈妈就不能赚钱，事态严重。所以小小姬若就不那么轻松愉快"
一个五岁大的男孩，长了一脸雀斑，探进头来问：
"丹尼有没有来这里？"
这该是幼稚园大班的孩子了。我想起台湾的幼稚园竞争着教孩子英语、算术等等"才艺"的事情。问安琪他们的幼稚园"教"些什么？
"我们的孩子没那么'早熟'。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我们大概教她怎么样自己穿衣服。四五岁的教他怎么样系鞋带。基本上，幼儿园是因材施教的。如果安德烈的手指运作特别笨拙，我们就跟他玩玩具做的穿针引线的游戏，让他练习手指操作。汉斯如果特别躁气，蹦来蹦去一分钟都坐不住，幼教人员大概就陪他坐下来描一张画，让他定定心。
"有一个中国女孩，听说是上海来的，不会一句德语。我们一方面跟她多说话，一方面教她玩几种瑞士小孩最喜欢玩的游戏；她只要会了这几种游戏，就可以马上和其他小孩玩在一块，不至于因语言而觉得孤立。她才来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和别的孩子玩得很好了。
"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点；幼教人员看准了他的特点而去亲近他、启发他。幼稚园是一个'玩'的地方，不是'教'的地方，就是启发，也要从'玩'中得来。"
猫川幼儿园在瑞士德语区是个相当典型的幼儿园，它有设备、有专业人员、有品质，最重要的，整个幼儿园的运作有工作人员的爱心与责任感为基础。当然，幼儿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幼教人员的待遇偏低（虽然她们没有怨尤），以及妇女在就业与家庭之间的抉择等等。
反观台湾的幼儿教育，单看一项报导——百分之九十的台北市幼儿园都不合格——就令人忧心不已。瑞士的孩子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照顾？台湾的孩子们呢？瑞士大部分的妇女仍旧留在家中作母亲——喂母奶、带孩子到草原上翻滚、教孩子唱歌。少数的孩子上幼儿园，也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保姆看护。台湾的妇女，尤其年轻的一代，大多放弃了母亲的专职——不喂母奶，孩子交给保姆。而所谓保姆，多半只是一个有时间的妇人，丝毫没有对幼儿教养的专业知识，爱心更不可知。
台湾的年轻、受高等教育的妇女为了工作而忽略母职当然是一个残酷而迫不得己的抉择。如果社会能够建立起母假制度，让职业妇女休假一年去照顾幼儿，或者容许她在孩子四五岁之后重新进入工作的市场，她就不需要把孩子交给不称职的保姆，苦苦地抓住不敢放手的工作。
如果台湾的社会做不到"给我们的孩子他自己的母亲"，那么它至少也应该"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好的保姆"，一个好的幼儿园：有安全的设备、家的气氛、专业的保姆、启发性的、快乐、活泼的环境。在我们高谈什么同步辐射器、中文电脑、世界大同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照顾好我们家中那个有胖胖的小手的孩子？
一场细细的春雨，把隔宿的雪都溶掉了，空气里透着熏熏的早春气息。在幼儿园门口，三个大人牵着六个小孩，一人牵两个，手握得紧紧的，正从院子里出来。
"我们去散步。"三岁的小女孩很兴奋地抢着说，脸颊红通通的。
这个坐落于苏黎世北区"猫川"的幼儿园，是栋三层楼高的古典欧洲建筑，四十年前就由当地的教会提供作幼儿园。四十个孩子分成三组，两个月大到两岁为一组，两岁到三岁为一组，三岁到六岁为一组，分别占三个楼次。年龄较大，活动量较大的一群，当然放在底层，往院子里冲的时候不需要下楼来，吵到别的幼儿。
"名单上虽然有四十个孩子，事实上每天只有三十个孩子同时在，因为有些孩子不是每天来的。"安琪说。她是"园长"，一个廿八岁、成熟、美丽的女性。
"我们有十二位幼教人员在照顾这三十个孩子，平均起来一人带二点五个孩子。而事实上的分配是，婴儿组（－二岁）比较需要照顾，所以有三个大人陪着四个小孩，而儿童组（三－六岁）就有三个人带十五个孩子。"
这些幼教人员全是年轻的女性。在瑞士的学制里，初中毕业之后，必须先实习两年才能进幼教学校。两年的实习中，她必须在妇产科里照顾初生婴儿，或者在有幼儿的家庭里打工，或者在幼儿园里实地工作学习。有了两年的实际经验之后，而且年满十八岁，她才可以开始就读幼教学校，而所谓"就读"，也不是中国人观念中的成天地上课听讲作笔记考试等等，而是一星期四天的"实验"——在与学校建教合作的幼儿园里工作；一天上课，研读幼儿心理及护理等等。两年之后毕业，就成为正式的幼教人员。
瑞士最受尊崇的教育家卑斯塔娄契（pestalozzi一七四六－一八二七）的口号是："头脑、心灵、手"；他的理论奠定了今日瑞士的教育方向。从他们幼教人员的训练中看得出来，瑞士人对动"手"——实际经验——的重视绝对不亚于他们对理论知识的吸收。事实上，读十本有关幼儿的书是不是比得上与一个幼儿实地地朝夕相处呢？
"这些幼教人员都有基本的医学常识，会量体温、看脸色等等。"安琪一面说，一面接过一个孩子，开始为他换尿布。孩子"哇"一声哭了.她递过去一个铃铛让孩子抓着玩。
每个星期一，特约医师会到园里来，楼上楼下走一遭，看看有没有孩子发烧、咳嗽。平时，医师与急诊医院的号码就列在电话旁边，以便随时联络。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小小的医疗箱，装着碘酒、红药水、纱布。
"孩子真生病的时候，"安琪说，"我们就请父母留他在家，要不然，他会传染给其他的孩子。"
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一岁半金发的姬若双手环拥着一岁的华安，很亲热地接吻起来，两个孩子显然第一次发现这种好玩游戏，旁边的大人又乐得不可开支，姬若吻得很起劲。
"你们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每年都不够！"安琪摇摇头。
苏黎世政府每年补助十七万法郎克（约三百万元台币），孩子的父母也要缴钱；在这里，瑞士的社会主义精神表露无遗。苏黎世政府给幼儿园一个收费标准，薪水收入越低的家庭，缴费越低。月入不足两千法郎克（约台币二万余元，在瑞士算是很艰苦了）的家庭，送孩子到幼儿园的费用是一个月一百二十法郎克，而月入超过四千者，每月收费六百四十法郎克，是前者的五倍。贫富间的距离就由这些小措施来拉近。
"有这两笔收入，我们还是入不敷出。"'
"那怎么办呢？"
"节省呀！譬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厨师，给孩子们做饭吃，有一个洗衣妇来洗衣服、消毒尿布；但是没有清洁工，全楼上下都是幼教人员和我每天自己擦洗、整理。假日里，我们也烤些苹果饼，作些手工艺，在市集日卖出，赚点钱补贴。"
"你们对自己的薪水满意吗？"
"以前很低，所以大家工作士气也低。"安琪手里在编篮子，华安抱着一只花花绿绿毛茸茸的大鸟随着音乐在笨拙地旋转。我看得分了心，没听见安琪说什么。
"我说，"她重复着，"我们现在对薪水很满意了。我是年资最深的，每月有三千五百法郎克，初初进来的幼教人员起薪是两千四。"
"这个工资相对于你的付出，你觉得公平吗？"我问她。我知道一个女秘书的月薪大约也是三干五百左右。
她点点头，说："我们每年还有四到五个星期的休假，不错了。"
"男人可不可以当幼教人员？"
"可以是可以，幼教学校有少数男生，但是，"她思索了一下，"他们都不会变成幼教人员。"
"为什么？"
"对男人而言，一个月两三千块根本不能养家，所以他们必须再进修，成为管理级人才，赚高一点的薪水。"
"那么，安琪，你能不能告诉我，在瑞士，有哪一种'男人'的工作是起薪两千四的？"
安琪侧着头想了半天，一旁陪孩子画画的安妮也帮着想，半晌，两个人都摇摇头：
"没有这么低薪的男人工作——只有不懂德语的外国人可能拿这种薪水。"
瑞士，比西德更甚，是"外国人"向往的家园。瑞士人本身不太愿意做的粗工，对于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的人却是赚钱养家的美好机会，六百万瑞士居民中有一百多万是外国人，比例相当高。
但是幼教人员薪资低还反映了瑞士重男轻女的传统价值观。到目前为止，男女同工不同酬仍旧是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工厂中。一方面，雇主认为男人气力大，作粗工总是应该多得一点报酬；另一方面，男人仍是一家之主，必须负担家计，抚养一家大小，所以薪资应该比女人高。
"换句话说，"我问安琪，"当雇主付给你两千四的月薪时，他就已经算好这是一笔付给'女人'的、不足以养家的钱，算定你既然是个女人，就必然有个男人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会赚足够的钱来养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制度岂不是在先天上就认定了女人是男人的依赖者？"
"没错，不公平也在这里，"安妮抱着姬若过来说话，"譬如我的姊姊，离婚了，自己抚养两个小孩。在工厂里做工的薪资就比做同样工作的男人一个月少个五百块，事实上她不但没有男人可以依靠，两个孩子还要依靠她"
安妮把孩子放下时，我注意到她圆满的肚子。
"生产之后，还继续工作吗？"我问她。
"不了，母亲是孩子最好的照顾，我出来工作，孩子就失去了最完美的成长环境，我就对不起他。"
"所以你不愿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
安妮摇摇头，安琪也说："再好的幼儿园也赶不上自己母亲的脚边。在这里，我非常希望为孩子们制造'家'的气氛，譬如说，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搂着一个孩子在角落里好好陪他看一本书、讲一个故事、教他唱一支歌。可是做不到，因为别的孩子会跑过来拉你、抢你——越是身为幼教人员，越是深刻地体会，母亲是不可取代的。"
猫川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全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她们对自己的未来非常的清楚：工作三五年之后，与一个心爱的人结婚，生一个心爱的孩子.然后辞去工作，一心一意地扶持丈夫、照顾孩子。苏黎世街头到处都是年轻的母亲推着儿车晒太阳的镜头。
"孩子稍大一点之后，如果想再回头工作，还会有机会吗？"
"机会不大。"安琪已经编完了一个篮子，被华安用肥肥的小手捞了过去。
从此成为"家庭主妇"，她们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一个家庭，需要一个专职的母亲。"就这么简单：流行时尚所讲究的，是个人才智的登峰造极，是以个人理想为终点的追求。猫川这几位幼教人员却似乎一点都不受流行时尚影响——家庭，仍旧是女人的义务，也是她特有的权利。
"政府机构管不管你们？"
"管？"安琪似乎不太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我是说，监管幼儿园的品质。在美国，有些私立的养老院，老人在里头饿死了好久都没有人知道。在瑞士，这样的事情可不可能发生？幼儿园的品质由什么来控制？"
"苏黎世市政府大概每二四年来看一次账目，并不管品质。基本上，没有什么监管的机构。可是你说的美国的例子在这里不太可能产生。首先幼儿园就不是一个营利的地方，其次，孩子们若受到虐待，父母们马上会有反应。再其次，不是对孩子们特别有爱心的人，根本就不会成为幼教人员。这是个良心、爱心的工作——好像不需要什么外在的监管嘛：我们明明知道，孩子数目越少，他所得到的照顾越周全，我们就不多收人，品质自然就维持了。"
一个大人带两个半孩子，猫川幼儿园就一直维持着这个比例，而维持这个比例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求把孩子送来的父母多得不得了。大概十个孩子中，猫川只能收一个。那么这选中的一个是凭什么标准呢？
"第一优先给单身的妈妈——没结婚的，守了寡，或者离了婚的。这样的女性受迫于环境，不得不出去工作赚钱，我们就为她照顾孩子。
"第二优先是给外国人——不懂德语的外国人，或者异国通婚、母亲不讲德语的家庭，我们就收，希望给孩子一个学习德语的环境，免得他将来进幼稚园或小学。不懂德语，会受别的孩子的排挤，成为受欺负的第二代。
"至于纯瑞士家庭、有父有母的，我们就少收了。在那样的家庭里，通常母亲'应该'抚养孩子，如果母亲坚持要外出工作，他们就只好另外请专人带孩子了。"
下午六点，姬若的母亲铁青着脸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上了一天班，又赶着来接孩子，她显得劳累而紧张。
"我根本没结婚，"她一面帮姬若穿大衣、系鞋带，一面说，"安东尼没等姬若出生就走了，现在他所负的责任就是每月五十法郎克，刚好够我买一张火车月票。还好有猫川幼儿园，要不然，姬若和我只好靠救济金生活了。"
姬若快乐地搂着妈妈的脖子，摇着小手跟每个人说再见。
"孩子虽小，敏感得很，"安琪等他们走了才说，"你别看姬若还不到两岁，她却很知道她来这里的原因和华安不一样。华安轻松地来，华安妈妈还和他玩几分钟之后才离开，他来这里是为了有其他小朋友跟他一块玩，可以学讲德语，下午妈妈来接他回去，天气好的时候，早早就接走，到外面去玩。姬若知道她是非来不可，因为妈妈要出去赚钱养她，她不来这里，妈妈就不能赚钱，事态严重。所以小小姬若就不那么轻松愉快"
一个五岁大的男孩，长了一脸雀斑，探进头来问：
"丹尼有没有来这里？"
这该是幼稚园大班的孩子了。我想起台湾的幼稚园竞争着教孩子英语、算术等等"才艺"的事情。问安琪他们的幼稚园"教"些什么？
"我们的孩子没那么'早熟'。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我们大概教她怎么样自己穿衣服。四五岁的教他怎么样系鞋带。基本上，幼儿园是因材施教的。如果安德烈的手指运作特别笨拙，我们就跟他玩玩具做的穿针引线的游戏，让他练习手指操作。汉斯如果特别躁气，蹦来蹦去一分钟都坐不住，幼教人员大概就陪他坐下来描一张画，让他定定心。
"有一个中国女孩，听说是上海来的，不会一句德语。我们一方面跟她多说话，一方面教她玩几种瑞士小孩最喜欢玩的游戏；她只要会了这几种游戏，就可以马上和其他小孩玩在一块，不至于因语言而觉得孤立。她才来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和别的孩子玩得很好了。
"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点；幼教人员看准了他的特点而去亲近他、启发他。幼稚园是一个'玩'的地方，不是'教'的地方，就是启发，也要从'玩'中得来。"
猫川幼儿园在瑞士德语区是个相当典型的幼儿园，它有设备、有专业人员、有品质，最重要的，整个幼儿园的运作有工作人员的爱心与责任感为基础。当然，幼儿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幼教人员的待遇偏低（虽然她们没有怨尤），以及妇女在就业与家庭之间的抉择等等。
反观台湾的幼儿教育，单看一项报导——百分之九十的台北市幼儿园都不合格——就令人忧心不已。瑞士的孩子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照顾？台湾的孩子们呢？瑞士大部分的妇女仍旧留在家中作母亲——喂母奶、带孩子到草原上翻滚、教孩子唱歌。少数的孩子上幼儿园，也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保姆看护。台湾的妇女，尤其年轻的一代，大多放弃了母亲的专职——不喂母奶，孩子交给保姆。而所谓保姆，多半只是一个有时间的妇人，丝毫没有对幼儿教养的专业知识，爱心更不可知。
台湾的年轻、受高等教育的妇女为了工作而忽略母职当然是一个残酷而迫不得己的抉择。如果社会能够建立起母假制度，让职业妇女休假一年去照顾幼儿，或者容许她在孩子四五岁之后重新进入工作的市场，她就不需要把孩子交给不称职的保姆，苦苦地抓住不敢放手的工作。
如果台湾的社会做不到"给我们的孩子他自己的母亲"，那么它至少也应该"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好的保姆"，一个好的幼儿园：有安全的设备、家的气氛、专业的保姆、启发性的、快乐、活泼的环境。在我们高谈什么同步辐射器、中文电脑、世界大同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照顾好我们家中那个有胖胖的小手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