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新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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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寺之变
这年小满的前三天，一场严峻的考验降在了我头上。昨儿是程颢、程颐父亲程的生日，白天村子一如往日，入夜村子里也风平浪静，我依旧从地道往水渠里挑了将近20担土，然天将亮时，红梅和程庆林就一道闪电把我从床上叫醒了。“翻天啦，他妈的翻了大天啦！昨夜有人在程寺门前烧纸、烧香祭祖哩。”程庆林冲到我床前叫叫嚷嚷道。“这是公然用封建迷信活动和我们无产阶级对抗呢。”红梅给我递着刚脱掉又要穿的衣裳说“不刹住这股歪风就树不起我们革委会的绝对权威来！”我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此事若放任不管，它不仅将成为以我为中心的新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佐证，而且有一天会成为“新红色革命根据地”是个“迷信部落”的有力证据。果真那样，受影响的不仅是程岗的革命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我高爱军的政治生命和前程。啥儿也没说，我立马穿上衣裳，和红梅、庆林三脚两步到了程寺前；果然看见程寺大门口有30几堆烧过的纸灰和焚过的香根。一讯问，原来程天民去县城参加啥儿会议啦，程寺大门从外紧紧地锁上了，这些焚香的人进不了程寺就在寺前烧纸焚香了。看着那一排排的灰烬和被夜露潮湿的香根，我想我昨夜咋就没有发现这些呢？那么，这些烧香的人有没有发现我？我必须找到这些烧香的人。让庆林叫来几个民兵守着现场，我和红梅去镇政府找到了正起床洗脸的王镇长，请求王镇长调动派出所的同志帮我们立案侦破，可没想到王镇长听了我们的汇报，把毛巾在脸盆里不慌不忙揉搓着说：“我看你们村头那十几亩地该浇水了吧。”我和红梅都有些尴尬了，那样儿仿佛不是我们在革命，而是我们闲暇无事，拿革命当儿戏在小题大做哩。“我们今儿就组织人马去浇地，”我说“王镇长，这时候还有人敢焚香祭祖，这可比浇地增产的事情大。”王镇长扭头望着我和夏红梅，毛巾在脸上僵一会，他说：“高爱军，你不知道我是转业军人吧？我在部队时是营长，现在是书记兼镇长，夏红梅没有当过兵不知道，可你总得知道下级对上级说话时该是啥样儿。”我说：“王镇长，革命没有贵贱之分。下级应该服从上级、尊重上级，可上级更应该服从真理、尊重真理。”王镇长把他的毛巾甩在了脸盆里。脸盆里的脏水溅在了我和红梅的身上和脚上。“真理就是你们的地不浇要减产，减产了百姓就要饿肚子，饿着肚子就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他这样吼着叫着时，脸上憋了一层血，把他的脸涨成了乌紫色。我想对他说，不是饿着肚子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而是因为饿了肚子，都才跟党走，都才跟党干革命。这是被革命历史实践过的，颠扑不破的经验和真理。可这些话我还未及说出口，王镇长却拉开抽屉，取出几页复写在横格信纸上的材料扔在了我身上。我和红梅将那材料抖开一看，竟是我们送到县上和两级报社的那分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我和红梅呆住了。他说：“拿走吧，你们要砸了程寺，你们就砸了程岗大队人的心，我看你们失掉多助以后还如何干工作、当干部、搞革命。”我和红梅从镇政府出来了。我们决定要给王镇长一些颜色看一看。镇政府的大门外有一片砖铺地，砖地四周栽有泡桐树。砖缝中长有细碎的杂草和虫儿。立在那块砖地上，我和红梅的脸色都有些僵黄色。她拿着那份关系着程寺和我们前途命运的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的材料望着我，说：“咋会落到王振海的手里呢？”我说：“这证明至上而下，党的内部有一条黑线，没有黑线这材料就落不到王镇长的手里边。”红梅脸上的僵黄有些淡淡惨白了，仿佛残忍的敌人已经持枪立在我们面前了。“咋办？”她说：“我们不能让王振海牵着鼻子走。”我们当然不能让王镇长牵着鼻子走，就像中国不能让赫鲁晓夫牵着鼻子一样，我们怎么能让区区的书记、镇长牵着鼻子呢？望着砖地外的桐树林，从树叶的缝中看见从东山挤出的日头如喷将出来的血，哗哗啦啦便把东山脉和半个世界染红了，把世界和宇宙照亮了。我听到那日出的声音如血管炸裂般有喑哑的呯呯声，看见面前的一棵桐树上吊着一个虫包从半空落下来，啪地一响，那虫就退回包儿了。就在这时，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和开悟，有一股力量从日出的血红中向我输来了，于是，从落下的虫包那儿给我开启了一道革命则生，革命则胜，不革命则败，不革命则死的真理之门。我望着红梅的脸，看见她的眼中有先前曾经有过的惘然和忧愁。我说：“操她妈的，镇长算个，当过营长算个。”她说：“你敢和他对着干？”我说：“不对着干我们的出路在哪儿？”反问了一句，默了一阵，盯着红梅无耻地欣赏一阵子，我又突然道：“红梅，你最近想我吗，想那事儿吗？”她朝别处瞟一眼，扭过脸来嗯一下，说：“爱军，桂枝不在了，只要你想我，啥时我都愿给你，只要安全，哪儿都行。”我拉起红梅的手，在镇政府涂满红漆的大门前，在从泡桐树的圆叶间斜射过来的斑驳的日光中，我不顾一切，胆大妄为，如猪似狗、像马似牛地把她的手从我的裤缝塞进了我的两腿间，当她柔软的手指触到我无耻的坚硬时，我两个立马全都浑身颤栗，触电般各自朝后退了一步，同时把头扭向两侧惊慌地打量着。有一个程姓的老人提一个水桶从家里走出来，去程后街的井上打水了。我们扭回头来彼此相望着。她说：“爱军，今儿黄昏我在十三里河滩上等着你。”我盯着她半白的脸，像看一张一丝不挂的裸画儿。她说：“你不想那事了？”我说：“想，往死里想。以后我们每成功一次革命，就疯一次那事儿。以那事儿来庆贺，那时候有一次那事比日常的十次、百次都快活。”（她像我盯她样盯着我，不知她是盯着我的嘴，还是盯着我的鼻尖儿，我也是像望着一张裸画吗？）我说：“今天我们就领着群众冲进程寺里，我们不砸程寺的房，我们把二程的著作全烧掉，看他王振海敢把我们咋样儿，然后你我就到河滩上，疯一次那事来庆贺。”我们就是在对那事儿的饥寒交迫中决定发动一次冲击程寺之战的。我们有牌坊之战的失败作为成功之母，就坚信程寺之战的必然胜利。因为在这个初夏的日子里，我们已经夺取了程岗的领导权，积累了许多革命中的经验和教训。我已经十二分地清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深刻和奥秘；已经十二分地明白，革命如同于战争。革命就是战争。既然战争只能靠战争来消灭，革命只能靠革命来成功，那么我们为啥不以革命战争的经验与理论来指导现时的革命呢？我们为何不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呢？我们当然要以革命的形式发动战争，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我们当然要冲进程寺，烧了二程全书、二程画像和藏经楼上所有的四书五经、发黄的脆纸、程家的家谱，寺庙的财产登记簿和所有过去程氏中的文化典籍和资料。那些用牛皮细线装订的长条册书，那些装进布盆的有股霉味的经卷，那些画在巨幅纸张上、留着长胡子的祖像，那些被当成夫子、学问家的神们，虽然很少有人去翻看摆弄他们的著述，可说起来程岗大队的程姓人（主要是中老年）不都对它们敬敬畏畏吗？他们不都是以此为荣吗？他们不都是把这些当成了程寺的灵魂吗？在革命中，程寺得到了王振海空前的庇护，王镇长和程寺是啥儿关系呢？同老镇长程天民仅仅是两代程岗人领导的关系吗？他们有啥儿不可告人的秘密使他王镇长竟敢把浇地看得比封建迷信更为重要呢？我和红梅朝程寺走回去。程庆林和几个手持红白木棍的民兵迎着我和红梅跑过来，邀功请赏似的气喘吁吁说：“高支书，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抓住了几个烧香的人。”我和红梅立在了程后街中的碾盘前。“都是谁？”“全是外乡程家的后人。”民兵营长说“我料到我们程岗的革命这样热火朝天，程岗人没谁敢往这刀尖上撞，去搜了几家，果然就搜出了几个外乡程姓人。”红梅说：“为了敲响警钟，杀一儆百，外乡人应该让他们游游街，让他们明白程岗大队的形势一片大好，如火如荼，谁都别想往程岗革命的脸上泼脏水、拉屎尿。”庆林说：“现在我就去准备绳和高帽子。”民兵营长程庆林说完就要转身领着民兵往程中街的大队部里走，我一把将他拦住了。“在这儿我们就算开了一个支部会。”我说着朝路边靠了靠，把一条腿蹬在一个碾盘上，他们也都朝我更近的围过来。“让这些人游街，就得罪了这些人的亲戚”我说：“这些人都是程家后裔，所有的程姓人都以为我们会拿他们开刀、批斗，可我们偏偏要欲擒故纵，放了他们，这样就取得了所有那些原来亲近老班子的程姓人的谅解和支持。这时候不要说我们烧了藏经楼上的书，就是果真砸了程寺，程姓人也不会像上次我们砸牌坊时那样阻拦我们了。”我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用过心理战，现在我们也要运用心理战。我们的目的是团结群众，烧掉藏经楼的典籍（程寺之魂），为下一步夺取镇党委的政权打基础。”民兵营长说：“白白放了他们？”我说：“放了。全放了。”红梅说：“我同意。爱军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不愧是我们班子中的领导核心。”（我的心肝我的肉，我的爱情我的魂。）最先理解我的总是夏红梅，爱情使我们在革命中更加的心有灵犀。（青纱帐举红缨一望无际/下岗来修地道敢把山移/爱情的汁水浇灌着耙耧的土地/革命的种子开花结果定有期/共产党是亲娘将我养育/夏红梅高爱军红心相依/立志做一个中华儿女/树雄心高举起战斗大旗。）
2程寺之战
放走那些在程寺前焚香的外村程姓人，在程岗大队取得了意料之中的良好效果。放人就在日出三竿的程寺前，一杆一杆的日光普照在祖国的大地上、山脉上和村落里。程寺前的空地上、石头上、墙角下，那时候人山人海，堆满了没有洗脸的社员和群众，他们刚从床上爬起来听说有人在程寺门前焚香时，脸上都惊吓一层半污的惨白，如一块块脏布上结了霜。不消说，谁都知道一场非同小可的事件即将发生了。这当儿，我看见我丈人程天青仍然穿着那个露着棉花的旧棉被，头上顶着几根草，怯怯地立在寺门口，我想起了不久前我和红梅在麦垛下被他发现的那一幕，于是我狠狠地朝他冷一眼，他便躲到寺门东的人群里了。程寺大门仍然严闭着，有一股古色古香的潮味从大院的门缝涌出来，像穿堂风样吹在人群中。我朝程寺大门前边走过去，人群立马给我让开了一条道。社员群众们都眼巴巴地望着我，等着我对焚香事件的评断和宣判。我一只脚站到寺前石狮子那又方又大的底座的一角上，一只脚蹬在那座狮子的后腿上，左手卡在腰间里，右手按在石狮子的头顶上，看见所有投向我的目光都软软弱弱，绵绵缠缠。我知道这当儿我不能立马开口说话儿。我就那么立在狮座上，目光半冷半热，热中透冷，冷里含温地望着寺前密密麻麻的程岗人，望着归我领导了的人民和群众，归我指派的百姓和臣民。我看见我的沉默中，社员们的心跳声如雨夹雪一样落下来。看见站在前排革命骨干分子们的脸上都坚定了一层冰青色，基干民兵手里三尺长的红白木棍（特制而成，他们总是如枪一样带在身上。那是他们的第二生命）半斜着提在手中，在东升的旭日中闪着新涂的漆光，那些站在骨干和民兵身后的社员们，脸上则呈现出一种死灰色。我不知道我的目光那时候有多冷，也看不见我的目光有多杂。我只看见那些人只要和我的目光一对峙，他们的眼皮就枯草一样卷耷下去了，目光咣的一下子塌下了，头像烈日中的草样勾下去。这当儿，这一瞬，这一点儿时间里，我忽然明白，在乡村的革命中，在乡村的战争、战斗中，有时候原是不用刀枪和语言，不用文斗或武斗，仅仅用目光就能征服那些百姓和臣民。我把目光从他们头上杀过去，从他们脸上扫过去，从他们的衣裳和腿上、脚上荡过去，然后，在这沉默中，我轻轻咳一下，像暴雨前要刮一阵冷风样把我低哑、冷硬的干咳，送刀送针样送到每个人的心里去。之后，我咳了一下，又哼了一声，清清嗓子，大声地对我的百姓们说：“今天，我们程岗大队社员们全都看到了———这个新的红色延安非常不幸地发生了骇人的焚香祭祖事件。这样的事件是啥性质？是典型的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后台的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最典型、又最最反动的一起反革命事件，抓起来不关进监狱也要打断脚”我说：“可我高爱军决不做那样六亲不认的事。我高爱军虽然不姓程，可我是两千六百口程姓人的村支书。我既是程岗大队的支书，又是坚定的革命者；我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咱们程岗程姓人的领头羊。按照革命的原则，我应该把所有参加焚香事件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捆起来，关起来，送到班房里，最起码也让所有的人都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可我不这样。我知道我不这样做将会成为某些人有一天整我黑材料的有力罪证。但是，为了程岗，为了咱们程姓人（咱们程姓人？）我甘愿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甘愿为某一天有些人反对我时留下把柄和罪证，对昨儿夜里的焚香祭祖事件既往不咎，既不上街游斗，更不上交公安；而且还要把已经抓住的人立马放掉。现在就放掉！”（所有人的眼睛都突然瞪大了。红梅的脸上是一层秘而不宣的粉淡淡的光，庆林的脸上是一层几分扫兴，泄气的暗灰色。然在社员群众那儿，所有的程姓人，在我的目光下，脸上都显出了一片温暖的明亮和亲近。我该直奔主题了。）我说：“社员们，群众们，父老乡亲们，焚香祭祖往大处说是内外勾结的一起反革命事件，可往小处说，它至少也是封建迷信活动，是腐朽没落阶级灵魂的死灰复燃。程颐、程颢是咱们程岗人的祖先不错，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经卷一朝心，现在是新社会，是文化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你们咋能执迷不悟来烧香磕头哩？昏头啊！你们昏头啊！你们昏头这让我怎么去说呢？我只能说我不怪你们，不怪父老乡亲，不怪叔婶哥嫂，不怪爷爷奶奶，不怪任何一个社员群众，只怪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寺庙，给我们留下的那些藏经楼上的散发着封建资产阶级腐臭的经书和字画。我高爱军再三想过了，党支部也研究过了，放了焚香祭祖的乡亲们我们如何向上级交待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放了人，砸了这寺庙，可砸了这寺庙你们不心疼，我高爱军也还心疼哩。它是明朝盖的老房啊，是我们程姓人的脸面啊，是我们程岗大队的象征啊。咋办呢？思前想后，想后思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烧了藏经楼上的书，烧了那里的字和画，烧了那里的零碎杂乱，既保全了咱们烧香磕头的人和寺庙，又可以向上头交待说我们把寺庙的灵魂烧掉了，我们从心脏革命了，留下的程寺仅是躯体和死壳。”我看了一眼红梅和程姓的人。他们沉默着望着我，也望着红梅和庆林。红梅大声地说：“要不烧了那些书籍就得把抓到的人送到县公安局里去。”人群中有了活动和叽喳的议论声。程庆林向前走一步，扭回头瞪着他的同族们：“烧不烧那些书籍只是高支书的一句话，高支书征求大家意见是他敬着大伙儿，可谁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最后不得不把几十个人送进公安局，结果寺和书又没能留下来，那当儿鸡飞蛋打可没有后悔药。”我唤：“是不是不想让烧那些书籍，是不是？”有人回答了。回答的声音来自人群的最中间，像一声雷样炸开来。“想！———烧了吧，留着那东西干啥呀！”有了一个回应，人群中就哄然唤叫起来了：“烧！现在就烧。”“只要保住人，就把那东西烧得一点都不剩”我的人民的心就这样在我的呼唤下向我靠拢了，就这样的被我又一次发动起来了。人群中的唤声如暴风骤雨，随着那高昂一致的唤叫声，那些躲在后边的程姓人朝前挤过来。朝我挤过来，我便率着激越的人们朝程寺大门涌过去。我亲自动手把程寺大门摘掉了。这季节正是临着盛夏的酷热时，已近村头的日光开始散发着它滚热的光。寺门大开后，院里清新的潮味扑面而来后，群众们都跟在我身后涌进了前节大院里。不消说，有人十年、二十年甚或一生都没有机会走进这院里的藏经楼上看一看，今儿终于时机来到了，革命把时机恩赐给他们了，他们就紧随其后，前脚踩着后脚走进了这个神秘的寺庙里，加入了捣毁封建残余的战斗行列里。我到了中节院。中节院里左右相对的“和风甘雨”和“烈日秋霜”两厢房被正浓的葡萄架遮蔽了。光绪27年（1901年）10月，德宗帝和慈禧太后由西安返回北京路过九都游龙门时，分别为二程写的“伊洛渊源”、“希踪颜孟”两块匾原是分挂在“和风甘雨”和“烈日秋霜”两厢门额的，这时候也都被葡萄树的叶子遮没了。院子里碗粗的四棵几十年前栽下的葡萄树，未熟的小葡萄一串挨着一串吊挂着，低矮的就碰在人头上。它茂旺的根须把中节院的方砖地面顶得鼓鼓凸凸，使这程寺越发地显出它的古朴和幽静。人们从前节大院往中节院里涌进时，中节大院的幽静把人们的杂乱压住了，镇住了。铁丝和竹竿打成的葡萄架下蕴存的爽人的寒凉一下使人们哑然了，静默消息了。（这多少让不知内情的人明白程天民为啥要住进程寺里———仙人的去处哟。）我这样想着时，脚步已经穿过八丈深的葡萄院，到了迎面而立的藏经楼。那藏经楼为上下两层，砖木结构，长短五间。第一层的屋子里，中间是通往后节院的过道，两边的堆了过时的杂物和用具，摆放最多的是积年的灰尘和草席。就在中间过道房和二层楼的相接处，由“二程”的弟子朱熹亲笔书写的“藏经楼”三个金匾大字悬挂着（另一种说法是“二程”弟子杨时所书写，史中无记，也无人去考，程姓人这样自传自说），使那藏经楼在中节院显出了它的地位和显赫。我和红梅们也在楼下站住了。社员群众都在那楼下站住了。村人们也都站住了。让几个民兵站在楼门口，让程岗大队的领导干部朝上望一眼，都跟着我登上了二层藏经楼。楼梯在入门左拐的一角上，楼梯吱吱呀呀把我们送上二楼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出现在了大伙的面前了。我读书时候曾登过藏经楼，成了程天青家快婿以后也上过藏经楼，我百分之百地记得藏经楼这二层五间的屋子里，为了防潮防火，墙上是都用白灰泥过的，那经年累月的白墙已经显出了很厚的灰土和尘黄，在那发黄的北面墙壁下，放了一排老式的涂着红漆的松木大柜子，中间门上有锁的柜子里，摆满了程颢、程颐的著作，有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和粹言啥儿的。那时候“二程”作为耙耧山区及县镇的历史荣誉，老师不断要讲到程颢和程颐，不断要在春、秋天气带着学生来参观，要亲自领着学生分批让我们登上藏经楼，立在那些书柜前，听他卖弄他的崇拜和知识。记得我要考县一高的前一年，我们那个一副奴才相的驼背老师（不过他语文真是教的他娘的好，我善写能辩的才华多半来自他。有一天有人批判他时我会保护他，前提是不能影响我的政治生命和前途）特意挑了我们几个学生来站到那些书柜前，听他一本一本地介绍程家弟兄的著作。还听他说二程的著作中，为弟的程颐著作多，如上仁宗皇帝书、辞免西京国子监教授表、三学看祥文、颜子所好何学论、为家君上宰相书等等；而为哥的程颢著述只有上殿札子、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颜乐亭铭等几种。语文老师要我们把他说的话全都记下来，背熟悉，说每年地区出的试题中都有有关“二程”的附加题，答对了就有10分或是15分（那年果然有这类附加题，因为这个已经退休回家的驼背老师就是出题人）。他还在那书柜前介绍了程颢、程颐的书法和字画，介绍了他们的生卒年月和为官仕途的曲折和不顺。可是，眼下那些后墙的一排书柜里，连一册、一页二程的书籍也没了，连一张程颢、程颐的字画也没有了，连当年随随便便卷着放在一个柜里的二程的弟子朱熹和杨时的画像也都不翼而飞了，连镶在书柜正中桌上镜框里已经完全褪色的瘦削、长辫的二程的老师周敦颐的画像也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书柜里摆满了从城里新华书店才能完全见到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各种类型、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还有大开本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和书籍，各样各种，少说上百册。上始马克思，下至毛主席，他们五位伟人的著作都分别用红纸垫在柜底上，著作整整齐齐放在纸上面。其他的空柜里，要么就空着，要么规规正正贴了领袖们的彩色画像。而那排柜的中间桌子上，那个原来镶了周敦颐画像的大镜框，眼下则镶着毛主席夹着雨伞，风尘仆仆去安源闹革命的那幅生动、朝气的全身像。就是说，藏经楼上现在藏的全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了。就是说，最封建、最心脏的地方，已经是程岗镇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理论的宝库了。就是说，我们革命的步伐慢了一步，被敌人先一步用革命的幌子把我们真真正正革命的行动挡住了。就是说，我们早晚要把战争发动到程寺的计划早已经在一些人的掐指细算之中了。我早晚要烧掉那理学经书的念头程天民早已有所预料了。村干部们怔怔的立在藏经楼上的书柜前，从那些浮在葡萄架上面的雕花窗户里透进的光亮，轻轻地落在我们脸上和身上，使我们的尴尬明明显显地漂在、挂在每一张犯了革命幼稚病的灰脸上。那些经卷书籍，据说是在两年前都已不在藏经楼上了。有人说两年前县文化馆来这拉走了，有人看见来拉的是一个吉普车。有人说那一次文化馆只拉了几张桌子和椅子，根本没拉一本书。那么它去了哪里呢？大家面面相觑，每张脸上都挂着一片云。不言而喻，都疑心这些典籍是被老镇长收藏起来了。程庆林提议把藏经楼通往后节院的过道门砸开，到程天民的住处搜一遍，可我深思熟虑了半晌没说话。你们试想想，倘若果真是程天民在两年前就把经卷字画转移走的话，他会摆在三节院里让你去搜吗？倘若要再找不到那些书籍如何向程天民交待呢？（日他祖先，谁都知道他是县政协委员，和现任的县委书记常来常往哩。不当镇长，胜似镇长哩）我们能冲进三节大院吗？能不管不顾地冲将进去搜查吗？革命是要在思考中进行的，高瞻才能远瞩。战争中最忌的是敌情不详，盲目出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行弯路，这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是革命，是革命中的军事行动呢。（我操他奶奶，要我和县长或书记有程天民和县委书记那样的关系就好了。）望着村干部和那些黑鸦鸦的我的百姓们，我仍然振振有词：“我们目前的任务是打倒掌权的走资派，不是揪那些退下的走资派。我们不能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既然程天民知道把经卷藏起来，他就不会藏到让我们一下能找到的地方里。”我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把镇政府的政权夺过来。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程天民和程寺这些都是次要矛盾和支流，会随着主要矛盾的解决而解决。‘纲举目张’是啥意思？先推翻镇政府，再收拾程寺和那些虾兵蟹将，这就是‘纲举目张’的活学和活用。”那一天，就在往日早饭已经吃过时，我们从中节大院取下了德宗帝亲笔御书的“伊洛渊源”匾，慈禧太后亲笔御书的“希踪颜孟”匾，还有朱熹或杨时亲笔书写的“藏经楼”及前院中历代各朝为程颢、程颐或程寺写下的一堆匾额和招牌，在程寺门前焚香祭祖的那儿点火烧掉了，同时还砸了门前宋朝、明朝为程寺立下的两块建寺碑和清末时期哪位达官贵人送卧在寺前的两个石狮子，让这次革命的进攻以象征性的胜利宣告结束了。
3胜利取得
烧毁程寺的一批御匾和砸掉几块御碑的胜利后，听说王振海气得把饭碗摔在了镇政府的食堂里，这就让我们（我）达到预期目的了。我已经把他摔碗和破口大骂的时间、地点、证人全都记在了我一个本儿上（引蛇出洞）。我们破除迷信、惩治封建活动，改造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的觉悟，他为啥儿气得摔碗呢？他为啥儿敢骂不抓紧浇地饿死他们这些龟孙子！谁是龟孙？是我们这些革命者？我们是龟孙子，他不就成了封建老爷吗？如果说革命青年是龟孙的话，那我们甘愿就做这个龟孙子，就让他去当反革命的封建老爷吧！就让他充当以程寺和“二程理学”为代表的程岗封建阶级的最优秀、最权威的保护伞吧。鲁迅说，沉默也是一种反抗，也许是最好的反抗。对于王镇长和有些问题，我们不是不报，是时辰不到。时辰一到，自然会报。时辰一到，不报自报。因为我已经是名正言顺的程岗镇党委委员，我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列席程岗镇的党委会，已经有条件在每一次会议上把王镇长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我那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上了。到了初冬，种植小麦的时候，我已经在我的那个本上记了他72条反动言论。他说过“抓革命、促生产，不促生产如何革命呀”！（革命是首位，生产是属从，他这不是颠倒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是啥儿？不是唯生产力论是啥儿？）还说过：“女人是个宝，革命是个。”（这是最典型的反革命言论，可惜这话是镇上管宣传的李干事给我说的，这鸟人坚决不肯写证明、做证人。还为给我透了这些而后悔。有一天我当了镇长会给这李干事一点颜色看，让他后悔莫及哩。）王镇长还在一次三夏大忙动员会上对各大队的支书讲话时，把毛主席语录“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改为“没有一堆糊口的粮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那次会上，他喝了几口酒，就在一个叫赵秀玉的女支书面前（40余岁，长相极丑，简直不能和红梅同日而语），拉着人家的手说：“赵支书，你长得特别像我在部队当营长时我们二连长的老婆哩，你和她一样，敢作敢为，守口如瓶，在所有的大队干部中，我最信任你。”（他们是不是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呢？要有就好了！）依照乡村革命的规律，种上小麦之后，冬闲便来了，革命和爱情都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了。在这一年里，我以沉默和忍耐的态度坚持在王镇长的领导之下工作着。之所以我能坚持沉默着，是因为这一年我和红梅那重大的情爱工程不像我想的那么顺。我总是在开掘挖凿中碰到树根而误工。当挖到一百余米时，我还碰到了一层红僵土，好在那似土似石的地方只有几米长，我用二十七八个通宵把它打通了，若它有十米二十米的厚度咋办呢？我还能如期打通我们的爱情通道吗？更糟糕的，是我在计划工程时，没有计划地道的通风和排气功能，当挖至几十米深时，空气稀薄了，人就感到呼吸困难了。为此，我想了许多办法，买了一个小型鼓风机，可鼓风机需要交流电，村里又时常停电；想在哪挖一个通风口，可挖通风口虽然可行，但又失安全。最后我决定每隔十米左右，就用工程勘探的半月铲儿，由下向上挖一小碗或胳膊粗细一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上端必须都在哪家住户的院墙、屋墙的地基下。你们知道，豫西人的院墙、屋墙的地基都是由石头生砌而成，都高出地面一尺或几寸，把通风口挖在地基下，既不会被任何人有丝毫的觉察，又能从那些生砌的石头缝中把地面的空气输送到地道里。通过这一卓然有效的设计和实施，我坚信我不仅是天才的革命家，还是一个天才的地下工程师。我用我所学过的数学和物理，加上地面观测和在工程兵服役时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在我由下至上挖的17个四五米深的通风口中，有一个是挖在街上的碾盘下，一个挖在程寺门前的一棵枯柏的树洞里，另外15个，全在墙基下，有14个不偏不倚，只有一个稍有偏差，挖在了程桂芬家的院墙外，幸好那院墙外是一个柴禾垛。我把那个通风口用一块石头塞死废弃了，我相信那堆柴禾烧完时，主人发现那个黑洞会以为那是一个黄鼠狼窝或别的野兽洞，也许那些柴禾的枝枝叶叶会自然地把那洞口堵塞着。总而言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的庞大繁重的地下爱情工程已经挖了250多米了，再有十几米，到程天青家那半亩地的空闲后院下，我就该挖地下房屋了（真正的洞房哟），人身肉体急不可耐时，就可以和红梅到那洞房夫妻了，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那云山雾雨了，可以彼此赤裸裸，不带一丝针线地在那洞房行着事儿说笑和商议革命和工作的事宜了。我还没有告诉红梅说我对她情爱的重大行动和方案。有几次我们在野外快活着那样的事儿时，她吃惊地摸着我手上的茧子说：“爱军，你的手咋了？”那时候我差一点把这个秘密开天窗样泄给她，可我一犹豫，却又对她说：“我生就是劳动人民的命，随便干点活儿手就起茧子。”我想把地道挖到她家时才突然告诉她。我要让她那当儿望着我惊奇地瞪着眼，在某一天革命又有了巨大的成功之后，比如我当上了党委书记或镇长或县委委员时，让她万分惊奇地跟在我身后，一步一步走进地道里，摸着泥土，感叹我对她伟大的爱情和占有。我要她往地道深处走去时，边走边解衣扣儿，每走五步就如天女散花般把她的衣裳往地道丢一件，到了中间洞房处，正好脱得一件也不剩，赤裸条条地立在那。然后，我们就在那洞房的床上饿了吃，渴了饮，不饥不渴时就疯疯狂狂、云云雾雾那事儿。我们要一天疯狂八次那事儿，一次事儿云雨三个小时整。我要把一生对她肉身的饥渴都在她第一次走进洞里的三昼夜里吃喝掉，然后再在那里搂着她一口气睡上三天又三夜，七十二小时，睡醒了，精力充沛了，再和她一起走出地道投入火热的斗争、火热的革命、火热的人生里。（也许我在我们第一次走出洞时的路上还会若有所失地和她疯狂一次那事儿，会在洞口的光亮里再完成一次我的高潮和她的高潮儿。）可这一切都取决于我必须立刻把地道挖出来，把真正的洞房挖出来。我已经把洞房重新设计了。我要在洞房靠程天青的住屋地下四米的深处留下几方土，用那留下的长方形如坑样的地形做床儿，再把洞房内挖出二至三个通气口，一个在程天青的院墙地基下，另一个在他睡的后墙下或是床铺下。也许通过那床或后墙下的通风口我能听到程天青和他媳妇在床上有没有做事儿，还能听见疯了的程天青说些有关大队和镇上的情报和秘密（喂———喂———村之为战，人之为战———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能放空枪，不能放空枪）。可是，在我正准备挖设洞房时，有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发生了。种上小麦后，我在镇上召开的一个基层干部会上碰到了镇党委管文件和会议记录的田秘书。田秘书把我拉到会场一角神神秘秘说：“高支书，你哪儿得罪了王镇长？”我知道我哪儿都得罪了王镇长，可我说：“我哪敢得罪王镇长，我是王镇长路线的坚决拥护者。”田却说：“你再想一想，不得罪王镇长，上个月县委组织部要选拔一个县团委书记，你是三个人选中的第一个，可组织部派人到镇上一考查，王镇长咋会对人家说你华而不实，爱出风头，是地地道道的假革命。”我一下惊住了，立马把田从会场角拉到了会场外的男厕所。“王镇长还说我啥儿了？”田又到厕所外边看一眼“说你和夏红梅是一对革命小丑，如果有一天你们得志，才叫老百姓们哭天抹泪，才叫革命暗无天日哩。”我问：“组织部的同志说了啥？”田说：“组织部来的是一个副部长，他好像对你很失望。”我问：“现在团委书记谁当了？”田说：“听说最后由第二人选顶上了，是县丝绸厂的一个副厂长。”事实证明，革命不能对王振海心慈手软了，他已经阻碍了历史的前进和发展，已经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成为革命的敌人和绊脚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中国革命的国际原则，这也是高爱军参加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则。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用三天三夜的时间整了王镇长一份题为撕破程岗镇书记兼镇长王振海的丑恶嘴脸的揭发材料，统共28页，一万三千字，所以那材料的副题是———关于控诉王振海的万言书。大致摘要如下：一、关于王振海的反动言论二、关于王振海的男女关系问题三、关于王振海支持封建活动问题四、关于王振海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五、关于王振海“唯生产力论”的问题这份落款是程岗镇革命群众的揭发材料，我有意写了不少错字，又用左手复写三份，一份寄给县委，一份寄给县政府，第三份寄给了县委组织部。之后的日子里，我并不打听那材料寄到县上的回音和反映，而开始在程岗大队开展了农闲积肥运动，要求各家各户，在冬闲的日子里，每家都必须在门前屋后，用树叶、杂草积下三至五方农家肥，然后把肥料用泥糊起来，顶上留着灌水的槽，每十天半月都必须挑几担水灌入那槽，使那些草发酵腐烂，为来年春天小麦施肥作准备。我说过我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一次又证明了我果真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当那份万言材料如炮弹样从镇上的邮筒射往县里的第十六天，我又让红梅重新抄一遍，以“程岗镇革命干部”的名义又一式三份寄往县上的不同部门。又十天之后，我再让红梅用左手抄一遍，仍是一式三份的寄出去，这样一个冬闲下来，以不同的落款把那份材料（有时也改一改，换换大、小标题）统共寄出了9次27份，使县上的各部门和主要领导手里，都有了关于揭发王振海的万言书。终于，到来年春天时，县里派来了革命工作调查小组，组长居然是部队对地方实行军管（又名“三支两军”）留在县上工作的一个老团长。团长在镇公所工作了三天三夜，和每一个干部都谈了一次话（这是军队干部工作的老传统），从镇公所领着他的调查小组在程岗街上转了转，看着满街的积肥整整齐齐，一行一排。他用脚便把积肥上糊的盖泥踢开了，立马的，在那盖泥中发酵了一冬的草粪热暖暖、白淋淋、香喷喷的腐味便一下冲进了他和调查小组的每个人的鼻子里。当天，老团长走进了程岗大队部。“你叫高爱军？”“哎。”“你当过兵？”“首长是从我的名字里看出来的吧？”“我从来不以貌取人，不以名猜人。我看你们大队的积肥整齐划一，不当过兵的人不会这样要求老百姓。”我笑笑。他问：“你得过县里的‘革命急先锋’的称号是不是？”我又笑笑，很害羞的模样儿。“你对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怎样看？”我说：“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生产上不去，革命就容易让人看成是空话。生产上去了，革命的旗帜插在哪儿都飘扬。”老团长的眼睛亮起来，又一眨不眨地看着我。“高爱军，你实话说，关于你们镇王振海的万言材料是不是你写的？”我的眼睛睁大了。“啥儿万言材料？”他仍然冷冷盯着我。“真的不是你写的？”我说：“首长，你们调查没有？我到底写了啥？王镇长有错误，我对他确实有意见，比如他理论水平不高，比如他在讲话中爱骂人，还比如他对程岗大队的封建迷信活动迁就姑息，这些意见我以前对县上的人说过，不能因为我说过这些，有些事不经调查就得出结果。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团长朝我摆摆手，打住了我的话。“我在程岗镇三天谈话二十几个人，谁见我说话都紧张，只有你理直气壮，说话不打一个结巴。”说到这儿老团长突然停住了，突然转了话题问我道：“你今年二十几岁？”我说：“27。”
他说：“哦年轻哩，愿不愿调到镇政府里去工作？”我说：“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们的谈话就完了，前后用的时间走不了半里路。但在这仅能走半里路的功夫里，我的表现胜过一个有二十年工作经验的镇长和书记，胜过一个连长或营长，我处变不惊，对答如流，藏而不露，有理有据，给一个老团长留下了绝妙美好而又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样的人才他怎能不用呢？区区王振海他怎能挡住我的升迁，挡住历史的车轮吗？终于，我被任命为程岗镇的名副其实的第一副镇长。不消说，这是我革命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
1程寺之变
这年小满的前三天，一场严峻的考验降在了我头上。昨儿是程颢、程颐父亲程的生日，白天村子一如往日，入夜村子里也风平浪静，我依旧从地道往水渠里挑了将近20担土，然天将亮时，红梅和程庆林就一道闪电把我从床上叫醒了。“翻天啦，他妈的翻了大天啦！昨夜有人在程寺门前烧纸、烧香祭祖哩。”程庆林冲到我床前叫叫嚷嚷道。“这是公然用封建迷信活动和我们无产阶级对抗呢。”红梅给我递着刚脱掉又要穿的衣裳说“不刹住这股歪风就树不起我们革委会的绝对权威来！”我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此事若放任不管，它不仅将成为以我为中心的新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佐证，而且有一天会成为“新红色革命根据地”是个“迷信部落”的有力证据。果真那样，受影响的不仅是程岗的革命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我高爱军的政治生命和前程。啥儿也没说，我立马穿上衣裳，和红梅、庆林三脚两步到了程寺前；果然看见程寺大门口有30几堆烧过的纸灰和焚过的香根。一讯问，原来程天民去县城参加啥儿会议啦，程寺大门从外紧紧地锁上了，这些焚香的人进不了程寺就在寺前烧纸焚香了。看着那一排排的灰烬和被夜露潮湿的香根，我想我昨夜咋就没有发现这些呢？那么，这些烧香的人有没有发现我？我必须找到这些烧香的人。让庆林叫来几个民兵守着现场，我和红梅去镇政府找到了正起床洗脸的王镇长，请求王镇长调动派出所的同志帮我们立案侦破，可没想到王镇长听了我们的汇报，把毛巾在脸盆里不慌不忙揉搓着说：“我看你们村头那十几亩地该浇水了吧。”我和红梅都有些尴尬了，那样儿仿佛不是我们在革命，而是我们闲暇无事，拿革命当儿戏在小题大做哩。“我们今儿就组织人马去浇地，”我说“王镇长，这时候还有人敢焚香祭祖，这可比浇地增产的事情大。”王镇长扭头望着我和夏红梅，毛巾在脸上僵一会，他说：“高爱军，你不知道我是转业军人吧？我在部队时是营长，现在是书记兼镇长，夏红梅没有当过兵不知道，可你总得知道下级对上级说话时该是啥样儿。”我说：“王镇长，革命没有贵贱之分。下级应该服从上级、尊重上级，可上级更应该服从真理、尊重真理。”王镇长把他的毛巾甩在了脸盆里。脸盆里的脏水溅在了我和红梅的身上和脚上。“真理就是你们的地不浇要减产，减产了百姓就要饿肚子，饿着肚子就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他这样吼着叫着时，脸上憋了一层血，把他的脸涨成了乌紫色。我想对他说，不是饿着肚子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而是因为饿了肚子，都才跟党走，都才跟党干革命。这是被革命历史实践过的，颠扑不破的经验和真理。可这些话我还未及说出口，王镇长却拉开抽屉，取出几页复写在横格信纸上的材料扔在了我身上。我和红梅将那材料抖开一看，竟是我们送到县上和两级报社的那分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我和红梅呆住了。他说：“拿走吧，你们要砸了程寺，你们就砸了程岗大队人的心，我看你们失掉多助以后还如何干工作、当干部、搞革命。”我和红梅从镇政府出来了。我们决定要给王镇长一些颜色看一看。镇政府的大门外有一片砖铺地，砖地四周栽有泡桐树。砖缝中长有细碎的杂草和虫儿。立在那块砖地上，我和红梅的脸色都有些僵黄色。她拿着那份关系着程寺和我们前途命运的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的材料望着我，说：“咋会落到王振海的手里呢？”我说：“这证明至上而下，党的内部有一条黑线，没有黑线这材料就落不到王镇长的手里边。”红梅脸上的僵黄有些淡淡惨白了，仿佛残忍的敌人已经持枪立在我们面前了。“咋办？”她说：“我们不能让王振海牵着鼻子走。”我们当然不能让王镇长牵着鼻子走，就像中国不能让赫鲁晓夫牵着鼻子一样，我们怎么能让区区的书记、镇长牵着鼻子呢？望着砖地外的桐树林，从树叶的缝中看见从东山挤出的日头如喷将出来的血，哗哗啦啦便把东山脉和半个世界染红了，把世界和宇宙照亮了。我听到那日出的声音如血管炸裂般有喑哑的呯呯声，看见面前的一棵桐树上吊着一个虫包从半空落下来，啪地一响，那虫就退回包儿了。就在这时，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和开悟，有一股力量从日出的血红中向我输来了，于是，从落下的虫包那儿给我开启了一道革命则生，革命则胜，不革命则败，不革命则死的真理之门。我望着红梅的脸，看见她的眼中有先前曾经有过的惘然和忧愁。我说：“操她妈的，镇长算个，当过营长算个。”她说：“你敢和他对着干？”我说：“不对着干我们的出路在哪儿？”反问了一句，默了一阵，盯着红梅无耻地欣赏一阵子，我又突然道：“红梅，你最近想我吗，想那事儿吗？”她朝别处瞟一眼，扭过脸来嗯一下，说：“爱军，桂枝不在了，只要你想我，啥时我都愿给你，只要安全，哪儿都行。”我拉起红梅的手，在镇政府涂满红漆的大门前，在从泡桐树的圆叶间斜射过来的斑驳的日光中，我不顾一切，胆大妄为，如猪似狗、像马似牛地把她的手从我的裤缝塞进了我的两腿间，当她柔软的手指触到我无耻的坚硬时，我两个立马全都浑身颤栗，触电般各自朝后退了一步，同时把头扭向两侧惊慌地打量着。有一个程姓的老人提一个水桶从家里走出来，去程后街的井上打水了。我们扭回头来彼此相望着。她说：“爱军，今儿黄昏我在十三里河滩上等着你。”我盯着她半白的脸，像看一张一丝不挂的裸画儿。她说：“你不想那事了？”我说：“想，往死里想。以后我们每成功一次革命，就疯一次那事儿。以那事儿来庆贺，那时候有一次那事比日常的十次、百次都快活。”（她像我盯她样盯着我，不知她是盯着我的嘴，还是盯着我的鼻尖儿，我也是像望着一张裸画吗？）我说：“今天我们就领着群众冲进程寺里，我们不砸程寺的房，我们把二程的著作全烧掉，看他王振海敢把我们咋样儿，然后你我就到河滩上，疯一次那事来庆贺。”我们就是在对那事儿的饥寒交迫中决定发动一次冲击程寺之战的。我们有牌坊之战的失败作为成功之母，就坚信程寺之战的必然胜利。因为在这个初夏的日子里，我们已经夺取了程岗的领导权，积累了许多革命中的经验和教训。我已经十二分地清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深刻和奥秘；已经十二分地明白，革命如同于战争。革命就是战争。既然战争只能靠战争来消灭，革命只能靠革命来成功，那么我们为啥不以革命战争的经验与理论来指导现时的革命呢？我们为何不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呢？我们当然要以革命的形式发动战争，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我们当然要冲进程寺，烧了二程全书、二程画像和藏经楼上所有的四书五经、发黄的脆纸、程家的家谱，寺庙的财产登记簿和所有过去程氏中的文化典籍和资料。那些用牛皮细线装订的长条册书，那些装进布盆的有股霉味的经卷，那些画在巨幅纸张上、留着长胡子的祖像，那些被当成夫子、学问家的神们，虽然很少有人去翻看摆弄他们的著述，可说起来程岗大队的程姓人（主要是中老年）不都对它们敬敬畏畏吗？他们不都是以此为荣吗？他们不都是把这些当成了程寺的灵魂吗？在革命中，程寺得到了王振海空前的庇护，王镇长和程寺是啥儿关系呢？同老镇长程天民仅仅是两代程岗人领导的关系吗？他们有啥儿不可告人的秘密使他王镇长竟敢把浇地看得比封建迷信更为重要呢？我和红梅朝程寺走回去。程庆林和几个手持红白木棍的民兵迎着我和红梅跑过来，邀功请赏似的气喘吁吁说：“高支书，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抓住了几个烧香的人。”我和红梅立在了程后街中的碾盘前。“都是谁？”“全是外乡程家的后人。”民兵营长说“我料到我们程岗的革命这样热火朝天，程岗人没谁敢往这刀尖上撞，去搜了几家，果然就搜出了几个外乡程姓人。”红梅说：“为了敲响警钟，杀一儆百，外乡人应该让他们游游街，让他们明白程岗大队的形势一片大好，如火如荼，谁都别想往程岗革命的脸上泼脏水、拉屎尿。”庆林说：“现在我就去准备绳和高帽子。”民兵营长程庆林说完就要转身领着民兵往程中街的大队部里走，我一把将他拦住了。“在这儿我们就算开了一个支部会。”我说着朝路边靠了靠，把一条腿蹬在一个碾盘上，他们也都朝我更近的围过来。“让这些人游街，就得罪了这些人的亲戚”我说：“这些人都是程家后裔，所有的程姓人都以为我们会拿他们开刀、批斗，可我们偏偏要欲擒故纵，放了他们，这样就取得了所有那些原来亲近老班子的程姓人的谅解和支持。这时候不要说我们烧了藏经楼上的书，就是果真砸了程寺，程姓人也不会像上次我们砸牌坊时那样阻拦我们了。”我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用过心理战，现在我们也要运用心理战。我们的目的是团结群众，烧掉藏经楼的典籍（程寺之魂），为下一步夺取镇党委的政权打基础。”民兵营长说：“白白放了他们？”我说：“放了。全放了。”红梅说：“我同意。爱军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不愧是我们班子中的领导核心。”（我的心肝我的肉，我的爱情我的魂。）最先理解我的总是夏红梅，爱情使我们在革命中更加的心有灵犀。（青纱帐举红缨一望无际/下岗来修地道敢把山移/爱情的汁水浇灌着耙耧的土地/革命的种子开花结果定有期/共产党是亲娘将我养育/夏红梅高爱军红心相依/立志做一个中华儿女/树雄心高举起战斗大旗。）
2程寺之战
放走那些在程寺前焚香的外村程姓人，在程岗大队取得了意料之中的良好效果。放人就在日出三竿的程寺前，一杆一杆的日光普照在祖国的大地上、山脉上和村落里。程寺前的空地上、石头上、墙角下，那时候人山人海，堆满了没有洗脸的社员和群众，他们刚从床上爬起来听说有人在程寺门前焚香时，脸上都惊吓一层半污的惨白，如一块块脏布上结了霜。不消说，谁都知道一场非同小可的事件即将发生了。这当儿，我看见我丈人程天青仍然穿着那个露着棉花的旧棉被，头上顶着几根草，怯怯地立在寺门口，我想起了不久前我和红梅在麦垛下被他发现的那一幕，于是我狠狠地朝他冷一眼，他便躲到寺门东的人群里了。程寺大门仍然严闭着，有一股古色古香的潮味从大院的门缝涌出来，像穿堂风样吹在人群中。我朝程寺大门前边走过去，人群立马给我让开了一条道。社员群众们都眼巴巴地望着我，等着我对焚香事件的评断和宣判。我一只脚站到寺前石狮子那又方又大的底座的一角上，一只脚蹬在那座狮子的后腿上，左手卡在腰间里，右手按在石狮子的头顶上，看见所有投向我的目光都软软弱弱，绵绵缠缠。我知道这当儿我不能立马开口说话儿。我就那么立在狮座上，目光半冷半热，热中透冷，冷里含温地望着寺前密密麻麻的程岗人，望着归我领导了的人民和群众，归我指派的百姓和臣民。我看见我的沉默中，社员们的心跳声如雨夹雪一样落下来。看见站在前排革命骨干分子们的脸上都坚定了一层冰青色，基干民兵手里三尺长的红白木棍（特制而成，他们总是如枪一样带在身上。那是他们的第二生命）半斜着提在手中，在东升的旭日中闪着新涂的漆光，那些站在骨干和民兵身后的社员们，脸上则呈现出一种死灰色。我不知道我的目光那时候有多冷，也看不见我的目光有多杂。我只看见那些人只要和我的目光一对峙，他们的眼皮就枯草一样卷耷下去了，目光咣的一下子塌下了，头像烈日中的草样勾下去。这当儿，这一瞬，这一点儿时间里，我忽然明白，在乡村的革命中，在乡村的战争、战斗中，有时候原是不用刀枪和语言，不用文斗或武斗，仅仅用目光就能征服那些百姓和臣民。我把目光从他们头上杀过去，从他们脸上扫过去，从他们的衣裳和腿上、脚上荡过去，然后，在这沉默中，我轻轻咳一下，像暴雨前要刮一阵冷风样把我低哑、冷硬的干咳，送刀送针样送到每个人的心里去。之后，我咳了一下，又哼了一声，清清嗓子，大声地对我的百姓们说：“今天，我们程岗大队社员们全都看到了———这个新的红色延安非常不幸地发生了骇人的焚香祭祖事件。这样的事件是啥性质？是典型的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后台的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最典型、又最最反动的一起反革命事件，抓起来不关进监狱也要打断脚”我说：“可我高爱军决不做那样六亲不认的事。我高爱军虽然不姓程，可我是两千六百口程姓人的村支书。我既是程岗大队的支书，又是坚定的革命者；我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咱们程岗程姓人的领头羊。按照革命的原则，我应该把所有参加焚香事件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捆起来，关起来，送到班房里，最起码也让所有的人都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可我不这样。我知道我不这样做将会成为某些人有一天整我黑材料的有力罪证。但是，为了程岗，为了咱们程姓人（咱们程姓人？）我甘愿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甘愿为某一天有些人反对我时留下把柄和罪证，对昨儿夜里的焚香祭祖事件既往不咎，既不上街游斗，更不上交公安；而且还要把已经抓住的人立马放掉。现在就放掉！”（所有人的眼睛都突然瞪大了。红梅的脸上是一层秘而不宣的粉淡淡的光，庆林的脸上是一层几分扫兴，泄气的暗灰色。然在社员群众那儿，所有的程姓人，在我的目光下，脸上都显出了一片温暖的明亮和亲近。我该直奔主题了。）我说：“社员们，群众们，父老乡亲们，焚香祭祖往大处说是内外勾结的一起反革命事件，可往小处说，它至少也是封建迷信活动，是腐朽没落阶级灵魂的死灰复燃。程颐、程颢是咱们程岗人的祖先不错，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经卷一朝心，现在是新社会，是文化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你们咋能执迷不悟来烧香磕头哩？昏头啊！你们昏头啊！你们昏头这让我怎么去说呢？我只能说我不怪你们，不怪父老乡亲，不怪叔婶哥嫂，不怪爷爷奶奶，不怪任何一个社员群众，只怪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寺庙，给我们留下的那些藏经楼上的散发着封建资产阶级腐臭的经书和字画。我高爱军再三想过了，党支部也研究过了，放了焚香祭祖的乡亲们我们如何向上级交待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放了人，砸了这寺庙，可砸了这寺庙你们不心疼，我高爱军也还心疼哩。它是明朝盖的老房啊，是我们程姓人的脸面啊，是我们程岗大队的象征啊。咋办呢？思前想后，想后思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烧了藏经楼上的书，烧了那里的字和画，烧了那里的零碎杂乱，既保全了咱们烧香磕头的人和寺庙，又可以向上头交待说我们把寺庙的灵魂烧掉了，我们从心脏革命了，留下的程寺仅是躯体和死壳。”我看了一眼红梅和程姓的人。他们沉默着望着我，也望着红梅和庆林。红梅大声地说：“要不烧了那些书籍就得把抓到的人送到县公安局里去。”人群中有了活动和叽喳的议论声。程庆林向前走一步，扭回头瞪着他的同族们：“烧不烧那些书籍只是高支书的一句话，高支书征求大家意见是他敬着大伙儿，可谁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最后不得不把几十个人送进公安局，结果寺和书又没能留下来，那当儿鸡飞蛋打可没有后悔药。”我唤：“是不是不想让烧那些书籍，是不是？”有人回答了。回答的声音来自人群的最中间，像一声雷样炸开来。“想！———烧了吧，留着那东西干啥呀！”有了一个回应，人群中就哄然唤叫起来了：“烧！现在就烧。”“只要保住人，就把那东西烧得一点都不剩”我的人民的心就这样在我的呼唤下向我靠拢了，就这样的被我又一次发动起来了。人群中的唤声如暴风骤雨，随着那高昂一致的唤叫声，那些躲在后边的程姓人朝前挤过来。朝我挤过来，我便率着激越的人们朝程寺大门涌过去。我亲自动手把程寺大门摘掉了。这季节正是临着盛夏的酷热时，已近村头的日光开始散发着它滚热的光。寺门大开后，院里清新的潮味扑面而来后，群众们都跟在我身后涌进了前节大院里。不消说，有人十年、二十年甚或一生都没有机会走进这院里的藏经楼上看一看，今儿终于时机来到了，革命把时机恩赐给他们了，他们就紧随其后，前脚踩着后脚走进了这个神秘的寺庙里，加入了捣毁封建残余的战斗行列里。我到了中节院。中节院里左右相对的“和风甘雨”和“烈日秋霜”两厢房被正浓的葡萄架遮蔽了。光绪27年（1901年）10月，德宗帝和慈禧太后由西安返回北京路过九都游龙门时，分别为二程写的“伊洛渊源”、“希踪颜孟”两块匾原是分挂在“和风甘雨”和“烈日秋霜”两厢门额的，这时候也都被葡萄树的叶子遮没了。院子里碗粗的四棵几十年前栽下的葡萄树，未熟的小葡萄一串挨着一串吊挂着，低矮的就碰在人头上。它茂旺的根须把中节院的方砖地面顶得鼓鼓凸凸，使这程寺越发地显出它的古朴和幽静。人们从前节大院往中节院里涌进时，中节大院的幽静把人们的杂乱压住了，镇住了。铁丝和竹竿打成的葡萄架下蕴存的爽人的寒凉一下使人们哑然了，静默消息了。（这多少让不知内情的人明白程天民为啥要住进程寺里———仙人的去处哟。）我这样想着时，脚步已经穿过八丈深的葡萄院，到了迎面而立的藏经楼。那藏经楼为上下两层，砖木结构，长短五间。第一层的屋子里，中间是通往后节院的过道，两边的堆了过时的杂物和用具，摆放最多的是积年的灰尘和草席。就在中间过道房和二层楼的相接处，由“二程”的弟子朱熹亲笔书写的“藏经楼”三个金匾大字悬挂着（另一种说法是“二程”弟子杨时所书写，史中无记，也无人去考，程姓人这样自传自说），使那藏经楼在中节院显出了它的地位和显赫。我和红梅们也在楼下站住了。社员群众都在那楼下站住了。村人们也都站住了。让几个民兵站在楼门口，让程岗大队的领导干部朝上望一眼，都跟着我登上了二层藏经楼。楼梯在入门左拐的一角上，楼梯吱吱呀呀把我们送上二楼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出现在了大伙的面前了。我读书时候曾登过藏经楼，成了程天青家快婿以后也上过藏经楼，我百分之百地记得藏经楼这二层五间的屋子里，为了防潮防火，墙上是都用白灰泥过的，那经年累月的白墙已经显出了很厚的灰土和尘黄，在那发黄的北面墙壁下，放了一排老式的涂着红漆的松木大柜子，中间门上有锁的柜子里，摆满了程颢、程颐的著作，有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和粹言啥儿的。那时候“二程”作为耙耧山区及县镇的历史荣誉，老师不断要讲到程颢和程颐，不断要在春、秋天气带着学生来参观，要亲自领着学生分批让我们登上藏经楼，立在那些书柜前，听他卖弄他的崇拜和知识。记得我要考县一高的前一年，我们那个一副奴才相的驼背老师（不过他语文真是教的他娘的好，我善写能辩的才华多半来自他。有一天有人批判他时我会保护他，前提是不能影响我的政治生命和前途）特意挑了我们几个学生来站到那些书柜前，听他一本一本地介绍程家弟兄的著作。还听他说二程的著作中，为弟的程颐著作多，如上仁宗皇帝书、辞免西京国子监教授表、三学看祥文、颜子所好何学论、为家君上宰相书等等；而为哥的程颢著述只有上殿札子、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颜乐亭铭等几种。语文老师要我们把他说的话全都记下来，背熟悉，说每年地区出的试题中都有有关“二程”的附加题，答对了就有10分或是15分（那年果然有这类附加题，因为这个已经退休回家的驼背老师就是出题人）。他还在那书柜前介绍了程颢、程颐的书法和字画，介绍了他们的生卒年月和为官仕途的曲折和不顺。可是，眼下那些后墙的一排书柜里，连一册、一页二程的书籍也没了，连一张程颢、程颐的字画也没有了，连当年随随便便卷着放在一个柜里的二程的弟子朱熹和杨时的画像也都不翼而飞了，连镶在书柜正中桌上镜框里已经完全褪色的瘦削、长辫的二程的老师周敦颐的画像也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书柜里摆满了从城里新华书店才能完全见到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各种类型、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还有大开本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和书籍，各样各种，少说上百册。上始马克思，下至毛主席，他们五位伟人的著作都分别用红纸垫在柜底上，著作整整齐齐放在纸上面。其他的空柜里，要么就空着，要么规规正正贴了领袖们的彩色画像。而那排柜的中间桌子上，那个原来镶了周敦颐画像的大镜框，眼下则镶着毛主席夹着雨伞，风尘仆仆去安源闹革命的那幅生动、朝气的全身像。就是说，藏经楼上现在藏的全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了。就是说，最封建、最心脏的地方，已经是程岗镇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理论的宝库了。就是说，我们革命的步伐慢了一步，被敌人先一步用革命的幌子把我们真真正正革命的行动挡住了。就是说，我们早晚要把战争发动到程寺的计划早已经在一些人的掐指细算之中了。我早晚要烧掉那理学经书的念头程天民早已有所预料了。村干部们怔怔的立在藏经楼上的书柜前，从那些浮在葡萄架上面的雕花窗户里透进的光亮，轻轻地落在我们脸上和身上，使我们的尴尬明明显显地漂在、挂在每一张犯了革命幼稚病的灰脸上。那些经卷书籍，据说是在两年前都已不在藏经楼上了。有人说两年前县文化馆来这拉走了，有人看见来拉的是一个吉普车。有人说那一次文化馆只拉了几张桌子和椅子，根本没拉一本书。那么它去了哪里呢？大家面面相觑，每张脸上都挂着一片云。不言而喻，都疑心这些典籍是被老镇长收藏起来了。程庆林提议把藏经楼通往后节院的过道门砸开，到程天民的住处搜一遍，可我深思熟虑了半晌没说话。你们试想想，倘若果真是程天民在两年前就把经卷字画转移走的话，他会摆在三节院里让你去搜吗？倘若要再找不到那些书籍如何向程天民交待呢？（日他祖先，谁都知道他是县政协委员，和现任的县委书记常来常往哩。不当镇长，胜似镇长哩）我们能冲进三节大院吗？能不管不顾地冲将进去搜查吗？革命是要在思考中进行的，高瞻才能远瞩。战争中最忌的是敌情不详，盲目出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行弯路，这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是革命，是革命中的军事行动呢。（我操他奶奶，要我和县长或书记有程天民和县委书记那样的关系就好了。）望着村干部和那些黑鸦鸦的我的百姓们，我仍然振振有词：“我们目前的任务是打倒掌权的走资派，不是揪那些退下的走资派。我们不能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既然程天民知道把经卷藏起来，他就不会藏到让我们一下能找到的地方里。”我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把镇政府的政权夺过来。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程天民和程寺这些都是次要矛盾和支流，会随着主要矛盾的解决而解决。‘纲举目张’是啥意思？先推翻镇政府，再收拾程寺和那些虾兵蟹将，这就是‘纲举目张’的活学和活用。”那一天，就在往日早饭已经吃过时，我们从中节大院取下了德宗帝亲笔御书的“伊洛渊源”匾，慈禧太后亲笔御书的“希踪颜孟”匾，还有朱熹或杨时亲笔书写的“藏经楼”及前院中历代各朝为程颢、程颐或程寺写下的一堆匾额和招牌，在程寺门前焚香祭祖的那儿点火烧掉了，同时还砸了门前宋朝、明朝为程寺立下的两块建寺碑和清末时期哪位达官贵人送卧在寺前的两个石狮子，让这次革命的进攻以象征性的胜利宣告结束了。
3胜利取得
烧毁程寺的一批御匾和砸掉几块御碑的胜利后，听说王振海气得把饭碗摔在了镇政府的食堂里，这就让我们（我）达到预期目的了。我已经把他摔碗和破口大骂的时间、地点、证人全都记在了我一个本儿上（引蛇出洞）。我们破除迷信、惩治封建活动，改造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的觉悟，他为啥儿气得摔碗呢？他为啥儿敢骂不抓紧浇地饿死他们这些龟孙子！谁是龟孙？是我们这些革命者？我们是龟孙子，他不就成了封建老爷吗？如果说革命青年是龟孙的话，那我们甘愿就做这个龟孙子，就让他去当反革命的封建老爷吧！就让他充当以程寺和“二程理学”为代表的程岗封建阶级的最优秀、最权威的保护伞吧。鲁迅说，沉默也是一种反抗，也许是最好的反抗。对于王镇长和有些问题，我们不是不报，是时辰不到。时辰一到，自然会报。时辰一到，不报自报。因为我已经是名正言顺的程岗镇党委委员，我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列席程岗镇的党委会，已经有条件在每一次会议上把王镇长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我那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上了。到了初冬，种植小麦的时候，我已经在我的那个本上记了他72条反动言论。他说过“抓革命、促生产，不促生产如何革命呀”！（革命是首位，生产是属从，他这不是颠倒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是啥儿？不是唯生产力论是啥儿？）还说过：“女人是个宝，革命是个。”（这是最典型的反革命言论，可惜这话是镇上管宣传的李干事给我说的，这鸟人坚决不肯写证明、做证人。还为给我透了这些而后悔。有一天我当了镇长会给这李干事一点颜色看，让他后悔莫及哩。）王镇长还在一次三夏大忙动员会上对各大队的支书讲话时，把毛主席语录“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改为“没有一堆糊口的粮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那次会上，他喝了几口酒，就在一个叫赵秀玉的女支书面前（40余岁，长相极丑，简直不能和红梅同日而语），拉着人家的手说：“赵支书，你长得特别像我在部队当营长时我们二连长的老婆哩，你和她一样，敢作敢为，守口如瓶，在所有的大队干部中，我最信任你。”（他们是不是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呢？要有就好了！）依照乡村革命的规律，种上小麦之后，冬闲便来了，革命和爱情都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了。在这一年里，我以沉默和忍耐的态度坚持在王镇长的领导之下工作着。之所以我能坚持沉默着，是因为这一年我和红梅那重大的情爱工程不像我想的那么顺。我总是在开掘挖凿中碰到树根而误工。当挖到一百余米时，我还碰到了一层红僵土，好在那似土似石的地方只有几米长，我用二十七八个通宵把它打通了，若它有十米二十米的厚度咋办呢？我还能如期打通我们的爱情通道吗？更糟糕的，是我在计划工程时，没有计划地道的通风和排气功能，当挖至几十米深时，空气稀薄了，人就感到呼吸困难了。为此，我想了许多办法，买了一个小型鼓风机，可鼓风机需要交流电，村里又时常停电；想在哪挖一个通风口，可挖通风口虽然可行，但又失安全。最后我决定每隔十米左右，就用工程勘探的半月铲儿，由下向上挖一小碗或胳膊粗细一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上端必须都在哪家住户的院墙、屋墙的地基下。你们知道，豫西人的院墙、屋墙的地基都是由石头生砌而成，都高出地面一尺或几寸，把通风口挖在地基下，既不会被任何人有丝毫的觉察，又能从那些生砌的石头缝中把地面的空气输送到地道里。通过这一卓然有效的设计和实施，我坚信我不仅是天才的革命家，还是一个天才的地下工程师。我用我所学过的数学和物理，加上地面观测和在工程兵服役时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在我由下至上挖的17个四五米深的通风口中，有一个是挖在街上的碾盘下，一个挖在程寺门前的一棵枯柏的树洞里，另外15个，全在墙基下，有14个不偏不倚，只有一个稍有偏差，挖在了程桂芬家的院墙外，幸好那院墙外是一个柴禾垛。我把那个通风口用一块石头塞死废弃了，我相信那堆柴禾烧完时，主人发现那个黑洞会以为那是一个黄鼠狼窝或别的野兽洞，也许那些柴禾的枝枝叶叶会自然地把那洞口堵塞着。总而言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的庞大繁重的地下爱情工程已经挖了250多米了，再有十几米，到程天青家那半亩地的空闲后院下，我就该挖地下房屋了（真正的洞房哟），人身肉体急不可耐时，就可以和红梅到那洞房夫妻了，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那云山雾雨了，可以彼此赤裸裸，不带一丝针线地在那洞房行着事儿说笑和商议革命和工作的事宜了。我还没有告诉红梅说我对她情爱的重大行动和方案。有几次我们在野外快活着那样的事儿时，她吃惊地摸着我手上的茧子说：“爱军，你的手咋了？”那时候我差一点把这个秘密开天窗样泄给她，可我一犹豫，却又对她说：“我生就是劳动人民的命，随便干点活儿手就起茧子。”我想把地道挖到她家时才突然告诉她。我要让她那当儿望着我惊奇地瞪着眼，在某一天革命又有了巨大的成功之后，比如我当上了党委书记或镇长或县委委员时，让她万分惊奇地跟在我身后，一步一步走进地道里，摸着泥土，感叹我对她伟大的爱情和占有。我要她往地道深处走去时，边走边解衣扣儿，每走五步就如天女散花般把她的衣裳往地道丢一件，到了中间洞房处，正好脱得一件也不剩，赤裸条条地立在那。然后，我们就在那洞房的床上饿了吃，渴了饮，不饥不渴时就疯疯狂狂、云云雾雾那事儿。我们要一天疯狂八次那事儿，一次事儿云雨三个小时整。我要把一生对她肉身的饥渴都在她第一次走进洞里的三昼夜里吃喝掉，然后再在那里搂着她一口气睡上三天又三夜，七十二小时，睡醒了，精力充沛了，再和她一起走出地道投入火热的斗争、火热的革命、火热的人生里。（也许我在我们第一次走出洞时的路上还会若有所失地和她疯狂一次那事儿，会在洞口的光亮里再完成一次我的高潮和她的高潮儿。）可这一切都取决于我必须立刻把地道挖出来，把真正的洞房挖出来。我已经把洞房重新设计了。我要在洞房靠程天青的住屋地下四米的深处留下几方土，用那留下的长方形如坑样的地形做床儿，再把洞房内挖出二至三个通气口，一个在程天青的院墙地基下，另一个在他睡的后墙下或是床铺下。也许通过那床或后墙下的通风口我能听到程天青和他媳妇在床上有没有做事儿，还能听见疯了的程天青说些有关大队和镇上的情报和秘密（喂———喂———村之为战，人之为战———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能放空枪，不能放空枪）。可是，在我正准备挖设洞房时，有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发生了。种上小麦后，我在镇上召开的一个基层干部会上碰到了镇党委管文件和会议记录的田秘书。田秘书把我拉到会场一角神神秘秘说：“高支书，你哪儿得罪了王镇长？”我知道我哪儿都得罪了王镇长，可我说：“我哪敢得罪王镇长，我是王镇长路线的坚决拥护者。”田却说：“你再想一想，不得罪王镇长，上个月县委组织部要选拔一个县团委书记，你是三个人选中的第一个，可组织部派人到镇上一考查，王镇长咋会对人家说你华而不实，爱出风头，是地地道道的假革命。”我一下惊住了，立马把田从会场角拉到了会场外的男厕所。“王镇长还说我啥儿了？”田又到厕所外边看一眼“说你和夏红梅是一对革命小丑，如果有一天你们得志，才叫老百姓们哭天抹泪，才叫革命暗无天日哩。”我问：“组织部的同志说了啥？”田说：“组织部来的是一个副部长，他好像对你很失望。”我问：“现在团委书记谁当了？”田说：“听说最后由第二人选顶上了，是县丝绸厂的一个副厂长。”事实证明，革命不能对王振海心慈手软了，他已经阻碍了历史的前进和发展，已经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成为革命的敌人和绊脚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中国革命的国际原则，这也是高爱军参加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则。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用三天三夜的时间整了王镇长一份题为撕破程岗镇书记兼镇长王振海的丑恶嘴脸的揭发材料，统共28页，一万三千字，所以那材料的副题是———关于控诉王振海的万言书。大致摘要如下：一、关于王振海的反动言论二、关于王振海的男女关系问题三、关于王振海支持封建活动问题四、关于王振海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五、关于王振海“唯生产力论”的问题这份落款是程岗镇革命群众的揭发材料，我有意写了不少错字，又用左手复写三份，一份寄给县委，一份寄给县政府，第三份寄给了县委组织部。之后的日子里，我并不打听那材料寄到县上的回音和反映，而开始在程岗大队开展了农闲积肥运动，要求各家各户，在冬闲的日子里，每家都必须在门前屋后，用树叶、杂草积下三至五方农家肥，然后把肥料用泥糊起来，顶上留着灌水的槽，每十天半月都必须挑几担水灌入那槽，使那些草发酵腐烂，为来年春天小麦施肥作准备。我说过我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一次又证明了我果真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当那份万言材料如炮弹样从镇上的邮筒射往县里的第十六天，我又让红梅重新抄一遍，以“程岗镇革命干部”的名义又一式三份寄往县上的不同部门。又十天之后，我再让红梅用左手抄一遍，仍是一式三份的寄出去，这样一个冬闲下来，以不同的落款把那份材料（有时也改一改，换换大、小标题）统共寄出了9次27份，使县上的各部门和主要领导手里，都有了关于揭发王振海的万言书。终于，到来年春天时，县里派来了革命工作调查小组，组长居然是部队对地方实行军管（又名“三支两军”）留在县上工作的一个老团长。团长在镇公所工作了三天三夜，和每一个干部都谈了一次话（这是军队干部工作的老传统），从镇公所领着他的调查小组在程岗街上转了转，看着满街的积肥整整齐齐，一行一排。他用脚便把积肥上糊的盖泥踢开了，立马的，在那盖泥中发酵了一冬的草粪热暖暖、白淋淋、香喷喷的腐味便一下冲进了他和调查小组的每个人的鼻子里。当天，老团长走进了程岗大队部。“你叫高爱军？”“哎。”“你当过兵？”“首长是从我的名字里看出来的吧？”“我从来不以貌取人，不以名猜人。我看你们大队的积肥整齐划一，不当过兵的人不会这样要求老百姓。”我笑笑。他问：“你得过县里的‘革命急先锋’的称号是不是？”我又笑笑，很害羞的模样儿。“你对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怎样看？”我说：“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生产上不去，革命就容易让人看成是空话。生产上去了，革命的旗帜插在哪儿都飘扬。”老团长的眼睛亮起来，又一眨不眨地看着我。“高爱军，你实话说，关于你们镇王振海的万言材料是不是你写的？”我的眼睛睁大了。“啥儿万言材料？”他仍然冷冷盯着我。“真的不是你写的？”我说：“首长，你们调查没有？我到底写了啥？王镇长有错误，我对他确实有意见，比如他理论水平不高，比如他在讲话中爱骂人，还比如他对程岗大队的封建迷信活动迁就姑息，这些意见我以前对县上的人说过，不能因为我说过这些，有些事不经调查就得出结果。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团长朝我摆摆手，打住了我的话。“我在程岗镇三天谈话二十几个人，谁见我说话都紧张，只有你理直气壮，说话不打一个结巴。”说到这儿老团长突然停住了，突然转了话题问我道：“你今年二十几岁？”我说：“27。”
他说：“哦年轻哩，愿不愿调到镇政府里去工作？”我说：“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们的谈话就完了，前后用的时间走不了半里路。但在这仅能走半里路的功夫里，我的表现胜过一个有二十年工作经验的镇长和书记，胜过一个连长或营长，我处变不惊，对答如流，藏而不露，有理有据，给一个老团长留下了绝妙美好而又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样的人才他怎能不用呢？区区王振海他怎能挡住我的升迁，挡住历史的车轮吗？终于，我被任命为程岗镇的名副其实的第一副镇长。不消说，这是我革命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