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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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火车在大平原上跑，拉着长长的烟和长长的嘶鸣。已经是冬天，车窗外北风刮得凶，树和荒草东倒西摇，愈见荒凉了，愈感到离北京远了。土路上慢吞吞地走着一辆马车，赶车的抱着鞭子，下巴缩到领口里。马车上还坐着个孩子，两只手尽力往袖筒里插。
弯曲的土路通向远处一个村落。这会儿我想了一下家，想了一下母亲，也并没想得太久。
我心里盼着天黑，盼着一种诗境的降临。“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塞外的风吧；滚滚的延河水啦；一群青年人，姑娘和小伙子怎么怎么了吧；一条火龙般辉煌的列车，在深蓝色的夜的天地间飞走，等等。还有隐约而欢快的手风琴声，等等。想得呆，想得陶醉。
嗐，你正经得承认诗的作用，尤其是对十六、七岁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十六、七岁。
当然，发自心底想去插队的人是极少数。象我这么随潮流，而又怀了一堆空设的诗意去插队的就多些。更多数呢？其实都不想去，不得不去罢了；不得不去便情愿相信这事原是光荣壮烈的。其实能不去呢？还是不去。今天有不少人说，那时多少多少万知青“满怀豪情壮志”如何如何告别故乡，奔赴什么什么地方。感情常常影响了记忆。冷静下来便想起本不是那么回事。
延安对我确有吸引力。不过如果那时候说，也可以到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去插队，我想我的积极性会更高。我那时既不懂发愁，也不太去想什么前途，一切单凭兴趣，随潮流。
第一回听说“插队”这个词，是在六七年秋天。那年我十五岁。
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自愿去东北农村插队，户口也迁去，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不挣工资，挣工分，一辈子。
“光靠挣工分？”
“废话。”
“跟农民一样光挣工分？”
“多——新鲜！”或者：“多新——鲜！‘我问仲伟：”你去吗，要是你？”
“到时候再说。你呢？”
“去不了工厂再说。牛，你去吗？”
“不去！”金涛正满嘴嚼着江米条。
那时我们几个正在清华园里闲逛。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的伙食质量就下降，接近忆苦饭水平，我们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补养大军”经常浩浩荡荡光顾清华园里的食品店。大家都不阔，无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条，一毛一，一两粮票，或者一包炸排叉，价格同上。嘴里嘎吱嘎吱响亮地嚼，在清华园里逛。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碰上批斗会也听一会儿批斗会。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事后金涛就吹嘘，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或者差点要跟他握手，大伙就说：“牛！”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大伙还是说：“牛！”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要跟他握手。嘴里的东西嚼完了，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随便别在路边哪辆自行车的辐条上。
文化革命已经进行到费解又散漫的地步，我们都是逍遥派。我们几个既非红五类子弟又非黑五类出身，因而不是敌人，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这大约正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为此心里由衷的惭愧。何以解惭愧？惟有读马列的书。便认认真真地读了些马列经典，条条杠杠地在书上画，象过去背外语单词般地记住了很多。有机会与人就当下的什么事辩论起来，就知道那书没有白读，惭愧少了些，添之以骄傲。在辩论中取胜的方法有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自己观点合拍的马列的话；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对方观点类似的托洛斯基的话，考茨基、布哈林、杜林等人的话。
这就看谁功夫深了。只要你能不断大段大段地引出，对方必定就心虚害怕，旁观者也不由得站到你一边。
不过去插队之前，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千方百计找一本本“毒草”来读，当然得说是为了批判。再就是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我们学校在圆明园旁边。通常是和仲伟、李卓、金涛，我们四个，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道坝，小河很浅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可以摸到鲫鱼、黑鱼、小白鲢、泥鳅，有时还能抓到黄鳝。鱼都不大，主要为了玩。六八年秋夫，正是我们摸鱼的兴致高涨之际，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谁也别做梦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都得去插队，连大学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谁说的？”“多———新鲜！”“真的？蒙人是什么？”“孙子！”这有点让我失望，我满心盼望当了工人以后自己能有点钱，能买一双“回力”球鞋的——那是当时的中学生们最以为时髦的鞋，十块多钱一双，在当时算很贵。
“都去哪儿？”“全中国，哪儿都去。”
“都得去？”“不错，拍拍脑袋算一个。”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报名了？”母亲问我。
“报了。”
“去哪儿？”
“东北内蒙山西陕西云南，没准儿。”
母亲呆呆的。
“给我钱吧，我去买插队用的东西。”
我买了一只箱子，几身衣服，一顶皮帽子，终于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鞋。我妈也没说我。没想到这竟是个机会，我妈忽然慷慨起来，无论我想买什么，她都不再嫌贵，痛痛快快地掏钱。
好像一夜之间我成了大人，让你觉得单为这个去插队也值得。我醉心于整理行装，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反复地码来码去。有机会我就对人说：“我要走了，插队去，八成近不了。”
我妈开始叹气，开始暗暗地落泪。好多成年人对此也都叹气，或流露出叹气般的表情。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叹气，手里摇着箱子钥匙，端详着那只箱子作沉思状，觉得那样才更不象个孩子了，才更象要出远门去的样子。后来定了去延安。我妈一天说好几回“毕竟那是老区”眼泪少了些。我却盼着走，盼着“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盼着“在那青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以后呢？管那么多跟老娘们儿似的！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
四
火车在大平原上跑，拉着长长的烟和长长的嘶鸣。已经是冬天，车窗外北风刮得凶，树和荒草东倒西摇，愈见荒凉了，愈感到离北京远了。土路上慢吞吞地走着一辆马车，赶车的抱着鞭子，下巴缩到领口里。马车上还坐着个孩子，两只手尽力往袖筒里插。
弯曲的土路通向远处一个村落。这会儿我想了一下家，想了一下母亲，也并没想得太久。
我心里盼着天黑，盼着一种诗境的降临。“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塞外的风吧；滚滚的延河水啦；一群青年人，姑娘和小伙子怎么怎么了吧；一条火龙般辉煌的列车，在深蓝色的夜的天地间飞走，等等。还有隐约而欢快的手风琴声，等等。想得呆，想得陶醉。
嗐，你正经得承认诗的作用，尤其是对十六、七岁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十六、七岁。
当然，发自心底想去插队的人是极少数。象我这么随潮流，而又怀了一堆空设的诗意去插队的就多些。更多数呢？其实都不想去，不得不去罢了；不得不去便情愿相信这事原是光荣壮烈的。其实能不去呢？还是不去。今天有不少人说，那时多少多少万知青“满怀豪情壮志”如何如何告别故乡，奔赴什么什么地方。感情常常影响了记忆。冷静下来便想起本不是那么回事。
延安对我确有吸引力。不过如果那时候说，也可以到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去插队，我想我的积极性会更高。我那时既不懂发愁，也不太去想什么前途，一切单凭兴趣，随潮流。
第一回听说“插队”这个词，是在六七年秋天。那年我十五岁。
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自愿去东北农村插队，户口也迁去，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不挣工资，挣工分，一辈子。
“光靠挣工分？”
“废话。”
“跟农民一样光挣工分？”
“多——新鲜！”或者：“多新——鲜！‘我问仲伟：”你去吗，要是你？”
“到时候再说。你呢？”
“去不了工厂再说。牛，你去吗？”
“不去！”金涛正满嘴嚼着江米条。
那时我们几个正在清华园里闲逛。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的伙食质量就下降，接近忆苦饭水平，我们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补养大军”经常浩浩荡荡光顾清华园里的食品店。大家都不阔，无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条，一毛一，一两粮票，或者一包炸排叉，价格同上。嘴里嘎吱嘎吱响亮地嚼，在清华园里逛。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碰上批斗会也听一会儿批斗会。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事后金涛就吹嘘，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或者差点要跟他握手，大伙就说：“牛！”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大伙还是说：“牛！”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要跟他握手。嘴里的东西嚼完了，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随便别在路边哪辆自行车的辐条上。
文化革命已经进行到费解又散漫的地步，我们都是逍遥派。我们几个既非红五类子弟又非黑五类出身，因而不是敌人，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这大约正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为此心里由衷的惭愧。何以解惭愧？惟有读马列的书。便认认真真地读了些马列经典，条条杠杠地在书上画，象过去背外语单词般地记住了很多。有机会与人就当下的什么事辩论起来，就知道那书没有白读，惭愧少了些，添之以骄傲。在辩论中取胜的方法有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自己观点合拍的马列的话；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对方观点类似的托洛斯基的话，考茨基、布哈林、杜林等人的话。
这就看谁功夫深了。只要你能不断大段大段地引出，对方必定就心虚害怕，旁观者也不由得站到你一边。
不过去插队之前，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千方百计找一本本“毒草”来读，当然得说是为了批判。再就是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我们学校在圆明园旁边。通常是和仲伟、李卓、金涛，我们四个，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道坝，小河很浅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可以摸到鲫鱼、黑鱼、小白鲢、泥鳅，有时还能抓到黄鳝。鱼都不大，主要为了玩。六八年秋夫，正是我们摸鱼的兴致高涨之际，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谁也别做梦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都得去插队，连大学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谁说的？”“多———新鲜！”“真的？蒙人是什么？”“孙子！”这有点让我失望，我满心盼望当了工人以后自己能有点钱，能买一双“回力”球鞋的——那是当时的中学生们最以为时髦的鞋，十块多钱一双，在当时算很贵。
“都去哪儿？”“全中国，哪儿都去。”
“都得去？”“不错，拍拍脑袋算一个。”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报名了？”母亲问我。
“报了。”
“去哪儿？”
“东北内蒙山西陕西云南，没准儿。”
母亲呆呆的。
“给我钱吧，我去买插队用的东西。”
我买了一只箱子，几身衣服，一顶皮帽子，终于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鞋。我妈也没说我。没想到这竟是个机会，我妈忽然慷慨起来，无论我想买什么，她都不再嫌贵，痛痛快快地掏钱。
好像一夜之间我成了大人，让你觉得单为这个去插队也值得。我醉心于整理行装，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反复地码来码去。有机会我就对人说：“我要走了，插队去，八成近不了。”
我妈开始叹气，开始暗暗地落泪。好多成年人对此也都叹气，或流露出叹气般的表情。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叹气，手里摇着箱子钥匙，端详着那只箱子作沉思状，觉得那样才更不象个孩子了，才更象要出远门去的样子。后来定了去延安。我妈一天说好几回“毕竟那是老区”眼泪少了些。我却盼着走，盼着“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盼着“在那青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以后呢？管那么多跟老娘们儿似的！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