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除夕夜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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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大年刚过，正月十五元宵节就到了。我不由轻叹！年就这样又过去了。
来到城市里的这些年，工作比较顺利，生活也轻松了许多，感觉日子过的飞快，一年又一年时光催的人心里直发慌。每一天就好像是挂在客厅墙壁上哪个钟表盘里的秒针，滴答、滴答不停地响着；分针也在秒针的催促中，不知不觉一圈又一圈地转动。从早上出门到傍晚下班回家，在一天忙忙碌碌繁杂的事情中，时针总是从开始的位置又转回到原位。似这样周而往始，时光飞逝，日月如梭，似乎连过年也觉着没有了什么滋味。
年是一种期盼，既是目标和终点又是新的开始；同时也是生活、情感的积累和释放。如果年缺少了生活的期盼和情感的释放，仅仅剩下了传统和习惯；或者仅是一个时光飞渡的纪念符号，自然就像一盘菜少放盐感觉淡了些。夜晚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不由想起了小时候在农村过年的一些往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农村实行生产队统一管理。大人们每天上工参加生产队安排的农活，男子壮劳力干一天记十分，算一个工。到年底全队统一核算，确定出工值，然后乘上每家所有人员所挣工分，扣除队上分给每家的粮食、油料、棉花等物品价值，就是全家一年所得。在我们那里叫分红。
分红的日子一般都是在农历腊月除夕的晚上。那时过除夕夜没有电视，更没有春晚；可有的是一年的期盼和忧愁，有的是女人们到深夜还做不完的针线，有的是男人喝不够的烧酒。
每年除夕哪天是生产队最忙活的一天。中午，队里要组织每家每户的大人小孩吃忆苦饭。所谓吃忆苦饭就是三块大石头架起一口大锅，熬上半锅没有一点油花的菜汤，蒸上几笼粗糠饼子，拌着喇叭里不停播放的“天上布满星，地上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那如诉如泣、悲愤愁肠的歌声，每人舀上半碗汤，领上一两个酥的掉渣的饼子，这就算是吃过了忆苦饭。意思是提醒人们在高高兴兴过年的时候，不要忘记解放前的苦难生活。至于有人回家吃不吃，反正我是咽不下去，每次大都是把领回的糠饼子和菜汤倒进了猪槽，喂了猪。
那时候，父亲是村干部爱张罗事，母亲为人热情厚道；所以每年生产队分红都在我家里进行。吃过晚饭，母亲早早地把炕边的煤炉捅开让炉火燃的红红的，不一会屋里就暖烘烘的。我爬在炕沿，看着不时到来的每家每户主事的人，听着他们之间的各种议论和生产队会计噼哩叭啦的算盘声，感觉除夕夜里我们家是最热闹的，心里特别高兴。
每年分红，我发现一般来得早的人，都是家里孩子大、劳力多、全家挣工分多，能分上钱的户。他们和会计核对完帐目后，脸上带着一年收获的微笑和轻松，手里拿到了所分到的钱，少则一百多则二三百，主动和在场的人搭讪，有的还说上几句寒暄的暖心话。“唉！老哥，你们家孩子小，过年用的着钱可说话啊。”然后就带着一年的辛苦和喜悦早早地回家准备去了。
而来得稍晚的往往是家里老人小孩多、挣工分少的人家。他们所谓来分红，实际上是来和队上对帐，看干了一年欠队里多少债，心里好有个底。当然每年的情况往往不一样，有的通过念帐，出乎自己以外分上个三头二十。今年比去年强，心里平衡高兴，唠上几句家长里短也就早早回家了。有的通过对帐，知道了欠队里多少钱。其实他们心里大概也有个数，心里虽然惆怅，脸上也不愿意表露出来，毕竟是过年吗，大家见面都自觉地图个高兴和吉利，谁也不愿意说不高兴的话，坐上一小会也就早早地回家了。
来得最后一个是我远房二大伯，那时他有五十来岁。他们家大概是全队最困难的户了。家里有两个老人岁数大了需要照顾，我那二婶子常年半病十痨、身体不好又不能下地干活，加上结婚晚四个孩子最大的才十六岁，全家仅靠二大伯一个人挣工分。所以每年年底分红，二大伯都得欠下生产队三百来元。但二大伯是个能沉的住气的人，也是个十分要强得人。每年分红他之所以最后一个来，目的是不愿意让乡亲们看着他为难。在那个年代里，谁家的日子过的不是紧巴巴的，他不愿意欠别人家的人情。但是每年分红再晚他也一定要来，来对完帐后给生产队打欠条。
一般情况下，每当二大伯到来时分红也就要结束了。这时父亲总是爱招呼母亲炒上个醋熘白菜、炒一盘鸡蛋、切上一盘过年准备的猪头肉，盛上一盘煮黄豆，拿出两瓶地瓜烧，邀上二大伯和队上几个管事的干部喝上半宿。至于他们喝酒说些什么、何时散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那时我早已进入了期盼大年初一吃完饺子，穿上新衣服拜年的梦香。
后来，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二大伯家的两个孩子也渐渐大了，日子也渐渐地好了起来。他们家每年欠生产队的钱也都还清了。一九七九年我考上了大学，临走前去看二大伯，他非得给我六十元钱，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急了说：“这是还你爹的钱，你去外地城市上学花销大，不攀在咱村里”回到家中我不解地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告诉我说：“那几年你二大伯家生活极其困难，每年除夕队里分红、喝完酒，你爹都给你二大伯二十块钱，大概是为这。”我听了也没有再说别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回老家的次数也少了。听母亲说二大伯已经去世三年多了。可每到过年就很容易想起小时候在老家除夕夜里分红的情景。那是一个期盼、快乐、忧愁、无奈交织在一起的年代。想起来感觉那时候过年更有意思，也许是因为我那时候是一个对生活和情感无知的孩子。
正月初一大年刚过，正月十五元宵节就到了。我不由轻叹！年就这样又过去了。
来到城市里的这些年，工作比较顺利，生活也轻松了许多，感觉日子过的飞快，一年又一年时光催的人心里直发慌。每一天就好像是挂在客厅墙壁上哪个钟表盘里的秒针，滴答、滴答不停地响着；分针也在秒针的催促中，不知不觉一圈又一圈地转动。从早上出门到傍晚下班回家，在一天忙忙碌碌繁杂的事情中，时针总是从开始的位置又转回到原位。似这样周而往始，时光飞逝，日月如梭，似乎连过年也觉着没有了什么滋味。
年是一种期盼，既是目标和终点又是新的开始；同时也是生活、情感的积累和释放。如果年缺少了生活的期盼和情感的释放，仅仅剩下了传统和习惯；或者仅是一个时光飞渡的纪念符号，自然就像一盘菜少放盐感觉淡了些。夜晚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不由想起了小时候在农村过年的一些往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农村实行生产队统一管理。大人们每天上工参加生产队安排的农活，男子壮劳力干一天记十分，算一个工。到年底全队统一核算，确定出工值，然后乘上每家所有人员所挣工分，扣除队上分给每家的粮食、油料、棉花等物品价值，就是全家一年所得。在我们那里叫分红。
分红的日子一般都是在农历腊月除夕的晚上。那时过除夕夜没有电视，更没有春晚；可有的是一年的期盼和忧愁，有的是女人们到深夜还做不完的针线，有的是男人喝不够的烧酒。
每年除夕哪天是生产队最忙活的一天。中午，队里要组织每家每户的大人小孩吃忆苦饭。所谓吃忆苦饭就是三块大石头架起一口大锅，熬上半锅没有一点油花的菜汤，蒸上几笼粗糠饼子，拌着喇叭里不停播放的“天上布满星，地上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那如诉如泣、悲愤愁肠的歌声，每人舀上半碗汤，领上一两个酥的掉渣的饼子，这就算是吃过了忆苦饭。意思是提醒人们在高高兴兴过年的时候，不要忘记解放前的苦难生活。至于有人回家吃不吃，反正我是咽不下去，每次大都是把领回的糠饼子和菜汤倒进了猪槽，喂了猪。
那时候，父亲是村干部爱张罗事，母亲为人热情厚道；所以每年生产队分红都在我家里进行。吃过晚饭，母亲早早地把炕边的煤炉捅开让炉火燃的红红的，不一会屋里就暖烘烘的。我爬在炕沿，看着不时到来的每家每户主事的人，听着他们之间的各种议论和生产队会计噼哩叭啦的算盘声，感觉除夕夜里我们家是最热闹的，心里特别高兴。
每年分红，我发现一般来得早的人，都是家里孩子大、劳力多、全家挣工分多，能分上钱的户。他们和会计核对完帐目后，脸上带着一年收获的微笑和轻松，手里拿到了所分到的钱，少则一百多则二三百，主动和在场的人搭讪，有的还说上几句寒暄的暖心话。“唉！老哥，你们家孩子小，过年用的着钱可说话啊。”然后就带着一年的辛苦和喜悦早早地回家准备去了。
而来得稍晚的往往是家里老人小孩多、挣工分少的人家。他们所谓来分红，实际上是来和队上对帐，看干了一年欠队里多少债，心里好有个底。当然每年的情况往往不一样，有的通过念帐，出乎自己以外分上个三头二十。今年比去年强，心里平衡高兴，唠上几句家长里短也就早早回家了。有的通过对帐，知道了欠队里多少钱。其实他们心里大概也有个数，心里虽然惆怅，脸上也不愿意表露出来，毕竟是过年吗，大家见面都自觉地图个高兴和吉利，谁也不愿意说不高兴的话，坐上一小会也就早早地回家了。
来得最后一个是我远房二大伯，那时他有五十来岁。他们家大概是全队最困难的户了。家里有两个老人岁数大了需要照顾，我那二婶子常年半病十痨、身体不好又不能下地干活，加上结婚晚四个孩子最大的才十六岁，全家仅靠二大伯一个人挣工分。所以每年年底分红，二大伯都得欠下生产队三百来元。但二大伯是个能沉的住气的人，也是个十分要强得人。每年分红他之所以最后一个来，目的是不愿意让乡亲们看着他为难。在那个年代里，谁家的日子过的不是紧巴巴的，他不愿意欠别人家的人情。但是每年分红再晚他也一定要来，来对完帐后给生产队打欠条。
一般情况下，每当二大伯到来时分红也就要结束了。这时父亲总是爱招呼母亲炒上个醋熘白菜、炒一盘鸡蛋、切上一盘过年准备的猪头肉，盛上一盘煮黄豆，拿出两瓶地瓜烧，邀上二大伯和队上几个管事的干部喝上半宿。至于他们喝酒说些什么、何时散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那时我早已进入了期盼大年初一吃完饺子，穿上新衣服拜年的梦香。
后来，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二大伯家的两个孩子也渐渐大了，日子也渐渐地好了起来。他们家每年欠生产队的钱也都还清了。一九七九年我考上了大学，临走前去看二大伯，他非得给我六十元钱，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急了说：“这是还你爹的钱，你去外地城市上学花销大，不攀在咱村里”回到家中我不解地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告诉我说：“那几年你二大伯家生活极其困难，每年除夕队里分红、喝完酒，你爹都给你二大伯二十块钱，大概是为这。”我听了也没有再说别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回老家的次数也少了。听母亲说二大伯已经去世三年多了。可每到过年就很容易想起小时候在老家除夕夜里分红的情景。那是一个期盼、快乐、忧愁、无奈交织在一起的年代。想起来感觉那时候过年更有意思，也许是因为我那时候是一个对生活和情感无知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