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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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婆是外公的妹妹。外公兄弟三人,就这么个妹妹。
姑婆属羊,出生于1907年。
像所有的她那个年纪的女子一样,姑婆几乎刚刚学会了走路,就被缠了小脚。
幸好有了“五四”运动。正在上海上大学的外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之后,回到家乡头一件事,就在姑婆身上来一次反封建。
首先,他鼓动妹妹把缠得紧紧的脚给放了;接着,就动员她去柳市上女学堂(这个女学堂正是因为五四运动而创办的)。从此,我那十三岁的姑婆,穿上了宽松的布鞋,蹒跚在郑家湾到柳市的河岸路上。
姑婆转眼就到了十八岁。她的智商平平,但是读书用功,她提着毛笔,一笔一划做她的算术,一笔一划做她的作文。
姑婆的相貌也属平平,我外公就比她漂亮多了。可是她健康、红润,健康红润的妙龄少女,自有她独特的魅力。
那时候乐清一带读书的男孩不少,而女学生实在是凤毛麟角。
离郑家湾(我已经习惯于用小说中的村名取代那实际的、却冷僻得打不出字的村名)十余里的高岙村,有个和姑婆同年的男孩叫高梦武,这家伙十分聪明,才十八岁就在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了。
媒人牵线,家长参与,这两个十八岁的孩子认识,并且订婚了。从此,大学生高梦武千方百计找机会从上海回家,一次又一次往柳市女学堂跑。
十九岁的夏季,姑婆小学毕业。高家提出要在这个暑假给他们成亲。我外公说:天气太热,诸多不便,待年底放寒假吧。
高梦武说:寒假我没空,上海有很多事等我去做呢!
外公让步了,于是两个年轻人在1926年的大热天里,热气腾腾地拜了堂。
第二年,姑婆生下个儿子,取名阿东。梦武有个不曾生育的二嫂视阿东为己出,两个善良的女人同吃同住,共同抚育着高家的这个宝贝。
也许是上海的花花世界让人眼花缭乱,也许是向上的台阶需要某种铺垫,大学毕业的高梦武越来越不满意自己的婚姻,他借口忙,在有了儿子后就一直不回家。
阿东两岁半的时候,在高家二老爹娘的敦促下,高梦武才勉强回到了高岙。
一家三口头一次一块儿睡到那张婚床上。孩子认生,见了陌生的父亲啼哭不止,姑婆怎么哄也哄不好。高梦武生气了,说:
“把他抱到二嫂那边去。”
姑婆把儿子抱到妯娌屋里,自己就要回头,可是阿东抱住娘不放,姑婆叹了口气,就在妯娌的床上躺下,心想哄他睡着了再去陪丈夫,可是受惊的儿子警惕得很,一直到天朦朦亮才抽抽噎噎地睡去。
高梦武独守空床,烦躁和恼怒加强了他休妻的决心,等姑婆好不容易回到他身边,他就说:
“我们离婚吧!”
姑婆不哭,不闹,也不吭气;好象这本是她意料中的事。但是她并不马上答复,因为她被儿子的问题困扰着。
高梦武回到上海,频频来信催逼离婚,姑婆只是不理不睬。这么拖了差不多一年,高家的老子来到郑家湾来找我外公,外公考虑再三,就把姑婆叫回娘家,问她到底打什么主意,姑婆终于开口道:
“离就离吧,反正他从来不顾家,离不离婚一个样。”
外公接着问她要不要孩子,姑婆的回答让外公吃了一惊:
“高家的人不要我了,我还要高家的人干什么?”
外公说:“有儿子做伴,你不感寂寞些,老了也有靠。”
姑婆说:“是我的儿子,他将来会来认我;不是我的儿子,我带大了也白搭。”
1930年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日子里,一条小船将被遗弃的姑婆接回了郑家湾,从而开创了郑氏女子被休的纪录。
这年年底,高梦武在上海另娶名门闺秀,不久就擢升为什么“亚洲司司长”替日本人做事。一直到上海解放前夕,高梦武携眷逃往美国。
外公知道了这件事,对姑婆道:
“幸亏你和姓高的离了婚,不然你就是汉奸老婆了。”
姑婆并不接腔。
姑婆回到郑家湾就一直带孩子。我妈这辈的侄儿侄女十四个;我这辈的侄孙侄孙女五十多个;我儿子这辈的侄曾孙侄曾孙女儿们一百多个;这些下辈或家庭经济、地位不同,或智愚、美丑各异,姑婆完全一视同仁,从来没有宠爱过谁,也从来没有对谁加以白眼。
1956年,姑婆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信中的两句话我看过之后永记不忘:
“我不要那个汉奸爸爸,我要你这个勤劳朴实的妈妈。”署名当然是她的儿子,当时这位儿子已是我国一家大报的副总编辑。
从此,这位副总编辑常常来信,月月寄钱;于是姑婆又提起那久违了的毛笔,一笔一划地给儿子写回信。
然而她仍旧一如既往地带着亲戚家的孩子。
1990年,八十三岁高龄的姑婆被医生宣判得了乳腺癌,这是她们这种命运女人的常见病。妈妈和姨妈们悄悄地给她准备后事,姑婆自己竟浑然不觉。
同年下半年,美籍华人高梦武回到了上海,提出要见见阔别六十年的前妻。上海政协和乐清政协派人到郑家湾来征求姑婆的意见。
“不见。”姑婆平静地回答。
“人家是大富豪呢,很有影响的。”上海来人说。
“不见。”姑婆决绝地说。
上海来人指着姑婆周围的侄孙们说:“你老人家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这些孙辈想想,如今有的人想出国不择手段,现在你放着这么硬的靠山”
“我的侄孙辈们不想用这种方法出国。”姑婆说着就起身送客。
1994年夏天,八十七岁的姑婆在郑家湾我妈妈的卧室里寿终正寝。临终前一个星期,她的阿东儿子,我妈我舅舅,我姨妈我堂舅等十余个离、退休干部轮流守在她床边,五十余个侄孙辈百来个曾侄孙辈穿梭般地来往看望她。姑婆脑子清清爽爽身子也清清爽爽,甚至没有喊一声疼就溘然长逝。
母亲给我打电话说:
“姑婆死得真好。”
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郑家湾的子孙愿意去看那个美籍老头,当然更没有人希望通过那种关系出国。
这或许就是郑家湾式的骨气!
姑婆是外公的妹妹。外公兄弟三人,就这么个妹妹。
姑婆属羊,出生于1907年。
像所有的她那个年纪的女子一样,姑婆几乎刚刚学会了走路,就被缠了小脚。
幸好有了“五四”运动。正在上海上大学的外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之后,回到家乡头一件事,就在姑婆身上来一次反封建。
首先,他鼓动妹妹把缠得紧紧的脚给放了;接着,就动员她去柳市上女学堂(这个女学堂正是因为五四运动而创办的)。从此,我那十三岁的姑婆,穿上了宽松的布鞋,蹒跚在郑家湾到柳市的河岸路上。
姑婆转眼就到了十八岁。她的智商平平,但是读书用功,她提着毛笔,一笔一划做她的算术,一笔一划做她的作文。
姑婆的相貌也属平平,我外公就比她漂亮多了。可是她健康、红润,健康红润的妙龄少女,自有她独特的魅力。
那时候乐清一带读书的男孩不少,而女学生实在是凤毛麟角。
离郑家湾(我已经习惯于用小说中的村名取代那实际的、却冷僻得打不出字的村名)十余里的高岙村,有个和姑婆同年的男孩叫高梦武,这家伙十分聪明,才十八岁就在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了。
媒人牵线,家长参与,这两个十八岁的孩子认识,并且订婚了。从此,大学生高梦武千方百计找机会从上海回家,一次又一次往柳市女学堂跑。
十九岁的夏季,姑婆小学毕业。高家提出要在这个暑假给他们成亲。我外公说:天气太热,诸多不便,待年底放寒假吧。
高梦武说:寒假我没空,上海有很多事等我去做呢!
外公让步了,于是两个年轻人在1926年的大热天里,热气腾腾地拜了堂。
第二年,姑婆生下个儿子,取名阿东。梦武有个不曾生育的二嫂视阿东为己出,两个善良的女人同吃同住,共同抚育着高家的这个宝贝。
也许是上海的花花世界让人眼花缭乱,也许是向上的台阶需要某种铺垫,大学毕业的高梦武越来越不满意自己的婚姻,他借口忙,在有了儿子后就一直不回家。
阿东两岁半的时候,在高家二老爹娘的敦促下,高梦武才勉强回到了高岙。
一家三口头一次一块儿睡到那张婚床上。孩子认生,见了陌生的父亲啼哭不止,姑婆怎么哄也哄不好。高梦武生气了,说:
“把他抱到二嫂那边去。”
姑婆把儿子抱到妯娌屋里,自己就要回头,可是阿东抱住娘不放,姑婆叹了口气,就在妯娌的床上躺下,心想哄他睡着了再去陪丈夫,可是受惊的儿子警惕得很,一直到天朦朦亮才抽抽噎噎地睡去。
高梦武独守空床,烦躁和恼怒加强了他休妻的决心,等姑婆好不容易回到他身边,他就说:
“我们离婚吧!”
姑婆不哭,不闹,也不吭气;好象这本是她意料中的事。但是她并不马上答复,因为她被儿子的问题困扰着。
高梦武回到上海,频频来信催逼离婚,姑婆只是不理不睬。这么拖了差不多一年,高家的老子来到郑家湾来找我外公,外公考虑再三,就把姑婆叫回娘家,问她到底打什么主意,姑婆终于开口道:
“离就离吧,反正他从来不顾家,离不离婚一个样。”
外公接着问她要不要孩子,姑婆的回答让外公吃了一惊:
“高家的人不要我了,我还要高家的人干什么?”
外公说:“有儿子做伴,你不感寂寞些,老了也有靠。”
姑婆说:“是我的儿子,他将来会来认我;不是我的儿子,我带大了也白搭。”
1930年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日子里,一条小船将被遗弃的姑婆接回了郑家湾,从而开创了郑氏女子被休的纪录。
这年年底,高梦武在上海另娶名门闺秀,不久就擢升为什么“亚洲司司长”替日本人做事。一直到上海解放前夕,高梦武携眷逃往美国。
外公知道了这件事,对姑婆道:
“幸亏你和姓高的离了婚,不然你就是汉奸老婆了。”
姑婆并不接腔。
姑婆回到郑家湾就一直带孩子。我妈这辈的侄儿侄女十四个;我这辈的侄孙侄孙女五十多个;我儿子这辈的侄曾孙侄曾孙女儿们一百多个;这些下辈或家庭经济、地位不同,或智愚、美丑各异,姑婆完全一视同仁,从来没有宠爱过谁,也从来没有对谁加以白眼。
1956年,姑婆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信中的两句话我看过之后永记不忘:
“我不要那个汉奸爸爸,我要你这个勤劳朴实的妈妈。”署名当然是她的儿子,当时这位儿子已是我国一家大报的副总编辑。
从此,这位副总编辑常常来信,月月寄钱;于是姑婆又提起那久违了的毛笔,一笔一划地给儿子写回信。
然而她仍旧一如既往地带着亲戚家的孩子。
1990年,八十三岁高龄的姑婆被医生宣判得了乳腺癌,这是她们这种命运女人的常见病。妈妈和姨妈们悄悄地给她准备后事,姑婆自己竟浑然不觉。
同年下半年,美籍华人高梦武回到了上海,提出要见见阔别六十年的前妻。上海政协和乐清政协派人到郑家湾来征求姑婆的意见。
“不见。”姑婆平静地回答。
“人家是大富豪呢,很有影响的。”上海来人说。
“不见。”姑婆决绝地说。
上海来人指着姑婆周围的侄孙们说:“你老人家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这些孙辈想想,如今有的人想出国不择手段,现在你放着这么硬的靠山”
“我的侄孙辈们不想用这种方法出国。”姑婆说着就起身送客。
1994年夏天,八十七岁的姑婆在郑家湾我妈妈的卧室里寿终正寝。临终前一个星期,她的阿东儿子,我妈我舅舅,我姨妈我堂舅等十余个离、退休干部轮流守在她床边,五十余个侄孙辈百来个曾侄孙辈穿梭般地来往看望她。姑婆脑子清清爽爽身子也清清爽爽,甚至没有喊一声疼就溘然长逝。
母亲给我打电话说:
“姑婆死得真好。”
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郑家湾的子孙愿意去看那个美籍老头,当然更没有人希望通过那种关系出国。
这或许就是郑家湾式的骨气!